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战争是指西方列强依靠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专业的金融能力，利用金融工具、金融手段，辅之以军事和政治手段，对其他国家进行经济劫掠的方式。金融战争是新殖民主义的重要形式。贸易全球化、金融工具的发展为金融战争提供了便利。而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则成为了西方列强经济殖民的重要工具。金融战争是一种虽然看不见硝烟，但却依然无比残酷的利益争斗。很多国家因为金融战争的失败，而丧送了数十年辛辛苦苦的发展成果，其损失不亚于一场大战。
（一）金融战争的工具

（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简称IMF）与世界银行。为了使布雷顿森林体系有效运行，联合国于1945年成立了IMF与世界银行。IMF的主要职责是监察货币汇率和各国贸易情况，提供技术和资金协助，确保全球金融制度运作正常。世界银行的主要职责是向成员国提供贷款和投资，推进国际贸易均衡发展。这两个国际金融组织虽然都是联合国的下属机构，但都被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所操控。它们虽然对于促进世界的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在某种程度上却是西方发达国家和金融资本攫取利益的工具。
IMF的运行。IMF采取加权投票表决制。投票权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每个成员国都有的250票基本投票权，另一部分是根据各国所缴份额得到的加权投票权。由于基本票数各国一样，因此在实际决策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加权投票权。加权投票权与各国所缴份额成正比，而份额是根据一国的国民收入总值、经济发展程度、战前国际贸易幅度等多种因素确定。2016年IMF进行改革之前，发达国家拥有超过60%的份额，其中约45%的份额集中于七国集团，仅美国就拥有17.7%的份额（自IMF成立以来，美国所占份额一直是最大的），日本6.6%，欧盟超过30%，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只占36%。根据IMF的规定，其决策一般需要50%以上的投票权，重大决策需要85%的投票权。很显然，从各国在IMF中所占的份额来看，发达国家足以决定IMF的基金组织日常决策，因此IMF是由发达国家把持的。特别地，美国因握有17.7%的份额实际上拥有了一票否决权——IMF重大决策的最终决定权其实掌握在美国国会手中。这种以经济实力划分成员国发言权和表决权的做法违背了传统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引起了不少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不满。而欧美国家为了牢牢控制IMF，又总是故意打压其他国家，最为明显的例证是中国。因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2010年IMF执行董事会通过改革议案（该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中国在IMF排名却是第6），计划将中国的份额由3.65%升至6.19%，却被美国国会否决。直到2016年中国的份额才由3.996%升至6.394%。而美国国会之所以同意提升中国份额，重要因素之一还是因为中国于2015年牵头成立了亚投行，对IMF构成了挑战。但这个份额分配与现实依然有着很大的差距，中国GDP已经发展到将近3倍于日本，却还没有日本所占份额多。2016年改革虽然提升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的份额，但欧美国家依然占了很大的比例，依然牢牢地掌握着IMF的决策权。而美国也依然占有超过17%的份额，保持着自己的一票否决权。除了IMF的决策权，欧美国家还占据了IMF的管理层。执行董事会是IMF负责处理日常业务工作的常设机构，由24名执行董事组成。执行董事由持有基金份额最多的5个成员国美、英、德、法、日各派一名，中国、俄国与沙特阿拉伯各派一名，剩余董事由其他成员国按选区轮流选派。总裁是IMF的最高行政长官，并兼任执行董事会主席，通常由欧洲人担任。在IMF成立后的60年中，其高层管理人员中只有一位副总裁来自发展中国家。被西方国家所控制的IMF更多地代表了西方国家的利益，甚至成了维护美元霸权的工具。
世界银行的运行。世界银行按股份公司的原则建立。成立初期，世界银行法定资本100亿美元，全部资本为10万股，每股10万美元。凡是会员国均要认购银行的股份。一般来说，一国认购股份的多少根据该国的经济实力，同时参照该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缴纳的份额大小而定。另外的资金来源包括向国际金融市场借款，以及发行债券和收取贷款利息。世界银行在成立之初主要任务是促进西欧国家战后经济的恢复。但在1948年后，欧洲各国开始主要依赖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来恢复战后经济，世界银行于是主要转向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中长期贷款与投资，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世界银行的决策体制和IMF大同小异，也是根据份额而定。世界银行于2010年进行投票权改革，发达国家共向发展中国家转移3.13%的投票权，发展中国家整体投票权从44.06%提高到了47.19%。中国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从2.77%提高到4.57%，但仍低于美国和日本，成为世界银行第三大股东国。世界银行的行长由美国的执行董事提名，一般是美国人。
IMF和世界银行成立的初衷是为了维护布雷顿森林体系，随后西方国家更是依靠强大的实力掌控了这两个国际金融机构。虽然这两个机构对世界经济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很大的问题。这两个由西方国家掌控的机构（其背后是金融资本在控制），在对其他国家进行救助的时候，往往会提出很多附加条件，甚至会附加政治条件，并且有些条件相当苛刻。认真分析这些附加条件我们会发现，它们往往是根据西方经济体制，甚至是根据西方需要提出来的，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如果从阴谋论的角度考虑，这些条件为西方金融资本攫取他国利益打开了方便之门，不排除是西方金融资本与政府合作攫取他国利益的一种手段。一般来说IMF和世界银行的贷款条件如下：用被救助国家的矿产、命脉行业垄断经营权作为抵押以及交换条件；推行紧缩的财政政策，收紧教育、医疗、公共事业财政投入，降低公务员工资，增加税收；要求被救助国货币有体系的贬值，以便增加出口，获得还贷资金；等。对于受援国来说，接受这些条件无疑会丧失很大一部分国家主权，相当于受到了IMF和世界银行的政治控制和经济渗透。
1980年代拉美地区爆发债务危机，拉美国家不得不求助IMF和世界银行。美国政府、IMF和世界银行联手炮制了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并利用贷款的附加条件强制拉美国家进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其主要内容包括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国企私有化、放松对外资的限制、放松政府的管制等等。美国著名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在他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明确指出：“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再加上当时特殊的国际环境，如西方新自由主义理论甚嚣尘上以及苏联解体、东欧巨变等，拉美国家一头扎进了“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开始大规模进行。其中的典型例证是墨西哥和阿根廷，阿根廷更是被西方国家誉为“新自由主义改革成功样板”。墨西哥和阿根廷的经历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首先是私有化浪潮。1988年，卡洛斯·萨利纳斯当选墨西哥总统后首先掀起私有化浪潮，酒店、航空、钢铁、制糖等国企纷纷被拍卖。为了能够获取更多资金，墨西哥甚至开始拍卖矿产、银行等。外资趁机蜂拥而入。墨西哥1982年国有企业为1555家，到1992年已减少到217家，其中许多公司被外国投资者买走。最终，墨西哥的金融、制造和运输等重要经济部门都被外资控制。墨西哥经济虽然度过了难关，出口增加了，就业增加了，通货膨胀下降了，但墨西哥增长的每一分利润却有一半被别国（主要是美国）拿走。阿根廷更是成为了世界上实行私有化规模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因此被誉为“样板”）。阿根廷也按照“华盛顿共识”采取了开放市场、吸引外资、拍卖国有企业等一系列措施。短期内大量外资涌入，银行和金融公司的股权被外资控股的比例超过了50%。1989年，政府掌握着电信、石油、银行等主要大企业。10年后，阿根廷政府几乎卖光了战略性行业的国有企业，包括油气资源、通信、电力、公用事业以及核电站，甚至还有港口、码头、飞机场、火车站，国家掌握的仅剩下国家银行、造币局和电视台等少数企业。全国100家大企业中，以阿资为主的企业仅剩7家。私有化后的阿根廷的政府完全依赖于外资投资和进入来推动经济增长。2000年，外国公司已经控制了阿根廷出口总额的90.4%和进口总额的63.3%。委内瑞拉的经济命脉——石油也就是在此时被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企业所控制（这是查韦斯上台后大力推行国有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成了查韦斯与美国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段时间，随着外资的大举进入（为了吸引外资，两国还实行了很多的优惠政策）以及变卖国家资产所获得的大量资金，两个国家迎来了一片“繁荣”。但是，短暂的繁荣之后，赚得锅满盆满的外资开始撤离，而当初变卖国家资产的资金又被高福利（拉美国家的民族性中颇有“今天有酒今天醉”的意味）和贪污腐败消耗殆尽，这两个国家迎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1994年12月～1995年3月，墨西哥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其主要原因包括：①快速的私有化进程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国家调控经济的能力严重削弱，经济结构失衡问题突出；②金融市场开放过急，对外资依赖程度过高。在解除资本管制后，墨西哥又采取了一些鼓励外资的政策，由此使得外国私人资本大规模流入。1992～1994年每年流入的外资高达250亿～350亿美元。这些投资并未进入实体经济，而是大肆投机，使得经济出现了虚假的繁荣，泡沫现象严重。重要标准之一在于，外贸出口并未显著增长，外贸进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87年的9．4％增至1993年的31％，结果造成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赤字在230亿美元的高水准徘徊；③金融自由化便利了银行的信贷扩张，同时大规模的资本流入又使得基础货币大量投放，造成银行体系面向私人部门的信贷快速增长。政府缺乏有效的监管使得呆坏账比重不断提高；④大规模的资本流入提高了比索的币值，导致出口竞争力下降，推动经常项目的进一步恶化。而贸易自由化使墨西哥在1994年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后面临空前的贸易危机，进口大幅增加，耗费了大量的外汇储备。自此，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就成了拉美地区的“常客”。巴西于1999年爆发金融危机。阿根廷1999～2002年连续4年经济出现负增长，2002年更是达到-10.89%，2001年末至2002年初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国家经济近于崩溃。从2002 年7、8 月开始，始于阿根廷的金融危机开始席卷乌拉圭、巴西、秘鲁、墨西哥、哥伦比亚、厄瓜多尔、智利等国，这些国家的金融市场发生严重动荡。除了严重的金融危机，拉美国家还爆发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因为IMF和世界银行要求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各国不得不降低工资、取消生活必需品价格补贴，结果引发多国政治动乱。玻利维亚由于水价上涨导致市民暴动，厄瓜多尔由于天然气价格飞涨引发社会骚乱，委内瑞拉由于工资降低、生活必需品涨价而引发暴乱，造成至少二三百人的死亡。墨西哥私有化浪潮加剧了贫富分化，失去土地的印第安人铤而走险，拿起武器组成了“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动乱局势使得墨西哥毒品生产与销售迅速发展，由此成了墨西哥难以剔除的一颗毒瘤。直到今天，很多拉美国家还依然深陷危机之中不能自拔。面对新自由主义改革后的一地鸡毛，2007～2015年任阿根廷总统的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曾激烈地表示，要让下一代阿根廷人永远不再听到IMF这个组织的名字。当然，拉美国家之所以会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自身因素，如民族性、历史文化传统、高福利等等。但是，以美国和IMF、世界银行为首的西方金融资本在20世纪晚期诱惑和迫使拉美国家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并且从中大获其利的做法，大大加深了该地区的经济危机，它们难辞其咎。
1997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为摆脱困境，韩国政府于1997年12月13日与IMF达成协议，接受了IMF提出的苛刻条件，让出经济发展的主动权，以获取57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这一天被韩国人称为“国耻日”——因为该协定无异于一项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西方国家在韩国金融危机中攫取了以往平等谈判时很难获取的利益，例如IMF要求韩国开放银行业，而这正是美韩双边谈判的最主要内容。又如IMF所要求的韩国取消进口日本产品禁令、减少进口手续则是日本的长期要求。美欧更是竞相角逐韩国国家银行的控股权。其他受灾国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例如，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美国花旗银行通过收购股权成为泰国第一曼谷银行的控股行，瑞士银行控股了印尼第二大银行等等。2019年巴基斯坦出现经济危机，不得不向IMF求助。虽然IMF给了巴基斯坦60亿美元援助，但同时也附带了苛刻的政治和经济条件。其中包括解决国有企业的亏损问题、扩大税基、提高电力价格。同时，IMF还要求巴进行“雄心勃勃的结构性改革议程”，优先领域包括改善公共企业的管理、加强机构和治理、继续打击洗钱和打击资助恐怖主义的势力等。这些附带条件除了经济代价外，还很可能会动摇现政府的执政根基，为政治动乱埋下了祸根。反对派更是指责政府，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卖国协议”。正因如此，IMF和世界银行常常被指责为“新殖民主义”。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美国经济学家，曾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及主席）也说：“与19世纪一样，欧洲人和美国人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到处冲破壁垒打开市场，却阻碍第三世界的农产品进入他们的市场。鸦片战争中，西方用战争来推行他们的不平等贸易；今天，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组织使用的金融和财政手段几乎一样有效。”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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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世界贸易组织（WTO）。WTO于1995年由“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演变而来。其主要宗旨包括，保证充分就业和大幅度、稳步提高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扩大货物和服务的生产与贸易；以开放、平等、互惠的原则，逐步降低各会员国关税与非关税贸易障碍，并消除各会员国在国际贸易上的歧视待遇；等。目标是建立一个完整的，包括货物、服务、与贸易有关的投资及知识产权等内容的，更具活力、更持久的多边贸易体系，以此来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通过实质性削减关税等措施，建立一个完整的、更具活力的、持久的多边贸易体制”是其重要任务和目标。在GATT运行及WTO成立初期，西方国家依据其自身优势而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获取了巨大利益，极大地促进了其经济发展，因此它们大力推进并维持这些国际贸易组织，强烈要求各国降低关税。但是，进入21世纪，随着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兴起以及西方国家经济长期发展停滞，西方国家却将WTO视为它们的阻碍，更是在民粹主义等极端思想的推动下，掀起了提高关税、反对贸易全球化等逆经济全球化的浪潮。美国在特朗普的带领下，为了一国私利，到处挥舞关税大棒，严重违反了WTO的宗旨和目的。为了给自己的横行霸道找理由，特朗普指责WTO存在诸多问题，要求WTO进行改革，其根本则是“必须让贸易秩序来一场按照美国旨意的大改造”，并且发出威胁“如果它们进展得不顺利，我就会退出WTO。”我敢断言，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IMF、世界银行中的地位会出现明显下降。一旦他们不再能够有效掌控这些组织，不能够通过这些组织来获取利益，他们很可能会将之解散。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无论IMF、世界银行还是GATT、WTO，其本质都是推行以经济劫掠为目的的新殖民主义的工具。这些组织、机构堂而皇之的宗旨和目的不过是用来蒙骗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烟幕弹，弱肉强食才是西方国家的真实目的。
（二）金融战争的方式
从1970年代到2010年代，美元经历了三次大的升值周期。每一次强弱变化周期大约为15年，升值周期一般为5～7年，升值周期也叫强美元周期。每一次强美元周期，总会伴随一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而西方国家则趁火打劫，大肆劫掠。
（1）拉美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美元第一次大幅升值是在1980年代初。1970年代，受美元危机和油价暴涨带来的流动性过剩影响，美元处于弱势，美国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1979年保罗·沃尔克出任美联储主席，针对美国高达13%的通货膨胀率，推行紧缩货币政策，将本就高达10%的美联储利率逐渐提高到1981年6月创纪录的19.1%，贷款利率更是提升至21.5%。受此影响，美元迅速升值。1980年7月到1985年2月，不到5年时间美元指数从84升至164，升值幅度超过了90%。美元进入升值周期后，全球流动性趋紧，流入其他国家的资金迅速回流美国，这对拉美国家造成了沉重打击。这种打击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拉美国家经济严重依赖外资，随着美联储紧缩货币政策的实行，大量外资撤离拉美地区，拉美经济立刻陷入严重衰退，虚假繁荣破灭；另一方面，拉美国家普遍负有高额外债，贷款利率的大幅提高使得他们不堪重负。1982年8月12日，墨西哥因外汇储备已下降至危险线以下，无法偿还到期的268.3亿美元公共外债本息，不得不宣布无限期关闭全部汇兑市场，暂停偿付外债，并把国内金融机构中的外汇存款一律转换为本国货币。墨西哥的私人财团也纷纷宣布推迟还债。继墨西哥之后，巴西、委内瑞拉、阿根廷、秘鲁和智利等国也相继发生还债困难，纷纷宣布终止或推迟偿还外债，拉美主权债务危机就此爆发。“拉美奇迹”结束，拉美国家转身陷入“失去的十年”。债务危机爆发后，拉美国家向IMF和世界银行求助。以美国政府和金融资本为首的西方集团炮制了“华盛顿共识”，连哄带骗外加强制，诱惑和迫使拉美国家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实行大规模私有化、开放国内市场、放松资本管制。改革初期，外资大量涌入，拉美国家迎来了一片“繁荣”。但短暂的“繁荣”之后，随着狠赚了一笔的外国资本开始大批撤离，拉美国家陷入了长期的、更加严重的衰退。此后，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成了拉美地区的“常客”，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急先锋墨西哥和阿根廷更是到了崩溃的地步。
（2）墨西哥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和俄罗斯金融危机。1991～2000年，得益于信息技术革命，美国进入了战后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增长期。1994～2000年年均GDP增速更是高达4%，由此对美元形成了强支撑。1992年3月至1994年4月美国利率一直维持在4%以下，而后开始提高。从1994年11月至2001年3月，绝大部分时间利率维持在5%以上，甚至一度超过6%。上述两因素促使资金持续流入美国，推高美元形成了强美元周期。1992年9月美元从历史低位78.19反弹，1995年开始加速上涨。1995年4月～2002年2月，美元指数从80升至120，升值幅度达到50%。这首先对历遭劫难、抵抗风险能力差的拉美地区产生了影响。当然，拉美国家也接受了教训，普遍推行更为审慎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抗风险能力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本身存在很大的问题墨西哥还是于1994年12月至1995年3月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外资回流美国是重要原因）。更为严重的亚洲金融危机于1997年爆发。从1960年代开始，以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为代表的亚洲国家和地区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突飞猛进，成为亚洲发达富裕的地区，被誉为“亚洲四小龙”。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也于1980～1990年代有了长足发展，被誉为“亚洲四小虎”。但是，这些经济体的发展都存在着过度依赖外部环境和外资的缺陷。据统计，1996年，韩国、印度、马来西亚三国的国际资金占生产总值的比例分别达到5%、6%和7%以上。泰国这一比例在1994年超过14%。受新兴经济体吸引，国际投机游资也大举进入。但它们大多没有进入实体经济，而是进入到证券市场和不动产市场，由此推高了这些国家的资产价格，形成了经济泡沫。在强美元周期的影响下，随着外资回流美国、还债压力增大，亚洲的新兴经济体开始出现问题。因为这一次美元升值幅度和利率上涨幅度并不是很大，远远低于1980年代的幅度，并且亚洲经济体整体状态要好得多，所以亚洲经济体本身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严重的危机。但是，最终引发严重金融危机的，是由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游资投机炒作造成的。金融危机首先从泰国爆发。泰国自身存在的问题包括：①过分强调外向型经济，外向型经济占比很大，国际市场的变动，尤其是汇率变动对经济影响很大；②为了弥补本国资本缺口，大举借债，且债务结构不合理，短期债务多，还债率高，还本付息压力大；③在其生产力没有达到发达经济体水准的情况下，将货币与美元挂钩，实行固定汇率制，造成泰铢实际价值的高估，给予了投机资本炒作的机会；④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外资。更为严重的是，因为急于吸引外资，在本国金融体系尚未完善之前，于1992年取消了对资本市场的管制，扩大了金融自由化。这导致了两方面的恶果。一方面，外资大量涌入，催生了股市和楼市泡沫，给泰国经济埋下了隐患。一方面，跨境借款几乎不受限制，为投机资本做空泰铢创造了条件。1990年代，当美元进入升值周期后，美元升值带动泰铢升值。再加上日元贬值（有利于日本出口）、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等因素影响，泰国出口遭受重创（其它东南亚国家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贸易逆差迅速扩大，贸易赤字快速攀升。经济下行波及股市、楼市，资产价格泡沫破裂，金融部门问题显现。而此时，政局动荡、政府频繁更替也削弱了泰国应对危机的能力。以索罗斯量子基金为首的国际投机资本抓住机会，开始狙击泰铢。投机资本的运作模式是：首先，利用泰国的金融漏洞和急于引进外资的心理，从泰国银行借出大量泰铢（以美国国债作抵押）；然后，利用泰国本身存在的经济下行风险，将这些泰铢在外汇现货市场集中抛售（买入美元）；最终目的是，引发大面积金融恐慌，迫使国际游资撤离，造成泰铢大幅度贬值。其主要的获利方式有两点：①利用借入的泰铢在泰铢高位时抛出泰铢买入美元，在泰铢低位时用较少的美元买回泰铢归还银行，其间的利差就是获利。这种获利操作类似于股市中的融券。在这种操作方式中，唯有借入的泰铢才能获利。因此，泰国过度的金融自由化、对资本市场管制不力是导致投机资本成功的重要因素；②通过做空机制在外汇期货市场获利是投机资本的获利重点，因为这可以利用金融杠杆放大获利倍数。整个操作的成功关键在于，能否通过打击汇市造成大面积金融恐慌，利用“羊群效应”逼迫国际游资撤离，进而引发泰铢更大幅度的贬值。1997年2月，投机资本开始大量抛售泰铢，做空汇市。泰国外汇市场立刻波涛汹涌，动荡不宁。2月14日，泰铢汇率跌至1美元兑26.18泰铢的10年最低点。为了保卫泰铢，泰国采取了多种措施：在外汇市场大量购入泰铢；严禁国内银行拆借泰铢给国际炒家；联合新加坡、香港、马来西亚等国干预即期市场；大幅提高隔夜拆借利率。这些措施暂时稳定了泰铢，泰国同时也付出了沉重代价。一方面，本就不多的外汇储备被大量消耗。另一方面，高利率进一步打击了泰国经济，银行和企业的坏账问题开始暴露。更为严重的是，金融动荡已经开始影响投资者的信心，游资开始从泰国房地产、股票市场抽离，外汇市场出现了连续不断的恐慌性抛售（过度依赖外资的风险），泰铢贬值压力进一步加大。1997年6月，索罗斯一方面筹集更庞大的资金、召集更多的投机资本对泰铢进行最后的搏杀，一方面散布泰国经济的负面消息。到6月底，泰国的外汇储备已经告罄，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7月2日，泰国被迫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当天泰铢暴跌，兑美元汇率下降17%，外汇及其他金融市场一片混乱。这正是索罗斯苦等的结果。到10月24日泰铢贬值60%。泰国股市遭受重创，房地产泡沫破裂，银行坏账剧增，金融机构和企业大规模破产。国际炒家大获全胜，泰国人民辛辛苦苦几十年的血汗成果被外国投机资本攫取。但投机资本并未就此罢休，泰铢崩溃只是“盛宴”的开始。受到泰国金融危机的影响，亚洲其他国家也不得不改固定汇率为浮动汇率。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相继成为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印尼卢比、马来西亚吉林特、菲律宾比索一度贬值47%、35%和34%。此时的亚洲各国已是人人自危，金融危机在更大范围内蔓延。1997年下半年，日元大幅贬值，日本的一系列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破产。1997年11月中旬，韩元对美元汇率跌至创纪录的1008：1，韩国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暂时控制了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由此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而俄罗斯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韩国为了应付自身危机从俄罗斯撤资，其他外国投资者也纷纷跟进），也于1997年10月爆发金融危机，并持续到1998年8月。中国因为向来实行谨慎的金融政策，严格资本特别是外资管理，再加上庞大的外汇储备（当年为1398.9亿美元，世界排名第二），所以未受到直接影响。而香港于1997年7月1日回归，大陆成了香港的坚强后盾，两者外汇储备相加超过2000亿美元，比世界排名第一的日本还多，由此成功击败投机资本，安全度过危机。中国虽未发生金融危机，但金融危机给予中国的是极其宝贵的经验。中国原本计划实行金融开放的，但当中国眼见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凶险后，不仅不再计划放松金融管制，反而强化了金融监管。这也使得中国此后成功避免了诸多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东南亚诸国向IMF和世界银行求助。IMF不失时机地开出了三个条件：削减政府开支；实行紧缩货币政策；国企私有化。事实证明，这不过为西方金融资本更彻底地劫掠危机各国提供了机会。外资趁机大举而入，危机各国已经跌到地板价的优质资产被轻易攫取。金融危机后的20个月内，西方跨国公司在东南亚进行了186 起并购，这是50 年来东南亚最大规模的资产转移。结果是东南亚国家的命脉产业，包括金融、石油、电力、矿产、电信等统统掌握在了以美国公司为首的跨国公司手中，东南亚经济腾飞的成果被西方金融资本窃取了。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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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次强美元周期。20世纪初，由于互联网泡沫破裂，美联储不得不长期保持货币宽松政策。2001年12月至2004年11月利率维持在2%以下，一度不到1%。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为了挽救危机，美国加大了货币宽松力度。一方面继续降低利率，长期保持超低利率，2008年12月～2015年12月利率基本维持在0.2%以下，很多时间甚至在0.1%以下。一方面加大货币投放力度，实行了三轮量化宽松，向市场投放数万亿美元。美元由此更趋于弱势，2011年4月出现历史最低值73，而后开始反弹。美国2014年退出量化宽松，2015年进入新一轮加息周期，由此导致美元加速上涨。到2017年1月，美元指数达到阶段性高点103，较最低点上涨超过40%。2018年、2019年美国经济增长强劲，美元指数在100附近徘徊。与以往一样，受强美元周期影响，一些国家相继发生经济危局。土耳其、阿根廷、南非、墨西哥、俄罗斯、印度等新兴市场汇率、股市大跌。也许因为接受了前两次强美元周期的教训，世界各国普遍加强了防范措施，如新兴市场国家对美元的依赖度普遍降低、汇率灵活性增加、外汇储备大幅增加等，所以这次强美元周期并未造成大面积的严重的金融危机。但是，在看似平静的表面下面却掩藏着极大的危机，而这种危机正是针对中国的。暂且就把我随后的分析作为阴谋论的一种吧。其实很多所谓的阴谋论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一定根据的。在第一次强美元周期，拉美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在于拉美国家自身问题重重。但是，在危机爆发之后，以美国为首的金融资本却借助政府、IMF和世界银行，趁火打劫，狠赚了一笔。第二次强美元周期，国际投机资本利用东南亚国家所存在的问题，人为地制造了亚洲金融危机，不仅投机资本大赚特赚，西方金融资本与IMF、世界银行再次合作，又趁机洗劫了危机各国。比较1980年代拉美国家被洗劫和1997年亚洲国家被洗劫，后者更明显地多了一些人为成分。到了2010年代第三次强美元周期，美国政府和金融资本已经驾轻就熟，准备大干一场，这次它们主要目标针对的是中国。美国不仅希望借助这次强美元周期“狠剪中国的羊毛”，更是要借机迟滞中国的发展。美国首先希望中国会自乱阵脚，暴露出经济问题。但是，因为中国一直奉行谨慎的金融政策、政府对于经济干预力度大、国家工业基础雄厚、拥有庞大的外汇储备等原因，自身经济并不存在较为明显的问题，且有很强的抗外界干扰能力，所以美国单凭自己加息是不会引发中国经济动荡的。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要实现自己的卑劣目的，就必须另走它径，而这就是制造政治乱局、军事冲突。即，通过恶意的人为制造危局，打击中国经济，最终实现自己的目的。我们应该把这种图谋与2010年代大的国际背景相联系。
（4）日本“失去的十年”（这可以看作是新殖民主义下列强之间的内部争斗）。1979～1980年，第二次石油危机导致美国能源价格大幅上升，美国消费物价指数随之高攀，美国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为了抑制严重的通货膨胀，美国实施紧缩货币政策，从1979年5月到1980年4月将利率由10.01%提高到17.61%。大量海外资金流入美国，美元大幅升值，贸易逆差快速扩大，到1984年美国经常项目赤字达到创纪录的1000亿美元。而同时，1985年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日本制造的产品充斥全球，日本资本疯狂扩张的脚步令美国人感到了震惊与恐惧。在此背景下，1985年9月22日，美、日、西德、法、英等5国签订《广场协仪》。协议的主要内容是，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协议签订后，五国开始大量抛售美元。再加上美国政府、经济专家的舆论干预，从而形成了市场投资者的抛售狂潮，美元持续大幅贬值，日元大幅升值。到1988年1月，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日元对美元升值了一倍。日元升值使得在以美元结算的世界里，日本国民的平均财富值凭空增加了一倍，但由此也引发了严重的后果。首先，日元大幅升值严重影响了日本的出口，对日本以出口为主导的产业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而美国为了改变巨大的贸易逆差，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实行单方面贸易制裁措施，对日本的优势产品不断加征高额关税。1987年对日本电视和计算机征收100%的关税，1995年对日本豪华轿车征收100%的关税。1988年，美国对《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进行修改补充，由此形成了超级301条款。超级301条款的核心是以美国市场为武器，通过攻击性的单边主义，强迫其他国家接受美国的国际贸易准则，以此维护美国的利益。直至中国经济崛起之前，日本是“超级301条款”的主要应用对象。这些措施严重打击了日本的外向型经济。而广场协议的重要目的之一是，美国迫使日本由外向型经济转向内需型经济，至少也要扩大内需。广场协议签订的第二年，即1986年，日本外贸出口增速由1985年的2.4%下降为-4.8%，实际经济增长率也由4.1%下降至3.1%。1987年出口总额更是下滑20%；其次，日本政府为了对抗日元升值对国内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从1986年1月到1987年2月连续五次下调利率，将其降低至当时国际上的最低水平2.5%。卢浮宫协议以后，日本银行将2.5%的“超低利率”一直保持到1989年5月。同时，广义货币（M2）持续保持较高水平，1987～1989年货币供应量（M2+CD）年增速分别为10.8%、10.2%和12%。而日元大幅升值又吸引了大批国际投机游资。诸因素叠加造成了严重的过剩资金流通，加之日本国内市场狭小，投机“狂潮”随之兴起。尤其在股票市场和土地交易市场更为明显，股市、楼市暴涨，经济泡沫现象严重。1989年，日本政府意识到了巨大的危机，为了抑制泡沫经济，开始施行紧缩的货币政策。从1989年5月开始，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将利率从2.5%上调至6%。日本在戳破经济泡沫的同时，也出现了经济大倒退，此后进入了长达十几年的经济低迷期，被认为是“失去的十年”。虽然将日本“失落的十年”完全归罪于美国是不应该的，但美国绝对脱不了干系。其根本原因在于，二战战败，日本的军事、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国。同时，日本战后的迅速崛起与美国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在美苏两极对峙局面中长期享受“搭便车”的红利。因此，美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日本的诸多政策。首先是广场协议的签订。无论怎样的解释，广场协议的出发点和主要目的都是美国拉着其他国家来解决自身的经济问题，是美国在利用其经济和军事霸权强迫他国调整政策，以实现美国利益的最大化。当时日本无论经济还是科技发展都非常迅猛，大有赶上美国之势。日本制造风靡全球，日本的汽车、半导体、摩托车、机械设备不但质量不逊于美国产品，还因为美元升值的原因明显具有价格优势。在日本厂商的冲击下，美国传统制造业基地五大湖区的企业出现破产，大批工人失业。美国约一半的外贸赤字来自日本。日本对美国的威胁最大，因此日本就成了美国重点敲打的对象，而迟滞日本发展也成了《广场协议》的重要目的之一。从日本的角度来讲，因为缺乏完整的主权，对美国心存顾忌。到1984年的时候，美元升值使日本担心美元会恐慌性崩盘带来巨大动荡，日本产业界也害怕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打压日本商品。正是因为美日关系的不对等，日本才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为主要目的的广场协议（甚至有求之不得的意思），并且大力推行（事实上美国还是实行了单方面制裁，使得日本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有很大的被迫成分，其利益是被严重忽略的。其次，广场协议签订后，日本的经济政策频频受到美国干扰，日本政府面对外部压力自乱阵脚，失去了独立思考、独立行动的能力，接连决策失误最终导致了日本经济的严重衰退和长期停滞。①广场协议后，虽然日元大幅升值，但美国的贸易逆差并未有效减少。因此，美国开始强烈要求日本降低利率，扩大内需。日本一方面迫于美国的压力，一方面也是促进自身经济发展的需求，于是开始推行扩张性财政与金融政策，由此加剧了流动性过剩，催生了泡沫经济。②广场协议本来要求“主要的非美元货币对美元进行有秩序的升值”，但受市场因素影响，日元升值的速度却出乎意料。从1985年9月广场协议签订到1986年2月，日元对美元累计升值25%。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日本积极寻求与美国双边磋商，美国却并不热衷，日元依然快速升值。③广场协议之后，尽管美元对日元等非美元货币大幅贬值，但美国对外贸易逆差不仅没有减少，反而继续恶化。1987年，美国贸易赤字达1680亿美元，其中3/4的赤字来自日本和西德。同时美元过度贬值带来了诸多问题。1987年2月，美、英、法、西德、日、加、意七国再次达成卢浮宫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包括：日本和西德等实施刺激内需计划，美国进一步削减财政赤字；G7国家加强外汇市场“干预协调”，保持汇率波动在5%之内；等。卢浮宫协议和广场协议的出发点和目的一样，都是以美国政策和经济利益为主导签署的。卢浮宫协议以后，美国外贸出口迅速扩大，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均有较大下降。尽管日本和西德经济在广场协议后出现了下滑，但美国却并不在意。本来，美国可以通过提高利率的办法吸引国际资本流入，减缓美元过速贬值。但是由于担心这样会引起国内经济萧条，美国不愿意提高利率，而是希望日本和西德降低利率。④1987年秋世界经济出现了较快增长，为了对付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美国、西德等相继提高利率，日本银行也准备升息。恰在此时，1987年10月19日被称作“黑色星期一”的“纽约股灾”爆发。当时美国政府担心，如果日本银行提高利率，资金不能及时向欧美市场回流，可能再次引起国际市场动荡，因此建议日本政府暂缓升息。日本顺应美国要求，决定继续维持贴现率在2.5%的超低水平不变，一直到1989年5月日本才提高利率。这时距离“黑色星期一”已经19个月，距离日本实施超低利率政策已经27个月。这是日本货币政策的一次致命延误。⑤1989年，当日本意识到经济危险的时候，又采取了“急刹车”的方式，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将利率从2.5%上调至6%。突然而剧烈的金融紧缩在戳破经济泡沫的同时，也导致日本经济“硬着陆”，股市、房价暴跌，日本经济自此陷入了长期衰退之中。而日本1989年加息也与美国加息有密切关系。1988年初开始美国进入加息周期，到1989年3月利率从6.58%提高至9.85%。广场协议自此成了日本人心头永远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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