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３４卷第４期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年７月Ｖｏｌ．３４Ｎｏ．４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Ｅｄｉｔｉｏｎ）Ｊｕｌｙ，２００８ 6park.com
明末东北自然灾害与女真族的崛起 6park.com
王景泽（北华大学东亚历史与文化研究院，吉林吉林市１３２０１３） 6park.com
摘要：学术界普遍注意到了自然灾害与明朝灭亡的关系，然对与女真族兴起的关系却关注不够。事实上，明末东北地区自然灾害频仍，促使女真族内部相互攻掠，建州女真乘机兴起。灾荒也成为努尔哈赤起兵反明的因素之一；政策失误与自然灾害交互作用，亦使进入辽东的后金陷入困境。皇太极统治时期灾害不断，他除了调整政策、发挥八旗的作用、逼迫朝鲜提供经济支持，便是大规模掠夺明朝，既削弱了对方，也有助于渐渡危困。但无论明朝灭亡抑或女真族兴起，自然灾害的作用皆视乎王朝政治与人类社会基本状况而定。关键词：明末；东北；自然灾害；女真族兴起中图分类号：Ｋ２４８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９８４１（２００８）０４００４８０６ 6park.com
①本文于此用“自然灾害”而不用“灾荒”，是要突出自然力的作用。
②因辽东将专论，此不举。收稿日期：２００８０１２０作者简介：王景泽（１９６３），男，吉林白山人，北华大学东亚历史与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明清史、中国东北史。 6park.com
近年来，一则消息在史学界逐渐引起兴致，即太阳黑子活动与明朝灭亡的关系。据媒体刊载：“香港旅美宇航科学家翁玉林认为：１６４４年明朝灭亡，与太阳黑子消失关系密切。翁玉林指出，黑子出现会改变紫外光和能量，黑子愈多紫外光愈多，黑子愈少地球天气愈寒冷。他发现，在明朝灭亡前后约７０年，太阳黑子消失。那时候欧洲出现小冰河时期，中国则气候突变，天灾令农作物失收。‘若非明朝末年天灾，农民不会因小事而造反。天灾同样在满洲出现，迫使满洲人四出讨伐，既为土地也为食物。’他相信，在复杂的政治氛围外，太阳黑子引发的气候巨变，是促使明朝政治巨变的幕后原因之一。”［１］从科学角度来说，翁氏所言是否完满准确，非本文所能讨究，然有学术研究成果为之遥证。据专家称，１４００－１９００年间，各地极端初霜期较现代明显提早，内蒙古和东北大约比现代早３０天以上，１６２０－１７２０年是寒冷冬季，按世纪划分则以１７世纪为最冷［２］［３］。另有学者综合了已有相关论述，指出：研究表明，明清时期中国的气候十分寒冷，有称“明清小冰期”。特别是１５世纪至１７世纪寒冷特征最明显。有的专家认为，１６世纪至１７世纪这个小冰期是受整个银河系、太阳系、行星处于不同位置而引起的引力、电磁场、宇宙线、宇宙空间物质密度变化等变化而来的，故又称这个时期为“明清宇宙期”。“在传统社会里，低温会使农业生产受到致命的影响，自然灾害的频发则影响农业生产，民生日苦，同时也直接加剧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进而造成引起中国传统社会剧烈的社会动荡，形成大迁移、大移位、大战乱。”明清时期中国北方地区游牧民族一直处于一种高压状态；女真族一直呈现往南迁移的趋势；黄河流域农业经济进一步衰落，沙漠化进一步向南拓展［４］第一章第六节。明史学界的相关研究也证明：“无论从灾荒总数，还是成灾频度，以及灾荒的破坏力，明代的灾荒都是空前的，仅以灾荒频度而言，明代也首当其冲。”这其中，北方地区是高发区［５］５，１１①。究之史实，结论是可信的。然而，更加严重的是自然灾害的破坏程度。明代社会经济发展严重失衡，区域差别悬殊，尤以西北、东南鲜明。北方以粗放式农业为主，长期的开垦耕种，导致水土流失，生态环境破坏比较严重。九边镇的大部分地区，因兴屯田，率皆如此。于是偶一逢灾，便致重荒。至于说到王朝后期自然灾害频仍，非绝对频仍也，实政治败坏、民不聊生而予之醒目。明朝是最典型的。明朝后期并不是自然灾害频度最高期，但破坏力却异常强烈，北方地区最甚。自万历至明亡，北方地区的天灾主要是水、旱、寒、蝗。仅以明后期破坏最严重的旱灾为例，以《明史·五行志》为据，罗列如下，以观其概［６］第２册②。（１）万历四年十二月命礼部祈雪。十六年、十七年、二十九年、三十七年、四十七年，亦如之。 6park.com
崇祯五年十二月，命顺天府祈雪。六年、七年冬，无雪。（２）万历十二年秋至十三年四月，京师不雨，河井并涸。十四年三月，以久旱，命顺天府祈祷。十八年四月，旱。二十六年四月，旱。二十七年夏，旱。二十九年，畿辅、山东、山西、河南旱。三十年夏，旱。三十四年夏，亢旱。三十七年，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皆旱。三十八年夏，久旱，济、青、登、莱四府大旱。三十九年夏，京师大旱。四十二年夏，不雨。四十三年三月，不雨，至于六月。山东春夏大旱，千里如焚。四十四年，陕西旱。四十五年夏，畿南亢旱。天启元年，久旱。五年，真、顺、保、河四府，三伏不雨，秋复旱。崇祯元年夏，畿辅旱，赤地千里。三年三月，旱。六年，京师旱。十年夏，京师及河东不雨。十一年，两京及山东、山西、陕西旱。十二年，畿南、山东、河南、山西旱。十三年，两京及登、青、莱三府旱。十四年，两京、山东、河南及宣、大边地旱。十六年五月，祈祷雨泽。以上只是自然灾害之一种，而且多有失载。如崇祯十三年，“山陕河南大旱蝗起，冬大饥，人相食，草木俱尽”［７］１４２。能够记入正史的灾害，应当是破坏惨烈、为害严重的，失载者尚且“人相食，草木俱尽”，记载者又能到何程度？明朝后期北方地区之社会状况，仅从灾异角度即可见一斑。在此需要注意的是，旧史所载自然灾害，基本局限于王朝直辖之地，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鲜有顾及。大自然降灾，是从来不考虑政治格局的。明朝后期长城以外，包括东北地区，同样遭受着自然灾害的频繁摧残。从蒙古草原的“赤地千里”，到辽东女真的“漂没人畜”，其受灾程度未必亚于内地，只是因为人口密度的关系，灾民少于中原而已。那么，具体到明末女真族崛起，与自然灾害到底有什么关系？笔者草撮零散资料，期能简予素描。 6park.com
关于明末女真族地区自然灾害状况的史料少之又少，但明朝和朝鲜方面，以及后金建国之后，还是提供了可资参考的片言只语，将其萃集，尚有一个粗略的线索，作为探寻的踪迹。清朝《太祖实录》、《太宗实录》，是研究清入关前史的重要资料，但其多为彰显帝王创业事迹，于自然灾害少有录及。不过，间接的载记仍透露出些许信息。例如《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甲申年（万历十二年，公元１５８４年）五月某夜，有贼入努尔哈赤庭院，被其击昏，亲族至，皆言杀之。努尔哈赤道：“我若杀之，其主假杀人为名，必来加兵，掠我粮石，粮石被掠，部属缺食，必致叛散。部落散则孤立矣，彼必乘虚来攻。”［８］３０７此段话说明，努尔哈赤存粮不多，而粮食关系到部落聚合离散；同时可见，掠夺经济盛行于女真族中，掠夺经济的存在，正是生产力低下的倒映。再如《满文老档》载：癸丑年（万历四十一年，１６１３年），“以若征国人粮赋，则国人受苦。遂令各牛录出男丁十人、牛四头，始于荒地耕种之。自是免征国人粮赋，国人遂无忧苦。粮储转为丰足，于是建造粮库。此前从无粮库。”乙卯年（万历四十三年，１６１５年），诸贝勒、大臣请出兵征明，努尔哈赤不允：“今若征明，义在我方，天佑我也！天既佑我，或有所得。即有所得，则其所得人畜何以养之？我等尚无粮库，养其阵获之人畜，则我等原有之人均将饿死矣！乘此闲暇，宜先收我国人，固我疆土，整修边关，垦种农田，建仓库以积粮。”［９］上册，１９，３２由此可知，努尔哈赤建国前夕，建州女真尚无规模粮食储备，并非粮食丰足无需储备，而是至多仅供食用无余粮可储备；同时，或许其中暗示着农耕歉收或遭逢自然灾害。明朝和朝鲜史料，对此有所补益。万历十四年（１５８６年）夏，辽东大水；八月，辽东巡抚等请急赈恤；九月，辽东水灾，十二月，“辽东抚按会题：辽镇今岁雨水风虫相继为灾”［６］第２册，４５３［１０］四，９４，１００。据金人后来回忆：“昔明辛卯年大涝，山为之崩，人亦漂去”［９］下册，１３２５。辛卯年为万历十九年。这一年，建州攻取了长白山鸭绿江部，而朱舍里、讷阴部亦联合叶赫部劫掠了建州所属山寨。自然灾害又使女真族互相攻伐。万历二十三年（１５９５年），朝鲜南部主簿申忠一奉使建州，其与建州人对话有言：“往在戊子年间，你国地方饥馑，饿莩相望，你类归顺望哺于满浦者，日以千计。”［１１］２０戊子年为万历十六年（１５８８年）。是年，努尔哈赤与哈达部联姻；而叶赫部“歹商、猛骨孛罗告饥”，明朝“各予粟百斛”［１２］１４７。“时有酸之酋长葛儿气唆儿戈率本部军民归，太祖以其子非英冻为大臣。又东果部酋长克辙孙呵呵里，亦率本部军民归，太祖以长公主嫩姐妻之，授以大臣之职。又鸭里古酋长胡喇虎，杀兄弟族众，率军民来归，将其子胡里罕赐姓觉罗，为养子，亦授大臣之职。太祖遂招徕各部，环满洲而居者，皆为削平，国势日盛。”“与大明通好，遣人朝贡，执五百道敕书，领年例赏物。......互市交易，照例取赏。”［８］３１２这场饥馑，当然是自然灾害造成的，而努尔哈赤正是借助着“饥馑”，迫使周边各部“归附”遂日益壮大。他度过灾荒的办法，是与明互市、“借食”朝鲜，同时对未归附部落进行掠夺与征服。万历二十九年（１６０１年）十月，朝鲜《李朝实录》载：“时西方失稔，虏地尤甚。老酋遣人来言于满浦曰：‘我境年凶如此，明春难以生活，闻朝鲜多有蓄积云，幸相赈救’云云。兵使李箕宾驰启曰：‘往年胡地失稔，故去春胡人之取食满浦者日数百人，仅以支过。今年比往年尤甚，明春之胡人取食满浦者必加于上年，未审何以处之乎？伏望自朝廷预为指挥’云云。今年江边赤地千里，土民皆怀流散，而官无储谷，赈救无策，加以胡地又如此，明春窃发之患，极可虑。”［１３］第７册，２６８３是年，曾被建州灭亡而努尔哈赤迫于明朝压力又不得不使之复国的哈达部，“国饥，人皆无食，向大明开原城祈粮，不与，各以妻子奴仆牲畜易而食之。太祖见此流离，仍复收回”［８］３２１。可见此次旱灾波及较广，而且是连年灾害。为整合力量，努尔哈赤于当年编定了４０牛录①（万历三十年十一月，巡按御史何尔键疏中谈到辽东灾况：“迩来雨不时，年岁不登。悬磬枵腹，十人而九。先是四五月，青黄不接，所在嗷嗷，菜色遍野。......及至六月以后，阴魔为难，霪雨时行。兼以辽河大泛，所在为鱼，漂庐损舍，毁木伤稼。”《按辽御书稿》，中州书画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４０页。）。 6park.com
万历三十五年（１６０７年），朝鲜文献称：“今秋失稔，北道尤甚”；辽东巡按御史报：“建州联西虏暖兔伯，缔昏忽剌温，借粮朝鲜，声势叵测。”［１４］２７１［１５］１２３海西女真辉发部于本年亡于建州。三十六年，辽东巡按赵楫言：“边地灾伤，无处不苦，宁远、前屯一线通关，地尤沙碛，开原、铁岭三面环夷，民乏恒产。”建州的动向则是攻掠乌拉部的一个山城，“杀千余人，获甲三百副，尽收人畜而回”，同时向明朝示好，沿边界立碑［１０］四，３１１［８］３２５。三十七年，辽东又逢大水灾。四十一年（１６１３年）九月，辽东大水，次年明朝官员称：对建州“令其粮饷不敷，如遇饥荒叩关乞衰，于清、抚之市暂准各籴，如四十一年故事，以彰我生养之德”［６］第２册，４５４［１６］５４７［１７］第２册，１７９。知建州曾遭大灾，努尔哈赤只得求助于辽东地方当局。他遣众越界耕种，明朝官员认为：“奴酋擅貂参海珠之利，蓄聚綦富，独其地颇硗瘠，粮料时苦不给，欲为广垦储粮之计。”［１８］第４册，２１０７看来建州地区地瘠产低，粮食匮乏，最易遭致饥荒。四十三年，辽左旱灾，“处处灾旱，司农告乏”［１０］四，４８１［１５］１１８。四十五年二月，朝鲜地方官驰启：“建卫住胡罗可多等十一名归顺来到，女真训导河世国探问，则言唐人五十名铸铁于阳堡近处，奴酋闻之，发军捕杀。天朝亦发怒，拘留向化，废去场市。奴酋反有降志，代送胡人四十余名，故复令开市。且言上年水灾，胡地尤甚，饥寒已极，老弱填壑，奴酋令去觅食云云。许多群胡逐日出来，则供给之物，想必浩大。”［１４］２７７。由此观之，刚刚建立的后金国家，遭遇的自然灾害是比较严重的。而明朝当局在处理与女真关系时，动辄以闭市相要挟，双方矛盾不断激化。多种因素综合作用，把努尔哈赤逼上了反明的道路。努尔哈赤于灾害之年建国，藉以鼓励士气；亦于灾害之年发动对明战争，其初始目的是经济掠夺，度过饥荒，防止人心瓦解。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１６１８年）四月，八旗兵占领抚顺，揭开了明、金战争的序幕，也使辽东地区在一段时期处于自然灾害与战争人祸的双重笼罩之下。同年六月，“辽东饥，议开登莱海运，召商募舟”；“夏大旱，赤地千里，米一石银四两，粟二两，刍粟空竭，人马倒死相枕藉”；第二年冬，“辽地大雪，多冻饥”［１９］第５册，５０７３［１２］２０，１９。而泰昌元年（天命五年，１６２０年）灾害更加严重。“辽东旱，巡抚周永春以援兵四集，籴买维艰，请旌劝本镇输助官民”；“辽东旱，木株尽萎，巡按御史陈王庭疏请济发。略云：......奈河西宁锦一带自春徂夏，?时不雨，千里已成赤地。河东开铁诸处早为戎马之场，独辽阳海盖春初稍沾雨泽，禾苗尽出，满拟有秋之望。不意六七两月旱魃为虐，炎热若焚，辽阳禾穗未秀而枯，刍谷尽槁，即泽草木亦皆焦枯”。后金方面，据熊廷弼疏称：“贼中部落无食无盐无布”［１６］５８７［１０］五，２５１［２０］，１３９，所以，努尔哈赤抓紧了对明朝边境地区的劫掠。同时，河西地区大旱受灾者也包括东蒙古诸部。“蒙古诸部大饥，多入塞乞食”。明朝户部郎中傅国反对经略袁应泰大收蒙古饥民，认为：“西夷所以荒者苦二三千里之旱也。即我辽左亦然，天未斗割也。唯我以天下全力注辽，故辽千里之旱不觉耳。奴之荒则与西夷共之矣，闻矣病饥甚，自赡不足。”［１６］５９０［８］１５６自然灾害并不顾及政治疆界，所以在辽东，明、蒙、金皆受到灾害的侵袭。明朝因抗金而“天下全力注辽”，故而未觉灾重。后金摆脱困境的方式，主要是掠夺明朝。天命五年六月，后金军队“入抚顺路，直至沈阳城外十里处，杀明兵百人，俘获四千，掘取窖粮载归”［９］上册，１４６。蒙古方面因受灾较重，且内部政治分裂，情况复杂，有入塞乞食于明、请求封赏者，有投金、附金者，有趁火打劫掠夺明朝者，亦有与后金争夺者。如天命四年后金与札鲁特蒙古盟誓结好，“盟誓期间，蒙古国因无粮谷，屡至开原、铁岭掠粮。或掠粮而去，或被擒拿，夺其牲畜，凡有七八次，获牛计千余”［９］上册，１２６。辽东地区的政治关系，受饥荒影响而更加复杂化。天启元年（天命六年，１６２１年），久旱［６］第２册，４８５。持续的自然灾害必然加剧饥荒，也加速了后金征明的步伐。是年，八旗兵以摧枯拉朽之势，连破沈阳、辽阳及河东７０余城；次年克广宁及河西４０余城堡，山海关外几乎尽为金有。只是努尔哈赤收缩战线，并避免与蒙古冲突，下令退守辽东，明军方构筑起宁锦防线。占领了富庶的辽东，后金应当增强了抗灾能力，稍纾困顿。然而，首先由于努尔哈赤政策失误，激化了与汉族的民族矛盾，以及先后迁都辽阳、沈阳，大兴土木，导致民生凋敝，民怨沸腾，社会动荡不宁；其次是蒙古地区饥荒严重，许多蒙古贵族投金，努尔哈赤为推行联蒙政策，“恩养”来者，经济负担加重。因此自入辽东，后金并没有出现经济繁荣，反而长期徘徊在崩溃的边缘。天启六年，又一场大灾难降临，“霪雨为灾，山海关内外城垣倒塌，兵马压伤”。后金无详细记载，但称：“时因粮荒，逃叛者纷纷作乱。”［１０］六，５０９［９］上册，６３１面对灾荒和反叛，努尔哈赤恼羞成怒，却无计可施，遂以疯狂的屠杀恫吓汉族民众，又发动对明战争谋求出路，大败而归。其结果，后金在大厦将倾的危局中，结束了努尔哈赤时代。 6park.com
皇太极统治时期，后金（清）仍时常遭受自然灾害的侵扰。皇太极即位伊始，一面改善对汉族政策，以缓和矛盾，发展生产，一面继续以战争手段寻求缓解饥荒。天聪元年（天启七年，１６２７年），后金兵发朝鲜，迫使对方订立城下之盟，而跟随大军的，是上万人就食朝鲜［２１］１７８；随后进攻宁、锦，大挫。据刘兴祚秘示朝鲜：后金“近日之势，已为穷寇，攻宁远不下，则欲敛兵无食，再攻不能，又不知将何往乎？”《满文老档》于天聪元年六月亦载：“时国内大饥，其一金斗粮价银八两。民中有食人肉者。彼时国中银两虽多，然无处贸易，是以银两贱而诸物昂贵。”［１３］第８册，３３４９［９］下册，８５７雪上加霜的是，受灾的东蒙各部，原仰赖明朝岁赏为济，而崇祯元年（天聪二年，１６２８年），明廷尽革之，加速了草原穷黎投金，却使皇太极困窘空前。翌年二月，仍是“年逢凶荒，边内边外，窃掠公行”。后金出逃者不绝于途。皇太极无奈，只好求助于朝鲜：“我国不必借粮于尔国，只缘近日蒙古人民尽为归顺，因借粮饷，欲为赈救之计”［２２］第一辑上册，３７［１２］３１６。但朝鲜迫于压力不情愿提供的些许“援助”，至多可稍解燃眉。皇太极遂断然以破釜沉舟的姿态，冒险西征，越明朝北部长城，入掠京畿。此举虽有阿敏之败而使八旗兵未能在关内立足，却开辟了另一条攻明路线，拓宽了掠明途径，也予明朝以沉重打击。这种一箭双雕的行动，后来成为皇太极的习惯，金人中也盛行了“去抢西边”的说法。但武力抢掠是要付出许多代价的，且非久远之计。而后金的窘迫一时难以摆脱，皇太极绞尽脑汁，采取“八家”分承经济负担、要求朝鲜开市贸易等办法，以期度过艰难。然而自然灾害频频降临，考验着满洲贵族。天聪六年（崇祯五年，１６３２年）“六月十二日，发大水，各路近水田禾淹没者半，其嘉禾间有为虫食者”，“沈阳南关外民舍淹没颇多，野兽蛇蟒亦漂去”［９］下册，１３２５。相公孙应时奏称：“惟是年来，国用不舒，仓廪空虚，民众地薄，生养不足。况又遭今年这场灾异，桑田尽成沧海，闾阎十室九空，百姓不足矣，君孰与足哉。”臧国祚亦有“我国地窄人稠，衣食甚艰”之语。皇太极也承认：“北边地苦寒，民无生业，吃瞿麦，衣狗皮。”朝鲜情报：“虏中饥馑颇甚。”［２３］１９［２４］第一本，２２［１３］第９册，３４９２，３５０６这场洪水泛发时，皇太极正在亲征察哈尔途中。此次战役，又有大批蒙古族或降或附，来到后金。天聪七年四月，孔有德、耿仲明率官兵及其家属１万４千余人降于后金；次年二月，尚可喜亦率部降。人口骤增，生计愈形维艰，后金只得再向朝鲜求助：“我国受天之佑，阿奴车讫罗两国归顺者甚多。又毛兵投降者至于数万。无以接济，愿得粮饷。”［１３］第９册，３５１６“阿奴”即阿噜，“车讫罗”即科尔沁。皇太极又令后金官员依其级别出资周济来降者，致使“旧官”牢骚满腹：“我国地窄人众，去年水潦，金汉官员糊口最难。”［２３］５９除此之外，皇太极的杀手锏便是继续掠夺。天聪八年金军出掠宣府、大同、山西地区；九年，多尔衮奉命远征，收察哈尔残部。崇德元年（崇祯九年，１６３６年），清军再次破长城入掠内地，掳获人畜１７９８２０，及其他大量物资［２５］３９２。崇德年间，清朝境内的自然灾害似乎甚于天聪时。崇德元年十月皇太极谕：“尔等有粮之人藏粮，必待粮价腾贵方肯出粜，此何意耶？近当各计尔等家口足用外，其余粮即往市粜卖。恐有粮之家拒不粜卖，先令尔八家各出粮百石于市口发卖。”显然系粮食歉收，民生不足。翌年二月又谕：“去年春寒，耕种失时，以致乏粮。今春又寒，然勿以寒而误农时，俱著早耕，预先耘治。......若不勤督耕耘，致废农事，则依法处之。”［９］下册，１６４３［２６］上册，２５４连续两年春寒之后，崇德三年，“辽阳旱蝗，秋禾豼尽”。是年九月，清军复掠内地，兵锋南达济南府，克７０余城，掳人口４６２，３０３［２７］上册，３３０［２５］６０１－６０２，其他财富珠宝尚不与焉。而后，崇德四年，“辽阳复旱蝗，秋稻靡遗”；五年，“辽阳大饥，父子相食，斗米一千二百，值银一两七钱”；六年，“麦大熟，百姓稍苏，而洪承畴提兵东征矣”［２７］上册，３３０。质于沈阳的朝鲜世子等，证实清地逢灾属实。崇德六年十二月，“衙门使郑译来言，皇帝以为朝鲜王子入来今迨五年，不可年年给料，自明年耕作到秋谷成，当撤料，以八固山农田折给千日耕......此事以连年凶歉，八固山供料为难，诸王定议于帝前，以为蒙古王及诸部来属者，则或一年二年给料，而其后则皆给田自食”；“此处亦患年荒，且尚神祀”。为朝鲜馆服务的清朝通事也说：“年事凶荒，国用算计，则仅支明年五月。使群下扶助，吾亦纳米二十一石”。到七年五月的情况是：“此地饥荒太甚，谷价腾高，一斗之价，大米则二两，田米则一两半，贸得极可未易”，春夏干旱严重，五月下旬始有雨泽［２８］第４册，２７９８［２９］３１１，３３４，３８６，３８９。崇德六年四月至七年三月，正是明清松锦决战时期，清朝精壮投入战场，农事偏废，虽遇丰年，终因人祸而成饥荒。松锦大战结束，清朝除了增添人马、武器，而于生活资料并无收获，经济拮据再次凸显。皇太极只能重演故伎，于崇德七年十月命将出师，入掠明朝内地。此次计掳掠人口３６９０００，牲畜３２１０００［２５］８８９。皇太极于国家经济崩溃、军事受挫、人心近乎瓦解的危局中，接手了乃父的大业。虽然他始终未能使国家经济、民众生活彻底改观，但却躲过了一次次天灾的威胁，不断取得对明朝和蒙古的军事胜利，为清朝入关取代明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6park.com
明代，中国边疆地区的社会经济较内地落后许多，北方地区（含东北）尤其如此。大致来看，东北地区南部，主要是辽河平原，因气候适宜，农业经济比较发展，其中辽东半岛的金、复、海、盖四州卫，堪称东北的粮仓。辽东都司的主体居民是汉族，其外则北部为蒙古，东部是女真。蒙古族以游牧为主，接近汉区者兼事农业。女真族虽然人口不繁，分布地域却较广，受自然环境影响，社会经济形态差别较大。野人女真或濒江海或处山林，过着渔猎、采集的生活；海西女真地接蒙古与汉区，故受不同的影响，叶赫部偏重游牧经济，哈达部农耕经济突出。建州女真居于长白山区，靠近辽东汉区和朝鲜，农耕经济有一定的地位，但山区的自然环境与地理条件，对农业的限制不可忽视，且农耕并非建州女真的传统，所以对其农耕收获不应估计过高，否则我们无法解释渔猎、采集对他们经济生活的补充作用。关于农、牧、渔猎之间的差别，陈述论道：“根据收入的稳定性即依靠自然的程度来看，手工业胜于农业，农业胜于牧业，牧业又胜于渔猎。但手工业是附于农牧的，牧畜、渔猎的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外界条件，狂风暴雨都摧残牲畜；农业也有水旱虫蝗等自然灾害，但比较牧畜渔猎要稳定。”［３０］４１此系确论。但这里所指的农业，应是中原内地发达的农业，而非技术不精、产量不高如建州女真那样的农业①（建州女真农业之落后，学术界有论述，本文从略。参见栾凡：《一种文化边缘地带的特有经济类型剖析》第六卷《明代后期女真社会的农耕经济》中的有关内容。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所以，东北边疆少数民族的经济基础是脆弱的，其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自然较差，更何况在他们之中，尚不存在仓储与赈济制度。既然农业经济优于牧业、渔猎，发达的农业肯定胜于不发达的农业，他们的抗灾能力是有差别的，那么，第一，为什么明中期自然灾害的频度高于后期，而后期的灾害却与明朝灭亡相联系？第二，面临着同样的自然灾害，为什么农业经济发达的明朝却灭亡了，而经济落后的女真族却能够崛起？明朝地域辽阔，又逢天文变化时期，东方不灾西方灾，此处旱赤彼处涝，有灾不足言怪。天灾实自然现象，时密时疏，灾频亦不足称异。问题是，同样地区发生同样规模的自然灾害，基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却轻重有殊。此中因素很多，然天力仅居其次，最关键者在于人类自身。如生态环境的破坏，使灾害加重，乃至成为严重的饥荒，明末西北地区即是如此；再如社会生产力的摧残与社会政治黑暗，致使抗御灾害能力下降，遂呈饿殍遍野惨状，崇祯年间河南之情景给人印象尤其深刻。明末逢灾必饥，应主要是后者使然。明末灾害之所以醒目，实人类社会助虐。明末北方地区自然灾害严重，其破坏尤烈，不仅仅是造成经济困境与民生凋敝，亦不只是引起一般性或局部的社会动荡，而是加强了对王朝命运的挑战。但这种挑战，并非由灾害引起，自然灾害只是起催化与推助作用。对此，计六奇给了我们提示，他“论明末致乱之由”，于当时可谓鞭辟入里。其文曰：
   明之所以失天下者，其故有四，而君之失德不与焉。一曰外有强敌。自辽左失陷以来，边事日急矣。边事急，不得不增戍。戍增则饷多，而加派之事起，民由是乎贫矣。且频年动众，而兵之逃溃者俱啸聚于山林，此乱之所由始也。二曰内有大寇。使东师日迫而无西顾之忧，犹可以全力稍支劲敌，而无如张、李之徒又起于秦、豫矣。斯时欲以内地戍兵御贼，则畏懦不能战；欲使边兵讨贼，则关镇要冲又未可遽撤。所以左支右吾，而剧贼益横而不可制。三曰天灾流行。假流寇扰攘之际，百姓无饥馑之虞，犹或贪生畏死，固守城池，贼势稍孤耳。奈秦、豫屡岁大饥，齐、楚比年蝗旱，则穷民无生计，止有从贼劫掠，冀缓须臾死已矣。故贼之所至，争先启门，揖之以入，虽守令亦不能禁，而贼徒益盛，贼势益张，大乱由是成矣。四曰将相无人。当此天下交困之日，必相如李泌、李纲，将如汾阳、武穆，或可救乱于万一。而当时又何如也？始以温体仁之忌功而为首辅，继以杨嗣昌之庸懦而为总制，终以张缙彦之无谋而为本兵，可谓相有人乎？至如所用诸将，不过如唐通、姜砡、刘泽清、白广恩之辈，皆爱生恶死，望风逃降者。将相如此，何以御外侮、除内贼耶？
计六奇将以上四方面关系，喻作人身有疾，“东师者腰背之患也，张、李者腹心之患也，水旱螽虫者伤寒失热之患也，一身而有三患，势已难支，更令庸医调治之，其亡可立而待耳”［２７］下册，６８２。他对“君之失德”这一重要因素不肯多揭，以“不与焉”三字巧妙带过。外患、内忧、天灾、乏人，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计氏的分析是比较清楚的。在此，天灾只是其中之一，且属“伤寒失热之患”，其要者在于人事、人为。不过，当社会紊乱近于崩溃时，自然灾害肆虐无疑雪上加霜；而当社会失衡时，自然灾害又会将大厦推向坍塌。天、人关系之微妙，尽在其微、其妙。计六奇论天灾、人事，只是限定在明朝所辖州县之地，或者说，他是以民族来分内、外，而于边疆，却没有涉及。他解答了明朝为什么灭亡的问题，而没有探讨同样遭逢天灾的女真族为什么能够崛起。明末女真地区与明朝一样，都是在社会动荡中经受着自然灾害的考验。不同的是，分崩离析的女真族各部，面对灾荒的相互厮杀过程，也是大浪淘沙的过程。努尔哈赤能够成功，是因他不仅仅是为了生存而四处杀掠，与“草头王”式的其他女真族豪杰不同，他很富于政治意识。对本民族，他采取远交近攻、先袭弱后击强的策略；对明朝，他忍气吞声，利用明朝边政失误和辽东当局的腐败，尽力表示忠诚，以待时机。当明朝廷意识到建州的强大时，努尔哈赤羽翼已经丰满，在天灾无情降临和明朝步步紧逼面前，毅然对明宣战，依靠掠夺辽东财富，成功地度过了一次大饥荒。因此，自然灾害不是建州女真起兵反明的根本原因，但具有推动作用。在努尔哈赤那里，首先考虑的是明政府“摧强扶弱”政策对他的威胁；他的势力日益强大后，野心愈益膨胀；他对辽东地区形势的认识，并对能否胜利作出判断。当然，还有积压心底的民族复仇心理。总之，自然灾害逼迫着努尔哈赤，而努尔哈赤不得已利用了自然灾害。就是这样一种逻辑关系。 6park.com
皇太极在政治策略上，较其父成熟得多。与努尔哈赤一样，没有因为饥荒而排斥蒙古族，相反，利用天灾积极拉拢度灾艰难而又乱作一团的蒙古贵族，在与明朝的争夺中，将多数蒙古部落化为羽翼。皇太极更加聪明的是，他比较成功地解决了与汉族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争取到了辽东汉族的支持。人心向背对他越来越有利。后金（清）在有一定凝聚力中克服天灾，明朝则在人心思变中迎来了灾荒。还有一点，努尔哈赤、皇太极都在继续着女真族的掠夺习惯，只是他们制止了个人掠夺行为，而实行集体掠夺。掠夺的结果，不仅度过了天灾，争取了合作者，而且削弱了明朝，最终取代明朝。 6park.com
所以，自然灾害在历史上的作用，视乎王朝政治而定，视乎人类社会基本状况而定。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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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张颖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