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青： 一个中国女音乐家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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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来的邻居
二号楼是苏式的土灰色筒子楼。一层除我家外，还零散住着六七户人家，多数是从下放地回京不久的老弱病残。晚上，各家用的都是最低瓦数的灰色管灯。楼道里只有入口处挂了个昏黄的电灯泡，吝啬地在近处的墙皮上涂抹着黯淡的斑驳，全然不顾所有其他地方都被留在诡吊的黑暗中。
1972年深秋，隔壁搬来了一对从河北下放地回京的中年夫妇。男的身材修长，不太在楼道里露面。女的面容姣好，说话轻声轻气。后来知道，男的在“文革”前几年受到了严重的精神刺激……现在是回京养病治病的。
给他们的房，是北门一左一右两侧的那两间，也是二号楼里冬天最不适合居住的地方。那时候楼内基本没有暖气。一到11月，北方的强冷空气下来，穿堂风能把全楼道的住户都冻成爱斯基摩人的近亲。而最首当其冲的就是这两间临北的屋子。这也就难怪他们家搬进去后门窗就永远是封得死死的，很少看得见这对新邻居的身影。
据我妈妈说，他俩都是当年上海的大户人家出身。男的曾经家资巨万，拥有自己的远洋海船，并曾经非常慷慨地资助过李德伦等中国第一代西洋音乐人。但他因痛恨旧中国的腐败，投身了革命，抗美援朝的时候一次性交党费，把家产都捐给了国家，以后还被外派多年。不过，“文革”爆发，他被指控为特嫌……所以才有前面说的他受到的精神创伤。
我第一次看见新来的女邻居，也就是我这个故事的主人翁，是她在她家门前的楼道里用引火煤生炉子的时候。
北方人做饭取暖都烧蜂窝煤。但那实在是一门学问。晚上要“封火”，就是把炉子下面的火门关上，再把炉子上面的火盖盖上。但不能全关，全盖。太严了通风不足，第二天早上火就憋死了。关盖得不够则通风太足，夜里煤都烧尽了，第二天早上炉子也会灭掉。熟练的北方居民，一年里鲜有两三次炉子灭了的情况出现。但对这个南方来的前上海大小姐来说，上面这些把戏她却哪里玩儿得转，所以动不动就会灭了炉子，要用专门的碳煤引火再生起来。碳煤烧的时候烟特别大，呛人得很。
那天，女邻居用碳煤引火时，显得很是尴尬局促。她的鼻尖和额头上，蹭了两抹蜂窝煤的黑色，口中不时地用略带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对所有进出的邻居轻声抱歉：“对不起，对不起。”她的手臂上戴着一副用废旧衣服布缝制的袖套，那个时候很时兴的，防止做饭时的汤汤水水不会弄脏自己棉袄的衣袖。她手上还戴着一副深蓝色的毛线手套，除了拇指以外，其他每个手指的顶部都剪破一个洞，露出指尖来。
但是，每天女邻居笨拙地忙完了晚饭，留了火门，基本准时到晚上8点钟后，就再也看不见她的身影了。有一两次，男邻居开门出入的瞬间，能听见屋内传出游丝一般的颤音，好像一只蚊子在呻吟。
在今天，谁也不会把那声音跟音乐联系在一起。
巨星陨落
算来也就在那蚊子呻吟的同年，在万里之外的中美洲波多黎各，现代大提琴演奏的开山鼻祖卡萨尔斯大师，于1973年10月22日逝世，享年97岁。（别急哈，我会回到女邻居的故事中来的。）
帕巴罗·卡萨尔斯，出生在现在西班牙境内的卡塔罗尼亚，幼年即开始学钢琴，小提琴。11岁时，他第一次听到了大提琴的声音，激动不已，以后每闻其声必是手心流汗，血脉贲张。他对父母宣布说，大提琴将从此是他的生命目的。那以后的80多年，他每时每刻都与大提琴相濡以沫，并革命性地赋予了大提琴演奏技艺新的生命，使之发展，升华。在事业最巅峰的时代，他每年巡回演出250场，以他高超的技艺与对音乐的深刻理解，征服了全球无数听众。
这里说一个很多音乐人都知道的小故事。卡萨尔斯练习大提琴后的第二年，与父亲在一个旧书摊上，意外地发现了一套尘封百年的大提琴组曲，如果至宝。小卡萨尔斯将这套在当时已是鲜为人知的曲谱买回家，用了十几年的功夫研习透彻，在25岁时第一次向世人公开演奏，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就是今天人们耳熟能详的“巴赫第一号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可以毫无保留地说，是卡萨尔斯使这组早已被人遗忘的音乐之灵，重新发光。
卡萨尔斯在演出生涯的巅峰时期，为抗议西班牙右翼政客佛朗哥的暴政，于1939年宣布罢演，暴政不除，绝不复出。很快，他就被佛朗哥政府永远拒之国门之外，到死也没有能再踏上卡塔罗尼亚的土地一步。对故乡的无比思念，使他在75岁那年，迁居法国边境线上与卡塔罗尼亚仅有一山之隔的小山城普瑞德。每天早晨起来，用他自己的话说，面对山外故乡的云，闻着故乡飘来的气息，用大提琴抒发他对卡塔罗尼亚永远的思念与眷恋。他拉得最多的曲子，是他为故乡所写的“百鸟之歌”。
战后，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扶持，佛朗哥政府并没有倒台。卡萨尔斯对此愤怒无比。为了抗议全世界的专制暴政，他宣布终身罢演。这在经济上给他带来的损失无疑是巨大的。今天的人很难理解那种原则信仰高于一切的情怀。
罢演并不代表罢奏。那以后，卡萨尔斯几十年如一日地继续精进研习大提琴演奏技艺。他93岁时被问及为什么如此高龄他还每天练习不止。他的回答居然是“因为我注意到，我的确开始有了一些进步了。”另一边，他也开始认真投入大提琴的教学。他教过的大提琴人，不仅有他的同代与下一代，还包括再下一代的杜普蕾，以及更下一代的，今天世界华人的骄傲马友友。
不过，马友友并不是卡萨尔斯教过的第一个华人学生。在他唯一的一本自传回忆中他专门提到，他教的第一个华人，是一个自己找上门来的女生，叫钱挹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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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的钱挹珊
天外之音
好，下面回到当年的二号楼来。
音乐，在那些年的中国是不存在的。广播里只有锵锵万人行的口号“歌曲”。谁要想听到任何外部世界传来的，没有政治狐臭的，真正的音乐，就得冒险晚上偷听港台日本，或是南韩的“敌台”广播。当然还有美国之音。可敌台的电波，特别是来自美日韩的节目，经常遭到我们强大国家机器的噪声干扰，所以会听不清楚或是根本听不见。
偷听敌台是需要有耐心的。不懂外文，有时候黑灯瞎火中被敌人“烤丝蜜踏”了一两个小时也等不到音乐。有时候好容易熬到开始放音乐了，却突然就被刺耳的干扰声彻底淹没了，大煞风景。但也有时候，正在十二分沮丧甚至是绝望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所有干扰音乐的噪声一下子都被风吹般消失得干干净净，名副其实的天外之音，涌入，沁入，共振入我身上每一个神经末梢深处……那感觉端地是永世难忘。
一整个冬天，早上起来都经常看见女邻居围着那个倒霉炉子在生火,脸上永远都痉挛着无奈和局促。冬天最冷时，北门被封死以堵住寒风，她的引火煤呛人的白烟都“沤”在狭窄的楼道里。时间久了，邻居们即使不说话，走过时也总难免露出不悦。
有一天，我从北门出去时，从门缝里看到女邻居家朝北的窗户，竟然是用一条深蓝色的被子封住了。难怪一冬天都没有在外面看到他们家里有光亮。但我看完之后，只以为那可能是抵御寒气用的，所以就没有多想。
一成不变的是每晚8点一过，她就静悄悄地消失在门后，再不出现。
冬去春来，到了北京的沙尘暴季节。狂风肆虐，从貌似堵得不能再严的窗户缝里呜呜叫着往楼道里灌。那声音还有本事随着外面风的劲道增减，时而尖叫，时而低吼，毫无节制……让人很有世界末日的感觉。
不过，那个春天中国的政治气候却有所转暖。在周恩来的批准下，维也纳，费城等国际交响乐团在北京首次访华演出，西洋古典音乐一时被解绑。强大国家机器对外干扰的噪音频率也减少了，偷听“敌台”的音乐方便了很多，民间敢在家奏西洋音乐的人也多了起来。后来这段时间被称为“资产阶级右倾回潮”时期。
一天晚上我回家时，楼道里太暗，只有借着各家门缝下透出来的光，放慢脚步，才能不磕绊在邻里们参差不齐地摆放在门口的炉子与简单厨案上。外面的风刮得还是很凶。但楼道里安静得很，就好像电台里的干扰信号突然没有了一样。
就在我马上要跨入家门的时候，突然，我在空气中清晰地听到，彷佛是从天外飘来的一个揪人心肺的颤音，接着又一个颤音，然后是一串宏大深厚的琶音。那是一种沉稳中的不沉稳，一种无望中的有望。在锵锵万人行与强大电波噪音的年代，那简直就是来自天上最高枝的声音。上帝的声音。
后来我知道，那是被卡萨尔斯大师重新发现的“巴赫无伴奏大提琴组曲”。拉琴的就是新来的女邻居。
那是她“文革”爆发以来第一次使用真琴。那以前，她深怕被听见惹上麻烦，所以用的是一把无声大提琴，跟我前两年写过的，文革中我的小提琴老师自己制作的那把没有琴身音箱，只有指板琴弦的无声小提琴一样——那无声琴发出的声音，就是我听见的蚊子呻吟。她屋里窗户上的棉被，也不是，或不光是为了御寒，而是封上去的隔音毯。
哦，您肯定早猜出来了，我家这位女邻居的名字，就是钱挹珊。
感谢互联网，特别是最近这几年来，对曹石峻，钱挹珊夫妇，有了比以往多了很多的介绍。
摘录网上一篇题为“中国女性大提琴演奏家”的文字如下：
在中国大提琴事业发展之初，最早一位有明确记载的女性大提琴演奏家是钱挹珊女士。由于酷爱音乐，钱挹珊女士很勤奋地练习大提琴技艺，经由她的师弟李德伦先生介绍，她认识了同样对音乐有着热忱之心的曹石峻先生，他们对世界著名大提琴演奏家卡萨尔斯演奏的《巴赫组曲》尤为钟爱，经常在曹石峻先生家听唱片一起鉴赏音乐。当时钱挹珊女士正在练习《巴赫组曲》，她对卡萨尔斯精湛的技艺，完美的演奏而痴迷……后经过她的不懈努力，终于成为卡萨尔斯唯一的中国学生……
等等。有人问了，新中国成立后，很多本意回国“看看”再决定去留的海外知识分子，一旦回国都不能再离开，我的这位邻居钱挹珊阿姨，又是怎么在1950年代逆向而行，能够出国，并且成为卡萨尔斯大师第一个中国学生的呢？
原谅我，又要绕一个不大不小的弯子，才能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革命功臣
曹氏夫妇虽然是音乐人和音乐爱好者，但他们也是曾经冒着杀头的风险，为共产党解放上海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人。
曹石峻是很早就同情共产党的左翼进步分子。上海解放前夕，中共上海地下党与他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刚才说过，钱家是上海大户，在沪上的社会关系资源丰富。钱挹珊的父亲钱江春与胡山源、赵祖康1923年共同创立弥洒社时，曾同挤过一个宿舍。1949年五月，国民党兵败准备撤离上海前，指定时任上海工部局长的赵祖康为上海代理市长。结果，他这个代市长虽然只做了5天4夜，但却在中共方面的指导下，确保了上海的公共设施不遭撤离的国民党破坏，市政安全不受巨大影响，并最后将上海和平移交给了陈毅率领之下的新政权。这整个过程中，赵代市长与中共方面唯一的联系人，就是曹氏夫妇。
据2014年发现的赵祖康日记中记载，曹氏夫妇自1948年底就开始频繁造访赵祖康，从开始时的试探性接触，到最后钱挹珊向赵祖康心照不宣地提出要介绍他认识一位“进步人士”，并在自己家中宴请他与中共指定的地下党领导人王月英一起会面，共商大计……这中间，这对敢于担当的年轻夫妇可能面临的严峻后果，可想而知。
很多迹象表明，在赵祖康接任代市长的那一天，他通过曹氏夫妇与共产党方面的频繁接触，已经被当时的上海国民党警察局长毛森觉察，只是国民党在此前有过仓促撤离南京时对市政安全完全撒手不管的前科，被国际社会严重诟病，所以现在时局需要赵这样的人出来与共产党过渡交接，他才没有被毛森“办掉”。从这点上说，将与赵代市长始终保持直接联系的曹氏夫妇称为中国革命的功臣，一点不过。
以上所有事件经过，因为有赵祖康本人的日记与口述记录等，都是有实案可查的。但曹氏夫妇后来为新政在国际外交上所做的巨大贡献，就是到今天都从来无人知晓的“无证之功”了。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后，新中国政府亟需在国际上摆脱孤立，在外交战线上打开局面。而这个时期特别显著的一个现象就是，中共在战争年代自己培养出来的军政情报人员，面对文化意识上更加错综复杂的西方外交工作环境，不能或不能马上胜任。于是，一批精通外语并且深谙西方文化的进步知识分子，就被时局的浪涛推涌到了第一线。虽然不过几年之后，他们就被党更信任的，接受了解放后的大学教育或外语培训的无产者干部们毫不留情地取代替换，但他们最初临危受命的时候对党不可谓不忠，对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不可谓不殚精竭力。
曹氏夫妇就在这群人当中。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以前，他们还完全出于自愿地，在看到国家经济上遇到困难的时候，将自己的全部财产外加十几万美元现金，一次性捐献给了他们准备好与之同呼吸共命运的新政权。
“白华”
“白华”这个词，是根据俄罗斯的“白俄”来的。苏联1917年的十月革命后，很多俄罗斯上流社会的遗老遗少流亡在海外。这些人被统称为“白俄”。他们是与赤色苏维埃势不两立的人。
1950年代初的某一天，法国首都巴黎， 来了一对气质非凡的中国夫妇。介绍自己时，他们都说他俩是在中国大陆受到清算的“白华”。他们的学识教养、仪表风度，很快就让他们融入了法国社会的上层。他们就是曹氏夫妇。
只不过，他们不是“白华”，而是新中国首批外派的地下外交工作者。
说起这一阶段海外经历，钱挹珊阿姨脸上总会显露出内疚与悔恨之色。她说，在法国的那些时日里，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她都会独自哀伤。她想念被她留在中国大陆的两个还没有上学和一个还在牙牙学语的小儿子。
“我这一辈子最大的遗憾，最不该做的事情，就是在孩子那么小的时候，离开了他们。”我对钱挹珊阿姨唯一的一次采访中，她反复对我忏悔说。“他们跟我之间的感情为此受到了很大的伤害，永远不能弥补的伤害……他们那时都还那么小，是最可爱的时候。我离开他们，他们都哭啊。但是，给我的工作要求我必须这样做。不许带孩子。不允许。只能留给爷爷奶奶。那个时候，工作第一。”
工作，是寻找英国的外交“突破口”。
英国虽然在二战中饱受创伤，但毕竟是西方世界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与美国并不是铁板一块。朝鲜战争导致中美严重交恶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外交工作者们便将着眼点转移，希望在唐宁街上找到突破点。一旦“攻”下了英国，使其与台北断交并与北京建交，就不怕其它欧洲国家不跟着效仿，产生骨牌效应，最终取得国际外交上的全面胜利。
但是，设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从1950年开始，英国政府在意识形态上始终右倾保守，任你中国人再怎么挥动橄榄枝，“血腥的托利党徒”们就是不买账。有英国罩着，整个西欧似乎完全是铁板一块，针插不进，水泼不入。这无疑让北京大伤脑筋。
就在这时，一份写自法国巴黎的情况分析报告被送到了北京，引起了国内有关部门的注意。写报告的是曹氏夫妇。
报告中，他们详细分析了上述关于英国执政党保守的顽冥政治倾向，然后率先指出，法国政府不然。首先，1950年代法国整体上左倾，法共还差一点通过议会选举的方式合法地取得执政党的地位。其次，历史上英法从来都是拧巴着捏不到一起去，你往右我永远要往左。二战德国战败，英国在欧洲是老大，法国则成了当仁不贰的老二。而老二总是要以反对老大为己任，或至少是对老大的主张表示不屑一顾。所以，英国人越不要做的事情，法国人就越会感兴趣……报告的结论是：与其剃头挑子一头热地拼命去连横英国，不如先找最薄弱的环节，集中力量约纵法国。
历史证明，曹氏夫妇对时局的分析判断是完全正确的。他们的报告层层被送达“天庭”，最后促成中央拍板，将外交突破点转向了法国。历史被改写了。法国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老牌西欧列强国家。那以后，一系列其它西方国家纷纷效法，直到英国最后也不得不“就范”。
曹氏夫妇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功莫大焉。
“文革”
但是，曹氏夫妇没有能在法国看到他们努力的最终结果，等到中法建交的那一天。国内派来的年轻工农干部取代了他们。他们被召回国内。
在国内，他们不仅没有被作为“功莫大焉”的凯旋英雄来对待，“文革”中反而双双被扣上了“法国特务嫌疑”的帽子。这让生性正直且认死理的曹石峻受到了巨大的刺激与侮辱。精神上已被逼到分裂临界点的他有一次被红卫兵发现，独自一人在颐和园的知春亭上呆坐着，面前放了一个空的北冰洋汽水瓶，里面插了一朵花。这分明是在与境外特务组织取得联系的节奏嘛！红卫兵立即将他捉拿归案，群情激愤，批斗，坐飞机，让他的病情进一步恶化。
1969年林彪下达一号命令后，曹石峻不仅拒不服从组织命令，还声称什么“真正的共产党”是尊重个人权利的，他自己就是曾为争取这些权利奋斗过的“真正的共产党人”，未经他本人同意就强迫他下放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做的事情。停发了他的工资，他就变卖衣物家产度日。
结果可想而知，他这些“反动言行”严重触碰了当时政治高压下同样高度脆弱的专政机器的神经。他被扭送公安局关押多日后，被五花大绑了扔到一辆解放卡车上，经过十来个小时的乡村土路的颠簸，押送到了下放地河北饶阳— 谁他妈管你什么真共产党假共产党。
这个过程中，钱挹珊一直陪伴在曹石峻的身边。
“千里共婵娟”
我2006年采访钱阿姨时，曹石峻已经去世多年。她告诉我，他们被强制下放到河北农村那天，因为是最后到的，当地没有给他们的房子住，所以第一天晚上不得不在饶阳中学的操场上过夜。
“那个操场，农忙的时候也是麦场，我就躺在那里，四周堆的都是麦秸……”她说。
我听到这里，明知她不善于用言辞表达自己的情感，还是忍不住要问：
“钱阿姨，你们经历过那么多事情，见过那么大的世面，上海，巴黎，中法建交……我想问您，那天晚上在操场上，您是怎么想的？”
河北饶阳我也跟我母亲去过。穷。都是盐碱地，早晨起来土地表面会结一层薄薄的白“冰”。那是隔夜从土壤里渗出来的土硝，可以熬硝，制盐。即使是县城所在地，秋冬的早上都总能听到人在刮地皮的声音，当地叫“扫硝土”。但这样制出来的盐很苦涩，也不够咸，通常只能腌咸菜用。很难想象那样的土地里，能收上来什么庄稼……总而言之，怎一个穷字了得。
钱阿姨想了一下，似乎是在搜索最真实的回答。然后，她摇摇头，目光凝聚在远处某处：
“我只记得那天晚上，月亮非常的漂亮。非常漂亮。”
中国人说，千里共婵娟。我今天想来，钱阿姨说这句话时目光里看到的，分明不是月亮。
大师与弟子
政治只是那时的大背景。我们还是接着说背景上的人。
时代的潮流曾将她卷入非音乐的政治，但那只是暂时的。钱挹珊是音乐人。她是为音乐而生的。她天赋高，刻苦。在所谓外交战线上，她是一个无名小卒。但是在音乐界，在动身前往法国的时候，她已是当时全中国境内的头牌女大提琴家了。我不知道被派往法国时她自己是否有选择。但是我相信，如果有，她的决定跟大提琴一定有关，因为她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去法国跟卡萨尔斯大师学琴。钱挹珊说，她永远不能忘记第一次听到卡萨尔斯演奏的唱片时自己那种如痴如狂的震撼与感动。
说来也巧，钱阿姨跟我妈妈先后搬出二号楼以后，又先后搬入另外一座楼里，再次做了邻居。我由于一直记得她的琴声，并对她的故事超级好奇，所以2006年那次，是专门让经常跟她散步的母亲约她出来吃饭并接受我的采访的。她答应了，但是提出来要到一个南美烧烤餐厅去。钱阿姨从来都是一个谦逊礼让的人，别人请她，似乎客随主便更像她的为人。现在她特地要点这样一个餐厅，这多少让我有点意外。
采访她的时候，是北京的仲秋时节，空中漂着凉丝丝的水霰。钱阿姨进来餐馆时带了一把很大的深红色的雨伞。她坐下后，开始还有些拘谨。刚才说过，她不是一个很善于辞令的人。她的表现力全在琴弦上。谈到他们夫妇对新中国政权建立过程中的功劳以及后来的不公平待遇，她基本上都是淡漠地一带而过，只除了打报告建议约纵法国这件事情上，她特别强调了一下，“老曹会希望人们知道的，”她说。但是，当话题谈到音乐，以及她向卡萨尔斯大师学艺的时候，她整个人就都变了，话也多了起来。从始至终，她从未提卡萨尔斯的名字，只是用“老师”这两个字。
“那个时候，法国很自由的，”钱挹珊对我详细讲述了她求师的经过。“老师的名字跟地址，都是在电话簿里面公开印着的。所以，我就按照电话簿找到了他住的地方，上去敲门。结果他还真的在家里。是他自己来开的门。”
我以前一直以为，曹氏夫妇的工作要求他们常驻巴黎，而卡萨尔斯大师一定也是常在巴黎的人，毕竟那里是文化之都。但是我刚才上网去查，才发现不然。普拉德是个位于法国最南部边境的比利牛斯山脉中的小山城，从法国北端的巴黎到那里，要横跨整个法国，有将近一千公里之遥，在那个时代，车船旅途，不知道要折腾多少天。钱挹珊求师心情之切，可见一斑。
“你见到他紧张吗？”
“当然。好紧张。他听我拉了琴后告诉我说，那一年他不收学生。但是，他让我来年再去试试。”
今天想来，似乎卡萨尔斯大师也跟我们中国古代的各种高僧名师很相像，他要先考察一个学生是否真心向学，是否真的能吃那个苦，然后才决定是否收这个学生来教。
第二年，诚惶诚恐的钱挹珊，再次跋涉千里从大都会巴黎来到了小山城普拉德。这一次，卡萨尔斯决定收她为学生。
“我好高兴，好高兴啊。”她对我说。
她说到这里时，我分明看到她脸上漾出了一种毫无掩饰的纯情。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凄风苦雨。
写纪实文字，就是丝毫不能编造，只能记录听过的，看过的。这样做很难，但是换得的是读者的信任，而信任的读者是最好的读者。
我无法证明钱阿姨对卡萨尔斯大师的那种高山仰止的热爱是应该“归类”于什么样的爱。老实说这一点都不重要。我只是从她说话时的目光和整个身心的投入中，清楚的感觉到一种至纯至美的，穿越时空的热忱。帕巴罗·卡萨尔斯不仅仅是一个音乐巨匠，他更是一个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一个反法西斯与任何暴政的坚定斗士。他对年轻的钱挹珊的影响，绝不止在音乐上。
“我跟老师学了三年琴。那三年，他不光是教音乐。他教的东西，比音乐还要多很多。他总是说，音乐技巧要掌握。但更重要的是对音乐的理解，也就是对人的理解。”
钱阿姨关于卡萨尔斯的上面这些话，也是马友友至今刻骨铭心牢记在心的，完全一样的来自大师的教诲。马友友7岁的时候，由卡萨尔斯作为神童推荐给美国总统肯尼迪夫妇演奏。他对马友友的父亲说，孩子有巨大的潜力，但要给孩子自由。
1957年，80岁的卡萨尔斯决定与比他小60岁的新婚妻子玛尔塔永久定居南美洲的波多黎各。玛尔塔也是他的学生，14岁跟大师学琴。二人在那里创办了著名的波多黎各卡萨尔斯音乐节，共同生活到大师97岁时去世。
“我最后一次去见他时，他邀我跟他一起去南美，继续跟他学琴。还说他们的音乐节会很需要我帮忙的。但我说我不能。”
无法确定是否卡萨尔斯了解钱挹珊为什么不能跟他去南美的原因。但我相信他是知道的。1950年代，新中国在国际上是受到排挤打压的。我相信大师对中国那时是同情的。
餐馆服务生给钱阿姨端来了老板赠送的上好南美咖啡。老板自己也是大提琴业余爱好者，属于“文革”中看不到前途，一度想考专业团体的那种人。他听到我们谈话的内容，很快就恭敬地站在旁边聆听，并说他太知道卡萨尔斯是谁了。
“最后一次离开老师的时候，他要送我。我说不用送了。但是他坚持说要送。他那时已经80岁了。他跟我走下山，还带着他的那条大狗。这么大的一条（比划给我看）。那天有雨。老师就把他的大雨伞打开，跟我合用着一起走到山底。他的伞也好大，红的。大红伞。”
她说话时，钱阿姨的座位旁就放着她自己的那把雨伞，也是好大，红的。大红伞。联想到她自己点名要来这家南美风格的烤肉餐厅，我意识到，这些看来都不是偶然的。她是在用自己的方式，缅怀着逝去的一切……
大音之声
在二号楼的那些时日里，除了巴赫组曲之外，钱阿姨拉得最多的，是德沃夏克的B小调大提琴协奏曲第一号……现在，如果大家有条件，请上网搜一下这首协奏曲的录音。如果找不到卡萨尔斯大师本人演奏的，马友友版的也很好。或者是贾奎琳·杜普蕾拉的，更好。马，杜二人都是卡萨尔斯的学生，但后者是女性大提琴家，感觉可能跟钱阿姨更相像。
我之所以要大家听这段音乐，是因为我需要给这个纪实故事一个最合适的结尾。
纪实文字不像艺术创作那样，可以设计出来一个高潮迭起的大结局。钱阿姨的故事，后来很容易讲。先生去世后，她搬回了老家上海，并被上海音乐学院聘请为大提琴教授，一直做到退休。几年前辞世，享年90有3。这是现实生活中的结局，很不错。但是跟他们夫妇一生的跌宕起伏相比，又明显让人觉得太是不足。
好，我们越过第一乐章，直接听第二乐章，抒情的慢板。请闭上眼睛，跟我回到1973年的二号楼内。顺便说一句，前几年回家发现，二号楼早已被夷为平地，现在是男女学生幽会的一片草坪。
这个第二乐章，开始30秒是乐队的主题前奏，但很快就进入了孤寂而深情的大提琴独白，以及大提琴与单簧管的“对歌”，再接下来，是整个交响乐队爆发出的倾情天问。据记载，德沃夏克在美国写这首协奏曲时，惊悉一个他曾经热恋不果的，当年只有16岁的女学生亡故，悲痛不已。所以这一乐章是献给她的，是关于爱情的。同时，德沃夏克受他的赞助者之托，要写出新大陆的飞扬气息，所以整部作品中，又总是能听到他对自由意志的不懈求索，贯穿始终。
钱阿姨在二号楼拉这一段乐曲时，应该是她一生中最失落，最无助的时候。但在她的琴声里面，我总能听出顽强的憧憬，和对爱的执着。那是所有经历过孤独与苦难的音乐人，德沃夏克，卡萨尔斯，钱阿姨，餐厅老板……都能感受到的。
我相信你听的时候，也能感受得到。
来源：新三届

贴主:Lv200于2021_04_12 18:04:00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