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6月四川新闻网记者采访英国学者Ed Jocelyn，这位历史学博士在三年前（2002年10月）和另一名同伴徒步走完了红一方面军当年同样的长征路程，历时384天，之后两人合著的《两个人的长征》英文版在伦敦出版，书中披露红一方面军长征实际距离大约6000公里（12000华里）
    
    不是说“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么？25000里是当年毛泽东在陕北跟美国记者斯诺说的，将错就错就这样沿用下来。
    
    1935年，国民党采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围剿赣闽地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红军在“反围剿”中遭到惨失，几乎被国军消灭，中共中央机关危在旦夕。同年10月21日中革军委下令中央红军8.6万人马撤离“苏维埃共和国”向湘西转移，史称“长征”。
       
    红军长征前一个月（1934年9月），毛泽东在赣南省苏维埃政府驻地于都县得了恶性疟疾，经中央红色医院院长傅连暲亲自诊疗，病情得到控制。此时毛泽东头上虽然还挂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头衔，但已被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排斥在决策层之外“控制使用”。
       
    毛在养病期间偶然从第239期苏区报纸《红色中华》上看到一篇社论，得知中央红军在重兵压境之下，将被迫撤离中央苏区，还一打听，自己竟被列入了留守人员名单，不能领取长途行军所需的各种装备物资（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1983年）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博古传达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鉴于毛泽东同志的恶性疟疾还没康复，可以准备照顾一下，继续留在中央苏区，或去苏联治病，红三军8师师长许光达已赴苏联治伤。（伍修权《我的历程》1984年）
       
    既然不受博古和李德等领导人待见，毛泽东愿意留下不走，但提出让罗炳辉和红九军团第22师留给他继续反“围剿”。
       
    当时中央政治保卫局准备在红军撤出苏区后，在瑞金附近设立多个“收容所”，对不信任的落伍官兵和老弱病残进行“整肃收容”以免被俘泄密，政治保卫局处理（屠杀）的“动摇分子”达数千人，时任红军代总参谋长龚楚亲眼目睹红12军参谋长林野夫被大刀砍杀。（《我与红军》《龚楚将军回忆录》1990年）
       
    不仅是中央苏区如此，湘鄂西苏区也发生过“段德昌案件”，段德昌在红军时期历任鄂西游击大队中队长、鄂西总队参谋长、鄂西独立师师长、红6军副军长、军长等职，在反“围剿”斗争中屡建战功，但被被湘鄂西苏区书记夏曦杀于湖北巴东金果坪。
    
    当段德昌知道自己将被处死时，向行刑方提出一个要求：“如今红3军子弹极缺，杀我时不要用子弹，子弹留给敌人，对我，刀砍、火烧都可以”，最后他被红军执法队用刀砍死。
    
    远在千里之遥的陕甘红区肃反运动更是如火如荼。据中共党史记载：1935年9月下旬，政治保卫局戴季英秘令红15军团保卫部逮捕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刚好刘志丹因公去瓦窑堡，半路碰到传递这一命令的通讯员。通讯员不知底细，把信给了刘志丹。刘志丹看信后，把信还给通讯员，吩咐他：“你赶快把信送到军团部去，就说我去瓦窑堡了。”说完及翻身上马， 一路飞奔来到政治保卫局的魔窟瓦窑堡投案。
    
    一到瓦窑堡，刘志丹就被投入监狱，备受折磨，妻子带着5岁的女孩也被关进了劳改队。
    
    当时决定逮捕刘志丹，一是说他执行了 “富农路线”，对地主不搞肉体消灭，还给富农以生活出路；二是指刘坚持农村割据，主张“有击更有游”，不打大城市；三是刘志丹搞“投降主义”，争取国民党和地方武装中的一些人等等。
    
    另据同时被捕的习仲勋回忆，扣押期间：他们搞法西斯审讯方式，天气很冷，不给我们被子盖，晚上睡觉绑着手脚；一天只放两次风，有人拿着鞭子、大刀，看谁不顺眼就用鞭子抽，用刀背砍，这个监狱的后院 已经挖好了一个大坑，随时都可以把我们这批人埋掉。毛主席晚来几天，我可能就被活埋了。
    
    中央红军到了陕甘根据地吴起镇。获悉根据地正在如此肃反，毛泽东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派国家政治保卫局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代表党中央去瓦窑堡接管戴季英控制的政治保卫局，刘志丹因此大难不死，当然，如果他们都歇了菜，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后来的“东方红，太阳升” 咯。
    
    好，回到“长征”。
    
    其实根据中共党史记录，10个月前（1935年1月）中革军委就让方志敏、刘畴西带领红10军团一万余人，打着“北上抗日先遣队”开往赣东北。途中被国军第49师、57师、补充一旅、独立43旅等共14个团包围在怀玉山，方志敏和粟裕（时任10军团参谋长）带领一千余人突出重围，但刘畴西带领的大队仍在包围圈内，方志敏重返包围圈内接应大部队，唯有粟裕没跟方志敏去接应主力逃过了一劫，带了400多残兵躲进了浙西南大山之中，没参加长征。1955年评定军衔，10名大将皆参加过长征，除了闽浙赣军区参谋长粟裕和红三军8师师长许光达（因治伤赴苏联）。
       
    红十军团兵败怀玉山，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军团长刘畴西被俘后，国民政府根据志敏和刘畴西在旌德扣留谋杀美国传教士师达能夫妇的罪名，判处方刘二人死刑。
       
    红军主力撤离苏区后，瞿秋白、何叔衡等相继被捕，如果毛泽东也留在苏区，恐怕中共历史就要改写了。
       
    博古和李德经过再三考虑，毛在苏区盘根交错，如果让他继续留在苏区，中央政治保卫局很难除掉他，反而让他收买人心兴风作浪打乱政保局的“收容计划”，还会动摇苏区中央分局书记项英的地位。正如中共在西北搞“肃反运动”，关押刘志丹、高岗等人，毛到达陕北后立马就把刘、高全部释放，大得人心，这是后话。
       
    于是，博古和李德决定改变初衷，把毛编入担架(滑杆)大队随大部队一起长征，直接把毛放在眼皮底下“监护”起来，就这样毛泽东躺在担架（滑杆）上被人抬着上了路，这倒不错，悠哉悠哉“万水千山只等闲”。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对抬滑杆的人来说，这两万五确实洒下一路血和汗 、、、
       
    滑杆大队除了毛泽东，还有留苏回来的张闻天和王稼祥，三人躺在滑杆上商议如何“掺沙子”进入政治局，然后伺机从博古和李德手上夺回领导权。
       
    红军在赣粤湘顺利打开了国军三道封锁线，付出的代价并不大，皆因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红军全权代表潘汉年和何长工，和广东粤军陈济棠的第七师谈判，陈济棠答应拨给红军弹药10余万发，并后撤40里 让红军通过粤军防线。红军到达广东南雄县的乌迳镇，疯狂血拼，鞋子、袜子、脸巾、香烟、香皂、牙膏、罐头、糖果买个不亦乐乎。（刘统：《红军长征记》：2019年）
       
    同时，云南桂系的李宗仁和白崇禧派桂军特使刘少南到天津，通过吉鸿昌与中共代表宣侠父接头，准备给红军让道过境，只要红军不攻打湘桂的重要通道龙虎关，红军不进来，中央军也进不来就好。红军兵临广西边界后，白崇禧下令桂军第15军撤离湘江防线，打开了桂军60公里宽的湘江防线（参见：中共广西桂林地委党史办资料）
       
    然鹅，云南桂军特使刘少南在天津被抓捕吉鸿昌的军统特务击毙，没有和宣侠父接上头，所以中革军委也不知道桂军准备让出防线三天，让红军八万人马渡过湘江。
       
    三天之后湘军何健得知桂军的湘江无兵防守，急调湘军四个师堵住湘江防线的缺口，只剩下几个小渡口让红军摆渡，结果，红军在湘江损失惨重，周昆的红八军团一万余官兵，剩下不到一千人，建制被撤销；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也遭到重创，红34师连同师长陈树湘全军覆灭，红5师全师几乎打光，师长和政委阵亡；林彪的红一军团指挥部被炸毁，林彪、聂荣臻和参谋长左权在激战中侥幸逃生，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渡过湘江时身边仅剩一名警卫员。
       
    中央红军血流成河，渡过湘江后清点人数，八万人除了伤亡，还有大量逃兵，结果全军只剩三万人。不过这对毛泽东来却是“坏事变好事”。
       
    由于李宗仁和白崇禧的继续配合，甚至阻止中央军万耀煌、周浑元的追击，让红军残余的三万人马转入贵州境内。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召开了“遵义会议”，总结反围剿和湘江惨败的经验教训。会上毛在“滑杆队”的队友张闻天和王稼祥，力挺毛泽东冻蒜为政治局常委，毛泽东的老冤家博古和李德靠边下课，张闻天接替博古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毛协助周恩来和朱德负责军事，至此，泽东同志终于重返中共决策层。
       
    遵义会议期间，红军干部变成了一个“小资”的形象，放假上街去下馆子，辣子鸡丁特别好吃。但几次吃下来，鸡丁肉少了猪肉多了，问题很严重，红军很生气，质问老板为啥“炒鸡丁掺猪肉”，老板赶紧抱歉，说小小遵义城有多少只鸡，也都给大军吃光光啦！
       
    吃饱喝足后，陈赓组织红军干部团跟遵义师范学校的男生打篮球比赛，再把校花们找来跳舞联欢，干部团大队长萧劲光是留俄海归干部，上台表演了舞步潇洒的“高加索水兵舞”，当场雷倒女生一片、、、（何涤宙：《遵义日记》1942年）
       
    总之，红军长征这一路上也不都是“吃草根野菜”，途中有时“每天每顿都是米饭；困难时有酥油，还有锅贴、水饺、火腿、羊肉吃。有时想办法换口味，假如寻到猪油、面粉，又能从老百姓家中借得平锅，就自己做锅贴。”（摘自《文人饮食谭》）
    所以，体格健壮的红四团能够昼夜行军240里“飞夺泸定桥”，当然文艺作品那个激动人心的画面：红军冒着守军的机枪不停扫射，攀着铁索往前进，终于把泸定桥拿了下来，但这个场面演得并不真实。
       
    大家想想看，泸定桥长约100米，观音阁这边的红军攀着铁索往泸定镇那边爬，爬的再快也要10分钟时间。虽然对岸守军没打过啥仗，平时也就是在收税时吓唬老百姓放过几枪，但对着正在爬铁索的红军开枪，怎么也能打死几个。但“双枪兵”偏偏犯了的大烟瘾，鼻涕眼泪抹了一把把，加上对面红军20多挺捷克式轻机枪，朝着泸定镇桥头堡突突扫射，把“双枪兵”们给吓得屁滚尿流，赶紧从镇子后面溜只大吉。
       
    其实当时红四团跑了240里地，也确实累了，想等先前渡过大渡河的刘伯承纵队，从后包抄拿下泸定镇，大家就不用费事爬桥了，结果一等二等对岸没啥动静，这才开始爬桥，爬到桥中间对岸的火就烧起起来了，突击队队长犯了犹豫，回头张望只见团长黄开湘和政委杨成武拼命高喊同志哥，停不得呀，冲过去呀，这才脱衣服扑火，把泸定桥给夺下来了。（文汇网《红军长征记》2019年）
       
    许多年之后（1982年）邓小平老爷子对美国总统卡特(Jimmy Carter)的国家安全顾问布列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 亲口说：“这只是为了宣传，我们需要表现我们军队的战斗精神。其实没有打什么仗。”
       
    毛泽东却在后来在诗中写道“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过大渡桥没啥，真正“苦寒”的还是过雪山草地，这段路红军没打啥仗，主要任务是征粮，但付出的代价却不小，例如，红二师5团政委带领部队去征粮，结果被藏族骑兵袭击，团政委和70多人被打死，还被抓走10余人。红二师师长陈光派人赔钱赎人，并向藏族头人道歉，头人说放人不要钱，条件是红军不再到藏民家征粮。（北星出版社《吴法宪回忆录》2007年）
       
    走出草地后，原来的三万人马剩下还不到八千人，好在终于在川西懋功和四方面军会师了。
       
    当时的四方面军拥兵近九万，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硬实力决定一切，于是中央政治局不得“权力再分配”，发出通知：“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统率指挥。仍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兼总司令，并任张国焘同志任总政治委员。特电全体知照。”（《毛泽东年谱》，第463页）
    
    中革军委决定兵分两路，张国焘和朱德率左路军经阿坝北上，徐向前和陈昌浩率右路军经班佑北上，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随右路军行动。但右路军到达盖县后，毛决定改道北上陕甘，但被总政委张国焘否决，理由是一切行动必须听从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指挥。作为总政委的张国焘，电令右路军南下马尔康，后来就发生了“草地电报”这一诡秘一幕。
       
    无论公说还是婆说，毛率领红一、三军团及中央机关纵队秘密脱队北上，明显违背政治局“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统率指挥”决定，直接违反了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
       
    跟据中共党史的说法，当时张国焘要陈昌浩徐向前“武力解决”红一、三军团及中央机关纵队，但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都否认“下黑手”这种事，徐向前还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徐向前：《历史的回顾》1984年）
    
    关于红军草地分裂和张国焘的所谓“密电”这段历史，也有人说张总政委压根儿就没发过啥“密电”，完全是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揣测张国焘想用武力并吞中央的念头，“编造”了一份“密电”交给了毛泽东，而“密电”正是说服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人摆脱张国焘的最佳理由。
       
    毛和张在草地会师后，本想打着“党中央”的旗号威望，掌控张国焘领导的四方面军的八万红军，但四方面军的高级指挥员人心向背，宁愿跟张不跟毛，如果毛继续同张国焘的四方面军混在一起，他很可能又要靠边站，因此不辞而别单独北上脱离张国焘，正是他求之不得的和好事儿。
       
    既然毛要闹分裂，张国焘便以“中央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司令部”等名义给毛泽东发电报，大意是毛泽东等人从即日起取消“第一方面军红军”称号，改称“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必须改称“北方局”。（《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2004年7月版，第68页）
       
    说白了，就是要把毛泽东等人“弹劾”出党中央，从今往后以张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说了才算。1960年美国记者斯诺访问毛泽东，毛说当时是他“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刻”。毛在诗中写道“更喜岷山千里雪”，喜的是啥？喜的是翻过岷山甩开了岷山以南的徐向前、陈昌浩的右路军。〔韦国清、黎林著：《长征经过路线》）
       
    于是，毛在80里外的甘南迭部县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推翻了先前的决定，解除张国焘的指挥权，但最让毛扎心的，四方面军八万官兵的一致拥护张国焘，甚至留在张国焘左路军的一方面军高级干部也纷纷倒戈。据徐帅回忆，红一方面军一军团一师师长、红12军军长罗炳辉，在卓木碉一方面军五、九军团的3千官兵大会上，慷慨陈词责备和埋怨毛等人领导的“党中央”，长期跟毛在一起的何长工登台发言后竟高喊口号：“打倒毛泽东！”（徐向前 《历史的回顾》，2001年10月）
       
    毛不得已只能把手中的红一、三军团七千余人改编为“陕甘支队”，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自己兼任为政委，把中央机关带走，彻底摆脱张国焘，但此时此刻“用兵如神”的毛泽东，并不知道红军脚下的长征之路究竟要通向何方。
       
    好在天不灭毛，红四方面军独立4师师长、红28军军长徐海东带领一支人马到达陕北延川县永坪镇，与刘志丹的陕北红军26、27军会师，组成红十五军团。几近绝境的毛泽东从旧报纸上获得了这个消息，决定派出任红军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贾拓夫去联系红十五军团，贾拓夫不负众望，终于和军团长徐海东接上了头。
       
    徐海东在永坪镇一个破窑洞见到了身穿破大衣。脸色土灰披着长发的毛泽东。毛见着徐后第一句话就是要钱。徐的红25军政工人员一到陕北，就开始整肃陕北红军，把刘志丹等人全都抓起来了，此时正需要中央的支持，因此徐海东把自己压箱底的五千大洋全掏了出来，接济眼前这支虚弱到迎风就倒的“陕甘支队”。
       
    弹尽粮绝的中央红军终于得到救援，放开肚子吃，有人倒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红一方面军的总供给部部长林伯渠是管钱袋子的，林的那匹马饿得皮包骨头，林买了30斤麦子让马吃个够，不料那马一口气把一口袋麦子全吃光光，，结果当晚就歇了菜。（刘统：《红军长征记》：2019年）
       
    吃饱喝足就有力气才有力气回过头对付“分裂分子”张国焘。毛泽东深谙“枪杆子里出政权”，面临一万对八万的对决败局不言而喻，既然牌局要输。不如剑走偏门奋力豪赌一场。但要走偏门必须有人带个路，带路的这个就是刚从苏联回国的“共产国际”代表张浩。
       
    张浩原名林育英，是毛的心腹林彪的堂兄，两年前（1933年）去莫斯科当了“共产国际”的代表，当时的中共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必须无条件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于是，毛请张浩在“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刻”助其一臂之力。
       
    人生如戏全凭演技，剧本写好之后，毛泽东亲自起草电文，让张浩以“共产国际”名义一连给张国焘发出三份电报，刚开始张国焘对张浩怀有质疑，但毛要张浩咬紧牙关一不做二不休，哪怕输了身败名裂不齿于全党同志也在所不惜！
       
    1936年1月24日张浩第三次致电张国焘，告诉他擅自成立的党中央不算数，最多只能是“西南局”，必须受共产国际代表团领导，而这个“代表团”就在陕北窑洞里，洞主本尊其实就是毛泽东。这一点就是用脚趾头想也能明白，张国焘顿时心理崩溃只好认输，取消了他成立的“中央”，承认被共产国际批准的“西北军委”，而毛设计的骗局，瞒过了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四方面军的高级指挥员。
       
    同年7月，张国焘同意让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再过草地，在甘肃会宁城、隆德、台堡等地和红一方面军会师，红一方面军（含陕北红15军团）两万余人，红二方面军一万余人，红四方面军三万余人，合计约六万六千人。中革军委发出《为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宣告红军长征结束。
    
    【以下信息源自网络】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时的兵力与装备情况是：
    
    第一军团：下辖三个师，共计19880人。
    第三军团：下辖三个师，共计17805人。
    第五军团：下辖两个师，共计12168人。
    第八军团：下辖两个师，共计10922人。
    第九军团：下辖两个师，共计11538人。
    
    中革军委直属第一纵队共计4693人，第二纵队共计9853人，民夫/担子1000担以上。
    
    总人数86859人（不含民夫），与陕甘红军会师时，仅余70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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