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我国的战略核力量建设与发展，很多人脑海里首先浮现出来的一定是那样一句话：“我国绝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绝不对无核国家和地区使用核武器，在核力量建设方面坚持精干高效、有效反击的原则”。对于我国秉持的这一核力量建设与使用原则，很多人表示不解，更多的人则在误解，乃至搞出很多自我脑补的误读（如著名的“绝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是对无核国家而言的，完全没看后面第二句话）。
1964年10月16日，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那么，怎样理解中国的“绝不首先使用核武器”（Not First Nuclear）这一庄严的政治宣示，中国的战略核力量学说到底基于了怎样的一种逻辑链条呢？今天我们就来试着讨论一二。
1964年10月17日，周恩来总理给日本首相发函 声明：
“绝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首先我必须说好，由于类似的话题很多大佬们曾经有过精彩的论述，在我的论述中多少可能会需要“转述”一部分他们的内容；其次，由于核战略与核武器属于人类的“终极战略、超级武器”，因此在论述的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进入克劳塞维茨所说的“单纯的军事”或“单纯的逻辑演绎”领域，论证方式可能会比较复杂，请读者老爷们见谅。
“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动机推导
首先我们必须搞清楚一点的是，“绝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一政治宣示到底出于何种动机，从最理想的角度来看，“绝不首先使用”可以引申出两种可能的基本行为动机：一是“不能”首先使用核武器，二是“不想”首先使用核武器。
在8月29日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中，
发言人重申“绝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是不是“不能”？
前者的侧重点在于核力量的建设方面，即认为己方持有的核武器的可靠性极低，技术性能极差，在核实战条件下完全无法对假想敌造成杀伤。对于这一要素，只要稍加考察我们就会发现其完全不靠谱。
我国核武器进行过多次核试验

且不说我国的战略核力量经过了40余次核试验，已经充分验证了其可靠性与可实战性，即使是某个持有“不可靠核武器”的小国（这种“不可靠”并不是大家印象里的印、巴、朝等国的核武器，而是一个逻辑推演中的、从未验证过其核武器可靠性与实战能力的小国家），也不会因为其核武器的无法实战而做出“绝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宣示，因为这等于是向外界昭示自己的核武器“无法实战”，对于核实战派而言，这无异于缴械投降。
中国第一颗氢弹

是不是“不想”？
在排除了技术层面上的“不能首先使用核武器”后，我们对中国核战略学说的理解就进入了“不想首先使用核武器”的范畴。而作为一种战略上的运用原则，“不想/不打算首先使用核武器”在逻辑链条上同样可以引申出两种可能性：

一是基于“中国的核武器库规模较小，打击载具数量较少”的想定，认为中国在战略核力量的建设与运用上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因此“不敢”首先使用核武器，这种观点看似正确实则不然——从一方面来讲，在核战略上采取“示弱”类型的宣示，向强敌昭示“我的核力量太弱小，因此咱们别打核交换了吧”与前文的“宣示自己的核武器不能实战”一样，除了会激发起对手核实战派的获胜欲望，没有任何作用；
中国早期的核武器都是航弹

而从另一方面来看，既然因为自己的核武器库规模较小就“不敢”首先使用核武器，那么为何会加上一句“将实施有效反击”呢？如果自己的核武器库因为实在太过弱小，更应该在遭到打击之前就将核武器全部打出去，否则在干挨一轮揍之后手头还有没有反击力量，那就真的是天知道了；
外媒猜测中国核武器的数量是270枚左右

当然，有人可能会为这一理论找补称“认为己方战略核力量的弱势地位与实施二次反击时的强势地位并不矛盾”，但既然基于理性决策作出的“核武器的数量少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到了核反击阶段突然就变成了非理性的“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进行反击”，这种战略上的“前恭后倨”无疑意味着核战略的严肃性与连续性荡然无存，会极大地降低己方实施战略核威慑与战略核反击的可信度。
中国的海基核反击导弹“巨浪-3”

因此综合考虑的话，笔者并不认为我国的核战略宣示是基于“战略核力量较为弱势”而做出的。

那么，在排除了如上的可能后，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的核战略与核宣示所秉持的逻辑出发点只剩下了一个：“中国‘不屑于’首先使用核武器”，且认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带来的战略收益要高于宣示“可能会首先使用核武器”。下面我们就从战略核威慑、常规战争/核实战这两个角度，对此宣示进行一番考察。

“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战略收益

我认为，中国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在战略核威慑上所做的宣示对象分为两个部分：
战略核威慑角度
一是针对有核国家所做的宣示，在针对诸如强敌等装备有强大的战略核力量的国家而言，中国的核力量宣示无疑会将侧重点放在“绝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但保留有效反击”的表述上。在威慑层面上，这是一种降低双方对峙强度的措施，可以在双方的沟通与交流的管道尚不明晰、战略互信度较低的情况下，尽最大的可能性避免误判或引发核交换。但在真正触发核交换的情况下，我们又可以通过有效的战略核力量生存力建设（包括但不限于隐蔽井、伪装井、机动部署、潜射部署、空基接续部署等模式），确保在触发首轮核交换后依然有足够的力量实施第二轮核交换。
目前的中国核武器足够进行多轮核交换

二是针对无核国家做的宣示，在此情况下中国的核力量宣示无疑会将侧重点放在“绝不对无核国家或地区使用核武器”这一表述上，在保证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的前提下，无疑意味着我国放弃了以核威慑为手段（或者说是核讹诈）迫使无核国家满足我国某些政治目的的行径。从本质上来讲这是一种展示自身大国风范、践行“国际秩序公平化”理念、力推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良好途径。也是在上世纪60年代美苏两国整天以核武器要挟第三世界国家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主席为代表的老一辈领导人针锋相对做出的一项极精明的战略宣示。
毛主席与钱学森

常规战争/核实战的角度
而从常规战争/核实战的角度来讲，我认为中国做出的“绝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一战略宣示，则是基于西太平洋预设战区的战场环境，极大地提升了己方的战略自由度。
美军发射“潘兴-2”导弹

我们如果参照冷战时期美军与苏军在西欧战场的基本战略态势，就会发现美、苏两国保有的大量中程弹道导弹一向被视为可能引发核误判与核交换的危险因素。如果说苏军的9K714“奥卡河”导弹或9K72“飞毛腿”导弹所实施的攻击还有较大的可能性被判定为战术核攻击，只可能引发美国方面的战术核武器报复。那么在苏军动用РСД-10“少先队员”或尤其是美军动用“潘兴-2”导弹攻击莫斯科的情况下，就极易被对方误判为开启核交换，按照美苏两国“空中核反击”的原则，使用中程弹道导弹就无疑代表着整个人类的末日。
触发核反击就是世界末日

而西太平洋战区，作为中程弹道导弹使用条件极佳的战场无疑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中国所作出的“绝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庄严宣示，在宣示可信的前提下则是确保了己方在西太平洋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攻击岛屿存在点时不至于被强敌首先误判为战略核攻击，乃至迅速启动核交换，从而使得我方的作战变得毫无意义——在作战迅速被升级为核交换后，任何战术与战役行动都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战略核攻击的结果就是互扔核弹

我军要做的，就是推迟这一后果的到来，“绝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可谓是恰到好处。

从如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的战略核力量生存力建设相对可靠（这一点非常重要）的前提下，做出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宣示其战略收益要远远大于宣示“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战略收益。

因此我认为，中国的核战略起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不会有太大改变的，那就是：“我国绝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绝不对无核国家和地区使用核武器，在核力量建设方面，坚持精干高效、有效反击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