2022年以来，以欧美各国为首的世界主要国家都没能有效遏制这一轮通货膨胀。为什么如此艰难呢？
最为关键的一点是，50多年以来各国中央银行不断开发和完善的通货膨胀对策，难以应对此次通货膨胀。
欧美中央银行迄今为止的通货膨胀对策就是提高政策利率，这一手段对于需求冲击，也就是需求过剩引发的通货膨胀最为有效。这是由于解决需求引发通货膨胀的政策重心就是降低人们对于通货膨胀的预期。
现在全球所面临的是疫情后带来的供给不足引发的通货膨胀，是中央银行、国际组织以及专家学者从未想到的新型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正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活。
国际清算银行总裁奥古斯汀·卡斯滕斯曾经指出，中央银行的经济学家对于供给不足引发的通货膨胀研究不足，目前还处于“黑箱状态”。这个发言暗示，这次的通货膨胀是中央银行之前积累的知识和经验所无法应对的，标志着他们正在探索征服新型通货膨胀的方式或方法。
不能也不可能治愈的疫情“后遗症”
带来供给不足的是疫情后的3个后遗症。由于居家，人们被迫将消费对象从服务转向了货物，虽然经济进入重启状态，但服务消费还不可能恢复到疫情前水平，因此出现了长期形成的服务经济化的突然逆转。与如此快速的需求转移相比，劳动与资本在产业间的流动是缓慢和迟滞的，货物的供给不足成为必然。
另一方面，不少劳动者因疫情而离开了工作岗位，之后再也没有回到原岗位。有人认为他们迟早会回到工作岗位，但事实并非如此。劳动力短缺已经给供给侧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影响。
还有就是疫情暴发和俄乌冲突加速了企业逆全球化步伐。即使全球所有国家全部进入经济重启阶段，国际贸易也难以恢复到疫情前水平。经济全球化是通过构建全球性供应网络来实现成本最小化，这曾经是带来全球性低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现在经济全球化出现了逆转。企业的生产经营降速，正在用成本上升的代价换取生产体系的安全和稳定。
消费者、劳动者和生产者三者的行为变异，给供给侧造成了很大危害，这是本次高通货膨胀产生的根本原因，也是本书迄今为止所证实的现象。
中央银行一直在钻研和完善作用于需求侧的抑制通货膨胀的智慧和方式，遗憾的是，它们没有办法解决供给侧引发的通货膨胀，这是因为中央银行不能改变人们的消费趋势，也不能将离岗的劳动者赶回工作岗位，更不能加速经济全球化进程。
人们的行为变异是自身选择的结果，并不是受到了谁的命令。虽说称为“后遗症”，实际这是着眼于经济问题时的一种措辞。基于自身意志为了更好生活而形成的行为本身，是不能治愈或被否定的，也不应该治愈或被否定。
狗尾续貂的货币紧缩政策
不能盲目地治疗后遗症，也就是不能制止供给侧发生的这些变化，那么应该怎么办才好呢？要抑制通货膨胀，就要实现供给和需求的均衡，由于没有作用于供给侧的手段，那就只能在需求方面做文章，因此，世界各国中央银行正在做的还是货币紧缩政策。
所谓货币紧缩，就是提高利率和减少货币供应量以消除过度的需求。暂且不理会减少的供给，降低过度需求使之与减少的供给相等，这就是当前欧美中央银行的思路，等在前面的就是缩小均衡。因此，在这个过程中GDP下降是不可避免的，无论如何都会陷入衰退，失业率提升。这样就会放缓工资上升的势头，最终控制物价上涨。
许多民间经济学家以及市场相关人士认为，中央银行本来就善于为需求降温，“如果在实现物价稳定并在还没有引发经济衰退”之前停止加息，是否可以避免经济衰退呢？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直言，“很难实现经济的软着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迄今还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
暂且搁置能否避免经济衰退的问题，当前的最大问题还是将利率提高到什么程度才能抑制当前的通货膨胀。
教给我们制定理想利率的“泰勒规则”
中央银行是如何正确制定利率的呢？实际上有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就是1993年约翰·泰勒教授所提出的“ 泰勒规则”。
具体就是根据当下的通货膨胀率和GDP 状况，确定为实现理想通货膨胀率（通货膨胀的目标值）所需要的利率水平，这是包括日本银行在内的世界各国中央银行运作货币政策的主要依据。
运用泰勒规则，可以计算出过去的理想利率水平，通过与现实利率水平比较，验证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是否合理。图5-1 描绘了美联储可以控制的联邦基金利率（FF 利率）和运用泰勒规则计算得出的理想利率变动轨迹。从图5-1 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过去的利率调整基本是按照泰勒规则进行的。
泰勒规则的局限性
从图5-1可以发现，2020年以后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与基于泰勒规则计算的理想利率出现了很大背离。
2020年春季以来，美国伴随疫情带来的景气恶化出现了物价水平下降态势，当时根据泰勒规则计算的理想利率水平为-5%。尽管到目前为止包括日本在内的几个国家采取了负利率政策，但没有一个国家将负利率降到如此低的程度。这是由于在泰勒规则计算理想利率公式中，没有加入“难以实施负利率”这个限定条件，所以泰勒规则所提示的利率水平也就没有区分正利率和负利率。由于当时美联储认为负利率存在很大的副作用，尤其是当时认为疫情引发的经济萧条应该是暂时性的，最后美联储只将联邦基金利率降至零而没有实施负利率。
之后，随着通货膨胀率上升，按照泰勒规则美联储需要大幅度提息。但美联储也没有立即提高利率，最初的升息开始于2022年3 月，目标是年内5次提息，到2022年9月末诱导联邦基金利率达到3%~3.25%。
美国制定货币政策的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预测，到2022年年末联邦基金利率将达到4.4%（实际为4.25%~4.50%）。如果这样的话，2022年内提息将超过4个百分点。这是近年来从未有过的节奏。即使如此，仍然远远低于泰勒规则所指示的6%的利率水平。
泰勒规则是以过去的通货膨胀经验数据为基础来计算的，由于这次的通货膨胀与过去不同，是否还能运用相同的公式计算理想的均衡利率？提出这样的疑问是很自然的。特别是过去的通货膨胀都是需求过剩引起的，而这次是供给不足，不应该一概而论。
但是，不管引发通货膨胀的原因有多大差异，在提升利率为需求降温这点上，美联储的方案与过去是没有差异的。这样的话，自然还是凭借泰勒规则确定当前的利率水平。现在的利率上升不足以遏制高通货膨胀，物价上升势头也难以制止—我们不应该忽视泰勒规则所发出的这个信号。
那么，利率进一步上升会出现什么后果呢？这是需要认真考虑的最大问题。如果根据泰勒规则将联邦基金利率提高到6%，或许会降低通货膨胀率，使之接近通货膨胀目标制下的2% 的水平。但那时股票市场肯定会出现严重动荡，与股票市场没有直接关系的人们的生活也会受到高利率的负面影响，企业难以筹集经营资金，“房奴”深受还贷负担加重之苦。需求是降下来了，结果所有人都陷入非常痛苦的境地。
美国中央银行制度是以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为双重目标而设计的，单纯的物价稳定并不能达成美联储的使命，对它们来讲这真是一件苦差事。对于那些选民选出的政治家来说，通货膨胀的问题固然重要，与之同等重要或者说更加重要的是就业稳定。我们应该看到，美联储的艰难抉择短期内不会得到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