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县市长”选举结束后，两岸舆论对选举结果出现若干种解读。其中有一种推崇西式“民主”制度的见解。这种见解，是对台湾选举结果的严重误读。
台湾自开放“党禁”、全面推行各级“民代”和“行政首长”选举以来，除鲜有技术上的做票贿选外，政治的根本目标遭曲解，政治的根本道德准则并未得到遵循，在这种背景和选举文化下轮替，其实是“浅碟政治”的体现。
台湾的投票制度当然并非全然无效，在投票制度发挥一定效用的地方和时段，民众的投票行为在技术上当然产生了政治人选“轮替”的效果。然而，在台式人情社会中，当选的“民代”大多将精力用在选民服务上，包括勾销交通违规罚单、更换路灯等等，选民家中的红白喜事，也不可缺席。这样，各级“民代”中几乎没人愿在立法机构中为涉及重大、长远公共利益的事务尽心，因为选民看不到这些事务的立即效果，下次投票自然会投给更“热心服务”的人。在这样的“浅碟政治”文化之下，有远见的政治、经济规划自然遭到逆向淘汰。
比“浅碟政治”危害更大的是“仇恨政治”。“台独”势力借由煽动仇恨、制造对立，最大限度地动员支持者，对内利用台湾人口结构中，“本省人”居人口绝大多数，且抱持浓厚地域意识的状态，夸大这部分人口在台湾同大陆分离50年当中与大陆不同的所谓殖民地经验，更借由扭曲“二二八”事件之中的省籍因素，扩大仇恨，利用日本殖民遗产，逐步扩大推行“去中国化”、再殖民化。
获得经过煽动的“民意”支持，“台独”势力在参与台湾选举政治的过程中，通常并不遵守投票政治的习惯规则，而是惯于使用肮脏手段抹黑竞选对手;而在选举失利时，即破坏代议政治结构，以群众暴力胁迫执政党就范;执政之后，则破坏他们曾参与制定的制度，破坏其在野时所标榜的法治、人权、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学术独立，不择手段地清算斗争、打击异己、任人唯亲。“台独”势力将他们不喜欢的媒体贬称为“中国媒体”，将他们不喜欢的报道定义为“假新闻”、“中国假消息”，将不利于自己的民意调查结果，直接冠以“中国介入”。
他们之所以能毫无忌惮地破坏赖以上台的选票制度，原因在于他们认定自己的作为具备“革命”性质，可以将类似日本“极右翼”的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精英主义主张包装成“下层”、“左派”、“绿色环保”主张。在实质上的“极右翼”作为下，台湾认同分化、财政恶化、贫富差距扩大，当然是预料之中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