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金一南少將在香港的演讲-我们的民族！ 由 8341 于 2018-08-10 0:02

首富，甚至亚洲的十大首富，你会发现他们大多都是华人。这些都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前就存在发生的，这证明了没有土共华人其实可以更早成就于世界，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其实是一穷二白，大跃进自己根本搞不出什么东西。

面对现实 实事求是:邓小平认错感动李光耀
邓小平和李光耀
　　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此前，中国在极左时期一直称新加坡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当邓小平吃惊地看到新加坡的成就时，他承认对方实行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方针是对的。
　　当谈到中国的对外方针时，李光耀说，中国必须停止革命输出。邓小平停顿片刻后突然问：“你要我怎么做？”这倒让李光耀吃了一惊，他就大胆地说：“停止马共和印尼共在华南的电台广播，停止对游击队的支持。”
　　李光耀后来回忆：“我从未见过一位共产党领袖，在现实面前会愿意放弃一己之见，甚至还问我要他怎么做。尽管邓小平当时已经74岁，但当他面对不愉快的现实时，他还是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想法。”
　　这次新加坡之行，邓小平以他惊人的谦虚代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承认并改正了两个错误。一是改变保守自闭，主张对外开放，引进外资；二是接受建议，不再搞革命输出，大大改善了中国的对外关系。
　　党犯了错误，总得有人出来承担其责，重启新航；一个时代的失误，总得有人来画个句号，另开新篇。这不是喜气洋洋的剪彩，是痛定思痛、发愤图强的誓言。只有那些敢于担起世纪责任的人，才会有超时代的思考；只有那些出以公心为民造福的人，才能不图虚名，面对现实，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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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中国改革开放得到了日本及欧美的科技与资金大量援助

日本对华援助三十年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曹海东 黄小伟 发自北京
2008-02-28 10:11:04来源：


■编者按
    1979年至今，中国共获得日本约2248亿元人民币的开发贷款以及各种形式的技术合作和无偿援助，特殊的历史原因以及复杂的民族情感，使这个规模巨大的援助行动并不为大多数中国人所知。
    1970年代末，中国改革之初，缺少大量资金，当时的世界对中国还缺乏明确感。那时，日本是第一个支持中国的国家。
    不管是对放弃战争赔款的善意感谢，还是中日贸易的客观需求，日本对华开发援助成为早期中日关系改善的一个象征，也为中国早期的基础设施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1989年之后，日本政府也是第一个恢复对华援助的国家。从1997年到2001年，日元对华贷款进入了高峰期，2001年达到2144亿日元（约142亿元人民币）的峰值。
    与中国经济发展的脉搏跳动相一致，30年间，日本对华援助从沿海到内地，几乎涉及中国发展的各个领域——从中国早期的能源、运输等基础建设，到农业项目，再到环保、人才培养。迄今在国内已有200多个项目。
    除日元贷款之外，在中日关系风风雨雨的30年间，日本通过派遣海外协力队、年长志愿者等方式，为中国提供大批志愿者、专家，遍布中国的文化、教育、卫生、环保等领域。曾经因历史问题水火不容的两国，因为援助，在扶贫、传染病防治、水资源利用等领域搭起了交流的平台。
    30年后，2007年日本与中国双边贸易额达到2630亿美元，中国也首次超过美国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
    今年3月，日本最后一次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后，日本对华贷款即将结束，不过日本的对华援助还将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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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万名官员留洋“受训” 新加坡美国最受重视

2010年05月20日 08:41　来源：南方日报　参与互动(0)　
　　-在官员出国培训的项目中,中组部最为重视的有两个:一个在美国,一个在新加坡　　-出国深造更主要目的是打开地方官员眼界和思路,不少学员在学习期间或毕业不久即被提拔
　　今年3月31日,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以下简称“南大”)为“市长班”学员所举行的开学典礼上,学员娄冰任典礼司仪,范锐平以班长身份代表学员致答谢词。前者职务为贵州省仁怀市市长,后者为湖北省鄂州市市委书记。

　　就在同一天,南大公共管理研究生院正式成立,这意味着负责管理“市长班”的机构已迅速发展,从项目办公室变为更具规模的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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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到如今,共有9200余名中国官员“受训”于南大。据了解,官员出国培训的项目中,中组部最为重视的两个项目一个在美国,一个在新加坡。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与世界各国间从交流合作到互相学习是必然趋势。”昨日,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毛寿龙在接受南方日报采访时说。
　　“下南洋”18年学员级别逐渐放宽到县处级
　　和一般的出国培训不同,中国官员赴新加坡学习是一项正式的官方行为。
　　据了解,2001年4月,在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曾庆红和新加坡副总理李显龙的见证下,中新两国政府代表在狮城签署《关于中国中高级官员赴新加坡学习交流的协议》(以下简称《协议》)。从此,两国间干部培训的合作拉开了序幕。
　　“新加坡的一些大学保留英汉双语教学,在培训中国官员方面是有优势的。”昨日,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毛寿龙告诉本报记者,《协议》正是在中央认识到加强官员海外培训的重要性这一背景下诞生的。
　　根据《协议》,从2001年起,中组部和教育部先后向南大选派学员,最初学员的级别必须为厅局级,后来逐渐放宽到部分优秀处级干部。而南大相继创立的管理经济学硕士学位班和公共管理硕士学位班,就是培训中国官员的主要平台。
　　其实在协议签署前,就已经有官员“下南洋”受训了,至今有18年历史。
　　1992年邓小平南巡,提出要向新加坡学习。随后在同一年,由新加坡外交部出资,南大开始培训中国官员。最初是进行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的短期培训,随着培训的不断深入,各方都认为有必要把培训时间延长,于是先后在1998年和2005年针对中国学员增设了学制一年的管理经济学硕士课程和公共管理硕士课程。
　　南大中国事务处副主任戴世岩说,在中国学员中,约两成为厅局级干部,七成为县处级干部。不少学员在学习期间或毕业不久即被提拔到更重要的领导岗位上,所以也称其为“市长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