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一张三岁男童在地中海溺水死亡的照片，世界舆论突然开始关注难民。欧美国家对待难民态度不一。由于难民似乎没有尽头，数以百万计，欧美所有国家都难以继续淡定。漂亮话少了，人道救援弱了。脚下使绊子不说，催泪瓦斯、高压水枪开始朝向难民。有些人宣称要击沉满载难民的渡船，有些国家开始封闭国境边界。而难民潮依然如水银泻地一般寻找进入欧洲的缝隙。这一事件为何让欧洲坦然与惊慌共存，高尚与自私并现？欧洲乃至世界会因此而发生重大改变吗？
一、
难民自古就有，其中有一类是自然灾害造成的，巨大的自然灾害使人们失去家园，不得不逃往其他地方。其他地方的人们为这类难民提供帮助是人之常情，例如，中国古代就有允许受灾的难民到其他地方“就食”的习惯做法。自然灾害一般延续的时间不会很长，因此，这一类难民大多最终都会返回原居住地，其他地方的人们帮助难民也符合中国人“救急不救穷”的传统。日本以前有一个电影叫《日本沉没》，说的是由于地震、火山爆发等原因，日本列岛彻底沉没，幸存的日本民众不得不寻找新的生存之地。也就是说，自然灾害也可能导致部分难民长期甚至永远不能回到原居住地。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其他国家、其他地方提供帮助，安置这些难民也是应该的。
还有一类难民是战争造成的，古代与现代，这类难民的处境不太一样。古代社会的战争难民很多时候是进攻方故意造成的，进攻方故意制造大量难民并将他们驱赶到敌方范围，一方面会给敌方全社会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和舆论攻势，另一方面会加剧敌方物资供应的困难，从而影响战争进程。古代战争不用太担心难民问题，例如蒙古人当年发动战争时会将俘获的敌方民众驱赶在阵前或进攻的第一线，从心理和作战能力上迫使敌方投降或消耗敌方战争能力。难民成为战术手段，因而借敌方的之手“消灭”了很多难民。此外，为了抢劫财富的屠城，也会清除和减少大量难民。再有剩下的“难民”，一般都成为胜利方的奴隶，从古希腊到蒙古人都如此。奴隶是胜利方的财富，无需人道和公平地对待。简单来说，古代社会对于各种难民较少唱道德情怀的高调，更多是现实的解决方案。
二、
当今世界的难民定义和针对难民的原则基本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联合国制定的，这一政策的制定与犹太人的遭遇密切相关，二战期间600万犹太人的死亡成为西方文明的巨大耻辱。当纳粹大肆迫害犹太人时，几乎所有欧美国家都对犹太人关上了 大门，即便没关，也只有很小的门缝。1951年联合国通过《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甚至可以看成是对犹太人的赎罪。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得欧洲各国都有难民，都需要解决难民问题。因此，注重人道和人权的原则在战后难民政策中得到较为充分的体现，欧洲各国都给难民提供平等的人道待遇，实际上更像是欧洲内部的共同规则。
1951年联合国《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中提到对待难民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信仰、保护财产等，在我看来，主要是针对犹太人和欧洲境内的原住民。二战期间亚非国家也有难民，但是，由于当时欧洲本身就是重要战场，战争期间，亚非国家的难民也不会进入欧洲，相反，难民一般都是离开欧洲。战后，亚非国家的难民进入欧洲也很少，一方面，欧洲因为战争的破坏而满目疮痍，另一方面，联合国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对于难民的定义非常明确具体：
《公约》第一条称：“本公约所用‘难民’一词适用于以下任何人：……由于1951年1月1日以前发生的事情……不能或不愿返回该国的人。”《公约》第二条再次强化第一条：“本公约第一条‘1951年1月1日以前发生的事情’一语，应了解为‘1951年1月1日以前在欧洲发生的事情’；……”
由此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1951年联合国《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几乎就是为欧洲量身定制的，它似乎充满人道主义精神，体现了对人权的尊重、对平等的关怀，但它基本上只针对欧洲境内的原住民或者在二战以前就以欧洲为原居住地的人。简单说，这一时期西方出现的难民政策，由于面对犹太人遭遇的负疚、负罪感，敞开怀抱友善对待所有难民的崇高情怀开始占据上风。但是，一些具体的技术细节限制了这种情怀的扩大，使它不容易超出欧洲范围，因而与现实的冲突不明显。
三、
因政治原因而在别国寻求庇护古已有之，早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就有案例，欧洲历史上也有。1951年联合国《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提到了因“政治见解的原因”而导致的难民，使得“政治难民”开始正式出现。政治难民在历史上很少，古代的政治庇护并不等于政治难民。简单说，政治庇护一般针对个别有才能的政治犯或重要人物，而政治难民则面对大量普通人，只要他因政治原因而畏惧、害怕回本国，就能得到庇护，从而使得政治庇护的范围大为扩展。
欧洲历史上的异教徒与现代政治难民有些类似，但实际上相差较大。欧洲历史上会将异教徒驱逐出境，恰似冷战时期驱逐“执不同政见者”一样。中国唐朝出现的“景教徒”（基督教聂斯托利派）就是因为受到天主教的迫害而从西方逃到东方的。唐朝不存在“政治难民”一说，景教徒在西方是否遭遇政治迫害、宗教迫害，中国人懒得关心。景教徒与其他进入中国的外国人一样受中国法律约束，享受信仰自由，唐朝对外国人的政策不会因为他们是否在本国受政治迫害、宗教迫害而改变。当欧洲境内某一种宗教势力独大，异教徒之类的宗教难民便不太需要欧洲提供复杂的解决方案，统统杀死或赶到欧洲之外了事。当欧洲出现了多种宗教，尤其是宗教改革后在一个宗教内部出现了多种教派，又互相指为异教徒时，宗教难民才成为欧洲内部需要面对的复杂事务，例如逃往美洲的清教徒。由于政教分离的缘故，欧洲历史上因宗教信仰而导致的宗教难民没有成为长久的问题，渐渐都成为日后的政治难民。
1951年联合国《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涉及到政治难民，一方面有欧洲历史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有现实原因，即东西方冷战已经开始。在冷战背景下，政治难民如何定义不重要，它可以简单理解为在对方阵营中遭遇政治迫害的一群人。但在50年代初，政治难民还不突出，进入60年代以后，政治难民在西方日益受到重视。我们现在看到的对于政治难民的协议、决议、条约等，绝大多数都是二十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期间出现和制定的。其中，关于难民的一项重要原则，即“不推回”或“不驱回”原则，几乎成为国际难民问题的首要原则。专家学者论述这一原则的演化与先进性时，常常忽略了“不推回”原则之所以得到强化的历史背景，即愈演愈烈的东西方冷战。
冷战就是意识形态的战争和较量。为了证明己方的意识形态是正确的、对方的意识形态是错误的，冷战必须接受对方阵营的意识形态叛逆者，就好比热战中接受对方军队中反戈一击的部队投诚、起义一样。冷战使得意识形态的政治立场超越于一切，成为最优先的原则。因而，对于政治难民便几乎不加区分地全部接受，基于政治立场而敞开怀抱接受政治难民的原则成为意识形态的符号和自我标榜的旗帜。于是，对于政治难民无差别化的来者不拒，甚至鼓动和引诱政治难民“投奔自由”，在冷战氛围中不断扩大。意识形态的政治情怀导致对政治难民的慷慨、包容、接纳，同时模糊了政治难民与其他难民的理论界限，仿佛成为对待一切难民的原则。对于难民的政治情怀大大超越解决难民问题的现实考量，就是在冷战时期出现的，只不过，冷战时期由于政治难民数量并不多，现实矛盾也就不太突出。
四、
意识形态的对立普遍导致对政治难民的特殊待遇，例如，在各种移民要求和压力面前，政治难民比较容易被接受为移民。一般来说，欧美国家解决难民问题有三种方式，一是遣返原居住地，二是本国消化吸纳，三是第三国安置。美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接受难民最多的国家，这与美国地广人稀，自建国以前就形成的移民传统有关，因为美国本身就是一个移民国家。然而，二战之后美国的移民政策明显地体现出双重标准。例如，50年代时，美国国内因麦卡锡主义而防范和限制社会主义国家的难民和移民，但在国际上却鼓励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众叛逃，而叛逃出来的难民大都由欧洲，尤其是当时的西德吸收解决。进入60年代，由于古巴革命，导致美国对所有古巴难民都给予永久居留权。与之相比，90年代初，海地政局动荡，大量海地难民逃往美国，美国最终出兵海地扶植亲美政权，但还是将海地难民全部遣返。换句话说，政治对立的古巴，所有难民都因为政治而可以变成移民被美国接纳，身为美国附庸国的海地，却不能让美国接纳它的难民。政治难民的特殊性以及对待各种难民的双重标准非常明显。
所谓冷战就是没有热战，即不真的开战。所以，冷战时期没有多少战争难民，在媒体和舆论中频繁出现的主要都是政治难民。基于冷战时期意识形态至上的原则，对于政治难民的意识形态说辞取代了处理难民问题的现实考虑。同时由于政治难民数量并不很多，西方在政治难民问题上自我标榜的高尚原则才很少遭遇现实挑战。在文字和演讲的表述上，政治情怀的高尚表演掩盖了现实中对于难民的双重标准，使得欧美国家内部外部都对那些道德口号、政治情怀信以为真。冷战结束后，热战反而比冷战时期更多。因此，冷战结束以后的战争难民数量大大超过了以前的政治难民，与此同时，冷战结束后，伴随着由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又出现了大量经济难民。
冷战初期，东西方的经济富裕程度除美国外，其他国家由于遭受战争破坏，差别不大。从理论上说，哪种方式更能发展经济，冷战双方还长期各执己见，例如赫鲁晓夫与尼克松的“厨房争论”。因此，冷战时期人们对经济富裕的追求退居意识形态之后，不太容易引发纯粹的经济难民。当冷战结束，意识形态的选择没有了，世界一体化力图打破政治、宗教等一切壁垒，富裕成为唯一的优劣评判标准，东西方之间的贫富差距在冷战之后迅速扩大。虽然政治难民在冷战后大幅减少，但除了自然灾害造成的难民、战争难民之外，又大量出现了纯粹因为向往西方富裕生活的经济难民，他们在本国彻底破产，无法维持基本生活，而富裕国家的最低社会保障对于他们都是梦寐以求的天堂，于是，破产国家的大量破产民众纷纷涌向西方。
但是，西方的难民政策还没来得及改变，还摆出一副意识形态绝对正确的华丽姿态。我曾经在其他文章里说过：如同天堂没有慈善一样，一个美好的社会不需要慈善。因此，西方基于意识形态绝对正确的自我标榜，其实也不承认在西方内部会产生难民，自然灾害造成的难民都是临时的。由此造成上一节提到的结果——由于古巴是西方政治的对立面，所以古巴会产生难民，需要美国的仁慈来解决；而海地是自己人，理论上就不会产生难民，所以，海地的“难民”都要遣返，言下之意海地可以用先进的西方制度自己解决临时困难。当大量的经济难民源源不断地涌进美国，美国为维护自身的政治正确，并不将他们称为经济难民，而是称为“非法移民”。于是，冷战结束后，美国所领导的西方世界，一边继续在难民问题上唱冷战时期的高调，一边在美墨边界、巴以边界修建隔离墙，防止经济难民越境。
与此同时，美国又享受着4000万非法移民作为廉价劳动力的好处，在美国民众埋怨非法移民抢走他们饭碗的同时，美国既不驱逐非法移民，也不让非法移民成为美国的正式公民。这种状况并非只有美国如此，很多欧洲国家不同程度上都一样。世界经济一体化导致难民与移民问题交织在一起，穷国与富国之间贫富差距的加大导致在富国的非法移民处境好于在穷国的正式公民；而富国对于非法移民的矛盾态度又导致大量非法移民能够在富国维持相对稳定的地下生存状态，这又促使穷国更多的经济难民前往西方。西方社会面对难民、移民的现实两难与政治高调同时存在，突然遭遇了三岁难民男童溺亡的照片。
五、
本来，冷战结束应该使得西方的政治高调降降温，冷静地考虑一下诸如难民、移民等问题的现实处境，摆脱理论脱离实际的矛盾。但是，所谓“冷战的胜利”冲昏了西方的头脑，意识形态的自豪感如蘑菇云般冉冉升起，伴随着“历史终结”的豪言壮语，诞生了西方空前绝后的唯我独尊。普世价值喧嚣尘上，“人权高于主权”成为干涉别国最冠冕堂皇的借口。冷战虽然结束了，但是，冷战造成的意识形态战争并没有结束，以至于福山之流的意识形态狂妄可以在思想界领衔几十年，在学术界贯穿几十年。西方在理论上成为拥有灵丹妙药的巫师、魔术师，人类社会所有问题到了西方那里，都手到病除、迎刃而解。然而，这种意识形态的狂妄与现实的差距正越来越大，两者之间的裂痕开始吞噬一切。
既然普世价值强调“平等”，为何平等只能是一国内部的要求，而不能成为全球范围的要求？平等是否应该包含各国公民之间的平等？那么，难民、移民、非法移民等，难道不是对于平等的追求？既然普世价值强调“自由”，为何要阻挡穷国民众迈向富裕西方的脚步？为何要阻碍穷国民众改变身份、成为西方富裕国家公民的愿望？既然普世价值强调“民主”，为何穷国民众不能做富国的“主”？民主既然是灵丹妙药，为何要区分甲国之民、乙国之民？全世界统统合并成一个国家，全世界所有民众一起享受同样的民主权利为何不行？既然“人权高于主权”可以让西方不顾及其他国家的主权，随时将手臂伸入别国，那么，非西方的民众如果不幸福、缺乏人权保障，为何不能直接到西方的客厅、卧室享受普遍人权？全世界穷人听过了“历史终结”美妙的天籁之音，看到了“历史终结”炫目的天堂景象，于是，全世界的穷人大声地问——既然历史在你们家终结了，既然天堂和伊甸园就在你家，我为何不能直接住到你家？平等、自由、民主、人权并不是错误的概念，但是过犹不及，绝对化就是灾难。“历史终结论”使西方意识形态的意淫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如今，这个高潮的后果正从天而降，眼看要将西方自己埋葬。
所谓难民、移民、非法移民，换一个角度看就是，全世界穷人的“人权”正在向欧美发达国家的“主权”发起进攻！源源不断涌入欧美的难民似乎像蒙古人当年驱赶难民用于进攻的战术手段，欧美主权正日益感到难以招架。而发动这场战争的，就是欧美自身，就是他们高唱普世价值、世界一体化、人权高于主权的美妙歌声。自古以来，从来都是胜利者占领失败者的土地，但是，西方意识形态的狂妄和双重标准不断制造着失败国家，形成望不到头的难民潮，作为失败者的难民眼看就要占领西方这个自以为是的胜利者的土地。这个神奇的结局正在发生，令当今世界瞠目结舌。
西方要保持它意识形态的道德优势，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不再制造难民，或者尽量少地制造难民。否则，一面高举自己“历史终结”的巅峰旗帜，一面又大量制造难民，最终只能摆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然而，西方当今标榜的意识形态并不真正具有道德高度，他们奉若神明的普世价值不可能不制造难民。那么，西方如果不想被难民、移民占领和吞没，还剩下另一种选择——放弃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意淫和狂妄，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承认人类还在路上，承认当今西方并不是历史的终点。从今以后，西方应该像邓小平说的那样“摸着石子过河”，西方也要“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不要再死守着西方几百年来自以为是的意识形态教条，要大胆解放思想，向全世界非西方的先进思想虚心学习，才可能与非西方世界一起找到共同出路。难民对西方发出了严峻的挑战，我认为，道德情怀与现实处境的重新考量是西方的唯一出路，但我不知道西方未来发生这种改变的可能性会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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