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昨天看到一个搞笑的新闻。忍不住想吐槽两句。举澎湃新闻报道，洛阳市隋唐史学会8月16日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声明，该声明称：“电影《长安三万里》在全国影院公映后广受好评，票房可观，观者众多，产生了广泛影响，为普及历史知识，提高民族文化自信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该影片中部分情节描述与真实历史不符，部分人物身上发生的故事与真实历史不符，极易误导观众，特别是青少年观众，影响历史人物出生地、事发地的同胞感情。”为了“还原真实历史，维护历史人物真实性”，该史学会委托当地一家律师所对《长安三万里》制片方发出律师函，要求制片方、导演、编剧等纠正错误、声明致歉。光看新闻本身，我也好奇这电影到底犯了多大的“历史错误”，居然当得起“误导观众，尤其是青少年”“影响同胞感情”的指责，并要招来“律师函警告”。好在报道同时贴出了该史学会对该剧的四条指责，细看之下，发现原来无非就是李白和杜甫对一次在哪儿见的面，剧中反映的某个情节又本来出现在哪儿之类的小细节。……
让我们正向一点说，我觉得洛阳隋唐史学会的这个找茬律师函思路吧，还是挺新奇亮眼的。顺着这个思路，我们可以给一堆人发律师函，因为他们都犯了“历史错误”、涉嫌误导读者和观众。比如四大名著当中，有三部作品是适用这个罪名的。《西游记》里唐僧去往西天拜佛求经，历史上过确有其事啊！可是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白龙马、女儿国、盘丝洞、三打白骨精、真假美猴王，哪一个现实当中发生过？是不是都是虚构的？把原本性格坚毅的玄奘法师描写成那么个“软善人”是不是涉嫌侮辱民族先贤？吴承恩其心可诛啊！

《水浒传》里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历史上也确有其事啊！可是林教头风雪山神庙、鲁智深倒拔垂杨柳、宋公明坐楼杀惜、武二郎景阳冈打虎，历史上哪个真实发生过？你施耐庵拿的出证据说话吗？说不出来你就是涉嫌歪曲丑化农民起义形象，这个罪过更大了。


更值得在棺材里接律师函接到手软的是写《三国演义》的罗贯中，汉末三国这段历史，《后汉书》《三国志》《魏略》明明有一堆正史可以借鉴，你罗贯中博采众长、写一本中规中矩言之有据的史书就是了么！干嘛非要胡编乱造？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你亲眼见过么？虎牢关外三英战吕布历史上有么？哦不对，虎牢关其实就是汜水关，明明是一座关卡，罗贯中地理盲非得把它写成俩，一个让关羽斩华雄，一个让三英战吕布，俩故事都于正史无载，而这关正在洛阳境内，严重建议先找个罗家后人把《三国演义》，以及所有跟着演义过这一段的影视剧组都给告了，要他们发文致歉！

顺着这个思维再扩展一下，有些诗人词人也可以告一告。比如“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苏轼这词虽然写的好，但他怀错了古啊！他被贬的那个黄州（黄冈）离着真的赤壁（蒲圻）好远呢，你苏轼无凭无据的对着“文赤壁”怀错了古，误导读者，不需要跟武赤壁的人民群众谢罪么？甚至律师函里三句不离的李白、杜甫，也应该成为被告——李白一写诗，“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你拿尺量过么？有哪座瀑布有这么大的高低落差。杜甫的问题就更严重了，“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你说的到底是哪个村子？哪个小吏这么不讲情面？你不号称诗史么？你点出名字来啊！你不点名，你就涉嫌造谣诽谤，蓄意侮辱大唐基层公务员的良好形象。哦，对了，还有高适，“战士阵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你内涵谁呢？点名一下啊！不点名你就是造谣，点名你就是诽谤。


所以一圈点下来，我们发现，吴承恩、施耐庵、罗贯中，苏轼、李白、杜甫，他们最大的运气，应该就是没跟治学严谨的洛阳隋唐史学会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否则“戏说不是胡说，改编不是乱编”，这帮人有一个算一个，恐怕都得因为他们的历史错误，被律师函要求向当地人民“谢罪”一下。可是严谨的史学会似乎忘了一件常识——包括文学、戏剧在内的艺术不是历史，艺术没有义务、也不可能完整的重现历史。艺术的任务是捕捉并表达人的情感，所以只要艺术作品中所表达的情感是真实的，史实有出入，甚至完全虚构都没有关系。身为史学家，你在某个艺术作品火了以后，写篇历史科普文章解析一下，说说这部作品所借用的真实史料上那一段故事，目前的史学研究倾向于认为真相是如何如何（历史对真相的还原也是相对的，比如杜甫和李白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初次见面，这种细节其实至今仍有争论），写的好，大家爱看，像易中天《品三国》那样成为现象级作品，那也是你的本事。你直接一封律师函，非要人家制片方对某处“用史不严谨”向全国人民道歉，这个热度蹭的就实在是太难看了。按马保国老师的话说，这是偷袭!是不讲武德!我劝史学界,还是要以和为贵，不要耍这样的聪明，小聪明啊，谢谢大家!


当然，你可能说，哎呀，跟他较什么真啊。中国这么大，只要你火了，难免出几个不着调的想些新奇角度来碰瓷你么！可不着调者不着调的方式，往往也能反应一个社会群体潜意识中的一些问题。比如我就听说过这么一个段子：说二战日本战败投降，裕仁天皇发表“人格宣言”，承认自己是人不是神之后，日本当年立马出了十几个神经病，宣称自己也是天皇。这就很有意思了，在二战以前，日本也有神经病，但他们即便发疯也一般不会想当天皇，因为日本人的潜意识里“天皇不是人，是神”这根线卡的太严了，人就是得了神经病也很难逾越这条边界。所以，“神经病人思维广，智障儿童欢乐多”，极端人群的行为举止虽不代表社会大众整体风貌，但观察一个社会里极端人群的极端举止，有时也能体察社会出现的某些问题。比如前几天我写《网红举报新东方；大妈怒砸苹果店——什么叫“自古公公好威名”》，说了一南一北两位碰瓷者，有读者就说：哎呀，那红衣大妈显然是个神经病，你跟病人较什么真啊。我回说话不能这样讲，那大妈行为是“出挑”了点，可是她之所以能搞这种行为艺术“冒头”，原因是啥呢？原因还不是她奉行的那套逻辑（反美有理，砸美国货无罪）在目前存在大量信奉者？
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正如世上本没有极端行为，想这么干的人多了，也便有了极端行为。原教旨主义者多了才出得了本拉登，愤青广了才有U型锁。大多数看似荒唐搞笑的个体极端行为，都是有社会群体心理做基础的。

以这个规律去观察，发给《长安三万里》的这封荒腔走板的律师函，恐怕也能说明一点什么问题——比如我们的社会，现在看待艺术作品、文学表达的有些视角是不是太严苛了？买个票，看场电影，如果这个电影三观不正，与你气场不和，你可以打差评喷它，因为艺术表达的就是情感和价值观，这种批评完全正常。但吹毛求疵的抠细节，非要争一下杜甫和李白在哪里见面，或者某个人物某句话是不是侮辱了先贤。这么挑刺是不是就太没意思了？而如果再进一步，这种挑刺的目的是为了打击他人，带火自己，像铁头举报新东方转头再去带货直播一样，那就更丑陋了。而更进一步的说，此类事件的频发，让人常常感到当下社会的“容错率”是极低的，有时不仅是写文编剧，甚至有时连穿衣带帽，也稍不注意就容易碰到红线，而这些红线，大多时候甚至不是官方划定的，它只来源于我们这个社会中的很多极端意见者。这些极端意见者有些是像打新东方的“铁头”、鼓吹“资本家挂路灯”的爱国大v一样想靠毁灭他人蹭个流量。有些则如红衣大妈一样，单纯就是听不得、看不得与自己知识结构不符的东存在，这种偏执型人格障碍的弥漫，越来越多人甘当“个人的暴君”，是此类奇葩碰瓷案频发的社会底色。而有一点可以确定，无论唐诗、宋词，还是明清小说。艺术创作的基础一定要有一定的社会宽容度作为创作空间。“作则垂宪，遥瞻帝扉”、“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这样容易引发不良联想的诗文不能写了，好歹还可以去演义一下历史，写写小说，可如果历史演义也能踩一些人的尾巴，要接律师函，要被要求道歉。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可看、可写。《长安三万里》里说，“诗在、文在，长安就在”，可是至少中国历史的一个规律是，抽象的诗文常常具象的长安更容易衰败、烧毁。因为诗文存在的前提，是一种在我们这里更稀缺的东西——它名叫社会的宽容。给艺术家，也给所有人，多一点“容错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