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欠五百年活没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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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悲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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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春》编辑部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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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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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上一张稿费支票，请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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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春十月号刊出了你的“五百年活”一文，谅你已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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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到中西部四校讲演过。一路遇到好几个人问我马悲鸣是何许人，其中多数很喜欢你的文章。所以，希望兄能继续给我们写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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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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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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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大海92年10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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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欠五百年活没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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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悲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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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文革後期周恩来派人到国外转了一圈，考察中国到底比外边的先进国家差多远。回来的人报告说差三十年。这个结论一下子引起了文革派的勃然大怒：想我们新中国已经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经历过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而西方资本主义尚未到达十月革命。只有他们落後我们六、七十年的份，安有我们落後他们三十年的道理？！这些参与考察的人是十足的卖国主义，是往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脸上抹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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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不少留学生接自己的父母来美国住，既可帮忙带孩子，又可让父母观光开眼。但一个大问题是老年人的医疗保险其贵无比，如何支付得起？！孰不知这些父母倒也想得开：我们不要买医疗保险。因为美国比中国先进一百年，我们来美一趟，已经看到了一百年以後中国是个什么样子了，等于多活了一百年，即使不买医疗保险而死，也值得。笔者以前曾问过中国使领馆的官员和美国教授，大约都同意这个看法，即中国目前的情况大约和上世纪後期的美国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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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周恩来派出去的那个考察团关于那时中国落後三十年的估计不是太保守，而是太冒进；不是往中国脸上抹黑，而是往中国脸上贴金；不是太卖国，而是太爱国；爱得有点不顾事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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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革後期到现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关于中国的落後程度就从最明白的人估计为三十年，到老迈的留学生家长估计为一百年。平均每过一年，对于中国落後的估计就增加五年。安知二十年後，这个估计不会变成落後两百年？中国怎么越干越落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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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想对中国的落後程度给以比较准确的估计，不以时间的推移为转移的话，那么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技术以及社会生产等的总体上不客气地说，中国差着先进国家五百年，中国人欠缺着五百年的活儿没有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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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看看西方自从摆脱中世纪宗教黑暗到今天的繁荣昌盛的过程中，到底干了那些大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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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意大利文艺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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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干的第一个大活儿是意大利的文艺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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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中虽然有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米开兰基罗的裸体《大卫》和拉斐尔的《圣母象》为代表，复兴古代希腊罗马的艺术创作，脱下了中世纪的遮羞布，展现了人体的自然美。但更具思想震撼力的却是哥白尼（1473—1543）的日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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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白尼发现地球并不是上帝特殊眷顾的宇宙中心。虽然哥白尼的日心说只是把宇宙的中心由地球推向太阳，远没有我们今天了解的宇宙更深入，但他推出了关键性的开创一步。後来的工作不管是把宇宙的中心从太阳推向银河系的中心，还是推向总星系的中心（即大爆炸的原点），都不过是按照哥白尼的思路继续走下去罢了，算不得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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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和哥白尼的工作媲美的是後来英国人达尔文（1809—1882）的进化论。进化论排除了人是万物的中心，排除了人是上帝特殊眷顾的宠物。人类只是已知生物界里进化程度最高的物种而已，和一切动物一样，是靠“枉食草料”生存，靠性交繁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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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达尔文进化论的理解仅是一句：人是猴变的。对哥白尼的理解也仅是地球绕着太阳转而已。但被这两个科学发现严重冲击的自我中心意识却没有丝毫的改变。因为中国人缺乏类比联想力和自我反省力，仅仅接受这两个具体的科学发现成果，却并不能联想到这两个发现正说明自我并不是中心：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人类不是万物的中心，教廷不是人类思想的中心，《圣经》对现实的解释也不见得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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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道理：毛泽东思想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中国不是中央王国，也不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作为一个中国人并不特殊值得骄傲，当然也完全不必要自卑。我们不过是以十亿比一的概率偶然出生在那块土地上而已，大可以不卑不亢地面对现实。这些思想至今并没有多少中国人心安理得地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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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至今痛恨“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却极感兴趣于“月是故乡明”。其实天上只有一个月亮，在外国的月亮不比中国月亮更圆的同时，故乡月也不比外乡月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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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上世纪末订立反垄断法的思路，今天到底有几个中国的知识精英能够理解。美国因为是多民族杂处，种族歧视问题突出，故他们的反歧视法也发明的最早，最发达。其他那些并无这类社会问题的发达国家很明白地就把美国的反歧视法直接拷贝过去。足见经历过文艺复兴和哥白尼、达尔文思想冲击的欧洲人治国之聪明，学习之毫不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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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中国到文革时还变本加利地强化出身歧视的做法；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中国人如此的自我中心，不考虑他人他国利益；中国知识分子以中国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如此的轻狂和思想观点上的排斥异己；正说明中国人的平均思想还处在哥白尼以前的地球中心说时代呢。哥白尼生活的时代距今已近五百年，所以说至少中国人的平均意识还差着西方五百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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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平均思想意识还停留在哥白尼以前的地球中心说时代，距现代落後五百年，平均说来，比白痴强不到哪里去。君不见，我国人民近几十年来如醉如痴地干的举世无匹的荒唐事？中国积两千多年的宫廷经验，居然还能出“四人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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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没有经过文艺复兴的思路变革，“五四”时的小文艺复兴随即被北伐以後的连年战争所毁，并没有达到欧洲文艺复兴对西方现代思想所起的冲击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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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死守着从孔子传下来的“诸夏优越感”，很难接受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现成思想成就。其实在和希腊罗马差不多同时，中国正处在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时代。那时的学术思想并不亚希腊罗马。中国有自己的文艺复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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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有哲学鼻祖泰勒斯，中国有哲学鼻祖老子。希腊有希罗多德的《历史》，中国有《春秋》、《左传》。希腊有《卜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国有《战国策》。希腊有柏拉图的大西岛理想国，中国有孔子的大同世界。希腊有亚里斯多德的逻辑学和物理学，中国有公孙龙子的诡辩和《墨经》。希腊有毕达哥拉斯定理和欧几里德几何学，中国有《周髀算经》。凡此种种，古希腊所有的思想，中国先秦几乎都曾有过。只是亚里斯多德还有一本《生物学》，先秦没有与之相应的著作。但中国多一个兵家，希腊也没有。希腊罗马有裸体雕塑和以黄金分割为设计思想基础的石头建筑。中国有商周青铜器精品。希腊有《荷马史诗》，中国有《楚辞》，都是不错的文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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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有见地的中国人早就指出了这一点。茅盾就说过：书要读秦汉以前的。更准确地说，应该是“独尊儒术”的董仲舒以前的。中国从董仲舒以降，直到马列主义儒家化的毛泽东思想，都被笼罩在孔子和孟子的儒家思想影响之下。就和欧洲中世纪的思想独尊亚里斯多德和托勒密相似。我们不能否认孔子和亚里斯多德都是多才多艺的好人，但如果把他们的思想定为一尊，则就会出现中世纪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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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森堡曾表示，近代科学与以往科学术士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从亚里士多德回到毕达哥拉斯。这是单就科学而言。整个文艺复兴实际上是从中世纪的教廷说教，回复到古希腊多如繁星的思想家，包括《古罗马法》的写作思路。从那时的思想里找到人类的大脑所曾经思考过的问题，借以摆脱对人们创造性想象力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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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从未有过认真的文艺复兴，所以在现代化面前慌了手脚，不知如何是好，反而轻易接受了儒家化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个别“思想先进分子”的接受，而是全民普遍性的接受。而儒家思想正是中国的中世纪黑暗所赖以维系的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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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聪说，秦始皇统一中国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这话很有道理。中国的“中世纪黑暗”就始自秦始皇。他在公元前221年就把中国推向黑暗了。纪元开始的耶稣诞生是汉平帝元始元年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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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封建社会虽然长，却没有欧洲中世纪那么黑暗，只因不是政教合一。胡风说：“从批判我开始，中国的文艺将进入中世纪。”他的这个预言有点言轻了。实际到文化大革命时，不仅是文艺界，而是整个中国社会进入了中世纪。由于中国在中世纪时没有过够黑暗的瘾，所以利用文化革命来补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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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结束应该是标志着中世纪黑暗的结束。但中国如果想彻底摆脱中世纪思想的束缚，自立于现代世界民族之林的话，应该先经历第一个状态：文艺复兴。复兴先秦百家争鸣时众多学派的思想。这百家之中当然也包括孔孟，自然不必要特别地歧视。就如文艺复兴至今，西方也没有废止基督教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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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社会进化的遍历过程中，中国和欧洲在相互隔绝的状态下同样经历了相类似的希腊罗马和先秦的百家争鸣时代，那么在进入现代化的开始，是否也应该同样经历文艺复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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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以“搞运动”的形式文艺复兴，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效法意大利以外的其他发达国家那样，通过教育来使一批批成长起来的国民具有文艺复兴以後达到的思想水平。这个工作不是很难，只要大幅度修改教育内容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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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德国的宗教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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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似乎总是需要信仰的，即使不信宗教，也总要找个主义来信，否则简直活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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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创立的基督教受尽压迫以後，终于成为遍布欧洲，政教和一的国教。但其也随即变为迫害异己的主要力量。欧洲中世纪的黑暗，基督教脱不了干系。特别是教廷垄断了《圣经》的解释权，任何人不得怀疑其正确性。其最大的害处是限制了人们的创造性想象力，直接影响到新技术思想的产生。就如今日中共中央垄断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而限制中国人的想象力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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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教士马丁·路德大搞宗教改革，即所谓“路德叛教”，以恢复《圣经》原意为宗旨，解除了一系列中世纪教会特设的禁锢。他的改革提出只有一个上帝，任何神职人员，包括主教，都不具有神的特权。上帝面前一律平等。教士和任何凡夫俗子一样。正是这个“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概念被普遍接受，才有日後极其简单的类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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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最根本的一条是：基督徒必须以自己的工作成就来向世人宣示上帝的伟大。改革了的新基督教传入英国後被定为国教。正是这个带有根本性的观念转变，使得日後新基督教国家的技术革新和生产能力持续上升，并能在这个世界上长久地保持领先地位。其他宗教的不足都因为缺乏这一点。他们多只注重一个人是否皈依自己的宗教，是否对其宗教主神的崇拜足够虔诚。只要皈依，只要虔诚，上帝自然会来眷顾你。这种把上帝当做拍马屁对象的观念，使得教徒只要信得诚，不再需要努力工作了。现实世界的苦难也因此被当做信仰虔诚性的考验，而不必加以改造。综观当今世界几大宗教势力范围，即使是天主教国家，如中南美洲，都不如新基督教国家搞得好，原因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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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信任何宗教和主义，而又能保持心理正常的人从来就是少数。全社会主体劳动力的劳动态度，诚实与勤奋，和信仰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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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废宗教也不就是没信仰了。他们信仰伟大领袖。因为伟大领袖是活生生的肉体凡胎。拍其马屁肯定比拍上帝更直接和更起作用，所以有崇拜。共产党的组织法使得一个人一旦皈依——入党，一切现实的好处：就业和升学的机会、住房的分配、特权和升迁的机会，以及由此而来的各种“特供”待遇和女人的青睐，一股脑全都有了。比之皈依那些旧宗教的利益兑现还要更现实和更直接了当。而忍受现实苦难作为争取入党时考验虔诚的作用和旧宗教没有什么两样，因此也完全没有必要去认真改造这个苦难的现实。共产党所建立的组织法是在照搬旧宗教那一套，而入党还多了一个逃避繁重劳作的好处。所以相当数量的共产党员反而更不好好干活儿。在榜样的带动下，整个中国社会只能是越变越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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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在大专院校曾经有过一场“红”与“专”关系的大辩论。懂行的人，即明白新基督教精神的人认为，“红”应当落实在“专”上。一个优秀共产党人只有用自己工作的努力和成就来显示共产党的英明和宣示共产主义的伟大。但反对意见认为“红”是原则问题，比“专”更重要，——皈依与虔诚比干活和出活更重要。这场辩论当然以後者的胜利告终。前者都被打做“白专道路”。我们可以看到，这场争论的问题症结所在，正和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以後的新基督教与其他旧日宗教的区别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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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中世纪黑暗课的文革结束後，中国没有类似宗教改革的中共组织法的改革。入党仍是做官享受特权的唯一途径。中国人自然不情愿努力工作以创造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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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被韦伯一流的大家认为是西方摆脱中世纪黑暗，解除思想禁锢的关键。但马丁·路德只是改革了不适应现代社会生产的宗教规章，而新教徒们并不真懂科学。当西班牙人塞尔维特（1511-1533）发现心肺循环之际，受到了来自罗马天主教和改革派新教，这互相对立的双方共同的仇恨。他逃过了天主教宗教裁判所的阴影，却落入了瑞士日内瓦新教领袖加尔文的魔掌，被活活烧死。恩格斯指出这件事加尔文新教干得比旧日罗马教廷处死布鲁诺时还要残酷。布鲁诺只是被简单地烧死，而塞尔维特还被活活烤了两个小时。我们也因此有理由相信，如果中共认真进行类似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式的组织改革，也不能指望他们不再犯错误，甚至犯比他们的前辈更让人难以忍受的错误。比如力倡改革的邓小平在“六四”时的镇压手段就比毛泽东时代对“四五”的镇压更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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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主:马悲鸣于2024_01_29 10:18:35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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