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兒子懂事（6嵗）開始，一直向他强調我對他的頭號期許，是“Be a decent man.”這是中文裏正人君子的翻譯，美國人一般不會這麽說，所以我還反復解釋了“Decent”和“Good”的不同：前者是無愧於心，後者則是社會所外加的評價。至於“Nice”，那是更加浮面的表象，常常帶有虛僞的反面意義。
期許的第二條則是“Be an intellectual.”用中文說，就是做一個理性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這個詞在中文裏常被濫用或扭曲：例如在中國的所謂公知，其實與理性思考完全背道而馳；在台灣則是把思維能力和文憑混爲一談，以爲受過高等教育的就算是知識分子，以致於迷信風水、鬼神的教授、主管層出不窮，他們對英美的洗腦宣傳自然是全無抵抗力。其實真正的知識分子是尊重事實與邏輯，因而同時擁有足夠的客觀知識以及理性推理能力的人。這一點，我以前已經多次討論過了。
美國的愛國教育是非常廣汎、深入而且徹底的。所謂的新聞自由，就是製造多元意見的假象，從許許多多的不同角度，在無數的雜訊之中，以隱性的手法維持重點洗腦教條的一致性，從而使一般民衆自然接受它們成爲“常識”。在基礎教育上，更是睜著眼睛説瞎話，從小就灌注美國例外論，把美國和善良、正義劃上等號，例如感恩節明明來自滅絕了一個印第安人部落之後的慶功宴（參見前文《美國的開國神話》），但是99.99%的美國中小學教師和學生都以爲歷史上第一個感恩節大餐是清教徒請印第安人來作客的跨民族和睦相處。
等到我兒子有了獨立思考能力，他因爲中文太差，很難完全認同中華文化，但是我至少確定他不受美國基礎教育和大衆媒體的洗腦，對歷史事實和國際現狀有清楚誠實的認知。換句話說，他熟悉美國幹過的很多壞事；承認美國體制被設計來維持巨富的利益，很不合理；所謂的民主，也只是一個幌子，絕大多數選民根本沒有能力做出正確的政策選擇；白左的聖母心態和其他極端，他也知道是愚昧可笑的。
我們日常散步聊天，有時談到國際事務，他的世界觀頗讓我滿意。例如他主動說中國有習近平這樣兼具理想和能力的領袖，實在非常幸運。對香港年輕暴徒的無知、愚蠢和自私，他也嗤之以鼻。今天他才又遇到同學拿新疆來對中國説事，他當場反駁，說你們只看了一兩篇片面之詞，就急著下結論，但是如果中國人讀了一兩篇《Fox News》（Trump的傳聲筒，在我兒子就讀的白左學校很受敵視）的文章，也對美國白左指指點點，你們卻一定會說他們狂妄無知。
在美國歷史和文化方面，有時他反而比我知道的多。本周稍早，我又在家裏批評美國體制下大衆傳媒的負面作用（參見前文《大衆媒體的内建矛盾》），他說我在“Preaching to the Choir”（“對唱詩班傳教”，意思是他完全同意，我不必浪費口舌），然後推薦我去看看Walter Lippmann的著作。Walter Lippmann這個名字我以前見過，知道他是20世紀的一位公衆人物，“Stereotype”和“Cold War”兩個詞匯都是他發明的，但是對他的思想和作爲並沒有什麽詳細的瞭解。去找了些資料之後，才恍然大悟，原來他正是20世紀中葉，美國崛起過程中，幕後的理論奠造者。
我以前曾多次介紹過，小羅斯福主導了美國崛起成爲世界霸主的過程，是20世紀最偉大而且最成功的政治人物。他爲了霸權地位和國家利益，不擇手段，有意地引導大衆走向原本極不受歡迎的方向。例如美國國内本來種族主義嚴重，對納粹十分同情；小羅斯福在1941年，藉著對日本禁運，逼迫日方主動發動戰爭，從而把美國帶入二戰。到了1943年，小羅斯福爲了遏制西歐在戰後復興，挑戰美國的霸主地位，故意從中作梗，讓盟軍在意大利戰綫吃癟，即使美軍必須因此付出數以千計的額外傷亡為代價，也在所不惜。（參見前文《訪意大利有感（二）》）
小羅斯福的作爲和成就，固然築基於極高的戰略智慧和政治手腕，但是也必須有正確的哲學基礎。如果迷信現代的英美民主理論（也就是70年代以後，財閥資助的智庫所推行的群衆意見至上論，認爲民主越直接越好；其實這只是方便由資本控制的媒體對大衆洗腦、從而掌控政策決定來掠奪内部的利益分配，參見前文《談Brexit》），認爲政治人物的道德理想是做選民的代言人（Delegates），那麽小羅斯福根本就不應該考慮違反民意來參戰，更別提有意製造公民的大批死亡。但是他在權衡局勢之後，認爲短期的犧牲小於長期的利益，因而可以欺瞞民衆來爲國家謀取最大的福利。換句話説，他認爲自己只要是無私爲公，就可以專斷獨行，不須要有民衆的參與討論和同意。這樣的觀點，在民主政治理論裏叫做Trustee Model of Representation（托管式代表），和它對立的就是上面剛剛提到的Delegate Model of Representation（代言式代表）。
最早把這兩種民主制度背後的哲學分清楚的，是原籍愛爾蘭的英國思想家和國會議員Edmund Burke。他在18世紀末，英國的世界霸權即將奠定、也是近代西方民主理論還在啓蒙之際，倡導托管式民主。雖然公開附和者不多，但是因爲隨即在19世紀初的頭30年，英國的選民資格逐步放寬，由人口的3%增加到17%，開始有選舉結果不能事先由精英階級完全決定，他的哲學成爲國會和政府的實際運作原則。換句話說，這是英國版的“外儒内法”，表面上是民衆投票，私下卻是先吸收新進議員進入精英社會，然後共同主導政策。他們雖然不是全然無私，但是嚴格的政治傳統和道德規範要求他們對公共利益有足夠的尊重。19世紀是英國的全盛時期，膚淺的觀察說這是選舉的功勞，仔細的檢驗卻會表明執政的精英其實是以托管人的方式來運行的。
美國在建國之後的頭100年，通訊科技不發達，在廣大的國土上事事探詢民意根本不切實際，聯邦政治組織又還很小，所以執政的細節基本是少數在位者說了算；雖然不是有意走托管式路綫，但是實際執行起來自然如此。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報紙、電報和電話先後普及，人口和經濟迅速成長，人多嘴雜、媒體偏頗的問題越來越明顯。順應經濟和社會的需求，聯邦政府的權力不斷擴大，但是並沒有產生與之對應的責任和效率。後來老羅斯福和Wilson終於做了初步的政治現代化，然而在Wilson之後，一連三個自私自利、庸碌無能、只知和資本合作來操弄民意的總統，把一戰勝利之後國内國外、政治經濟上的紅利都揮霍光了，反而引爆了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不但造成極大的人民苦難，也間接地在國際上準備了歐亞法西斯主義興起的土壤。
Lippmann生於1889年。在就讀哈佛期間，就是《Harvard Crimson》的編輯。畢業後因爲看不慣資本勢力扭曲輿論，而在1913年與朋友合作創立了《The New Republic》（《新共和》）雜志，成爲Liberalism（翻譯比較困難，參見前文《放任經濟學的邏輯謬誤》；這裏指的是20世紀美國政界的左派思想）的前鋒。一戰期間他靠政治關係，被直接任命為上尉，在駐歐美軍總部做情報官。戰後出任Wilson的顧問，參與了《十四點和平原則》的草擬。這時他還是一個純粹的理想派，對Wilson手下宣傳機器對新聞的管制多有批評。
1920年，Lippmann31嵗，開始明白自由放任的新聞媒體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發表了《A Test of News》一文，嚴厲指責了Liberalism旗手《紐約時報》對俄國共產革命報導中的偏見。到了1922年，他把大衆媒體的亂象總結起來，出版了《Public Opinion》一書，建立一個新的媒體政治理論，後世稱爲“Almond-Lippmann Consensus”。在此後的數十年中，Lippmann以《Today And Tomorrow》這個聯合專欄（Syndicated Column）為平臺，佐以多本書籍，成爲美國政治哲學的主導人之一，被並列爲20世紀最重要的政治專欄作家（另一位是與其對立的保守派作家Westbrook Pegler）。
在二戰之後，George Kennan倡導圍堵戰略，Lippmann批評它是損害全人類來圖利美國上層階級的錯誤政策，並且發明了“冷戰”這個字眼來强調它已經是戰爭行爲。後來Johnson總統頒給他美國平民的最高榮譽：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總統自由勛章），但這並沒有阻止他猛烈抨擊Johnson參與越戰的舛訛。他在1967年退休，1974年過世，剛好是美國盛極而衰的轉折時期。
Lippmann的核心觀點，其實就是我在過去五年多一再强調的幾個現代人類社會的基本現象：群衆總是非理性的（“Bewildered Herd”“困惑的牛群”）；新聞總是過度簡化的（“When distant and unfamiliar and complex things are communicated to great masses of people, the truth suffers a considerable and often radical distortion. The complex is made over into the simple, the hypothetical into the dogmatic, and the relative into an absolute.”）；大衆傳媒進一步減低社會集體智商（“When all men think alike, no one thinks very much.”“The Private citizen, beset by partisan appeals for the loan of his public opinion, will soon see, perhaps, that these appeals are not a compliment to his intelligence, but an imposition on his good nature and an insult to his sense of evidence.”）；美式民主制度原本就是被設計來壓迫底層民衆（“What we call a democratic society might be defined for certain purposes as one in which the majority is always prepared to put down a revolutionary minority.”）；政府的好壞應該以民生結果來判斷（“It is perfectly true that that government is best which governs least. It is equally true that that government is best which provides most.”）；民主制度先天假設人民的素質極高（“No amount of charters, direct primaries, or short ballots will make a democracy out of an illiterate people.”）；極化的社會必然導致政治的腐化與癱瘓（“In government offices which are sensitive to the vehemence and passion of mass sentiment, public men have no sure tenure. They are in effect perpetual office seekers, always on trial for their political lives, always required to court their restless constituents.”）；代言式民主是騙人的花樣（“False Ideal”）。
Lippmann的解決方案，也同樣是我已經反復解釋過的，由“Specialized Class”（“專門階級”）根據“Public Interests”（“公共利益”）管制“Unseen Government”（“無形政府”，指控制媒體輿論的力量）來“Manufacture Consents”（“製造贊同”）；這其實正是小羅斯福的執政哲學，也是美國崛起時代的思想基礎。
到了1970年代之後，財閥的反撲就始於思想層面，完全反Lippmann之道而行，利用民衆的牛群屬性和新聞内建的偏見趨勢，一方面鼓勵社會議題上的極化和對立，另一方面吹噓代言式民主以利用愚蠢的民意來挾持政府官僚，促使其迅速腐化並癱瘓，從而容許美國富豪們在全球進行掠奪，獨占國内外經濟發展的成果。可悲的是，馬英九這類台灣政治“精英”取經回來的，不是Lippmann理論這樣的精華，而是財閥新生產的糟粕，所以台灣政壇在過去30年的迅速衰落，其實是在解嚴之後就已注定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