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话剧与其他西方文化一起通过留学生、传教士等渠道传入中国，开始了西方戏曲与中国戏曲、及中国社会生活与社会思潮相互影响、渗透、改造、融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外来文化、中国传统戏剧文化与中国现代左翼思潮相互融合发展中，诞生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演剧实践。中国话剧艺术重要奠基者欧阳予倩在担任中央戏剧学院首任院长后，更加从教学和创作两个方面探索中国人自己的演剧体系，力图“在传统的基础上创造最新最美的戏剧艺术”。当下，起源于百年之前的中国演剧方法已经在数代中国戏剧工作者的实践与创造中体系化、制度化，形成了富有重大意义的新命题——中国演剧体系。在当下中国演剧体系的视野中，探讨戏剧影视在“产教结合、校企一体”的新模式下产业、教学、科研融合发展的多元化共赢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一、戏剧教学与表演实践相融合
党的十九大以来，“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已经多次出现在各级教育系统的报告中。“产、学、研融合”，可以理解为产业、教学、科研融合，其实就是企业、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之间的合作。纵观中国戏剧影视文化、产业与中国演剧体系的发展历程，中国演剧体系这一理论命题在话剧民族化的发轫与觉醒之初就已经打下了教学与实践并行的烙印。在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结束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地区之后，一些原在重庆、上海的学生、教师及戏剧工作者在抗日战争时期纷纷投奔延安，壮大了延安地区的文艺力量，从而创造出著名的“延安话剧”团体。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戏剧工作者集中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及其附属的实验剧团，一边在对经典戏剧的上演中学习经典西方戏剧，一边熟悉当地农民生活，对西方话剧进行本土化和民族化创新，既演出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契诃夫的《求婚》等经典作品，也演出《日出》、《北京人》、《塞上风云》、《法西斯细菌》、《太平天国》等国内著名剧作。与此同时，西迁至云南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也诞生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话剧团与剧艺社，许多富有良好知识素养的爱国学子纷纷用自己的方式参与抗日运动之中。从孙毓棠导演、陈铨编剧、闻一多担任舞美设计的《祖国》开始，西南联合大学话剧团先后排演了《原野》、《黑字二十五》、《风雪夜归人》、《凯旋》、《审判前夕》等优秀作品，这些戏剧作品每次推出都轰动一时，可以说创造了云南戏剧历史上的第一座高峰。尽管学生们排演戏剧的初衷是以戏剧演出的方式宣传抗日，然而他们的演剧实践实际上不仅为抗日胜利作出了很大贡献，也在云南做到了戏剧普及与艺术宣传的工作，戏票总被市民抢购一空，当时在西南联大任教授的朱自清还曾特地撰文写道：“看这两个戏（指1939年公演的《原野》与《黑字二十五》）差不多成了昆明社会的时尚，不去看好像短了些什么似的。”
“延安话剧”团体、西南联合大学话剧团与剧艺社在创立之初，都是只有几位戏剧专长者的学生小团体，但他们在学习与实践过程中迅速推广吸收了包括学生、教师、市民在内的众多戏剧爱好者，甚至特地从外地请来剧本的原作者担任导演或参与演出，很快凭借诸多脍炙人口的戏剧作品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众多成员与固定忠实观众的大剧团。这些将教学与实践相融合的历史现实给了产学研发展的方向提供了清晰的指针。在戏剧影视相关专业课程的培养中，可以适当融入企业参与、实际演出的实践过程，在实践中加强学生的角色体验、过程体验和环境体验，培养了一批可以真正走向舞台的优秀戏剧人才。这样，在学校为学生提供专业知识的同时，与传媒公司、剧院体系与其他学校团体进行合作，将社会实践、专业领域的行业发展分析、案例剖析等纳入影视戏剧专业的课程学习内容，夯实基本功，提升演技与专业水平；引导学生走出课堂、走上舞台、真正全身心地进入角色，在实践活动中梳理出体现专业背景、符合市场需求、适合自身发展实际的专业拓展方向和创新创业方向，最终改善传统教学模式，推动戏剧学科的建设与创新。
二、形式变革与戏剧理念相融合
中国演剧体系的探索，也正是中国民族表演形式下关于民族形式定义、表现方式。民族风格的探索。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焦菊隐以“我们要有中国的导演学派、表演学派，使话剧更完美地表现我们民族的感情、民族的气派”为理想，借鉴苏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写实主义形式，并主张向戏曲尤其是戏曲的传统遗产学习，认为戏曲的艺术规律体现了中国观众的审美观点和美学规律，学习戏曲可以实现西方话剧的民族化与群众化；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黄佐临先生则就创造性地提出了“写意戏剧观”，试图从中国传统角度出发，构筑当代的、民族的、科学的中国演剧体系；“南黄北菊”结合中国人民艺术剧院丰富的艺术实践而形成的中国人艺演剧经验，为“中国演剧学派”乃至“中国演剧体系”的建立奠定重要基础；而以欧阳予倩为首的戏剧教育家和导演艺术家，则在实践与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教学中积累的经验，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写实主义与中国传统戏剧的写意风格之间找到了动态的平衡。
欧阳予倩强调艺术的特性与基本功的练习，强调“基本功”不仅是对急功近利思潮的反拨，也是为实现“在传统的基础上创造最新最美的戏剧艺术”理想进行的准备。在培养一批基本功过硬的演员之后，这批知识充沛的人才可以适应各种新的演剧形式与戏剧理念，对学科建设和专业创作都起着重要作用。这样的教学宗旨正是“中国演剧学派”在教育上的实践：既然中与西、写实与写意的争论一时难以决断，不如索性“吸收戏曲中的演剧元素，改革话剧演剧方法”，培养一批灵活多样、具有多种可塑性的戏剧人才。目前，以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为首，许多戏剧学院都设置了专门的教学实习演出中心，从学科建制、理论教学与演出实践等方面全方位结构和布局学院的实践教学工作，形成了一套较为科学规范的实验教学模式。教学实习演出中心将演出实践融入专业教育的理念贯穿了课程设计与教学设计的全过程，结合各个专业的特点，突出专业意识培养、戏剧知识普及与戏剧理念并行的特征，以严格的管理制度以及实验项目运行和评审机制，确保了实验教学中心的规范化发展。以中央戏剧学院当下的教学实习演出中心为例，总共包括四个演出剧场：实验剧场是中央戏剧学院最重要的实践教学基地，供实践教学使用的舞台灯光设备、音响设备，品牌型号丰富，技术含量高，在国内剧场居领先水平，学院的重要实验项目、毕业演出、全国优秀剧目调演、国际戏剧交流演出等都曾在此进行；北剧场采用伸出式舞台设计，众从三个方面包围舞台，观演关系亲密，是学院非常重要的实验教学空间；东教学楼黑匣子剧场和北区黑匣子剧场的设施则灵活可伸缩变化，是进行小型化实验教学的理想空间。除此以外，中央戏剧学院的教学实习演出中心还包括一个舞台布景制作工厂、一个服装车间、一个道具车间、一个灯光实验室。充分利用学校与社会、其他艺术团体等多种不同教学环境和教学资源，发挥专业院校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各自优势，积极与维也纳歌舞剧院联盟、俄罗斯戏剧艺术学院、日本大学、美国剧场技术协会、美国奥城大学等高校与社会组织展开合作，把以课堂传授知识为主的学校教育转变为在实践中直接获取实际经验的教育形式，将教学与科研实践有机结合起来的同时，让学生在多样的戏剧形式中实践中国演剧体系的理念。在资源充足、思想开放的环境中，学生与教师可以自由选修学习内容，进行各种戏曲形式的专业实践，不断开发新的课程内容与实践案例，令中国演剧体系更加兼容并包。
三、高校平台与社会资源相融合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演剧体系，是一百多年来中国几代戏剧人的初心和使命。自20世纪30年代话剧民族化命题的提出开始，“戏剧改良”就与“文学改良”等话题一起伴随着民族化的最初理性觉醒展开，在长期的戏剧实践中经历了数代人的探寻。新世纪以来，戏剧与影视的演出市场空前繁荣，本土与外来、戏曲与电影异彩纷呈，在交互影响继而交融中各自寻找自身的全新变革与发展方向，中国戏剧人似乎又再次回到了百年之前。在当下将戏剧的形式变革使命与戏剧理念相结合，将戏剧知识的实践教学融入新作品的创作排演中、并与高校课题研究、学生创新创业发展等工作相结合，成为推动产学研向深度融合方向发展的有效路径。无论是大量译介、上演西方话剧的百年之前，抑或推崇西方戏剧的现在，中国戏剧与影视舞台上移植与模仿西方作品的创作都蔚然成风，其中的人物形象、场景风格、甚至台词明显体现着西化语言的特征，缺乏有民族心理依据、表达民族感情的创造物。
中国演剧体系如何确立自己的独立品格和风貌，在世界演剧体系之林中占有一席之地，是当下高等院校、高校学者、科研院所、企业、技术服务机构等相关单位以及社会各界相关人士共同的使命和责任。对于现在正处于疫情中的众多院校来说，高校学生与高校整体的社会竞争力显得比以往更为重要。在创作实践和理论建树上突破陈规、大胆拓展、积极革新，进行富有民族文化特色的美学表达是中国演剧体系的必由之路，也是当前大部分高校在全球化挑战中必须担当的历史使命。
（尉恒维，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教师，研究方向：戏剧与电影学）【基金项目】：本文系2021年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戏剧影视‘高峰’作品创作建设研究”（项目编号：21ZDA078）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