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內瓦是一座2萬人不到的小城,受到薩伏伊公爵和主教和雙重統治。隨着資產階級的壯大,1526年,日內瓦推翻公爵和主教的統治,實行議會制。這算是最早的資產階級革命了。
這三個因素,就給了日內瓦的資產階級社會改革足夠大的舞台。面對全新的局面,由於革命沒有學習對象,日內瓦人有點手足無措,日內瓦很有可能陷入極度的混亂和困惑中,革命果實得而復失。
他們便找來了當時的新教領袖和天才加爾文。
2、借助宗教的民主實踐
1541年,加爾文開始大刀闊斧的社會改革,主要有兩大目標:
1、廢除天主教的主教制,建立一個不屬於主教也不屬於世俗統治者,而是屬於全體信徒的民主教會;
2、以加爾文教為意識形態,重建穩定的社會制度。
在第一個問題上,加爾文建立長老制教會。教會的最高權力機構是12位長老和5位牧師組成的長老會,長老由議會選舉產生,每年重新選舉一次。所有的神職人員都是選舉產生,全體信徒都有實質的選舉權,從而徹底將天主教自上而下的金字塔等級制,轉變為自下而上的扁平結構民主制。
如果說主教制是政治上的君主專制在教會體制中的必然反映,那么長老制則代表了一種更加民主的教會管理模式,因此這場教會體制改革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先聲。在這種情況下,加爾文教與天主教之間的教會矛盾就進一步演變為民主平等與君主專制之間的矛盾。
「
”加爾文的教會組織是完全民主的和共和的。”——恩格斯
在第二個問題上,既然教會是民主共和的,人間王國也得一樣。他以《聖經》和《基督教原理》指導人們的生活規范,政府的最高權威機構是大議會和小議會,類似英國的下議院和上議院,由市民選舉產生,議會下設具體的執行機構政廳。
在機構設置上,加爾文用心做到政教分離,宗教與世俗互不干擾,但是在實際操作中,長老會成員也是議員,對議會施加決定性影響。這樣,日內瓦教會和世俗政府的最高權力機構緊密結合在一起。在意識形態上,無論是宗教領域還是政治領域,都是以加爾文教的神學體系為中心,加爾文神學成為人們的道德標准。日內瓦成為實質政教合一的神權國家。
它的政治體系和教會體系,以民主和平等觀念為根基,全體信徒都有實質的選舉權,從根本上消除了專制成分,因此稱之為「
”神權共和國”,多了「
”共和”兩字。
但它所有的官職都是自下而上的選舉產生的,它的選舉不是一種形式,而是一種實質,嚴格按照規定執行。加爾文是長老會和議會的最高統治者,這種領袖地位是精神層面的,他的權力被會議所分解和制約。在長老會和議會里,資產階級居於主導地位,這場改革實際上是一場資本主義改造。
以現代人的眼光看,神權國家總免不了僵化與愚昧的色彩,為什么不直接建立人類理性之上的民主制呢?其原因跟加爾文的「
”先定論”一樣:平民的覺醒還達不到資產階級那樣的開化程度,必須借助宗教外力來建立民主。
秩序和權威的形成是以人們的普遍信任為基礎的,它是一種自願服從的力量,靠武力和強迫是不可能維持一套自下而上的體制的。若強制推行政教分離,教會可以實行民主制,但政權沒了意識形態根基,就只能實行強制性的自上而下的專制。在找到可替代性的意識形態(17世紀自然理性)之前,上帝至上成為最佳的利用工具。
這就是中東國家總是依靠軍方來推行世俗化改革的原因:稟行的世俗化與伊斯蘭教違背,它必須依靠武力強制推進。這也是為什么中東現代化總會功虧一簣的原因:現代化理念沒有伊斯蘭意識形態的支撐,一旦出現問題,老百姓只會選擇自己相信的伊斯蘭。所以,伊斯蘭一日不進行宗教改革,中東就一日無前途!
3、教權與王權的分離
教權與王權之爭是西歐中世紀的政治主題,就像一場拔河,總是處於不平等、不穩定的狀態。10世紀以前,教權受到王權制約;11-13世紀,教權占據上風,發生了「
”卡諾莎之辱”;14世紀開始,教權又被王權控制,發生了「
”阿維尼翁之囚”。
德皇在雪地赤足三天,只為求得教皇原諒;法王將教皇囚禁在阿維尼翁,不讓回羅馬
教權高於王權,教會干涉世俗統治,就會帶來教會腐敗和信仰倒退,社會烏煙瘴氣。王權控制教權,教會管理受控於世俗統治,意識形態就會變得保守而僵化,改革將十分艱難。
加爾文建立的神權共和國,這種神權統治並不是說教會取得統治權,教權勝過王權,而是教會和國家處於一種平等的均勢狀態,它們都是為神(上帝)服務的,是神治理世界的兩個工具。這種以政教平等為基礎的政教合一,表面上看是神權統治,其精神內核是政教分權。
「
”人類位於雙重統治之下——世俗政府的統治和上帝的統治,基督的國度與世俗政府的權力是完全不同的。”——《基督教原理》
1、加爾文承認教權和政權的存在合理性。他把上帝放在至高無上的地位,政權是以上帝的代理者身份來維持社會秩序和維護純正的教義,那些無政府主義的信徒,就是拒絕上帝的管教;教權是上帝體恤人類的懈怠和軟弱而給人們的信仰提供的外在援助,上帝的旨意和救贖雖然不再由教會說了算,但教會可以時刻督促和鞏固人類對上帝的純正信仰。無論是教權還是政權,都是為了培養對上帝的虔铡?br />
2、教權與政權的權力是平等的,不存在誰大誰小的問題,都是為上帝服務。二者管轄的范圍不同,不能出現越權。
在加爾文的思想中,明顯劃分了精神與世俗的區別,反對教會與政權干涉彼此的的事務。在人事分配上,有些人同時是牧師和官員,但職能分配上,教會與政權是兩條線。雖未做到政教分離,但已然邁出了一大步。直到自然理性建立後,政教分離才真正得到解決。
三、日內瓦的憲政思想
加爾文教不僅以「
”先定論”的「
”天職”觀念為個體資本主義經濟活動提供了一種合理性根據,而且以政教分權的思想為西方現代憲政體制奠定了重要的神學基礎。從而,引申出一種以上帝權柄作為保障的民主觀念。
雖然加爾文的民主觀念是依據基督教信仰的「
”權力神授”,而不是近現代基於普遍理性的「
”權力民授”,但作為西方最早的民主實踐,它的這種聖約民主理念還是深深影響了西方現代憲政體制的發展。
日內瓦神權共和國將《聖經》作為至高無上的客觀標准,為個人行為和社會行為提供絕對的道德標准,只有上帝才是絕對的權威。所以,加爾文就提出了三個核心的政治觀點:
1、基於《聖經》關於人類墮落並充滿罪性的思想,主張一種相互督促、相互制約的政體;
2、強調國家的權力來自上帝,上帝通過人民選舉出自己的政府官員;
3、政教分權。
對於第一點,《聖經》宣稱人類墮落並充滿原罪,不要對人本身抱有任何幻想,所以最好的統治方式是許多人一起統治,好讓他們能夠彼此幫忙、彼此教導以及勸勉對方;且若一個人想做不公正的決定,另外還有其他的統治者可以約束他的悖逆。
在日內瓦神權共和國的體制構建上,教會由12位長老和5位牧師組成的長老會管理,國家由200人大議會和25人小議會管理。沒有人能一家獨大,所有的大事都是大家一起商議決斷。
對於第二點,在新教教義里,人類與上帝直接交流,不需要通過教會、君主等中介,所以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任何組織都不能代替上帝來審判自己,它們跟自己一樣,都是服務於上帝的仆人,這就有「
”天賦人權”的濃重思想。因此,民眾用投票的方式選出自己的代言人,組成自由而明確的政府,去幫助自己達成上帝的意志。
在日內瓦神權共和國,所有神職人員和政府官員,都是選舉出來的。沒有民眾同意,任何體制內的人員都不能自主安排人事。
對於第三點,加爾文一直在宣揚「
”兩個國度”的主張,即世俗的國度(國家)與靈魂的國度(教會)應該彼此獨立並且相互扶助。這在上一節已經講過了,不再重復。
自此,上帝至上、政教分權、權力制衡、有限政府,一套憲政體制出現了,這極大鼓舞了資產階級,並很快向西歐各國傳播,衍生出胡諾格教、長老會、公理會、清教徒等諸多分支,日內瓦成為「
”新教的羅馬”。
當然,加爾文帶有濃郁神學色彩的民主意識是不能與西方現代民主意識相提並論的,這種民主權利的根據是上帝,而且必須符合基督教信仰的規范。因此,加爾文對於異端是嚴厲的。抹去神學色彩,要等到一百年後自然學派帶來的人類理性覺醒。
由於質疑加爾文,醫學家塞爾維特被活活燒死
四、意識形態中心,日內瓦的高光時刻
日內瓦神權共和國將宗教改革帶到一個新高度。它的傳播在法國引發了持續迫害和斗爭,不久在尼德蘭、英格蘭和蘇格蘭開花結果,並隨着清教徒傳播至北美。更重要的是,加爾文教內涵的政治理念(民主共和、天賦人權)推動了近現代國家的形成,以至於德國歷史學家蘭克說:「
”加爾文是美國的真正建立者。”
1、宗教改革的中心
日內瓦神權共和國的建立,是民主平等觀念的第一次實踐。在16世紀歐洲君主專制和封建等級制的時代,這對於信徒有着極大的吸引力。對於窮苦的下層平民而言,能被人當人看的平等觀念,比填飽肚子更有誘惑力。進步的思想沒有國界,加爾文使得宗教改革成為波及整個西歐的開放式邉印?br />
紅色是加爾文教
日內瓦神權共和國建立後,法國新教徒放棄路德,轉而接受自成體系的加爾文教的理論指導,建立了長老制教會。新教徒有了統一的思想和組織,迅猛發展:1555年法國只有5個新教教會,1559年超過100個,1562年超過2000個,人數達到二百萬,占法國總人數的10%左右。這就是胡格諾教,意為「
”日內瓦宗教改革的追隨者”。
之後,胡格諾派與法國統治者進行了殊死搏斗,直到1598年《南特赦令》確立胡格諾派的合法地位。
英格蘭國教雖然脫離了羅馬教皇,采用新教組織,但宗教理論還是天主教那一套,這就是安立甘宗。加爾文教傳播至英格蘭後,一部分要求徹底改革的新教徒建立長老制教會,從安立甘宗獨立出來,這就是清教徒,引發了英格蘭的資產階級革命,他們後來還成為移民美國的主力,對於塑造美國的未來奠定了基礎。而安立甘宗也受到加爾文教的影響,吸收了「
”先定論”的觀點。
諾克斯是蘇格蘭宗教改革的英雄,1559年,諾克斯從日內瓦回到蘇格蘭,建立長老制教會,以加爾文教成功領導了宗教改革:1560年,蘇格蘭國會以法律形式確立了加爾文教的國教地位。
日內瓦在政治上反對專制、經濟上追求財富、宗教上實行民主,極大地滿足了尼德蘭反對西班牙專制統治的需要。到16世紀70年代,尼德蘭北部廢除天主教,實行加爾文教的長老制,引發尼德蘭的資產階級革命,1581年尼德蘭北部建立荷蘭共和國,成就17世紀荷蘭「
”海上馬車夫”的黃金時代。
加爾文教還向鄰近的德意志傳播,雖然遭到天主教和路德教的雙重阻礙,但加爾文教還是在德意志占有一席之地:1561年,普法爾茨地區放棄路德教,轉信加爾文教,為三十年戰爭推波助瀾。
日內瓦既沒有強大的軍事力量,也沒有強勁的經濟實力,它只是一個小城,卻能成為西歐宗教改革的中心,這背後就是與時俱進的先進思想和資產階級的極力支持。
2、清教徒,美國的源頭
1620年9月,一批遭受到英國國教迫害的清教徒從英國的普利茅斯乘坐「
”五月花號”船向美洲新大陸進發。於當年11月11日到達馬薩諸塞的海岸(後來他們這個登陸地點也叫作普利茅斯)。
他們堅持加爾文的民主共和理念,致力於在這片遙遠的土地上建立日內瓦式的神聖共和國。在到達北美之前,他們已經在船上簽訂了《五月花條約》:以上帝名義組建民主社會。無意間開創了一個先例:政府是基於被管理者的同意而成立的,奠定了北美殖民地民主自治和契約精神的基礎。
這個信念吸引着越來越多的清教徒紛至沓來,在1629-1642年期間,就有25000名清教徒來到北美殖民地,清教徒成為北美移民的主流。
由於在北美殖民地不存在一個強有力的集權政府,也不存在組織嚴密的教會,「
”兩個國度”之間的關系相對簡單,人們便可以通過契約方式來共同締造一個公民社會。
他們後來又和北美各殖民地簽訂盟約,如《康涅狄格憲章》(1662年)、《羅德島憲章》(1663年)、《馬薩諸塞憲章》(1692年),逐漸建立起一個在契約關系——人與上帝的契約(聖經)和人與人的契約(憲法)——之上的新社會。
從加爾文教的人與上帝的契約關系,到美國人與人之間的契約關系。因此,當加爾文教建立神權共和國的信仰與北美憲政建設的實踐融合時,一個憲政民主的美國社會就應叨??恕?br />
「
”我們在向全世界宣揚一個真理:一個政府沒有國王和貴族的統治,比有國王和貴族統治工作得更有果效;一種宗教信仰沒有政府的介入,比有政府的介入發展得更加興盛和純潔。”——麥迪遜總統
3、與現代民主的殊途同歸
在日內瓦神權共和國,雖然人民權力的終極根據仍然是上帝,但是現在強調的重點已經不是上帝直接把世俗之劍交給君主,而是上帝通過人民把權力賦予世俗統治者,因此人民就成為隨時可以收回君主權力的更高主權者。這樣一種以宗教信仰為根據的主權在民思想,與從自然理性立場出發的現代民主理論已經是殊途同歸了。
它們的差別僅僅在於,權力的終極根據到底是《聖經》中的上帝,還是自然理性?
由於這種差別只是一種形而上學意義上的差別,而問題的實質卻在於,在現實層面,到底是君主對人民擁有更高的主權,還是人民對君主擁有更高的主權?。所以,至於權力的終極根據究竟是上帝還是自然理性,這已經沒有實質影響了。
當17、18世紀的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鳩等思想家,虛化上帝、淡化法律的宗教背景,轉而重視從普遍理性出發的權利觀念,從而形成了一種以普遍理性作為根據的世俗的法權理論,為西方現代憲政體制提供了思想依據。但是這種世俗化的法權理論,最初顯然是受到了加爾文教民主觀念的諸多啟發,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
盧梭、孟德斯鳩、伏爾泰
小結
日內瓦神權共和國,實際上是資產階級借助神學和上帝,在現實世界的第一次民主試驗。在實踐上,它並不完美,但民主和平等的精神內核,使它如磁場般吸引着別人的向往,又如太陽般輻射整個西歐。
這種最早的民主平等觀念,使得日內瓦從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城市,一躍成為歐洲一顆耀眼的星星。自身吸引力,加上加爾文積極主動地傳教,日內瓦成為宗教改革時代歐洲的傳教中心和意識形態輸出中心,主導了西歐的宗教改革和宗教戰爭,成為西方民主的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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