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说：“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考古学家的出现同样符合这个说法，因为关注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专注，于是就有了专门的研究者，也就是考古学家。关注是考古学家存在的前提，尤其是社会性关注。布鲁斯·特里格讲考古学与西方社会中产阶级的崛起密不可分，是很有道理的。（布鲁斯·特里格（1937~2006），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人类学系教授，被誉为考古学界文艺复兴式的人物。其先后在埃及与苏丹从事考古学研究。兴趣包括早期文明研究、考古学史、考古学与人类学理论。著作有《时间与传统》《考古学思想史》《早期文明：语境中的埃及》《理解早期文明：比较研究》《超越历史：史前史的方法》等。）
　　中产阶级大多是专精于某个方面的人才，有钻研的科学精神。大部分王公贵族或是沉湎于玩乐，或是忙于争权夺利，哪有心思去研究古物；社会下层忙于生存，也不大可能关注这种不能生钱的东西（盗墓者除外）。传统中国没有中产阶级，但是有一个相当于中产阶级的士大夫阶层。金石学的出现就是士大夫集中关注的产物。北宋时期，经济比较繁荣，文人的地位有保障，门阀制度没落，士大夫阶层真正崛起，于是有了金石学。就这一点而言，中国考古学家的出现是要早于西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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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齐亚诺的《巴乔·班迪内利的学院》中描绘的文艺复兴时期古物爱好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渊源，传统上中国考古学家都带有金石学的影子。近现代西方科学的考古学引入中国，中国考古学的面貌发生了改变。不过，传统的影响依然存在，第一代中国考古学家大多有金石学的底子。金石学贯通经史，按现在的说法是把哲学、历史、艺术（书法、工艺、雕塑等）融于一炉。研究者大多有很好的国学基础，又在西方殖民主义扩张时期受到比较“原汁原味”的影响，所以有学贯中西的美誉（其实是挺痛苦的一件事）。这一代人早已远去，但他们开辟的这条路还在，只是走起来难度很大。
　　
威尼齐亚诺的《巴乔·班迪内利的学院》中描绘的文艺复兴时期古物爱好者
　　所谓近现代科学的考古学，主要是田野考古。玩金石、古物的第一代考古学家都是很少去野外的，也不知道东西确切出自哪里。新生代的考古学家是全世界去找东西，在此过程中，受到科学精神的指引，创造出日渐严格周密的工作方法，进而形成田野考古学。沿着这条路产生了一大批考古学家。他们都是从田野工作中走来，有丰富的野外工作经验，十分熟悉考古材料。就像苏秉琦先生强调的，要多摸陶片，反复观摩、琢磨，直到心领神会，以后再看到类似的材料，能够触类旁通。不过，随着国家建设规模的扩大，发掘项目越来越多，考古材料多到了无暇深入研究的程度，于是就诞生了基建考古，美国称之为“文化资源管理”。于是田野考古似乎分化成为了两支，一种更侧重于研究，一种侧重于文化遗产抢救。共同点都是以考古材料为中心的，工作重心基本在于发掘与发现。
欧洲探险家在中美洲发现的古迹
    
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李济（右一）、著名金石学家王国维（中）
　　长期从事田野考古工作，经常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要与三教九流的人打交道，所以这一类考古学家的气质里都有几分剽悍。好莱坞电影《夺宝奇兵》塑造的考古学家的英雄形象就来自他们，虽然是艺术夸张，但也并非毫无根据。
《夺宝奇兵》系列电影海报
弗林德斯·皮特里
　　早年的考古学家如皮特里就是敢住在墓穴，喝着带木乃伊碎片的汤，顶着沙漠的暴晒工作；发掘大师皮特·里弗斯将军、惠勒都是军人出身；更有甚者，如伍雷之类考古学家敢拿枪逼着中东地方官要发掘权；“阿拉伯的劳伦斯”是考古学家客串军事领域，那也是名动一时。培根有云“学问改变气质”，不同的研究路径也会很大程度上影响研究者的气质。
　　大约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考古学家中产生了一种新的类型，我们称之为考古科学家。随着考古学研究的深入，各种遗存的鉴定与分析、年代的测量、古环境的重建等，都需要有自然科学背景的研究者参与，或者是具有考古学背景的研究者去学习自然科学的方法。与此同时，一系列的考古学实验室建立起来，从格拉汉姆·克拉克在剑桥大学办考古实验室算起，考古学家的形象大大改变了。考古科学家更多是在实验室工作，穿着白大褂，与一大堆仪器设备打交道，与顶着风吹日晒的田野考古学家形成鲜明的对比。当代中国，因为自然科学受重视程度更高，研究项目资助力度更大，以及与国际接轨的程度更好，所以考古科学家的日子似乎要更好过一点。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又产生了一批新的考古学家，他们不像田野考古学家那么生猛，也没有考古科学家那么高端。他们也做发掘，但数量不多；他们也去调查，但形式更像是旅行（他们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主观感受，就像艺术欣赏一样）；他们更多像哲学家那样去沉思，像传统学者那样搜抉文献。有时叫他们理论考古学家，有时又戏称沙发考古学家，其实都不那么准确，因为他们也做田野工作，也会去做实验工作，只不过他们的兴趣更在于解释，解释的角度大多不是从环境变化的角度出发的，而是侧重于社会的内因或者把人本身作为动因。从理论差异的角度来说，或可以称为后过程考古学家，但这种标签还是不准确，比如做行为考古学的Schiffer，人称沙发考古学家，却是更多偏重于过程考古学。有趣的是，后过程考古学家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过程考古学家，因为他们关心社会、文化等内在机制。这一类考古学家的诞生使得考古学多了几分人文气息，仿佛又回到了考古学当初崛起的时候。其实，当科学漫天遍野、肆无忌惮的时候，没有一点人文加以约束与指导，是很可怕的，就像毒气、核武器一样。
　　新类型的考古学家还在不断涌现，比如说，以后可能产生一批国际考古学家，专门在不同国家进行考古的人（千万不要叫外国考古学家，这个名称相当有排斥性）；还会有考古学术活动家，专门从事考古学科内引外联的人，日渐复杂的考古学需要专门的人从事这样的工作。随着考古学成果社会应用的需要，现在还产生了文化遗产这样的一个方向，以后也许会出现一种“应用考古学家”（就像应用人类学一样），即专门把考古学成果推向社会的人。还有网络时代的飞速发展，也许会产生一类“网络考古学家”，利用网络进行考古活动的人。学科与社会的发展会不断带来新的需求，可以想象未来还会产生不少新兴类型的考古学家。当然，每一种新事物的诞生都不会只有掌声，也会有嘘声；不会只有成功，没有失败。所以，我们不妨对新事物宽容一点，这样我们的学科才有更多的生机与活力。
　　如果再仔细推究一下的话，还会发现当下存在一些灰色过渡地带，如民族与实验考古学家，通常称之为中程理论研究者，他们的角色也似乎处在中间状态，并不确切地属于上面的哪一类型。还有一些考古学家横跨若干个领域，可能会以某个领域为主，或是说在其学术生涯的不同阶段会担当不同类型的角色。所以，没有必要将这些类型标签化，这是个动态的东西。　
　　这里说考古学家在演化，其实更像是分化，这个过程也是考古学不断专业化的过程，也就是专业分工的细化。虽然从时间上，不同类型考古学家的出现存在早晚关系，但不是说后来者就更先进，甚至都不能说更时髦。因为社会形势改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你很难知道下一阶段会流行什么。所以，从分化的角度来理解要更合适一些。
基建考古现场
   
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
　　有趣的是，在现实工作中不同类型的考古学家所偏好的工作环境也有所不同。如那些偏好金石传统的考古学家，他们更多会选择在博物馆工作，那里能够看到传世的珍品。从田野考古中走出来的考古学家大多是在考古研究所工作。从实验室里走出来的考古学家更多在研究所与大学之中。而比较偏好理论研究的研究者多来自大学。当然，事情并不尽然如此。早期中国大学的考古专业更多是在生产实践中学习，比考古所更像考古所，所以那个时代大学走出来的考古学家也多是田野考古学家；还有一个原因是那个时代各个地方都非常缺乏专业考古人员，这么培养可能也是时代的需要吧！如今，中国大学中创办考古以及相关专业的学校越来越多，可以想见将来会出现更多的分化（同质化是死路一条）。
　　回顾一下考古学家的演化史，对于即将走入考古学工作领域的同学来说可能有点帮助。多年前，宾福德也曾写过一篇类似的东西，不过带着嘲讽的语气，我在这里更愿意采用包容的态度。考古学领域是一个日渐广阔的区域，并不只有一种类型的考古学家，不要认为考古学家就是一帮总在野外的探险家，这样的认识是19世纪的，太过时了。考古学适合不同类型的人，如果你有艺术气质且不大适应野外工作，去博物馆从事与传统文化相关的研究工作是很合适的；如果你总有一个成为科学家的梦想，那么考古科学领域是不二的选择；如果你总喜欢关注一些大到没有边际或是特别本源的问题，那么大学能够接受这样的人；如果你不喜欢办公室生活，不喜欢没有变化的生活，那么恭喜你，考古学还有一个非常广阔的领域供你选择。总之，不论你好文还是好武，不论你喜静还是喜动，考古学中都有你的位置。 6park.com
《大众考古》

贴主:APQ于2018_09_25 6:23:08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