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来，狗屁不通的民斗和公知一再重复“民主自由”的陈词滥调，却对西方政治学的最新动向一无所知，以下转一篇著名政治学者亨廷顿的著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内容简介

——亨廷顿突围
一、 引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长期遭受殖民统治的亚非拉地区兴起了一大批第三世界国家，它们渴求摆脱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身份，希望实现民族的自立和国家的独立，并纷纷进入了现代化进程。但实际上，直到六十年代，大多数国家并没有实现当初独立时的美好设想，现代化发展受阻，贫困和落后的问题没有消退，政治动荡和暴力冲突反而越发频繁。在此时期，争霸全球形势下其它民族的觉醒和独立与其遭遇的发展瓶颈矛盾，都对主要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走向产生了深刻影响。世界的命运和前途，也越来越受到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发展道路选择的联动影响。此前盛行的正统现代化论和现代化修正论似乎无法有效地解决这些新产生的问题和困局。
在对第三世界国家近现代化历史和现状的研究评估基础上，塞缪尔.P.亨廷顿着眼于这些国家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政治秩序的问题，根据自身独到的政治见解写就了《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在经典的形式之下，作者提出了“反常”的政治理念，部分西方学者将其视为对西方政治理论的“背叛者”，但时至今日，这本著作的影响仍然经久不衰，作者富于知识广度和分析洞见的政治思想仍然是政治思想界闪耀光辉的宝藏。
二、 政治秩序
在构建强大政府的理论时，作者主要以政治现代化作为其论述的基本脉络，而同时又指出：稳定的政治秩序是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先决条件。政治秩序，是指社会中人们依据基本政治共识与法律制度展开政治实践的一种状态。 不难发现，在这一定义下包含了政治制度、政治共识和政治实践三个要素。
在传统观念里，政治制度是国家政治形态的具象化，它包括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国家结构形式、政党制度和选举制度等，而统治阶级的性质决定了政治制度的性质，政治学家和统治阶级们常常对政治制度进行优劣比较。但作者反对这些关于政治制度的简单的高下之分，“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也就是说，撇开政治制度中的意识形态色彩，政府的有效性实际上取决于政治制度与政治实践的契合程度。这种观点可以得到实践的证明：英国、美国和苏联各具不同的政府形式，第三者是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诟病的典型的共产主义集权国家，但显然它不是一种衰微的政治体制，相反，苏联的政体和前两者一样，是具有合法性、组织性、有效性和稳定性的强大政治体制，而诸如此类的特性，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为其与美国对立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后盾。与之对应的是第三世界国家，这些国家的政治演变过于迅速地进入了现代化的发展阶段，以至于在这过程中发生了政治畸变——社会动员和政治参与的扩大日新月异，而政治上的组织化和制度化却步履蹒跚。因此，政治暴乱频繁发生，社会动荡瓦解着政治制度的有效性，同时也在消磨着国家的内聚力。
政治共识是政治秩序的核心所在，也是政治制度存在的前提。政治共识是指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中的人民对于其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共识。当政治共识发生动摇，共同体中的政治观念就会陷入混乱和冲突之中，政治秩序也面临陷于混乱的风险；当政治共识稳定地发挥效能时，人们就会对既存的政治体系自发拥护，从而降低政治体系维护自身运行的成本，从而使国家的运行成为一种良性循环。
政治实践包括的方面广泛而复杂。其一，在政治参与方面，除了公民政治参与和政治体系的匹配，还要关注不同集团利益的协调——当不同的集团彼此频繁接触时，团体偏见就会伴随团体意识而产生，避免因政治、社会组织集权化发展导致的团体冲突，实现所有利益集团的有秩序的政治参与，是广义上的政治参与的目标。其二，政治治理包括统治和管理。政治统治是为了维护政治秩序，以暴力为特征，体现了政治秩序的强制力；政治管理是为了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以协调为特征，强调维护一种合作秩序，保障各种利益关系的稳定化。
在当今中国，社会治理是我们追求的重要目标，虽然社会治理不会直接影响到政治秩序的生存，但其却以更加隐性的方式，形成了政治秩序的内在框架。只有实现社会治理与公共利益的高度契合、与政治共识的高度符合，我们才有可能实现政治秩序的有序性和稳定性，为现代化发展目标的实现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 政治衰朽
在将政治衰朽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时，作者大胆摒弃了既往的正统现代论和现代化修正论观点。根据历史事实，许多新兴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上的确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政治上反而动荡不安。于此，作者构建了一系列的具象化公式，最关键的一条便是：
政治稳定 = 政治制度/政治参与
政治衰朽的根源，就在于国家政治制度化的发展落后于社会和经济变革——社会急剧变革、新的社会集团被迅速动员起来卷入政治，而同时政治体制的发展却又步伐缓慢；而政治衰朽的典型例子，就是政治参与超越了组织机构建设。
“事实上，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目标，在两者的进展中没有必然的联系。”这种观点否定了此前经济发展必然带来政治现代化的理论。在笔者看来，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实质上等同于克服社会动荡和防止政治衰朽；而社会动荡的根源不在于第三世界国家的贫困和落后，而在于它们致富和发展的欲望。这种由于对现代化操之过急而引发的畸变——经济的发展、 集团的分化、利益的冲突、价值观的转变以及民众参与期望的提高，种种因素的急剧变化超出了政治体制的承受能力，进一-步导致了社会的紊乱。
因此，要想根除国内政治的动荡和衰朽，就必须消除政治体制的相对落后性，以及贫穷、差距和不平等的政治衰朽的根源，也就意味着这些国家就必须建立起强大的政府，舍此无他路可走。通过建立强大政府实现政治制度化，则要保证自身政治制度的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内聚力在此消彼长间实现动态的平衡；凡此种种，都要通过建立有效、稳定且拥有较高信任度的公共制度和协调运作、拥有较高水准的政治机构、组织来实现。
但从现在看来，笔者的理论有其可取之处，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其一，作者的论述在本质上默许了“欧洲中心论”，即早期实现现代化国家的模式作为第三世界国家民族振兴的参照和归宿，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多样化发展道路选择的否定；实际上，所谓固定的、标准化的发展蓝本是不存在的，我们应该保持对主权民族国家道路选择自主性的尊重，而不是-昧地批判和诟病。其二，笔者在论述第三世界现代化中国家的艰难历程时，没有充分论及——甚至可以说是忽略了一种外部干预变量，即以美国为代表的奉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大国对弱小国家在政治上的压迫和干涉，以及在经济上的控制和剥削；对于这些国家来说，现代化的速度不仅仅出于自身的需要，在更大程度上其实是受控于强权大国的。韩国政府和朝鲜政府就是极好的例子：两个国家似乎都符合作者阐述的强大政府理论，但一方面，这种强大并不等同于有效（因为前者虽然在决策实行方面有效，但决策的自主性极其不足，社会的稳定性浮于表面，一旦形式上的文明被外力干涉而打破，内核的矛盾就会集中爆发，社会极易陷入无序状态，并危及到摇摇欲坠的国家根基；后者的强大看似有效，但这种有效性实质上并不持久，故严格上也不能算作有效政府）；另一方面，这种强大建立在带有专制色彩的政权基础上，虽然是非民主的政府，但却不符合高度的政治制度化要求。悲哀的现实是，它们始终是大国间政治博弈的牺牲品；虽然一直在为实现民族的独立、争取民族的主权作斗争，但往往收效甚微，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任重道远。
此外，相似的例子不胜枚举，美国通过制造军事政变公开干预拉丁美洲的内政屡见不鲜，而在亚洲的地区性动乱中（如朝鲜、越南等东亚地区，部分南亚地区和西亚地区的动乱）我们也不难发现美国的干涉和参与，非洲地区的动乱则更不需要一一举例说明了。私认为，笔者不应该忽略强权国家在第三世界国家动乱中推波助澜的作用（有些情况下甚至是始作俑者）；除去为美国的霸权行为作辩护之嫌，作者无意间透露出来的对于弱小国家的主权的忽视，也是比较有争议性的部分（可能是美国霸权思想在个体层面的反映）；在任何情况下，任何国家都不应该以维护人权之名，行侵害别国的主权之实，就像作者所说的：“权威寓于许多机构之中，每一机构皆可标榜其来自于民，从而为自己的权威作辩护，但没有一个机构可以下结论说它比其他机构更具有人民性”，这个道理，同样也适用于国际体系中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四、 政治现代化
笔者认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滋生着动乱”。其中，现代化是现代性的实现路径，现代性是现代化的高级目标。
现代化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是权威的合理化（这一点与其权威型政府转型的观点相似），理性化的权威与现代主权观有相似之处，它对外坚持民族国家的主权以抵制外国势力的渗透，对内坚持中央政府的主权以控制地方性和区域性权力——因此，政治现代化意味着国家力量的高度整合和权力的高度集中。其二是结构的离异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分权制衡的观点有类似之处，但两者又不完全等同，结构离异化强调政治功能的专门化，各种政治职能部门相互独立，而又在一定的条件下彼此联系，组织则要更加精密化、复杂化并且具有纪律性，职权的分配则要结合普遍的价值标准和个人成就。其三是政治参与的扩大化。实现全社会各团体各阶级的广泛的政治参与是政治现代化的目标，无论是动员性参与还是自主性参与，都已经和政治事务、社会事务深度结合在了一起。
同时，政治现代化的实现也要遵循三个前提：其一是政治秩序的稳定性，如笔者所言，“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如果在思考政治模型构建时，只是一昧想着去限制权威和分散权力，则容易导致社会的混乱和无序，政治现代化也无从谈起；其二是国家政体要具有高度适应能力，不断推进政治现代化与经济发展有效契合；其三是国家有能力将新生力量纳入制度之中。
不过，我们也需要注意，一个政府不仅要当有效政府，也要当有限政府，这样才能保障政府的权力不会侵犯到公民的人权，从而赢得公民的尊重与拥护，同时，公民的广泛政治参与也能够促进政治统治合法性的持续。这是一个双向受益的过程，也是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过程，我们没有理由反驳这种发展模式存在的合理性。
政治现代化的途径多种多样，我们不能用单一的视角对其进行判断和评价，但可以清楚的是，实现政治现代化主要有政治革命和政治改革两种手段。前者主要是自下而上的，而后者主要是自上而下的。政治革命是政治现代化过程中最激进的形态，它宣告了旧制度的灭亡和新制度的诞生，促进社会的急剧变化和飞跃发展，但革命不是万能的，一个国家不能永远处于革命性的政治运动状态，否则这个国家就没有机会进行现代化建设，同时革命也不是一劳永逸的，革命不可能使新的革命体制得到绝对完善。而改革就是另外一种行之有效的完善手段，渐进式的分项的改革在更大程度上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总而言之，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政治现代化的手段，都要努力实现主要制度与法治的契合、稳定与和平的共存、民主和高效的协调。
作者认为，“从一种极端意义上来说，只有经济有所发展，动乱才能出现。”需要清楚的是，当经济实现整体增长、资本实现总量的积累时，我们更应该关注分配公平性的问题；当大部分收益和红利（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被少数阶级垄断、占有时，必然导致极端主义的出现，从而滋生社会暴乱的因子，政治现代化也会阻滞发展。因此，经济因素在政治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也不可忽视。
五、 结语
笔者在对于其政治秩序立论进行构建时，毫无疑问地摆脱了西方普世价值观的桎梏。比如对于主权在民的理论，作者鞭辟入里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即“主权在民之说和主权在神之说一样含混不清”，他将主权视为一种隐伏的、被动的和终极的权威，而非积极的有活力的权威——这可以说是对当世主流价值观念的一次颠覆性批判，但这的确为当时政治理论的研究拓展了新的视野。此外，其关于政党的论述中也有着不同既往的成分，不难发现，笔者遵循了一种“在诸恶之间作选择”的思想，在他看来，政党是对抗政治腐化的消极工具，在对特殊利益的肯定的基础上，笔者认为政党的存在其实是一种“公开的腐化”，政党凭借其强大效能阻止其它更大集团或者家族对政治体系的侵蚀——可以说是将腐化的可能性集中于一个固定的集团，从而减少处理腐化分散带来的麻烦；至于政党自身如何处理内部的腐化，就要看其自身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了。
在借鉴笔者政治思想的同时，我们不应该对现行的主流价值观产生消极的颠覆性的怀疑态度，“民主必然带来混乱，但我们不可因为乱而不要民主”，当政治民主化的发展面临着越来越频繁的高阶困境时，我们应该去思考发展的新出路。毕竟，当一个国家已经实现政治制度化、社会基本稳定、经济实现发展的时候，它就已经基本实现了传统型向现代化的转型了。在这个时候，强大政府理论就不再适用，用政治秩序来主导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反而会越发无力。此时，本书的理论优势就不再以一种宏观角度呈现，而是从更加微观的具体的层面发生作用。不过，对于仍苦苦挣扎于转型过程中的部分国家来说，社会秩序论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现实出路，虽然一定程度上有悖于既定的模式，但其意义和价值一定是高于目前被默认价值观所定义的范围的。

贴主:JollyRoger于2024_01_27 10:45:11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