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的最新作品探讨了人与人之间的误解和信任的违背，Tim Radford对此书进行了评价。
人和书一样，有时候很难懂。人们假定行为和面部表情有一套“通用”法则，但这些法则并非在所有文化中都适用。即使在同一种文化中，个体的反应也有差异。比如，看起来最老实的人可能貌是情非、表里不一。
当陌生人之间发生误解时，交通路检会变得非常危险。来源：Gabe Souza/Ge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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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陌生人交谈：关于不认识的人，我们应该知道些什么》
Talking to Strangers: What We Should Know about the People We Don’t Know
作者：Malcolm Gladwell
出版社：Little, Brown (2019)


《与陌生人交谈》是加拿大新闻记者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的最新作品，作者深入研究并探讨了一个话题：当我们缺乏了解陌生人的工具时，彼此之间会发生的误解和信任的违背。与之前的《引爆点》（The Tipping Point）等作品一样，为了验证自己的立论，作者收集了来自心理学家、人类学家、犯罪学家和经济学家的证据，对外交事件到间谍活动等一系列时事类案例开展了研究。



《与陌生人交谈》的核心是探索了解人类互动的新思路。比如，心理学家Tim Levine就认为，由于说谎者总是占相对少数，所以最简单的做法就是相信别人。作者还谈及了达尔文的观点，达尔文认为面部表情（如表示恐惧、厌恶、憎恨的表情）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演化信号。心理学家Jennifer Fugate确定了43种释放情绪信号的面部肌肉动作，但破译这些动作则不那么容易。


作者写道：“正是把他人往好处想的特质造就了现代社会。”然而，我们对他人的理解常常出错。格拉德威尔用事实证明了这种误读能导致的灾难。


1938年，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飞往德国会见威胁要在欧洲发动战争的希特勒。张伯伦的目标是要希特勒保证“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张伯伦日后在给妹妹的信中写道：“我当时的印象是，这是一个说话算话的人。”根据作者的理论，与希特勒会面是张伯伦犯的第一个错误：“对希特勒判断最正确的人恰恰是那些与他个人来往最少的人。”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张伯伦在希特勒身上看到的似乎是他想看到的东西。作者指出，“同样的迷思在生活中也随处可见”。


这种令人费解的模式出现在贯穿全书的一个悲剧故事中。2015年，美国德克萨斯州普雷里维尤市，州警Brian Encinia因为一个小到不能再小的交通违法，拦下了非裔美国女司机Sandra Bland。女司机没有任何犯罪迹象。在执法文字记录中，女司机承认自己已经被激怒了，而格拉德威尔认为当时女司机的举止正好符合州警心目中对潜在犯罪行为的判断。现场的情绪一再升级，由一根香烟引发的争辩最终以州警拔枪并强行逮捕了女司机告终。


女司机被控犯有重罪。三天后，她被发现在拘留室上吊自杀。州警则因违反德州骑警手册被解雇，终身禁止从事执法工作。格拉德威尔非常保留地写道：“偏见和不胜任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美国的社会功能缺陷。”


作者还证明了法庭上也充斥着近距离接触而导致的误判。经济学家Sendhil Mullainathan和同事研究了纽约市法官在2008年至2013年间主持的554689场保释听证会。研究发现，在被保释的40多万人中，超过40%的人要么没有出席之后的审讯，要么因另一项罪名而被逮捕。Mullainathan将这些法官能获得的原始数据原封不动地输入一个机器学习程序；在看不到被告的情况下，计算机给出了自己的判断，并能减少25%的犯罪（J. Kleinberg et al. Q. J. Econ. 133, 237–293; 2018）。


格拉德威尔还讲述了两个真实的间谍故事，借此说明即使是情报机构，也能成为滋生轻信和偏见的温床。1987年，古巴出生的Florentino Aspillaga从位于东欧的一个古巴间谍职位叛逃，走进美国驻维也纳大使馆，揭露了一则令所有人震惊的消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安插在古巴的所有间谍几乎都是为古巴工作的双重间谍。这是真的——十年来，古巴一直在用录像拍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举一动。


即使在美国本土，特工也有对证据视而不见的时候。1996年，美国国防情报局（DIA）怀疑其特工Ana Belén Montes是一名双重间谍——因为专业知识过硬，她也被称为“古巴女王”。一名负责对她进行查证的反间谍官员却“洗脱”了她的嫌疑：“这位女士将成为美国国防情报局的下一任情报总监。她的才华令人叹服。”后来，Ana于2001年被捕。


格拉德威尔指出，Ana甚至都算不上一名特别出色的间谍。来自古巴的密码被她随意地塞在钱包里，短波电台就藏在她衣柜里的鞋盒中。书中写道，“并不是间谍真有什么过人之处，问题反而出在我们这里。”之后一些干净利落的案例分析进一步阐释了作者的观点，比如对基地组织头目Khalid Sheikh Mohammed采取的“强化审讯”技术只换来了不太可信的招供供词，以及对美剧《老友记》中隐晦面部表情的解读。


此外，格拉德威尔还讨论了人们对一件事情“默认为真”的倾向。这一点在2008年金融家Bernard Madoff的涉案金额超500亿美元的金融诈骗案中得到了完美解释。（Madoff目前正在服刑他150年的刑期。）人们克制了对这个阴谋家的怀疑，因为他们信任监管体系。然而，没几个人相信基金经理Harry Markopolos的话，而Markopolos在2000年左右就揭发过这起欺诈案，并多次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举报。不过，正如格拉德威尔所说，如果我们的信任阈值过低，我们就不愿意承诺任何事，对一切心存怀疑。当然了，这只是格拉德威尔所有故事中的一部分。


他还探讨了“耦合”（coupling）这一社会学概念：事件发生地点也会影响近距离接触的结果和人们的决策。例如，一项1988年的研究表明，去除英格兰和威尔士公用煤气中的一氧化碳，极大降低了1963年至1975年间的自杀人数（R. V. Clarke and P. Mayhew Crime Justice 10, 79–116; 1988）。美国犯罪学家发现，想要全面预防犯罪，城市巡逻的警力应该集中在犯罪高发区（D. Weisburd Criminol. Public Policy 17, 5–25; 2018）。


格拉德威尔认为，这些研究结果与上述德克萨斯州的悲剧不无关系。他肯定了非裔美国司机确实比白人司机更容易被警察拦下，但他想让读者重新思考这一事件，把整件事看作一次误解——一个过度积极的交警在错误的地点与一个本不该被拦下的司机之间的误解。但是，我们仍旧很难想象，如果司机是个白人的话，这个事件的结局仍会如此不堪。总而言之，格拉德威尔做出了一些自己的分析，但并没有给出真正的答案。


在与陌生人近距离接触时，格拉德威尔建议我们保持“克制和谦逊”。他在书中列举的没有这么做的例子具有显而易见的政治共鸣，但格拉德威尔没有挑明这种关系——或许是个明智的选择。格拉德威尔写道：“当我们信任他人的天性被违背时是悲剧的，但为了提防掠夺和欺骗而不再相信别人，这种选择更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