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哲维特根斯坦对大规模社会变革的作用大概是持怀疑态度的，他说，改良社会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提升自己。这一说法当然值得探讨。但我们不妨接着追问，提升自己最有效的
方式是什么？对于群体而言是教育，对于个体而言是学习，是阅读。
　　1979年，人们在“文革”后创刊的《读书》杂志创刊号上，看到了时任中宣部理论处处长李洪林写的《读书无禁区》，人以文传，甚至一个部门，幸得青史留名。其影响，至今令人津津乐道。
　　据创刊人之一的范用回忆——上面问，为什么提出“读书无禁区”，我说，我们有一个背景，是针对“四人帮”，“四人帮”不准我们看书，我们要打破这个禁区。
　　今年，距离“文革”开始整整40年周年，然而即使是在那段岁月里，人们依然凭借阅读——雪夜无人读禁书——顽强地吸取着知识的养分，为未来的变革积蓄思想的能量。而这种以个体的方式存在的阅读活动，其实早在195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
　　或许在本刊这组文章中并未出现的一个名字，值得我们在此特别提及——张中晓，1955年，24岁的他因胡风冤案牵连入狱，成为受害最深者之一。之后，他再次被人提起是在10年前的1996年，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了他在1955年到1966年生命最后10年写下的读书笔记《无梦楼随笔》。人们甚至不知道他离开的确切日期，总之是“文革”一开始就去世了。他的绝笔是一份关于这份读书笔记的检查。
　　今天翻阅笔记，字里行间闪烁着的思想火花依然锐利夺目——
　　“一个美好的社会不是对于国家的尊重，而是来自个人的自由发展。”
　　“当世俗的权力在精神的王国中挥舞着屠刀，企图以外在的强加来统治内在的世界，于是就产生诛心之论，产生法外之意。”
　　“是像人一样地生活感觉和思想，还是像僵尸一样地不思想？兽一样冲动？百灵鸟一样地学舌？”
　　“在社会领域搞试验与在自然科学内搞试验是一个不同的天地……它依靠随机应变和杂凑的才能，完全站在试验的基础上。任何正确的学说都是无效的，计划越是订得详细和平衡，则结果必定越是和原意相反。”
　　这是发自40余年前的声音，已经接近了经验主义的立场，让人联想起另一位中国当代思想史上著名的人物顾准，他的一本生前无缘发表的读书笔记终获出版时，名字即为《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作为抗日干部的顾准，刚解放就在“三反”中被打倒，“文革”前两次戴上右派帽子，妻亡子散。其间在“双百方针”的瞬间照耀下，他于1957年提出了社会主义不能否定商品生产，应该尊重价值规律，其理论见识与胆识自不待言。王元化在序言中称，“在造神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的人，在凡是思想风靡思想界的时候，他是最早冲破教条主义的人……他比我以及我一样的人，整整超前了10年。”
　　“文革”中，即使看不到任何产生实际效用的可能，顾准仍为自己制定了一份宏大的十年研究计划，准备先漫游中西文化，然后对未来作出探索。于是，他开始了每天只带几个冷馒头、在北京图书馆直呆到闭馆的读书生活。其中一份研究西方民主制度源头的笔记《希腊城邦制度》，顾准的弟弟遵照遗嘱，于1974年顾准去世后交到吴敬琏的手上保存，后于1982年正式出版。
　　“在黑暗之中，要使自己有利于黑暗，唯一的办法是使自己发光。”无论在哪个年代，无论在大陆还是台湾，这样的人才使中华民族拥有尊严。今天社会发展的事实，验证了在过去的岁月里，阅读与独立思考的价值；而未来，将证明今天的人们依然需要阅读的努力，以“异端”的创新冲击萧规曹随的僵化桎梏。  　　——刘 阳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
　　我要用手掌那托住太阳的大海
　　摇曳着曙光那枝温暖漂亮的笔杆
　　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
　　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
　　她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
　　她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
　　不管人们对于我们腐烂的皮肉
　　那些迷途的惆怅、失败的苦痛
　　是寄予感动的热泪、深切的同情
　　还是给以轻蔑的微笑、辛辣的嘲讽
　　我坚信人们对于我们的脊骨
　　那无数次的探索、迷途、失败和成功
　　一定会给予热情、客观、公正的评定
　　是的，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评定
　　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
　　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
　　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
　　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食指，1968年于北京)
　　野兽
　　我是一只被追捕的野兽
　　我是一只刚捕获的野兽
　　我是被野兽践踏的野兽
　　我是践踏野兽的野兽 　　
　　一个时代扑倒我
　　斜乜着眼睛 　　　　　　　　
　　把脚踏在我的鼻梁架上 　　　　　　　　
　　撕着 　咬着 啃着
　　直啃到仅仅剩下我的骨头
　　即使我只仅仅剩下一根骨头 　　　　　　　　
　　我也要哽住一个可憎时代的咽喉
　　(黄翔，1968年于贵阳)
　　最敏感于时代气息的诗歌，忠实而艺术地反映了青年的苦闷与抗争，终于在80年代喷薄而出，形成一场诗歌运动。
　　70年代的诗歌火种
　　□古舂陵
　　提到诗歌，上个世纪80年代轰动一时的“朦胧诗”，仍然是许多人至今保留在记忆里的一个关键词。
　　作家阿城说，80年代是一个表现期，其实各种思潮的酝酿贯穿于整个70年代。当时出现了许多青年人聚集的文化沙龙，各个沙龙之间经常“跑书”(交换书籍)。当代许多知名作家如史铁生等人，都参加过这类沙龙中的阅读和讨论活动。
　　许多现在人们耳熟能详的名著，例如卡夫卡的《审判》、萨特的《厌恶》、司汤达的《红与黑》等，当时都属“内部参考”之列，仅供高干阅读。这些书籍通过各种渠道流向民间，在传阅过程中，青年之间“弥漫着一种偷食‘禁果’时的犯罪欣悦感”。
　　在阅读的滋养下，地下文学应运而生。地下文学中的诗歌部分便以“朦胧”的形象浮出水面，并最终被主流文化圈接纳，成为1980年代最热的文化事件之一。
　　最初的地下沙龙活动
　　要了解这类地下读书会性质的沙龙活动，就免不了要简略谈及沙龙出现的社会背景。
　　1960年代后期，青年们被鼓励学习马克思主义，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于是从直接阅读马列原著开始，青年人的阅读为他们的头脑开辟出一条许多人(包括他们自己)都没有预见到的思想之路。已故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1968年就曾把自己当时独立阅读与思考的结果写成《中国向何处去》一文，引起很大轰动。
　　随着“文革”形势的发展，红卫兵分化出不同的派别。“老红卫兵”当时的年龄大多在15岁到18岁之间，成员家庭出身多为“红五类”，以高干子弟为骨干。后来，“四·三派”和“四·四派”逐渐强势。于是“老红卫兵”中的部分人开始结伙进行文艺演出，大部分人过起了“逍遥派”和“颓废派”的生活——他们常常聚在一起游山玩水、聚餐、交流书籍、传唱外国歌曲，并且学写新旧体诗，这就成了文艺沙龙的雏形。
　　比如，祖籍湘西的某长征干部之女贺利农闲返城时，周围聚集了一批人，形成的一个“地下上流社会”文艺沙龙，就很典型。其后流传很广的一本手抄本小说《九级浪》的作者毕汝协(老红卫兵，其父为一名司局级干部)就是这个沙龙中的常客。
　　那时一部分老红卫兵开始了圈子内的读书活动，全国出现了一批学马列小组、马列研究会，或探讨马列主义，或谈论文革理论问题。
　　由于当时一些“老红卫兵”开始质疑“文化大革命”理论，这也激发了包括魏光奇(现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在内的“四三派”同学探讨理论的兴趣。1968年春，北京中学里开始出现跨校际的研讨会，许多人后来在访谈和回忆文章中讲到的“二流社”就是这样的一个中学生跨校小团体，101中的任公伟、35中的鲍国路(柯云路)、清华附中的甘铁生、师大女附中的戎雪兰、史宝嘉等人都参与其中。
　　曾参与“二流社”活动的魏光奇回忆：“ ‘二流社’的活动方式是聚会讨论各种问题。我记得在北海、紫竹院、中山公园都聚过，还去昌平的沟崖和十三陵水库搞过一次郊游。一去3天，自带粮食油盐，拾柴做饭。白天爬山游泳，晚上架起篝火，三五成群，说笑唱歌，探讨问题，非常快乐。‘二流社’探讨的多是当时的政治问题，如‘新二月逆流’、‘工宣队’进驻清华、毛泽东与五大学生领袖谈话等等，但有时也讨论理论问题……”
　　在学者杨健看来，正是1968年秋冬北京跨校际、跨城区的派系论战、座谈、沙龙中的思想交流，推动了红卫兵派系间的分化、组合、消解。及至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九大”召开后，北京各个读书小组和沙龙之间的派性界限更为模糊，不同派别的人也开始进入同一沙龙活动，同时一批有关政治和文艺方面的书籍则在各个圈子和圈子间流传开来。
　　毫无疑问，那批“只供内部参考”之用的“皮书”(包括“黄皮书”和“灰皮书”等)的流传使得“文革”一代青年在思想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谓“皮书”，是60年代中苏论战期间，有计划地由几个大出版社出版的一批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关的反映苏联修正主义、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和文艺的书籍，只供高级干部使用。“灰皮书”大都属于社科类，“黄皮书”多为文学读物。
　　后来，到了70年代初期，随着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以及中苏关系的紧张和中美关系的解冻，国家又组织出版《摘译》 (1973~1976)，介绍国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潮及文艺作品，这些出版物中也包括一些“供参阅和批判”的苏修理论和文艺作品，以及和中美关系有关的历史传记等。根据权威性的工具书《全国内部发行读书总目1949~1989》统计，从1949年到1976年，全国共出版“内部书籍”18301种，其中，西方理论和文学著作，“文革”前大约出版1041种，而“文革”中则出版了近1000种。
　　据当时的沙龙中人回忆，除了马、恩著作，德热拉斯的《新阶级》、马迪厄《法国大革命》等社科类书籍和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麦田里的守望者》等文艺类书籍给他们的思想和心灵带来了较大的冲击。
　　有意思的是，许多当时在中学生手中流传的书籍，又恰恰是由于“文革”早期的“抄家”等运动才使得它们从私人家中和图书馆等地方流传到社会上。
　　在回忆当年的阅读经历时，诗人北岛说：“……《人·岁月·生活》我读了很多遍，它打开了一扇通向世界的窗户，这个世界和我们当时的现实距离太远了。现在看来，爱伦堡的这套书并没有那么好，但对一个在暗中摸索的年轻人来说是多么激动人心，那是一种精神上的导游，给予我们梦想的能力。”
　　从知青文化到《今天》诞生
　　1968年下半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拉开序幕，自然而然，大规模的读书和讨论活动从城市蔓延到农村，又形成了乡村知青文化群落。而像人们所回忆的，知青们常常会找机会回到城里呆上一段时间“休养”，这时候，沙龙又成了留在城市的知青和返城知青相聚的地方——城市和农村的知青文化如此串连起来。
　　一部分青年及其所在的沙龙，由于受到政治及现实的冲击，出于对政治的回避而转向纯艺术的领域——一批后来享有盛名的“新诗人”就是在那个背景之下出现。
　　郭路生，笔名食指，出生于北京一个干部家庭，被许多人称为文革中的“民间文学第一人”和“新诗歌第一人”——后来比较有名的“白洋淀诗派”诗人岳重(根子)、多多、芒克和北岛等人都承认自己受郭路生诗歌影响极大，尤其是他那首成名作《相信未来》，曾经在各地知青中间广为流传。
　　如同北岛回忆的，“我们当时几乎都在写离愁赠别的旧体诗，表达的东西有限。而郭路生诗中的迷惘深深地打动了我，让我萌动了写新诗的念头……他把个人的声音重新带回到诗歌中”。有意思的是，从郭路生可以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初十分活跃的一批现代派诗人：张郎郎、牟敦白、董沙贝和郭世英。据说，从1965年到1966年，郭路生曾出入于牟敦白家中的“文艺沙龙”，并与张郎郎等人过从甚密。
　　讲到郭世英和张郎郎，又不得不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初发端于新生代的城市文艺沙龙活动。按照杨健的说法，60年代初出现的这批沙龙，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文化界知名人士的子弟，背景是延安知识分子和左翼文化人，另一类是社会关系复杂的平民子弟和“黑五类”子弟，有更多的民间背景。以郭沫若之子郭世英为核心的“×小组”和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著名画家张仃之子张郎郎为核心的“太阳纵队”是当时最引人注目的两个团体。
　　郭世英于1962年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当时，全国掀起学哲学热潮，郭世英和几个同学也组织起来，并把自己的哲学小组命名为“×小组”。由于郭世英等人常聚会讨论些敏感的问题，受到相关部门的注意。后“×小组”被破获，成员全数被捕，上面提到的牟敦白也身陷囫囵，不过他最早获释。郭世英于1968年4月26日受凌辱后身亡，他杀还是自杀，众说不一。
　　而“太阳纵队”则是一个“诗歌沙龙”，这一名称出自张朗朗于1962年在他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学生合办的百人大型诗歌朗诵会上朗诵的一首长诗《燃烧的心》，诗结尾一句正是“我们——太阳纵队！”朗诵现场十分热烈，参加者当场提出了创立“太阳纵队”的设想。
　　实际上，张郎郎在育才中学时已经开始写诗，并组织文艺沙龙，聚会的场所就在张郎郎家中，艾青、海默和吴祖光等文艺名家也常到沙龙聚会。那时候，张郎郎等一伙人，崇尚玛雅可夫斯基，“剃成秃头，穿上军棉裤，腰里勒根旧电线，天天在小松林里来回乱走，狂背《我爱》、《穿裤子的云》”，可见其“前卫”。
　　1966年，张朗朗因“太阳纵队”及秘密聚会等罪名被关押。后张郎郎准备逃往南方。他在和朋友分手之际，在王东白本子的扉页上写下四个字：“相信未来”。日后让郭路生名满天下的诗作《相信未来》的题目，正源于此。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后，社会上气氛低迷，许多人有了幻灭情绪。在这个政治背景下，且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展开，全国各地的城市沙龙以及乡村的知青文化群落反而更显出了生命力，新诗歌运动的暗潮也涌动其中。
　　当时北京有不少倾向于西方现代艺术的沙龙，比如，以人大附中老红卫兵徐浩渊为核心的文艺沙龙，以及由北京铁路一中学生鲁燕生主持的沙龙。值得一提的是，郭路生之后较著名的诗人依群便常出入徐浩渊沙龙。
　　1973年前后，史康成、徐金波、曹一凡和赵振开(即诗人北岛)等几个北京4中的同学，开始在史康成家中聚会，史康成妹妹史保嘉也参与其中。史康成沙龙的成员又与徐浩渊沙龙及一些“二流社”老朋友来往密切，这自然就形成了一个连环套似的圈子——按照北岛的说法，“交换书籍把这些沙龙串在一起，当时流行的词叫‘跑书’”。在这些沙龙成员中间，有一个叫赵一凡的人，担当了很特殊的角色。
　　当时不同色彩的小圈子在赵一凡那里发生交叉，汇集成一个大圈子，而他本人从“文革”一开始便致力于收集各种各样的民间小报、传单，后来又极力收集青年诗人们拿给他的地下诗歌——郭路生、依群以及后来的白洋淀诗群都与赵一凡过从甚密，而他们的很多诗歌也多亏赵一凡的细心保存日后才得以面世，否则多已遗散殆尽。
　　那时候的白洋淀，有三类知青，一是返乡的当地知青，二是天津知青，三是北京知青，共600多人，但北京知青占了半数，而在北京知青中间，又有一个诗歌圈子，大约有60人参与其中。
　　这个诗歌圈子，不同于当地的其他知青，他们是在考察了白洋淀的各方面情形之后，才结队落户于此。白洋淀风景优美、物产丰富，他们大可衣食无忧，而地理位置又适中，不仅可以常回北京看看，山西、陕西等其它一些地方的知青也很方便来此“大走串”。北京沙龙里的趣味和“黄皮书”通过知青的往返捎到了白洋淀，而当白洋淀产生的诗作传回北京沙龙里时，也引起了经久不息的震荡。
　　艾略特、洛尔迦、聂鲁达和布德莱尔等西方现代派诗人的作品成为争相传抄的宝物。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书在人群中的传递，这些故事或者轶闻或多或少可以透露出一个时代思想和文化变迁的蛛丝马迹。
　　多多说，1973以后，有规模的诗歌活动就宣告结束了。1978年12月,《今天》创刊。由北岛参与创办并主编的《今天》，被一些人认为是80年代现代诗歌运动的象征。由《今天》派生的，还有美术团体“星星画会”，和摄影团体“四月影会”，后来的第五代导演陈凯歌等人也常参加《今天》的活动，并化名发表小说。同一时期，全国各地有无数的民刊有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那是一个“文学艺术的春秋时代”。
　　花自飘零水自流
　　当时全国各地有很多的文艺沙龙，或者知青文化群落。比如，大家熟悉的诗人舒婷，她的老师黄碧沛便是厦门沙龙的中心人物，也正是黄碧沛将诗人蔡其矫引介给舒婷认识。
　　早在1975年，在永安和三明插队的厦门知青就创办了一个油印文学刊物《耕耘》，与北岛等人相熟的蔡其矫和舒婷都曾在上面发表诗作，而聚集在《耕耘》周围的一些文学青年后来又成为《今天》的成员。
　　重庆，有陈本生、马星临等沙龙，南京有顾小虎沙龙，上海有朱育琳、陈建华沙龙，成都、长沙等地也是如此，只是后来这些沙龙中人大多隐没了去，或许就成了朱学勤所命名的“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可是，在这里不得不说的，是躁动在贵州的那一群以黄翔和哑默为核心的诗人，挣扎着不为历史的洪流所淹没，在偏远的云贵高原上发出光亮。
　　黄翔，如摩罗所说，是那一代人中间最优秀的诗人，他的诗歌用生命写就，因而有了超越感。黄翔的父亲是前国民党东北保密局局长，辽沈战役后身亡，他自幼离开父母在湖南桂东老家的黄氏祖居中长大。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这自然注定了黄翔一生命途多舛，但当年曾被公派留学日本的父亲留在祖母阁楼上的一箱箱古今中外的书籍却早早地启蒙了年幼的诗人。1956年，15岁的黄翔被亲戚接到贵阳，在一间工厂当学徒，此后他一生执著于诗歌，六进监狱，个人的命运与共和国的历史纠缠在一起。
　　1967年，黄翔正式进了贵阳针织厂。那会儿，“文革”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贵阳市内有一座遗弃己久的天主教堂，黄翔不声不响地搬上了它的顶层阁楼，在那儿开辟了一间书房，从家里搬来一些书，并冒天下之大不韪，墙上挂了一段罗曼罗兰关于音乐的语录，书架上摆上世界名著，书桌上放上一尊贝多芬的塑象和一尊残存于世的断臂的维纳斯。
　　不久，黄翔独自搬入天主堂的消息不胫而走，在小圈子内引起隐秘的波动，一群对中国当代艺术不屑一顾的音乐青年追踪而至，搬入了斜对面的一间很大的空房，他们每天一道起床、做饭、练琴、睡觉，并同一些文艺青年来往密切，包括后来闻名于世的音乐家瞿小松，及日后成为黄翔亲密战友的哑默和李家华等人。
　　此后诗人哑默家里的沙龙，聚拢了一批贵阳诗人。哑默的父亲，是贵州省最大的资本家之一，解放后，他成了省工商联合会的主席，根据政策城里的房产得以保留，而保留下来的这幢深宅大院成了沙龙的大本营。那时，哑默在贵阳郊外的野鸭塘教书，于是聚会被戏称为“野鸭沙龙”，沙龙大多时候是在探讨政治、哲学、文学、艺术问题——“野鸭沙龙”先后隐秘持续了10年左右，直到1978年。
　　1978年10月11日，黄翔和李家华、方家华、莫建刚4个人乘火车北上，在北京首次贴出了一组6首的大型组诗《火神交响诗》，公开创办了第一份民间自办刊物《启蒙》，以诗的形式揭开了“文革”后民主启蒙运动的序幕。
　　1978年11月24日，黄翔、李家华等8人又一次进京，宣布成立“启蒙社”。继启蒙社之后，各民主社团纷纷成立。起先，当时颇具权威性的《诗刊》、《人民文学》乃至《人民日报》都拟发表黄翔的作品。
　　之后，比较中性的“纯文化”的作品开始在国家主流报刊上“崭露头角”。
　　1979年，北岛的《回答》和舒婷的《致橡树》转发在当时由邵燕祥担任副主编的《诗刊》上，《安徽文学》也转载了《今天》的诗歌和小说。从1980年开始，一场围绕“新诗歌”的讨论陆续展开，当年的《诗刊》第8期发表章明文章《令人气闷的朦胧》，“朦胧诗”由此得名。
　　1980年12月《今天》停刊，其后，《作品》、《文汇报》、《星火》、《诗探索》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1981年学术研讨会，相继就“朦胧诗”展开争论。在北岛自己看来，“那不是什么争论，而是有操纵的大批判，结果适得其反，由于读者普遍的逆反心理，‘今天派’诗歌反而更加深入人心……”。诗歌流变的轨迹，衬托着历史的众声喧哗。
　　像我这样的人，读书、思考，总与个人的存在方式、心态、情绪、感受相关，并不只是读书。而在那个年代里，有大量思想者的命运都很悲惨。

手抄本的传阅史
　　□杨 健
　　随着《一双绣花鞋》、《暗流——“文革”手抄文存》在2000~2001年先后出版，并在商业上取得成功，引起了出版界对手抄本的广泛关注。2003年，根据“文革”时期手抄本改
编拍摄的电视剧《一双绣花鞋》热播，更在唤起许多观众回忆之余，让人们再度关注手抄本的流传与阅读。
　　在那个年代，作为大众集体无意识写照的手抄本，基本有两方面的内容：反特文学、性与爱情。前者比如《一双绣花鞋》、《绿色尸体》、《叶飞三下江南》等，后者包括《远东之花》《曼娜回忆录》《少女之心》《塔姬》等。
　　富于生命创造力的世界
　　“文革”时期生活极端封闭，社会缺乏个性创造的空间。人们的想象力只能到斗争的对立面——敌人的世界去展开想象，幻想和建构那另一半“世界”。在民间文学中，对立的两个世界，虽然矛盾十分尖锐，却相互依存，甚至有着密切的思想情感交流。某些故事将那个对立的世界，描述成一个异质的富于生命力的世界，新鲜的情感都源自那一世界的异质文化。这些故事都传达了一种共同情感体验：对敌人的世界抱着恐惧与向往的矛盾情感。
　　《塔姬》描写了化学家与交际花的恋情，还有国民党军官穿插其间。化学家的那把小提琴则象征着文化和小资产阶级情调。《梅花党》中侦察员与女特务的爱情，俊男靓女在资产阶级上层的客厅中翩翩起舞，透出对异质文化生活的向往。故事绘声绘色地描述所批判的事物，无意识中流露出真实思想，那些令人恐惧的反动事物，正是强烈吸引人们的。
　　有些故事试图突破“文革”社会贫乏、狭窄的文化空间，进入一个可以张扬个性的世界。《叶飞下江南》从政治内容上看，是一个歌颂政府实行“安定团结”、整顿社会秩序的故事，但它的深层叙事，却是在描述一个在社会中执行正义的现代独行侠的形象，赞扬个性自由才是它的真正主旨。
　　《林强海峡》在大陆和台湾之间虚拟出一个广大的活动空间。在这一虚拟空间中，充满了人们可以想象的各种科技发明和新奇的先进事物。林强是一个孤胆英雄的形象，他像《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是能够发挥个人创造性的民间英雄。故事结尾以林强来命名台湾海峡，可谓点睛之笔。海峡是大陆和台湾共享的空间，是一种政治、文化空间的隐喻，以林强来命名这个重要的空间，是将政治冲突的空间，变成一种个人的空间，使其脱离僵化的政治、文化模式，成为富于生命创造精神，可以驰骋个性的空间。
　　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的国家，而这些故事却可以克服地域因素广泛流传。其原因除了它们吸引人的曲折情节和完整叙事结构，主要还是由于它们都具有合乎民众心态的共同母题。
　　反映两性的手抄本呈现出完全对立的两类，一类描写爱情生活，试图戴着革命道德的镣铐舞蹈；另一类则为赤裸裸的性描写，丢弃了一切文化禁忌。
　　“洁”与“脏”的版本之争
　　70年代手抄本《少女之心》在民间广泛流传，是公安机关多次通报查抄的主要作品之一。许多读者因为传抄该文受到批斗，乃至被以“流氓罪”劳动教养，但该文久禁不绝。直到80年代中期还有青少年在抄写、阅读这本小册子。各地公、检、法部门都把它当成“文革”时代遗留下来的黄色毒品进行清除。究其原因，中国社会的“谈性色变”并没有因为“四人帮”的倒台而结束。
　　“文革”手抄本的搜集、研究工作，开展至少有10年以上了，从目前的田野考察来看，《少女之心》可以说是唯一尚存的、曾经产生广泛影响的“性罪”手抄本。该书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这类性主题的手抄本，其中大量细节涉及性内容，但客观地看，文章的描写其实均未超出《赤脚医生手册》中有关生理卫生知识的介绍。
　　近年来，人们的性观念逐渐发生了改变，电视台开设性卫生讲座，街头出现性用品商店，人体艺术风行一时，《少女之心》也从当年的手抄本搬上了互联网。面对《少女之心》这个富矿，多个出版社都同时在努力运作该书的出版。在这种情况下，所谓“洁本”《少女之心》的出现，就非常自然了。
　　最早的“洁本”出现在1998年的深圳。据当时有记者采访多位曾抄写该书者，均认为所谓的“洁本”纯属胡诌乱编，与当年的手抄本毫无关系。而“洁本”最终被有关部门追查，全部收缴。
　　2004年初，全国图书发行会前夕，“洁本”再次浮出水面。曾成功地推出《一双绣花鞋》、《暗流——“文革”手抄文存》的出版人、文华图书发展公司经理白士弘宣称，《少女之心》的出版手续已办妥，正筹办印刷事宜。
　　白士弘准备出版的《少女之心》，其实就是6年前在深圳被禁的“洁本”，只是这次“包装”得更精致、更专业化了。《少女之心》的这次出版，同样被查禁。但经过手抄本研究专家白士弘的周密包装，在作家摩罗的首肯和赞许下，“洁本”的正统地位得以建立起来，而历史上曾经广泛流布的手抄本成为被无数抄写者性渴望支配下产生的“脏本”。
　　其实白士弘计划隆重推出的“洁本”，除了名字相同之外，无论是在人物名称、地点、故事情节和细节，以及思想内容上与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脏本”都毫无相同之处。
　　孙正龙曾著文批评，出版《少女之心》是文化投机心理作祟。出版者看重的是“少女之心”这块品牌。“少女之心”已然成了一种指代，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那就是“黄色”，而出版者也许就是看中了这个效应。
　　世俗化的幸福观
　　在“洁本”推崇者看来，原创的“洁本”无论是在道德上，还是在思想性上都远远高于群体抄写者们演绎出来的“脏本”，事实上真是这样吗？
　　“文革”是一个漠视和抹煞性差别的时代，一些男性从事的行业，如深山伐木、开采石油和高空带电作业，都出现了“铁姑娘”队。“文革”也是一个高度禁欲的时代，在一些“文革”作品中，英雄人物都是没有爱情和性生活的。如样板戏中的女英雄，她们的丈夫不是革命军人(江水英)，就是在外跑单帮(阿庆嫂)。性不仅是一种文化禁忌，而且是一种政治禁忌，带有意识形态色彩。在集体禁欲的社会环境下出现“黄色小说”手抄本的流传，绝不是毫无缘由的。
　　直面《少女之心》对70年代年轻人的重大影响，就不得不直面人性存在的物化基础，不得不接受本能的冲动是人性中最巨大的势不可挡的一种能量。《少女之心》只是一个引子，但它激起的能量反应却是空前绝后的。
　　青少年传抄这种“小说”，首先是为了了解性知识。它还谈不上是“文学”，但是在性即是罪的时代，以“叛逆”性的勇气追求和宣布性是快乐的，确实具有一种“文学”因素。
　　《少女之心》对人体官能的青春“迷狂”，是对非理性的一种认定。手抄本不可抗拒的流行正是非理性的胜利。返顾历史，非理性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价值。一切流行的价值理念都是一种人为的思想预设，对任何崇高的思想预设，都必须保持冷静与质疑，只有站在人本的立场上，对包括民主、自由在内的一切价值观念保持警惕，才能避免被天国的美景引入人间地狱。
　　摩罗给予“洁本”以极高的评价，他说：这部作品凝结着一个特殊时代的特殊道德意识、性观念和伦理观念，是对于时代黑暗的深刻而又荒谬的体验与反抗……就像《野兽》、《波动》诞生于北京思想者群体、黄翔的诗歌诞生于贵州觉醒者群体一样，我们可以假设《少女之心》也是从当时最有思想最有反省意识的青年思想者群体中诞生和流传出来的，因为这样的作品绝不是一个封闭环境中的文学青年所能够写得出来的。
　　摩罗分析发掘出了“洁本”的精华所在。但是，他高估了“洁本”的历史价值，也低估了“文革”地下文学的非意识形态化的重要性。“文革”地下文学的本质，并不是抵抗“文革”意识形态的，恰恰相反，它是漠视任何社会意识形态的。
　　“洁本”有意识地迎战严肃的禁忌性的话题，并且无所顾忌地与主流价值对抗，将性罪观引向了政治意识形态，体现了与意识形态完全对立的道德、价值取向。可以说，“洁本”更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它的对抗性也反映出与传统社会的对位性。
　　从“洁本”鲜明的对抗意识、明确的价值判断，笔者猜测它绝非“原始本”，反而可能是80年代改革开放后的作品。当然，这只是笔者“大胆的假设”，有待“小心的求证”。
　　“脏本”作为民间文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对现实传统的漠视和超越。从表层看它与传统缺少直接的对抗，从另一层面看，手抄本创作者的民间地位和社会边缘身份，决定了他们的高蹈式的表述倾向和价值取向。他们与正统文学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另一个社会、另一种人生。由此联想“白洋淀诗群”的“现代诗歌”，它们与“文革”意识形态、传统话语的非对抗性的错位和逃逸，正是民间文学的旺盛生命力和原创性的所在。
　　随着时代的变迁，在“文革”过去40年的今天，我们再来阅读“脏本”——真正的《少女之心》，就会发现，作者对她所描述的性活动，说不上崇拜，也谈不上忏悔，而是表达了一种切实的人生体验。笔者重读时被其健康的性意识所震动，《少女之心》所说的都是常识，普通的、不带偏见的日常价值判断。如果说，它是一种价值观念，也只是一种市井化的价值观，一种世俗化的幸福观。
　　圣·鞠斯特曾经说过：幸福的思想在欧洲是崭新的思想。200年之后，在中国，我们仍然可以这样说：幸福的思想在中国是一种崭新的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可以评判说《少女之心》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性文学，而且是一种非意识形态的文学。
　　沿着书籍的脉络回溯1960、1970年代之交台湾的思想交锋——以中产阶级现代化为诉求的思潮，取代了早期雷震、殷海光等人对自由与民主的朴素诉求。“五四”所代表的种种争论，最后竟都抵不过美国的现代化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