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大西洋月刊：The President Is Winning 由 Leon21 于 2021-01-22 10:36

特朗普 1 ：美国政府 0
特朗普一辈子靠的是一个简单的直觉：人类是软弱的。 他们有自己的错觉、偏好、虚荣和恐惧。人会畏缩、腐化或被压垮，而政府是由人组成的。这是制宪国父们设计的出色制度的缺陷，而特朗普学会了如何利用它。
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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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 10, 2020·63 min read 6park.com
《大西洋月刊》2020年4月刊封面文章 | The Atlantic April 2020 cover story
原文印刷版标题： “How to Destroy a Government”； 网络版标题：“The President Is Winning His War on American Institutions”
授权翻译 / Translated with permission / 版权所有，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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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设计：Photo rendering by Patrick White
作者 | 乔治·帕克（George Packer）
翻译 | 华思睿，杨刁刁，张拓木，张海云（以姓氏笔画为序）
校对 | Xujun Eberlein
【译者按】此文的翻译数月前原就应该完成，但美国疫情的大规模恶化彻底打乱了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以致延迟至今。虽然今年的大选以特朗普的失败告终，但他对民主制度和美国政府机构的破坏却不是短期内就能修复的。这篇文章通过几位公职人物的故事让我们一窥这些破坏如何得以在一个总统的四年任期内达到如此严重的程度。
唐纳德·特朗普刚上台时，许多人认为在他所承袭的庞大政府机构面前，区区特朗普根本不是对手。
新总统任性浮躁，无知至极，几近生理性注意力涣散；而职业性政府官员们经验丰富，世故精明，对自己和其机构有强烈的保护欲。他们熟知权力的杠杆位于何处，了解如何撬动它们，也了解如何反制总统的撬动。纵观美国历史，特朗普白宫是前所未有的混乱而恶浊；但只要有“成年人”能等总统闹腾完之后，化解他最糟的念头，悄悄把他桌上散乱摊放的破坏性行政令藏到口袋里，似乎一切都没事。
三年后，“成年人”一个个离开了房间，对国家面临的危险三缄其口。特朗普却还在。
联邦调查局（FBI）前总法律顾问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曾是特朗普暴怒时的发泄对象。贝克承认，包括他本人在内，许多政府官员走进特朗普的白宫时深信“自己要么比总统聪明，要么能在总统面前坚守住自己，能通过自己对规章制度及其运作的了解，来保护他们的机构免受总统的损害，能在总统的 — — 中立地说吧 — — 不当行为面前，保卫自己热爱的或是服务过的机构。 我认为他们在自我欺骗。他们就是在自我欺骗。他甩他们好几光年。”
这些成年人过于复杂老练，反而看不到特朗普独特的政治才具 — — 能抓到对手弱点的直觉、狂热的自恋、将个人意志强加于人的手段、和顽固的持久力。他们没有意识到共和党已病入膏肓 — — 在2016年这一场毁掉一切、不惜任何代价追逐权力的缠斗中，共和党已然不可救药。他们也没有料到，成千上万的美国人面对特朗普对民主规范和做人底线的不屑，会立马接受甚至十分欣赏。正是这样一个领导者的到来揭露出一个现实：许多看起来言同勒石的信条，仰仗的却是一些脆弱的常规，而常规的维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众舆论。随着这些常规的消失，总统职位的实际权力显露无遗。法律先例敲敲键盘就可以删除；司法部门是否独立于白宫成了选项；三权分立不过是一个君子协定；露骨的谎言比确凿的事实更有威力。在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前，这一切对于政治圈里的人并不那么清晰。
但是成年人们最大的失算可能是高估了他们自己 — — 尤其是相信其他美国人会将他们视为无私的公务员、会认可他们的地位来自对于国家利益的忠诚和高尚奉献。
自特朗普上台之日，他就将国家政权视为己有，是他正当获取的私有财产；联邦政府200万平民雇员是为他干活，即使他多不认识，但都必须对他一颗红心、忠贞不贰。 他深深怀疑其中有人在密谋推翻他，所以他必须先把这些人驯服才能稳坐江山。这绝非易事：经久不衰的政府机构曾悖逆过以前的领导人，还比他们命长。虽然特朗普的支持者就喜欢他无知无畏的作派，这些特质却导致他在早期走了几步错棋。他任命了一批无能或不靠谱的官员来管理政府机构，可是机构却在按自己的轨道运作。
但特朗普一辈子靠的是一个简单的直觉：人类是软弱的。 他们有自己的错觉、偏好、虚荣和恐惧。人会畏缩、腐化或被压垮，而政府是由人组成的。这是制宪国父们设计的出色制度的缺陷，而特朗普学会了如何利用它。他的破坏造成的烂摊子已经堆积如山。他仅用了几年时间，就把这届政府变成了为他自己牟利的工具。如果再给他几年，他对美国民主的损害将是不可逆转的。
本文讲的是一个伟大的共和国如何从内而外开始腐烂、失去内聚力而自行坍塌的故事 — — 讲述者是政府官员们。换上任何一个别的总统，这些政府官员都可能一直不为人知，他们也不想扬名立万；但当特朗普出手摧毁他们时，他们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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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案设计：Patrick White
1. “我们不是纳粹”
埃里卡·纽兰（Erica Newland）在奥巴马政府的最后一个夏天入职了司法部。时年29岁的她是唯才主义体系的胜出者 — — 耶鲁法学院毕业，给华盛顿特区上诉法院的梅里克·加兰德法官（Judge Merrick Garland）当过助理, 而当时奥巴马总统已经提名加兰德做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虽然参议院此后拒绝了就此项提名进行听证）。 纽兰成为部里法律咨询办公室的一名律师顾问。这个办公室是司法部的智囊团；与总统行动相关的法律问题都会去那里找答案，通常唯总统马首是瞻。该办公室曾经批准小布什时期一系列最极端的战时权力，包括使用酷刑，后来又撤回其中一部分。 纽兰是一位公民自由意志主义者，对扩大总统权力持怀疑态度。她的聘用显示了奥巴马麾下的司法部对非正统观点的欢迎。
2016年11月的大选改变了她，也解放了她，但这点她很久以后才会明白。如果希拉里获胜，纽兰可能会一路过关斩将，继续做一个雄心勃勃但规避风险的政府律师。她可能会感到一些不要得罪新老板的压力 — — 毕竟华盛顿精英律师圈子那么小，而她又想上升, 这些人可能成为她前途的庇护人。但是大选之后，她意识到新老板不太可能给她做职业导师。在他们眼里，她甚至可能是个敌人。
她决定留下来在特朗普政府里任职。她喜欢她的工作，也喜欢她的同事 — — 办公室里二十多位关系友善、互相尊重的职业律师。作为一个联邦雇员，她宣誓效忠的是宪法而非总统，是对自己的工作“尽职尽忠”。对国家的责任里蕴含的一种价值观让她选择留下。在她看来，这种价值观并不使她成为所谓“深暗政府”（Deep State）的同谋。她不会故意阻挠总统的政策，但会对这些政策在事实和法律上用一贯的高标准来要求。她不相信换了新人会做到这点。
特朗普就职后没几天，纽兰的新老板、法律咨询办公室代理负责人柯蒂斯·加农（Curtis Gannon）批准了总统的禁穆令，禁止来自七个穆斯林占多数人口的国家的旅行者入境；这个条令就算不违法，也是非常歧视和带偏见的。那个周末，办公室里至少有一位律师参加了杜勒斯机场的抗议活动；另一位关起门在办公室哭了一天。其他人找理由说，评判总统的动机不是政府律师的事。
行政部门的员工是为总统工作，工作的核心要求之一是执行总统的政策。如果他们觉得这样做违背良心，就应该离开。反过来说，不因为一次选举结果就贸然离开也有正当理由。公务员班子随执政党而轮换会导致复原19世纪的猎官制（译注：spoils system，又译为“政治分赃制”），其臭名昭著的腐败最终带来了1883年《彭德尔顿法案》（ Pendleton Act），这才建立了现代以绩效为基础、与党派政治隔离的公务员制度。
在特朗普任职的第一年，司法部的人员外流就开始了，其中包括纽兰的一些同事。有些人发自内心认为，自己无法再代理这位客户 — — 他一拍脑袋发条推说要禁止跨性别人入伍，证明其合法性就成了他们的事。但离职的人大都把离开的理由闷在肚子里。考虑到所有因素 — — 工作前景，与前同事的关系，职业官员要习惯于隐姓埋名的长期培训 — — 都让他们不会以正义为名，高调出走。
禁穆令不在纽兰的工作范围之内。也许这一点点距离让她觉得留下来也可以做点有益的事情。她要对国家和宪法负责，她觉得自己正在为维护司法部的信誉而斗争。第一年里，她的确看到自己的法律备忘录和论证有所成效。
到了第二年，事情就开始每况愈下。法律咨询办公室的工作可能有一半以上都涉及对非公民的权利限制。先前事事可以公开讨论的气氛烟消云散。那些政治任命（非民选）的高层官员们尽管早先曾经对某些政策的合法性提出过怀疑，现在变得更愿意为特朗普找借口，更愿意选择相信特朗普捏造的谎言。在职业官员中，恐惧感开始浮出水面。他们看到联邦调查局同事的遭遇 — — 在调查俄罗斯干涉大选一案中得罪了总统，遭致身败名裂。对于那些通过了机密工作安全审查的人来说，讲一句真话，或是哪怕翻个白眼，风险都尤其大，因为被撤销安全许可的门槛很低。被任命领导法律咨询办公室的史蒂芬·恩格尔（Steven Engel）是特朗普的死忠，他一贯自作主张、刚愎自用。纽兰的同事们意识到，如果提出不同的意见总会被拒绝，争论就越来越没有意义。于是人们开始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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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卡·纽兰意识到她在司法部的工作不过是在特朗普撒谎后替他圆谎，于是递上了辞呈。摄于2020年2月11日，马里兰州家中。（摄影：Peyton Fulford）
2018年5月的一天，纽兰带着一张白宫新闻稿的打印件走进午餐室，其标题是“ 对于MS-13凶兽你需要了解的信息”。几天前，在一次内容与中美洲帮派有关的会议上，特朗普使用“兽类”一词来形容无证移民；面对随后而来的批评声，白宫死不认错。“兽类”这个词在短短的声明中出现了十次。纽兰想知道同事们对此的看法。
大约八位律师围桌而坐。他们都是职业人士 — — 政治任命的官员们还没来吃午饭。纽兰将打印件递给其中一位，后者直接递还给她，似乎不想被人看到他手里拿着这张新闻稿。她把打印件字面朝上放在桌上，另一位律师又像为了保护她一样，把它翻转到背面：“这样，万一史蒂夫进来……”
纽兰再次将纸页翻过来。 “这是白宫的新闻稿，我愿意解释我为什么觉得它有问题。”交谈很快变得尴尬，然后陷入沉默。私下曾经和纽兰一起吐槽的同事们现在闷声不响。这是她最后一次与他们在午餐室同桌。
没有人敢冒被解雇的风险。没有人愿意成为特朗普发推的攻击目标。危险在于有可能被评一个平庸的绩效，或者推荐信里被捅一刀。纽兰最近对我说：“在办公室里挺身而出什么都得不到。可能会赞赏你这种做法的人不在那里也看不到你这么做。你又不能到处去说。而且如果你把部门里每个人都得罪光了，还怎么脱身 — — ”，并再找一个好工作呢？
她对上班心生厌恶。座落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的司法部大楼离白宫只隔六个街区，纽兰一进楼就必须从总统的巨照下走过。每天早上她都避免和特朗普那幅照片打照面，或者干脆走侧门，躲开那张脸。她晚上睡不好，被悔恨所困扰。她是不是应该在某个法律问题上更加坚持？她应该再一次在午餐室发起与同事的讨论吗？她该如何每日忍受办公桌上充斥着残忍和偏见的总统行政令及其它文件，即便有些是合法的？ 她既生气又悲催，朋友们也劝她离开算了。她仍然找理由留下： 对谁来接替自己的担心，在危难关头不弃船的坚守，还有一种爱国主义情操。2018整年她都在骗自己说，她留在那个职位上是有用的。
1968年，詹姆斯·C·汤姆森（James C. Thomson），一位曾供职于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政府的亚洲问题专家在本刊发表了一篇名为“剖析越南战争是如何发生的”文章。他给出的越战起因中，有一条是“‘效果’陷阱”，即官员们相信接受现状通常是最明智的做法。文中说，“在大人物面前保持沉默或者采取默认态度的倾向 — — 即为了下次争斗的有效性，这次暂且屈服以保存实力 — — 占了压倒优势。” 这个陷阱非常有诱惑力，因为它造成了一种印象，让人感觉自己既有原则又意志坚定，而非胆小懦弱。保持“有效性”也成了永不放弃的一个理由。
随着总统行政令和其它需经法律咨询办公室批准的文件越来越多，其中很多合法性都成问题，纽兰的一位上司会说“我们只是服从命令”。语气不带讽刺，而是在提醒大家 “我们是为总统工作的。” 有一次他这么跟纽兰说，被她看了一眼后，他加上一句，“我知道那是纳粹的说法，但我们不是纳粹。”
纽兰提醒他：“总统说有些纳粹是很好的人。” 上司回答：“司法部长塞申斯可没这么说，史蒂夫没说过，我也从来没说过。我们都不是纳粹。”她和上司还能如此对话，似乎也成了她自觉不该离开的一条理由。
但是身为犹太人的纽兰，有时会问自己：如果她和同事们是1930年代德国政府里的律师，他们中每一位会成为什么样的官员？他们有的是意识形态主义者，某种忠实信徒，比如有一位是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的门徒。还有投机抢跑的机会主义者。也有一小撮沉默的异议人士。但是办公室里更多的是缩头缩脑以求自保那类人。“我猜我知道自己会是哪一种，”纽兰对我说，“我一开始可能会留在纳粹政府里，然后就会逃走。” 她觉得自己会是那种努力在纽伦堡反犹法案里做些力所能及的小改动的人，为那些只有部分犹太血统的德国人保留公民权。她也许会觉得自己还不是无功而返 — — 那样一开始留下来就有了正当性。
纽兰和同事们一直为特朗普圆谎。他们用专业的法律技能来给他的谎言诳语洗地，使总统行政令看起来合乎宪法。当她读到“飞黄腾达”（The Apprentice）电视节目的制片人需要剪辑录像，让特朗普做的决定显得符合逻辑，她意识到法律咨询办公室的律师们的做法如出一辙。忠于总统被等同于合法性。她对我说：“我们的工作缺乏对其它任何政府部门的尊重 — — 不尊重下级法院，不尊重国会，更不用提尊重职业官员、专业性、事实和真相。一言以蔽之：‘腐败’。腐败并不一定需要贿赂。背离我们恪守的誓言就是腐败。”
2018年秋天，纽兰得知她和五位同事将因为在2017年为总统行政令所做的工作被授予司法部长颁发的杰出服务奖。这消息让她极为恶心 — — 而她所在的办公室很可能还以为她会为此自豪。她惊异于这届政府的所作所为能被如此正常化。她也怀疑司法部大佬们利用手下的专业人士来使禁穆令这样的政策正当化 — — 至少这个奖看起来就是为了那个目的。纽兰和另一位律师缺席了10月24日的颁奖仪式。
10月27日，一个反犹极端分子在匹兹堡一个犹太教堂开枪打死十一人。在进行屠杀之前，他在网上指责犹太人使“入侵者”得以从墨西哥进入美国。那个星期，法律咨询办公室正在起草一条总统行政令：为了对付一队穿过墨西哥向北的中美州移民大篷车的“威胁”，暂时关闭南方边境所有的避难申请。纽兰完全可以想象自己也是犹太教堂里的中枪者，她感到她办公室的工作就是批准那些鼓励杀人狂的言论。
三天后她提交了辞职信。到感恩节时她已经离开了。新年里，她开始为一个叫做“保卫民主”（Protect Democracy）的非盈利组织工作。
避难禁令是杰夫·塞申斯（Jeff Sessions）作为司法部长的最后一件公开政务。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之后立马开除了他。塞申斯曾经作为特朗普的竞选顾问和俄国官员有过联系，因而决定回避通俄门的调查工作，这让纽兰觉得他还是在意保护某些民主权利的，但仅限于美国白人。他最终被威廉·巴尔（William Barr）取代 — — 一位以聪明和干练著称的前司法部长。但是很快，巴尔的所作所为把塞申斯彷佛衬托成了正直的楷模。目睹了一年来巴尔如何执掌她当初所在部门，纽兰奇怪自己之前为什么还会呆在里面。
2. 兑钱
在华盛顿和任何权力蔓延的地方，腐败一直都存在。然而在19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随着游说产业的扩张，腐败被制度化了。当时弥漫于首都的腐败还是金钱上的，大都是基本合法地打破常规、突破底线的行为。前《华盛顿邮报》编辑罗伯特·凯萨（Robert Kaiser）、2010出版的《真他妈钱多：游说团体的成功和美国政权的腐蚀》（So Damn Much Money: The Triumph of Lobbying and the Corrosion of American Government）一书作者，在杰拉德·福特（Gerald Ford）“啥脏活都接，只要能用前总统身份兑钱”的行为中找到了一个早期危险讯号。兑现钱 — — 曾经被认为是出卖灵魂 — — 现在成了踏出政府机关的一条阳关大道，而且来去自如。凯萨对我说：“以前是有忌讳的，你不会直接从司法部高官跳到劳埃德·卡特勒（Lloyd Cutler）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然后再跳回去。以前只能是单行道。现在没这种忌讳了。”
卸任的国会议员和他们的助手以当说客来兑钱。退休的军队官员做国防工业承包商来兑钱。司法部官员进入高薪律师事务所来兑钱。前外交官成为代表外国势力的说客或者公关策略家来兑钱。在司法部上层做的那几年可以兑换成私企中千百万美元的收入。国会山上名不见经传的助手成了百万富翁。特伦特·洛特（Trent Lott）早早地放弃参议员位置就为了能赶在新规限制施行之前开始其说客职业。前总统演讲一次就是六位数，签个书约就是八位数。
当党派之争变得疯狂，发财成了共和党和民主党唯一剩下可以为之共同奋斗的目标。华盛顿成了高级餐馆的集中地，本来为做好事而进入政府供职的年轻人在那里发了财。卢克·阿尔比(Luke Albee)前后做过两位民主党参议员的办公室主任，学会了在招聘助手时避开那些不打算干长的应聘者。他告诉我，“我很提防那些进来转个18个月就转出去的人，他们重续雇佣合同就为了加高预聘金。” 这种旋转门并不一定会诱导每个公职人员背弃他们的誓言 — — 他们除了排队索食的时候之外，也还会是严谨尽职的公务员。然而在更深的层次，金钱让政府和富豪结盟, 也引起公众不分青红皂白的愤世嫉俗。而当大众对政府机构的信心暴跌，职业官员的声望也随之跌落。
特朗普进入华盛顿时，波多马克河与阿纳卡斯蒂亚河之间的“沼泽”已经淤积了三四十年。“抽干沼泽”变成他最有威力的口号之一。非盈利组织“民主21”的主席弗雷德·韦特海默(Fred Weitheimer)，一位从尼克松时期以来就一直坚持为有一个良好政府而努力的活动家，这样说到特朗普：“他的确比很多美国政治家先看到，国民已经把华盛顿视为舞弊之地，被金钱腐蚀，成了说客的游戏。这个游戏他一辈子都在玩，直到竞选时号称要对抗它。大众都盼望有人能担此重任。” 当时联邦政府的免疫系统已经被破坏得很厉害。特朗普打着根治的旗号，着手开始散播毁灭性的感染。
在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看来，这片沼泽充满了身穿华盛顿特区单调办公室西装、诡计多端的阴谋家，在光天化日之下藏于联邦首都各处的办公桌旁、午餐室里、跑步道上的政变策划者：“深暗政府”。一位名叫麦克·洛夫格伦(Mike Lofgren)的前共和党国会助手在2014年的一篇文章和两年后出版的书中把这个词引入政治血液。洛夫格伦原来意指大公司、银行和军事工业承包商之间的纽带已经极大地控制了这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成为华盛顿腐败之源。但布莱巴特新闻、福克斯新闻等处的保守势力却开始用这个概念来形容司法和情报机关的职业官员。他们指责这些官员是民主党，与自由派媒体共谋，试图防止和取消特朗普当选。就如同“假新闻”和“腐败”两词一样，特朗普将“深暗政府”颠倒使用，反转成对付他真实和假想敌人的武器。
特朗普进入白宫伊始，就开始和自己手下的职业官员体系进行庞大的斗争。他必须在被它摧毁之前先摧毁它。他那充满受迫害妄想和掠夺性的大脑促使他找一个杀鸡骇猴的样板，对胆敢得罪他的人以儆效尤。特朗普找到了一位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都默默无闻的官员。
3. “你老婆好吗？”
安德鲁·麦凯布（Andrew McCabe）1996年加入联邦调查局，当时他28岁，比埃丽卡· 纽兰进政府工作时的年龄还小一岁。他是企业高管之子，典型的市郊中产青年，毕业于杜克大学，在新泽西一家小律所当律师。他之所以被联邦调查局所吸引是因为调查能够揭开戏剧性故事，这些故事的主人公的生活与麦凯布安全而一眼望到头的成长过程完全相反，是一片越过法律边界的阴暗世界。他的妻子吉尔当时正在接受儿科医生培训，也鼓励他申请。加入FBI后他的薪水少了一半，但对他来说，能在匡蒂科（译者注：Quantico，弗吉尼亚小镇，联邦调查局学院所在地）成为一名训练有素、严守纪律、无私奉献的探员几乎是一种乐趣。
麦凯布先后专职于对俄罗斯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的调查。他在局里迅速升迁，始终远离公众视线。在工作中他以智慧和沉着著称，是天生的管理者。2016年初 — — 当时麦凯布五十岁不到，有一副铁人三项比赛练就的好身板，短发开始花白，戴着上黑下透明的框架眼镜 — — 詹姆斯·科米（James Comey）将他从驻华盛顿外勤办公室主管提拔成为副局长，这是FBI职业官员的最高职位，负责FBI日常运作。通常FBI的二号人物并不为公众所知，但麦凯布的新职位使得他在2016年总统竞选进入白热化之时监管对希拉里·克林顿私人邮箱服务器的调查工作。同年夏天，FBI也开始对特朗普竞选团队进行深入调查。
当年7月，科米决定宣布结束“邮件门”调查，称希拉里的行为“极其粗心大意”，但并不构成犯罪。麦凯布对这一严重偏离正常程序的做法表示支持（FBI通常对调查不予置评，尤其是那些不会带来起诉的调查），因为正值大选期间，不断登上报纸头版的希拉里“邮件门”调查本身就不正常。而科米是传达道德正义的高手 — — 他高高的个子往那一站就能压倒喧嚣，让美国人民相信调查的公正性。
但科米的声明却同时引发了左右两边的愤怒，也严重损害了FBI的公信力。麦凯布事后对科米的决定和自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表示后悔。“我们以为美国人民信任我们，”麦凯布后来写道，“FBI不参与党派政治。” 但他早就该知道。2012年，美国驻利比亚大使被杀后，他曾负责处理遭到严重夸大的班加西事件，这一事件“揭露了不诚实的政治作秀已经走到了超现实的极端”，正是这样的现状导致了“邮件门”也同样被夸大。
在等级森严的机构中当了二十年耿直特工的麦凯布并不了解这个国家已经变成了什么样子。他手无寸铁，对接下来要发生什么毫无准备。
为了让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的覆盖范围扩大到更多贫困患者，儿科急诊医生吉尔·麦凯布在2015年曾作为民主党人竞选弗吉尼亚州参议员。她最终在竞选中落败。2016年10月23日，离大选日只有两周时，《华尔街日报》爆出她的竞选团队曾收到来自弗吉尼亚民主党和州长特里·麦考利夫（Terry McAuliffe）政治行动基金的近70万美元。麦考利夫是希拉里的朋友，曾鼓励她参选总统。报道标题是“克林顿盟友帮助FBI官员妻子竞选”，含沙射影多于实质性内容。麦凯布一直很恰当地把自己和竞选活动分割开，对捐款的事情一无所知。FBI负责道德品行的官员已经审查批准了由他掌管对克林顿的调查，而且吉尔竞选结束两个月后他才着手调查，二者毫无关联。但特朗普在推特上转了《华尔街日报》的报道，10月24日他还在佛罗里达的圣奥古斯汀用这个报道煽动群众，编造克林顿行贿了联邦调查局的新闻，说她用钱买通了“负责克林顿非法邮件服务器调查的最高官员之妻”，让自己免于入狱。他咆哮一声，眯起眼睛、紧抿嘴唇，厌恶地摇着头离开麦克风，而人群中爆发出尖叫，表达对克林顿和舞弊政治体系的憎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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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FBI副局长安德鲁·麦凯布发现自己成为总统的靶子时，他的世界天翻地覆。2020年2月10摄于华盛顿（Peyton Fulford）
这是特朗普第一次涉及麦凯布夫妇。他没提他们的名字，但场面让人不寒而栗。
没过几天，《华尔街日报》又准备刊登第二篇损害FBI和麦凯布名誉的报道 — — 这次是关于他告诉其他特工“暂停”针对克林顿基金会的秘密调查。报道信源看来是FBI纽约外勤办公室的高级特工，这些人对自己的反克林顿情绪毫不掩饰。但这则新闻是错的：麦凯布一直想继续调查，只是遵循司法部的政策，不让特工采取任何可能影响即将到来的大选的公开步骤，比如发出传票。在一周之内他的正直 — — 一个在他这种位置上官员的命脉 — — 第二次在公众面前遭到不公正的毁谤。他授权自己的律师丽萨·佩奇（Lisa Page）和FBI首席发言人迈克尔·科坦（Michael Kortan）通过披露麦凯布和司法部一名官员之间的对话来纠正报道 — — 他认为这么做没什么不合适，因为这符合FBI的利益，也符合他自己的利益。
这次泄密无意间证实了对克林顿基金会的调查的确存在，这让科米很是不悦，他之前对吉尔·麦凯布竞选活动的曝光已经很不高兴了。科米准备命令麦凯布回避FBI在10月28日 — — 也就是大选前11天 — — 重启的对希拉里“邮件门”的调查。科米事后声称，当他问及麦凯布泄密一事时，麦凯布说“我不知道这鬼东西怎么就被捅到媒体那了”之类的话。（麦凯布后来说他告诉过科米是他授权泄的密。）
此事在当时那几个月的大戏中本无足轻重，却引发了一系列决定麦凯布命运的事件。
特朗普获胜时，麦凯布夫妇认为这位新总统会放弃关于吉尔竞选的阴谋论，停止对他们的攻击。她最近对我说：“我当时有一瞬间还这么认为，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或许现在可以放过我们了。”
就在特朗普准备上台之际，“通俄门”调查开始逼近他的身边人，他的国家安全顾问人选迈克尔·弗林（Michael Flynn）首当其冲，他在与俄罗斯大使通电话一事上对FBI探员撒了谎。特朗普明确表示希望FBI能放弃对弗林的调查，保护白宫免受不断收紧的调查的影响。特朗普与科米二人在白宫共进晚餐时，特朗普说他想要科米效忠于他。科米以保证诚实作答。特朗普然后又问麦凯布是否“对我有意见，在竞选期间我对他和他妻子有些粗暴。“科米说麦凯布”有真正的职业精神“，并补充道，”FBI的人员，无论个人观点如何，一旦投入局里的工作，就会将个人观点置之一旁。“
但特朗普不想要有真正职业精神的人。你要么效忠于他，要么就是不忠之人，抽干沼泽到头来意味着清除那些不忠于他的人。按照他对人类动机的理解，在被他“粗暴对待”之后，麦凯布不可能会效忠于他 — — 而会想要报复，会通过调查来完成报复。在此后与科米的谈话中，特朗普不断回到”麦凯布那事“的话题上，似乎摆脱不开他在自己手下的FBI内制造了一个敌人这个念头。
吉尔·麦凯布告诉我：“我知道我们要完蛋了，我们剩下的日子屈指可数。这是个渐进的过程，但到了五月我们知道结局会很糟糕。”
2017年5月9日，麦凯布被召到街对面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的办公室，塞申斯告诉他特朗普炒掉了科米。麦凯布现在是FBI的代理局长了。
当晚特朗普说想见麦凯布。科米告诉了麦凯布特朗普要求效忠的事、他干涉通俄门调查的企图、以及他对麦凯布本人的怀疑。麦凯布完全能预料到他随时会被解雇。他被领进椭圆办公室，看到总统坐在气派的办公桌后，他的高级顾问们 — — 副总统、幕僚长、白宫法律顾问 — — 顺从地坐在他面前的一排小木椅上。麦凯布也坐进去。特朗普问麦凯布，他是不是不赞同科米7月份结束对希拉里·克林顿邮件门调查的决定。麦凯布说，没有，他一直和科米密切合作。特朗普不断追问：FBI的人是不是真的对这个决定不满意，对科米的领导不满意？麦凯布说的确有一些特工不同意科米对希拉里一案的处理，但是他总体来说声望很高。
“你唯一的问题是你犯的那个错，”麦凯布后来回忆特朗普这么说。“你老婆的那事。就是那一个错。”麦凯布没有说话，特朗普继续说：“你就这一个问题。我竞选的时候对你有点狠。我竞选时对你和你老婆说了不少狠话。”
麦凯布回答：“我知道，我们听到你说的话了。”他告诉特朗普，吉尔是一名敬业的医生，竞选公职是她帮助病人的另一种方式。他和两个十几岁的孩子完全支持她的决定。
“哦，好好好。她很棒。我认识的人都说她很棒。你支持她没错。所有人都告诉我她超棒。”
第二天早上，麦凯布与他的高级员工开会讨论通俄门调查时，白宫打来了电话 — — 电话另一头是特朗普。这件事本身就很让人不安，美国总统不应该给FBI局长打电话，除非是与关国家安全相关的事。为了防止水门事件中暴露出的政治上滥用职权，司法部在70年代中期出炉的指导方针对执法机构和白宫之间的沟通渠道有严格限制。特朗普的行为不断表明他要么不知道这个方针，要么就是不放在眼里。
总统对麦凯布允许科米在被解雇后乘FBI的公务机从洛杉矶飞回来很不满。麦凯布对这个决定进行了解释，特朗普勃然大怒：“不对的！我从来没批准过！”他不想让科米获准进入总部 — — 以及任何FBI大楼。特朗普继续发怒。然后又问：“你老婆好吗？”
“她很好。”
“她输掉选举的时候，一定很难受。她是怎么对待失败的？输了难过吗？”
麦凯布说失败很难受但是吉尔又重新回到急症室照顾孩子们。
“是啊，一定很艰难，”总统对他的新任FBI局长说，“输掉了。就是个撸瑟。”
麦凯布拿着电话，他的助手发现他的脸色越来越难看。特朗普逼他陷入无法为妻子辩驳的屈辱境地。这是黑手党惯用的伎俩：宣示霸权，情感讹诈。
麦凯布最近告诉我：“这种手段加大了要求效忠的压力。如果我可以当着你面羞辱你的妻子，而你依然对我言听计从，任我摆布，那你就是我的人了, 我把你夫妻俩给分裂了。他起先是试图分裂我和科米 — — ‘你不同意他的看法对吧？’然后又想分裂我跟机构 — — ‘FBI所有人都很开心对吧？’他把你逼到角落，试图让你全盘接受和拥抱他所兜售的狗屁，如果他这么做都没事的话，他就知道你是他的人了。”
麦凯布后来一次又一次的回顾这次谈话，问自己是不是当初应该阻止特朗普说下去。但他执掌着一个陷入危机的机构。“我没必要去跟美国总统比赛看谁尿得远。”
麦凯布绝对不是特朗普阴暗想象中的政治阴谋家，麦凯布对应付危机四伏的政治环境力所不及。当特朗普逼着他说出自己在2016年投票给谁时，麦凯布很是震惊，只能含糊应答：“我两边谁都不站。”这个蹩脚的回答让麦凯布很是尴尬，他后来向特朗普澄清：他一辈子都是共和党人，但他在2016年没有投票，因为FBI对两名候选人都在调查。这个直截了当的回答却只能加深特朗普的怀疑。
麦凯布的职业主义精神让他遭受特朗普的霸凌，却也为他在各种重大事件接踵而至那一周接手FBI助了一臂之力。“吉姆被炒了之后，安迪的专注和决心相当惊人。” 时任FBI总法律顾问的詹姆斯·贝克告诉我。麦凯布有两项紧急任务。第一项是向他手下的3.7万名员工保证这个机构会安然无恙。5月11日，在电视转播的参议院听证会上，他被问到白宫关于科米在FBI不受欢迎的说法是否属实。麦凯布已经准备好了答案。“我可以告诉你科米局长在FBI内部享有广泛的支持，到今天依然如此。”他把当着特朗普的面说不出的话对着全国以及自己的下属说了出来。
第二项任务是保护通俄门调查。科米被撤职，而后白宫撒谎说是因为科米对克林顿邮件门处理失当，但所有证据都指向其实是因为通俄门调查。这让人怀疑[特朗普白宫]有妨碍司法之嫌。5月15日，麦凯布召集包括贝克和丽莎·佩奇（Lisa Page）在内的四位高级助手开会；会议决定，必须发起对特朗普本人的调查。他们必须查清楚总统有没有与俄国合谋并掩盖真相。
这项调查归司法部副部长罗德·罗森斯坦（Rod Rosenstein）主管。罗森斯坦的备忘录正是特朗普用来解雇科米的借口，麦凯布不认为罗森斯坦能够扛得住白宫要求停止调查的压力。他敦促罗森斯坦指定一位特别检察官来接手调查，那样就超出了白宫和司法部的权限范围。如果特朗普想要扼杀调查，整个世界都会知晓。麦凯布催了罗森斯坦好几次，但罗森斯坦一直拖着。
5月17日，麦凯布向参众两院几位领袖通告了FBI展开的调查，一项是关于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期间是否与俄罗斯合谋的反情报调查，另一项是妨碍司法的犯罪调查。然后罗森斯坦宣布，他指定罗伯特·穆勒作为特别检察官来接手这个案子。
那天晚上麦凯布乘坐Suburban牌防弹局长专车回家，一路不寻常的安静。他家位于杜勒斯机场以外的弗吉尼亚远郊。吉尔在做晚餐，女儿在厨房中岛上做作业。麦凯布脱下西装，松开领带，打开一瓶啤酒。自从科米被解雇以来，他一直感到自己在向一个目标冲刺，这个目标就是保证通俄门调查的安全和透明。他说：“我们做了我们需要做的。总统现在要寻找猎物大开杀戒，轮到我了。”
吉尔说，“你尽职了。这是最重要的。”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当黑暗一步步逼近麦凯布一家时，吉尔会提醒安迪那天晚上两人在厨房的对话。
7月25日，特朗普突然发推旧话重提：“问题是FBI代理局长、负责希拉里调查的安德鲁·麦凯布从H那里给妻子拿了70万美元！”现在特朗普知道了麦凯布的名字，不过吉尔还是一直是“妻子”。第二天，更多推文：“为什么司法部长塞申斯不换掉FBI代理局长安德鲁·麦凯布？这是个科米的朋友，掌管过克林顿调查但是…从希拉里·克林顿和她的代理人那里为他妻子竞选拿了大钱（70万美元）。抽干沼泽！”
这些推文让麦凯布深感屈辱。他没法回应这个虚假指控，因为那只会给它引来更多关注。那天他来到总部，给当天的头条开了个弱弱的玩笑，然后努力让自己和FBI埋头工作，尽管他知道他遇到的每个人都在想着那些推文。同样成为特朗普推文攻击目标的贝克，向我这样描述这些推文效应：“对我这样的非公众人物，这种经历很奇怪，让人晕头转向。你没法不产生一种本能的生理反应，变得紧张，流汗。这让人害怕，你不知道这会意味着什么；忽然间人们开始议论你，而且不怀好意，你觉得自己裸露无遗。”
特朗普推文的目的不仅仅是要惩罚展开调查的麦凯布，更是要抹黑这个案子。吉尔说，“他攻击别人是为了让自己的劣行看上去没问题。如果安德鲁腐败，那么这个调查也腐败，也是错的。所以他们需要竭尽所能证明安德鲁·麦凯布腐败、是个骗子。”
7月28日，也就是这些推文发布之后三天，麦凯布被紧急召到司法部。总监察长办公室检视克林顿邮件门调查的律师们发现了麦凯布的律师丽莎·佩奇和FBI头牌探员彼得·斯佐克（Peter Strzok）之间数千份短信往来。他们两人在克林顿调查和通俄门调查案子中都是核心人物；斯佐克这时是穆勒团队的一员。在大选期间，佩奇和斯佐克之间的短信交流里说了些针对特朗普的刻薄话。他们两人也有婚外情。佩奇和斯佐克都属于与麦凯布关系最紧密的同事；佩奇还是他信赖的朋友。这些对他都是新闻 — — 糟透了的新闻。
律师们针对这些短信不停发问。因为麦凯布是总监察长检视克林顿调查案的对象，他事先已告诉他们说如果自己的私人律师不在场，他不会回答有关自己涉及调查案的任何问题。尽管如此，律师们的提问忽然转向《华尔街日报》的第二篇文章，该文暗示麦凯布被克林顿腐蚀了。一个律师怀疑佩奇一条短信里的“CF”是指克林顿基金会（Clinton Foundation）。他问麦凯布，“你碰巧知道吗？”
“我不知道她指什么。”
“或者也许是什么代号？”
“我没有印象，”麦凯布说，“但是这事儿，和对我的指控搅在一起，所以我实在不想和你讨论这篇文章。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有点把事情都搅乱了。”
“这段时间她有被授权接受记者采访吗？”一位律师问。
“就我了解没有。”
这不符合事实。麦凯布自己批准了佩奇和《华尔街日报》记者通话。不过当时他已经对律师们的提问开小差了，那些问题本来就不合适，他想赶快结束。他必须得想清楚自己应该怎样处理这个新的紧急情况。佩奇和斯佐克的短信必然会泄露，特朗普和他的党羽们会将这些短信作为证据来宣称FBI是个充满偏见和腐败的污水池。佩奇和斯佐克两个人会身败名裂。那天在纽约市，特朗普提到中美洲人时用了“兽类”一词，并敦促执法官员粗暴对待帮派嫌疑人。FBI必须拟定一个回应来重申自己的道德准则。麦凯布一家又重新成为特朗普的靶子。
麦凯布感觉到全线崩溃。不难想象当他答复“就我了解没有”时是处于什么状态。这种事以前也发生过，在那年另一个糟糕的日子，5月9日，关于另一个内部调查，针对很久以前对《华尔街日报》的一次泄露事件。同样的问题让他措手不及，他也给了同样不准确的回答。一路不偏不倚走过来的职业官员，他的人品遭受持续攻击，完全可能犯这种不必要的错误。
那是个星期五，随后的周末他意识到他给了律师们一个错误的印象。到了星期二，他给总监察长办公室打电话做更正。同一周，参议院通过了对新任FBI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 ）的任命，麦凯布回到副局长的位置。当了21年的探员，他计划一到时间就退休，也就是2018年3月他年满50的时候，然后进入私营企业。但已经太迟了。
12月19日，麦凯布在众议院一个委员会作证时证实了科米关于特朗普试图扼杀通俄门调查的陈述。两天后，在众议院另一个委员会上，他被问到那些针对FBI的各种攻击对他造成了什么影响。麦凯布说，“我可以告诉你，这是巨大的挑战。”他描述他的妻子 — — “一位美好的、聪慧的、充满爱心的医生” — — 为了帮助给穷人扩大健保而竞选公职，“从这个高尚目的开始，到过去一年中她和我的孩子们经历的这些 — — 真是毁灭性的。”
圣诞节前两天，特朗普又放出一条恶意威胁推文：“FBI副局长安德鲁·麦凯布在和时间赛跑想要全福利退休。还有90天？！！！” 对被特朗普视为敌人的“职业官员”，没有任何人事细节能逃过他的注意。当天以及圣诞夜的另两条推文，他又重复了关于吉尔竞选的旧谎言。她对自己给家庭带来的麻烦自责不已。
节期刚过，麦凯布得知总监察长对克林顿邮件门调查的报告中关于他那部分会单独发布。其它部分的期限是春末，而关于麦凯布的部分在一两个月内就会完成。2018年1月，在新任局长雷的压力下，麦凯布从副局长的位置上退下。麦凯布没有接受一个低阶的职位，而是请假等待自己3月中旬的退休。2月底，总监察长完成了关于麦凯布的35页报告，结论是毁灭性的：麦凯布在《华尔街日报》泄露事件上四次表现出“缺乏坦诚”。职业责任办公室的建议是将他解雇。在司法部某些人看来，此举体现了对高级官员的问责。
麦凯布在3月9日收到了案卷。FBI政策通常给予30天时间回应，但看起来司法部铁了心要讨好白宫，赶在麦凯布退休前结案，只给了麦凯布一周时间。3月15日星期四，他与司法部一位官员会面为自己申辩：有个细节他没有记起，是因为突如其来毫无防备的问询发生在数月的混乱局面之后。而且当他意识到自己做出了不准确的陈述，他主动出来进行了更正。麦凯布认为自己的申辩很坚实，但是他已经预料到了结局。
星期五晚上，麦凯布在观看CNN节目时得知自己被服务了21年的FBI解雇。离他50岁生日还有26小时。
新闻爆出一小时后，特朗普播放了他的喜悦：“安德鲁·麦凯布被解雇了，对FBI辛勤工作的男男女女这是伟大的一天 — — 对民主这是伟大的一天。”这是他关于麦凯布的第 八条推文；之后他又发了三十三条，而且还会继续增加。
“被FBI解雇并被称为骗子 — — 我简直无法描述这让我多么糟心，” 事情过去快两年之后麦凯布对我说。“这实在是欺人太甚，羞辱莫名，糟糕透顶。今天我恼火的程度和3月16日我被解雇那天一样。我想了又想，想了几千个小时仍然无法释怀。”
在总统杀气腾腾的咆哮声中, 以这种非同寻常的速度在麦凯布退休之前搞掉他，让政府内外许多律师感到恶心。法学专家本杰明·维茨（Benjamin Wittes）对我说，“像那样整人是司法部不可饶恕的党派政治化。”麦凯布失去了几乎所有的退休金。没人雇佣他，在前同事中他成了“放射性元素” — — 总部几乎没有人再和他接触。最糟糕的是，司法部将总监察长的报告提交给华盛顿特区的联邦检察官。这种案子变成刑事诉讼几乎是闻所未闻的，但法律之剑在麦凯布头顶上悬了两年；在这段出奇长的时间里，检察官基本上一言未发。去年9月，麦凯布从媒体报道里得知一个大陪审团被召集起来就确定他的刑事罪名进行表决。他和吉尔告诉孩子们，他们的父亲可能会被铐走，房子可能会被搜查，他可能会坐牢。大陪审团开了会，然后解散回家，什么事也没发生。这种沉默意味着陪审员们没有找到作为刑事罪的理由。一位检察官退出了这个案子，这在这种关键阶段极不寻常；还有一位离职加入了私营企业，据说是因为对遭受的政治压力不满。即便如此，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一直将这个案子列为进行时，直到2月中旬才突然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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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鲁·麦凯布和吉尔·麦凯布 (摄影：Peyton Fulford)
麦凯布谈论他的处境时异常平静，就好像希区柯克电影里无法理解自己深陷的恶梦的老实人一样。相对来说，吉尔比较感情外露，她把这段经历比作虐待关系：每当她感到自己终于能喘口气的时候，又一个打击就来了。随便哪天晚上，福克斯新闻台的什么主播就又在声讨她的丈夫。就在最近，一个右翼电视网络One America News的记者，在白宫草坪上宣布麦凯布和丽莎·佩奇有过一腿。这完全是造谣，那个电视台后来被迫撤回此消息；但他们撤回之前麦凯布不得不给在学校的女儿打电话，提醒她可能会在互联网上看到这条消息。
麦凯布出了一本书，也经常在CNN上露面，为无辜者计划（the Innocence Project）做义工，帮助那些被冤枉入狱的囚犯。吉尔继续在急诊室上夜班，同时攻读MBA。但他们都已经接受了现实，即他们永远不会完全自由了。
所有参与过调查特朗普的FBI领导层成员和司法部官员都已经被赶出政府，并遭受诽谤攻击。即使是从未被指控犯错的詹姆斯·贝克，也发现自己太有争议，无法在私企找到工作。但对那些职业官员来说，麦凯布遭受的漫长痛苦是最生动的警告，即如果他们的职责与特朗普的私人利益发生冲突会是什么后果。这让法律咨询办公室的埃丽卡·纽兰和她的同事们恐惧，也让离司法部较远的国务院官员胆寒。吉尔说：“有很多人再也不愿意站出来做正确的事情，因为他们不想成为下一个安德鲁·麦凯布。”
4. 目的与手段
没有什么比独立的司法部门更能限制特朗普，正如没有比将之收为己用更能够巩固他的权力。“简言之，专制领导人必须把强制执法的国家机器控制在手中，”苏珊·亨尼西（Susan Hennessey）和本杰明·维特斯（Benjamin Wittes）在他们的新书《总统职权之逆转》（Unmaking the Presidency）中写道， “没有对司法部的控制，要做暴君就缺少根本的工具。”
当特朗普提名威廉·巴尔取代杰夫·塞申斯做司法部长时，华盛顿整个法律界共同松了一口气。将近三十年前，巴尔曾在老布什政府的最后十四个月里担任同一职位。现在他已经六十八岁，在私营企业发财多年。他既不需要证明自己，又不需要获取什么。他被认为是“制度主义者” （“institutionalist”）— — 相当保守，支持强大的总统权力，但不是个极端分子。因为他有惊人的聪明和做官技巧，比起智力稍逊的塞申斯和差强人意的临时代管马修·惠特克（Matthew Whitaker），他应该可以更好地保护司法部不被特朗普打劫。巴尔告诉一个朋友他答应回来是因为司法部里一片混乱，需要一位具有坚不可摧声誉的领导者。
法学家尼尔·凯泰尔（Neal Katyal）曾在奥巴马政府中担任代理首席检察官。在巴尔的确认听证会之前，凯泰尔警告一群民主党参议员不要被蒙骗了：巴尔的观点远远超出了主流保守主义。他会比所有前任都更危险。巴尔的背景资料由三条结实的线索交织而成，任何人只要花点功夫看看就有理由担心。
第一条线索是他对总统权力的过分主张，有时候被称为“统一行政”理论 — — 即认为宪法第二条赋予了总统在联邦行政部门中绝对和完全的权力，在解释法律和发动战争方面有极大的自由度。巴尔在1989年成为老布什内阁的法律咨询办公室主任之后，写了一篇很有影响的备忘录，其中列出国会逾越宪法第二条的十种方式。他的论点是：“只有持续有力地抵制国会的侵袭，才能保持行政部门的特权。”他创立了一个跨部门委员会并担任主席，以抗拒[国会]调阅文件的要求、坚持行政特权为宗旨。
巴尔不满的目标之一就是总监察长办公室，即国会于1978年建立的对联邦行政部门的独立监督机构。曾在小布什政府里负责过法律咨询办公室的哈佛法学院教授杰克·戈德史密斯（Jack Goldsmith）说：“对于巴尔这种人来说，有这么一个对国会负责的机构戳在那里 — — 那就是直击‘统一行政’论的核心。”1991年巴尔当了司法部长后，他挖空心思将部里这个总监察长办公室调查不当行为的权力削减到最小。
巴尔甚至对水门事件之后建立的保护司法部不受白宫政治干预的指导方针持怀疑态度。他在2001年一篇口述史中说道，“我认为说司法部必须独立的观点是在水门事件后开始受到注意的……我在司法部的经验是，部里最政治化的就是那些职业官员，而最不政治化的就是政治任命的官员。”在巴尔看来，对司法机构的政治干预这个说法几乎是自相矛盾的：既然总统（和他任命的人）是对选民负责的，比起所谓联邦检察官和FBI调查人员之类既无名声又不用担责的职业官员，前者更适合担任正义的监护人。巴尔似乎对于总统除了竞选之外会做些什么全不关心。
里根政府时期发生的伊朗门事件及随后特别检察官劳伦斯·沃尔什（Lawrence Walsh）对该案的调查，成了老布什总统头上的一片阴云。巴尔认为独立调查是对“统一行政”的僭越。 老布什离任前一个月，巴尔说服总统在包含前国防部长卡斯帕尔·温伯格（Caspar Weinberger）的赦免名单中再增加数名因伊朗门案获罪的里根政府官员；当时卡斯帕尔·温伯格已被正式起诉且可能提供了对老布什不利的证据。巴尔毫不介意这种明显的掩盖行径。但是六年后，当特别检察官肯尼思·斯塔尔（Kenneth Starr）调查克林顿总统性丑闻一案中的伪证和阻碍司法行为时，当时已做了大公司律师的巴尔却批评克林顿白宫对斯塔尔的攻击会妨碍调查甚至吓退陪审团成员和证人。
关于巴尔思维方式的第二条线索，从他的党派立场可见一斑。在第一条线索里，巴尔用了宪法作为其掩护；这一条没有那么触目，但是从未消失过。对于独立检察官们，巴尔是一位不懈的批评者，除非他们是在调查民主党人总统。而一旦共和党把持白宫，他总是大声捍卫总统威权。
他的党派立场要和关于他思维方式的第三条线索联系起来理解：他是天主教徒，还是特别保守那种。巴尔在布什手下做司法部长时，约翰·邓恩（John R. Dunne）在部里负责民权司，他称巴尔为“专制的天主教徒”。邓恩夫妇有次去巴尔家赴宴，对巴尔的印象就是传统家族族长，只剩狗不服他管。巴尔于反战运动高潮时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念书，他从那年代得到的教训和很多宗教保守派一样：六十年代对传统价值和权威的挑战使国家陷入长期的道德衰退。
1992年，时任司法部长的巴尔在一个右翼天主教集会上把堕胎、吸毒、离婚、少年犯罪、性病和普遍的道德低下等等的高速增长都归罪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的长期放纵”。他称“如今的世俗主义者显然是狂热分子”。他呼吁“上帝律法”的回归作为道德复兴的基础；“一场大战正在进行，它会决定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的时代将以什么名字载入史册。”巴尔的一个演讲稿写手帕特·西波隆（Pat Cipollone）现在是特朗普白宫律师，也是特朗普被弹劾时的辩护律师之一。1995年，作为平民的巴尔在一份名为《天主教律师》（The Catholic Lawyer）的期刊发表文章，重复同样的论点和好战的比喻。他写道：”我们陷入了两个从根本上相反的价值体系之间的历史斗争。从某个角度讲，这是启蒙运动的最终结果。”巴尔认为，世俗主义者与宗教作战的主要武器就是法律，传统主义者必须以同样手段回击。
这种末日来临般的最后摊牌与宪法第二条和统一行政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它将政治成败上升到了末世学的高度。如果基督教文明都处于生死存亡之际，信徒们不就只能得出为了目的必须不择手段的结论了吗。
从老布什之后到特朗普入主白宫的四分之一世纪里，巴尔都在私企工作，任职于企业董事会，并照顾他与白血病搏斗的三女儿。巴尔和西波隆也同在天主教信息中心任理事会成员。此机构和极右翼的天主教组织“主业团”（Opus Dei）密切相关，后者在世界各地的政界和商业界都有强大的权势关系网。这些年中，共和党陷入其自身的道德相对主义泥沼，在特朗普总统任期堕入不可挽救的深渊。
特朗普的上台把巴尔这个忠实的吹鼓手从半退休状态中唤出。当科米在2016年大选前十一天重启对克林顿电子邮件的调查时，巴尔发表了一篇表示支持的观点文章。六个月之后，当特朗普以在该调查中处理不当为借口解雇科米时，巴尔又写了一篇摇旗的文章。两篇文章唯一一致之处似乎就是对特朗普有利。再之后，2018年六月，巴尔主动写了一篇19页的备忘录给罗德·罗森斯坦（Rod Rosenstein），而后者并未出此要求。备忘录争论道，对于特朗普在总统权限内采取的任何行动，包括要求科米不再调查弗林、甚至开除科米，罗伯特·穆勒 (Robert Mueller)都不可以将其定罪为“妨碍司法”。照巴尔对宪法第二条这么牵强过分地一解释，特朗普的几乎任何行为都不可能“妨碍司法”了.
作为一位前司法部长，用业余时间写这种备忘录实在奇怪。六个月之后，特朗普提名巴尔担任旧职。
巴尔上任之后，他为特朗普的站台变本加厉。当2019年3月穆勒完成调查报告时，巴尔急不可耐地向全世界宣布，报告既解脱了特朗普通俄之嫌，同时也消除了总统妨碍司法之罪，因为报告并未确定实际罪名 — — 尽管报告里列举了十项性质严重的可能犯罪行为，但巴尔拖了三个星期才稍加编辑后发表。这多出来的三周给了特朗普重要的先机，宣称自己完全无辜，然后他把话语权当枪使，来对付他的追责者，要把他们全打倒。
这时，对调查者的两项反调查已经启动 — — 一个是司法部总监察长办公室调查对特朗普某竞选顾问的电子监视（巴尔说是“间谍活动”）一案，另一个是由巴尔主管、康乃狄克州检察官约翰·达勒姆（John Durham）开展的更广泛的复查。五月份CBS采访巴尔时，他已经事先认定了达勒姆复查的结果，强烈暗示通俄门调查从头至尾都有问题。他找出了“深暗政府”的坏行为：“许多共和国毁于一种（罗马）禁卫军心态，那里政府官员妄自尊大，把国家利益和自己的政治观点混为一谈，觉得任何人只要和他们意见相左，你知道，就属于人民公敌。而且，你知道，他们有一种倾向就是认为他们比谁都懂，而且，你知道，认为他们是保护人民的卫士。那种想法很容易让政府官员用自己的好恶取代多数人的意愿。”
但就算假定在通俄门一案里有这种情况，司法部长也无权事先给调查结论埋下伏笔。到了十二月，总监察长发表调查报告，指出在[FBI]关于电子监视授权的申请中存在严重错误，但在通俄门调查中并没有政治偏见 — — 不存在“禁卫军”。巴尔对此不满意。于是他宣布不同意这份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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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26日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和司法部长威廉·巴尔在白宫。 （Doug Mills/纽约时报/Redux)
巴尔用他的公共平台来操纵大众心理。11月，他在华盛顿对保守派“联邦党人学会”演讲时，用了六大段鄙夷言词来发表党派言论，这是有史以来任何司法部长都没有做过的。巴尔宣称，进步派“在打一场不择手段的‘圣战’”，而保守派“更倾向于小心翼翼的政治策略。”“如今最讽刺的一件事就是那些反对总统的人不停指责这届政府‘搅碎’宪法规范和对法治开战。当我问对立面的朋友，‘你到底指什么？’我得到的是茫然的目光，接着就是对禁穆令啥的喷唾沫星子。”
其演说的核心是谴责立法和司法部门对行政首脑权威的侵犯 — — 仿佛自911以来（且不说罗斯福新政以来），总统的权力都没有巨大的增长；彷佛特朗普在白宫的所作所为完全没有逾越宪法第二条范围。十月份在圣母大学讲演时，司法部长巴尔重弹宗教战争哀歌的老调。对于巴尔来说，此间永远是1975年，国会仍然正在召开听证会来削弱总统权力，而世俗左派正在毁掉传统的美国家庭。他要用自己在台上的有限时间来抵挡将要降临的黑暗，而如果天意真的开了宇宙级玩笑，把主持正义的权威赋予特朗普这样一位有根本人格缺陷的人，巴尔会尽其所能来保护他：歪曲穆勒报告；非难司法部官员；使用伪命题作为法律依据来阻止国会了解“通乌门”吹哨者的投诉；罩着白宫拒绝回答弹劾调查；建立官方渠道来给总统的对手泼政治污水；替特朗普的朋友罗杰·斯通（Roger Stone）说话，否决自己部门的检察官。
巴尔和特朗普追求的东西很不一样 — — 一个要打一场圣战使政府与他理念中的宗教权威结盟； 另一个用腐败手段来追名逐利、自我扩张。然而他们为各自的目的狼狈为奸，合作摧毁任何独立的、有可能限制总统的人和组织 — — 联邦各机构，为之工作的公务员，甚至政府的其它分支。
一位长期为政府工作的律师告诉我，“巴尔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党派政治化的司法部长。”他描述了特朗普无休止的攻击和巴尔与之同谋给司法机关造成的巨大破坏。“和朋友们的交谈让我了解到很多职业官员都为两件相互关联的事担忧。其一是感到司法在为政治服务，而且已经到了超乎寻常的程度。”司法部罔顾专业律师的意见，采取了极端立场，例如白宫可以拒绝为弹劾听证提供任何证据；众议院和曼哈顿地区检察官都不可以取证特朗普的个人财务记录。这位律师谈到的第二个担忧，是巴尔与特朗普为伍指责政府官员阴谋反对总统，为此他不惜攻击自己部门的人。
即使在远离华盛顿的地区，人们也心灰意冷。中部一位联邦检察官告诉我，他和他的同事们不再相信上级会在他们遭到不公平指责或者政治干预的时候保护他们。任何有一点政治气味的案子都成了不可触碰的雷区。越来越多的案子，尤其是移民方面的案子，受白宫议程的摆布。人们明显地心怀恐惧，因为最轻微的批评意见都可能招致打击报复。检察官们担心特朗普对司法机关的攻击正在对法庭产生破坏作用，因为陪审员不再信任来自FBI或其它政府部门的证人。
正因为此，这位联邦检察官的很多同事在考虑离开政府机关。“我听到很多人说，‘如果[特朗普]连任，我不可能再熬四年。’很多人之前担心情况会很糟，但没想到会这么糟。渡过这场风暴太难了。”这位检察官没辞职只是出于对手中案子的承诺，对司法部的责任感，和一种守得云开见月明的想法：“虽然在这届政府里你改变不了什么，因为不再存在改变的可能性，但是至少到重建的那一天你还守在这里。”
当特朗普开始竞选的时候，人们觉得他只是为了自己赚个盆满钵满：做总统就是为了给白宫附近的特朗普国际饭店多找点豪客；如果特朗普的税表和财务记录公诸于世，我们就会知道这个总统职位对他值多少钱了。
但是自那次大选以来，特朗普的野心已经极大膨胀。摧毁司法独立并不单单是为自己生意榨更多的钱。“民主21”的弗雷德·韦特海默说，“钱财是他参选的动机。但是权力是嗑药。权力会上瘾 — — 行使权力，坐着空军一号飞来飞去，出门车队开道前呼后拥，处处有人向你行礼致敬。他觉得他就是国家。”
5. “没有声明”
作为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意识到了外国在颠覆美国大选中可以起到的强大作用。作为总统，他有全套国家安全的官员体系任他驱使，但是他花了好几年才找到里面的薄弱点 — — 搞清楚怎么才能像腐蚀司法部那样腐蚀国务院，使之对他巩固权力同样有用。
当麦克·蓬佩奥（Mike Pompeo）在2018年四月接手国务卿一职时，国务院已经病得不轻。过去几十年来外交关系一直是美国强权的一块逐渐萎缩的肌肉，外交官的地位也持续下降。70年代中期，助理国务卿级别及以上的职位中60%由职业官员担任。到了奥巴马执政期间，这个数字降到了30%。总统们用大使的位置来奖赏大金主成了一种常见方式。奥巴马手下的副国务卿威廉·伯恩斯（William Burns）告诉我，“这种做法并不是这届政府在2017年初才发明的。特朗普之前很多年，就一直有很多不够资格的政治任命官员。特朗普所做的就是和他在很多别的部门一样，加速问题的恶化，现在更是糟得多了。”
特朗普的第一位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把国务院的血抽干了。为了精简部门，他动手大砍预算，冻结招聘，赶走了一大群资深外交官。C街国务院总部的办公室里和走廊上变得空空如也。蓬皮奥当上了国务卿之后打包票说，要让美国在外交领域重振雄风。他重启招聘，提拔职业官员，开始填充高层的空位 — — 但是他用的大都是政治任命官员。据美国外交学院校长、退休的职业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