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署长戴维・比斯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全世界最富有的两个人，马斯克（特斯拉创始人）和贝索斯（亚马逊创始人）企业的市值都超过万亿美元，只要拿出自己2%的财富来支持联合国食品救助计划，全球因疫情出现的4200万人的饥饿问题就有可能得到解决”。这个表态很快引起了国际关注，也让人感到疑惑。疫情冲击、气候变化加上经济长下行周期三种力量叠加导致目前全球出现新的人道主义灾难，理论上联合国应该首先向各会员国公共部门求助，为什么反而向私人机构求助呢？
实际上，这样的做法有先例可循。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政府多年累积欠联合国费用曾一度达到十几亿美元（联合国当时一年的经费约30亿美元），再加上增加了维和活动、人道主义救助等项目，联合国运营常常入不敷出。世界各国一直要求美国支付多年的欠账缓解联合国费用不足，但是，不管国际上怎么呼吁，当时的克林顿政府就是对欠费不闻不问。最后，美国传媒巨头坦德・特纳承诺如果美国政府不还钱，他这个纳税人替美国政府还，后来他个人宣布捐赠10亿美元，支持联合国及其事业。这也开创了联合国和商业界合作的先例。这一次，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署长戴维・比斯利实际上还是想故调重弹，希望通过非常规手法解决4200万人的饥饿问题。但这种一事一解决的方法不是制度上的可持续之法。
联合国机制在过去30年一直运营不畅，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在苏联解体以后，觉得自己可以通过单边主义做法摆平全世界的绝大多数事情。对它而言，联合国有时候反倒变成绊手绊脚的平台，所以，当符合自己利益的时候就拿过来用，用不着的时候就撇在一边。美国的实用主义做派在国际组织建设上带了一个很坏的头，让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许多国家时常感到头疼。
美国的党派政治也时常对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公共品制度建设形成干扰，影响国际合作。上世纪90年代美国共和党内竞选总统候选人提名时，有一个叫帕特里克・布坎南的候选人，他提出的4个重要的竞选纲领之一就是，如果他赢得总统大选，上任的第一天就会下令让联合国搬出美国。他表示，如果联合国做不了这件事，就派海军陆战队员帮他们卷铺盖滚蛋。而他竟然一连赢了四个州，最后共和党人联起手来才迫使他退出竞选。到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更是接连退出联合国几个专门机构，屡屡拖欠会费，试图把联合国变成一个讨价还价强取好处的场所。
众所周知，二战后国际治理体系的复兴和重建有四个引擎，政治体制方面的合作是联合国，贸易领域的合作是国际贸易组织，开发和重建领域的合作是世界银行，交易所依赖的汇率体系和流动性支付领域的合作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后来，还补建了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随着技术进步和全球贸易的增加，全球合作和协调的任务也成倍增加，但是，这些组织的运营经费，在美国的坏示范影响下，入不敷出的程度更加严重了。
如何救助4200万饥饿人群只是联合国系统面临问题的一个截面，借助私人部门力量，想各种办法尽快为这些人提供救援很有必要，但更应该思考的是，类似问题的解决如何建立在制度保障的基础之上。
战后复兴和重建的四个引擎制度，在过去近80年间向广域范围和深层次延伸的速度太慢了。人类发展到了21世纪，数字技术支持下的联网共享平台出现，具有了全新的制度建设含义。技术平台本身既是个公共品，同时也是市场竞争性产品单元的互动场所，“府-产-学-研-资-商-媒”七个人类经济最为活跃的领域实体，可以在新的平台上打破原有的技术制度四堵墙，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一体化合作。全球数字网络网格的“绵密性-高通量-低时延-隐秘性保护”也可以让新的合作更有效率，让救助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合作的意义上，更好地解决人类超国家范围合作的很多问题。多边机制的合作应该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导引下，在更高层次上解决国界之间的科教文化、环境保护、碳中和使用、发展鸿沟、食品安全、人道救助、太空开发甚至新的数字发展鸿沟方面的问题。（作者是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