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底张文宏医生发表文章提到“完全开放，与病毒共存论”的策略观点，引发了广泛的争论

如果看看他的原文就知道，他并没有提出任何与病毒共存的具体策略，只是说要有“新的智慧”。这种泛泛而论，如果是在正常情况下谈谈倒也没什么。但问题是，7月底这个时间点正是因南京疫情爆发，引发国内多地疫情扩散的危机关头。同时又是遇到高传染性的德尔塔病毒，他在文章中也明确提到了南京疫情，显然是针对这次疫情而来。但在7月底，这次疫情还远没有结束，尤其南京确诊病例都还在不断出现，并且传播到张家界、扬州、郑州、湖北、北京、沈阳等地区。在这种疫情的关键时刻，普通人说话都应该非常慎重，况且是一个知名度非常高的职业医生。
 
因高强反驳他的文章，很多人在争论中认为这有些政治化。但是，说更严重一点，在这个时候随意讲错话是有可能涉及法律问题的，作为专业的医生尤其是如此。这个可就不止是“政治化”的问题了。
 
对疫情采取什么样的防控措施，这不单纯是一个流行病学的专业问题，也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显然，张文宏的文章中所提的意见，也主要不是从流行病学角度，而是从经济学角度来提的。原因在于，如果只是从防疫角度考虑问题的话，显然是防控越严越有利。但是，这里面是有社会和经济成本的，如果是要谈综合考虑社会和经济成本而应该采取什么策略，那显然就不是从单纯防疫角度出发，而严格说是“在防疫约束前提下的经济决策问题”。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张文宏显然不具备任何经济学专业的知识基础。那么，从经济学专业角度，说清楚为什么他的观点是错误的，这才是关键。
 
微观经济学的边际分析中，有一个重要的结论：正确的决策并不依赖于过去的历史是什么，而是基于经济现状的边际分析结果。因为不同国家疫情的现状不同，其边际分析的最优解也很可能是不同的。到底该不该坚持“病毒清零”的策略，这要基于不同国家的不同现状。至于是什么原因造成不同国家差异的历史和现状，它合理还是不合理，与边际分析完全无关，我们就不去追究了。显然，中国的现状是：病毒已经清零或基本清零了。因此，对中国的防疫策略选择问题，必须是基于中国“已经基本将病毒清零”这个前提。在此前提下，我们有两个策略的选择问题：
 
一是在“保持清零”，与“完全开放、与西方国家看齐”这两个策略之间做出选择。
二是在假设我们最终不得不选择“完全开放”，那么在什么时间点开放更为合适的策略选择。
 
首先来看第一个策略选择。保持清零的策略在防疫上的边际收益为：“基本接近零感染，零死亡”。完全开放的策略，在防疫上的边际收益为“低于可接受的0.46%死亡率”，假设开放后中国感染人数为1亿人，那么死亡人数为46万人。这是“接近零死亡，与几十万、几百万死亡”之间的对比选择，而不是2.1%死亡率，与0.46%或0.1%死亡率之间的对比选择问题。千万不要搞错了。这体现了现状不同，即使采用完全相同的策略，其边际收益也完全不同的原理。
 
需要特别澄清的一点是：不能简单地认为低于某个死亡率就一定可以被社会接受。例如，狂犬病的死亡率接近100%，但我们事实上是选择了与病毒共存，全社会并没有把这个传染病当作很大的事情来对待，也没有因此就不让养宠物狗了。原因在于：这个病每年发病人数只有几百人，它并不会人传人，一般只是在病兽咬伤人之后才可能发病。现在也已经有比较有效的针对性疫苗。因此，更关键的是死亡数量，而不仅是死亡率。假设每年流感发病人数是353万（这是中国2019年实际发病数字），按死亡率0.46%算是死亡16238人。（注，2019年中国实际流感死亡人数是269人，死亡率为10万分之0.0193，这才是我们愿意接受与流感病毒共存的实际死亡率数据）。但是，如果因德尔塔病毒或新的拉姆达病毒传染性远比流感高，使得发病人数达到3500万人，0.46%的死亡率对应的死亡数就是16万多人，这个是否还可能被接受就要明显打个问号了。如果发病数达到3.5亿人，那么对应的死亡数字就会达到百万量级，这显然是难以被社会接受的。
 
保持清零策略的边际经济收益为：中国是接近零感染、零死亡地区，因此经济安全性显然是最高的，人们更愿意将订单交给中国。
 
完全开放的边际经济收益为：中国与其他国家一样不安全，中国最好结果只是“不比别人更差”。
 
保持清零的边际成本投入为：出现零散疫情后，最大投入为有针对性的楼宇、小区、城区或一个城市等的封锁、核酸测量、密接与次密接的排查与隔离，确诊人员的治疗。
 
完全开放的边际成本投入为：数以亿计感染人群的核酸等检测、隔离、治疗，更大人群的核酸检测、隔离等。
 
从风险评估角度来看，保持清零策略的边际收益与成本计算，对病毒变异，以及疫苗研发生产的各种不同结果很不敏感。而完全开放策略的各项经济性计算，却深度地依赖于病毒变异的不同，以及研发疫苗的技术差异。例如，现在认为完全开放了死亡率可以降到0.1%，但你怎么能绝对排除这样的可能性：拉姆达病毒进一步变异后，即使打了世界上的任何疫苗，死亡率也可能会提升到0.65%以上呢？这个死亡确实比原来的2.1%要低，可是却已经显著高于所谓0.46%这个可接受死亡率了。如果出现这种尴尬的结果，病毒又已经传遍全国了，那该怎么办？
 
可能还存在我们在上面没有列完的成本、收益和风险因素。例如，因为采取较严格的防疫措施，尽管只是针对COVID-19疫情的，却导致其他法定传染病普遍下降，有些甚至下降幅度非常大。2019年中国丙类传染病发病人数为717万，2020年却只有313万，下降了一半多。死亡人数也从304人下降到70人。但这些已经不重要了，只要知道了这个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任何人都可以非常容易地得出相同的结论：对中国，并且仅仅对中国来说，尤其是仅仅针对这次南京碌口机场引发的德尔塔病毒小爆发来说，保持清零策略的收益成本比，净收益，抗风险能力等指标，都绝对压倒性地好于完全开放策略。病毒清零策略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是否为最优解，我们这里不去操太多心，只能真诚地从人道主义角度祝福他们。
 
当然，有些人可能辩护说，张医生说的并不是特定地针对这一次疫情，而是说因为这次疫情引发的思考。因为其他国家都采取了完全开放的策略，中国最终也不能不受到影响，最终只能采取开放的策略。那么好，我们就接受这个前提假设，进行相应的有条件的策略选择分析。既然假设中国迟早必须采取开放性的策略，那么，这个策略选择的空间就是：在什么时间点，尤其是在什么样的技术措施基础上，我们不得不放弃保持清零策略，最终采取完全开放的策略更优。
 
由于我们已经清晰地证明：保持清零策略，在任何经济评价指标上，都压倒性地好于完全开放策略，那么，我们的时间选择策略就非常简单：越晚越好。并且，因为还存在病毒变异，以及疫苗跟随研发等，众多不可完全精准预测的风险因素存在，“不得不完全开放”的这个前提性假设，并不是完全确定的。因此，从风险评估角度说，等其他国家实际完全开放后，能够确认完全开放策略是否有效，具体时间至少等一年以上，根据他们的实际效果评估之后，再来作出选择显然更为有利。
 
这个策略选择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而且是我们建立什么样的技术条件更好的问题。技术条件不同，完全开放后的收益成本显然也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采用越晚越好的策略，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建立更好的技术基础，这样完全开放后的收益成本比肯定会更好。因此，就算我们接受“最终必须完全开放”这个前提假设，具体策略也是在时间上越晚越好。在这次南京碌口机场引发的德尔塔病毒疫情上，肯定不应该采用开放策略。如果是这样，那就不该在这个时间点上提出这个问题。尤其是没有任何具体技术措施、泛泛而论，没有进行任何专业策略分析地提出这个问题。同时，就在这个时间点上，外部有很多人忽悠中国现在就采取完全开放的策略，如果不去进行明确的区分，人们当然就会认为张文宏就是在说服中国政府完全接受国外的建议。这样，他受到批评也就不算冤枉了。 6park.com
-- 汪涛：张文宏，该说还是不该说 6par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