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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世联所著《可以交心的人——读〈黄克诚回忆录〉》记载了黄克诚作为一名当事人，所经历的中共高层之间的权力斗争，以及骇人听闻的血腥往事。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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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黄克诚在湖南讲话（图源：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6park.com
与黄克诚大将交往较多的李锐在回忆黄克诚时，说他是可以“随便交心的人”：“他身上既没有农民气，也没有知识分子习气和军队干部习气，是一个什么‘气’都没有的人。在他面前，百无禁忌，使仍然敢于直言，敢于顶撞。”（李锐，1999：429）黄自己就是以讲直言。1959年7月19日，他在庐山会议第五小组会上发言两小时，支持彭德怀元帅的意见。发言中特别批评中央会议的铺张之风：“还有一点，去年铺张浪费之风有增长，地方情况我不了解，就拿中央开会来说，也很铺张，我虽然也吃了玩了，但很不舒服。带戏班子的办法不好，对群众讲勤俭持家，下命令几个月不杀猪，我们吃那么好，影响不好。”（黄克诚：2005：354）
1979年，沉寂了整整20年的黄克诚复出，他的遭遇，他的品格，使他享有很高的威望。1989年，解放出版社出版了由黄克诚夫人唐棣华整理的《黄克诚回忆录》上册，下册一直未见。199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黄克诚自述》，内容除《回忆录》上同外，增加了从开国大典到庐山会议的经历。以敢讲真话着称的黄克诚，在他的回忆中也有较多真实内容，这是一本较有反思精神的回忆录。
1、“右倾”
黄克诚是1955年7月17日上庐山的。此时的背景是，彭德怀的信已被加上“彭德怀同志意见书”的标题印发。黄对彭信的看法是：有漏洞，有问题，还有刺；照实际情况，还可以说得更严重一些，但这话不能对彭德怀说。之所以不能对彭讲，因为这样可能会使彭的态度更加激烈。可见，黄对实际情况的判断与彭一样，但他较有策略。只是黄的“策略”没有使他丧失原则。上山后他与大跨进的“激进派”谭震林发生争论，“谭发火说：你是不是吃了狗肉，发热了，这样来劲！你要知道，我们找你上山来，是搬救兵，想你支持我们的。我说：那你就错了，我不是你的救兵，是反兵。”（黄克诚，2005：302）
黄了解彭与毛过去的恩怨，知道毛对彭信的态度，也明白通知他上山的目的，就是林彪对8月1日最后一批上山的人说的：“我是先到的援兵，你们是最后到的一批援兵。”（李锐，1999：258）但还是在19日的小组会上讲了真话，支持彭的意见，以至于被说成是“彭德怀的走狗”。可以说，黄是自投罗网。
内部斗争风云变幻，官员命运起伏无端。在一些人难以坚持一贯的人格个性和政治立场时，相对而言，黄一直是敢于说真话的“右派”。比较重要的几次是：
1、1928年初湘南暴动前：
邝振兴主张立即暴动，得到多数人的赞成，我不赞成立即暴动，主张先做群众工作，积聚革命力量，为举行暴动准备条件，待机而动。邝振兴立即指责我胆小怕死，是右倾机会主义。……后来的永兴县委也一直认为我右倾。（黄克诚，2005：38）
2、湘南暴动后，湘南特委自衡阳迁到耒阳，特委领导左得很，大烧大杀，不但烧衙门机关、土豪劣绅的房子，而且连县城的整条街道和商店甚至衡阳至坪石公路两侧15华里的所有村庄都烧，理由是敌人来进攻时无房可住。这种烧杀政策使民众不得安生，很不得人心。黄的哥哥是同情革命的农民，就对黄说：你们为什么要烧房子呢？把这么多、这么好的房子烧掉多么可惜！即使是土地豪劣绅的房子也不应该烧掉，可以分给穷人住嘛。在永兴县委会上，黄坚决反对房子。
县委书记李一鼎严厉地指责我右倾，并责成我负责烧县城。我拒绝执行。李一鼎以组织名义命令我必须执行，否则将受到严厉处分。（黄克诚，2005：42）
差不多与此同时，永兴县处决了一个地主，肃反委员会决定把他的几个未成年的儿子一起杀掉，以斩草除根。“我向肃反委员会建议不要杀未成年的小孩子。他们认为我右倾，我又同他们争执起来。”（黄克诚，1989：60）
3、1930年，三军团打下平江后，开会讨论下一步行动。黄在会上反对攻打中心城市。
我讲完上述意见之后，立即受到与会同志的严厉批评，指责我的观点是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认为我目前的思想状态，已不适宜担任重要领导工作。于是，撤了原要我担任纵队政治委员的任命。（黄克诚，2005：85）
4、1932年，第二次打“AB团”时，黄拒绝执行，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以调动工作为名撤销其三师政委的职务，并准备处死。彭德怀纠正了这一处理，不久又恢复黄的职务。（彭德怀传记编写组，1994：258）
5、1932年1月，三军团打赣州，黄提出撤围的建议，未被采纳；敌反攻时，未接命令就主动撤走。由于处置恰当，未被追究，但不久三军团召开田村会议，批评黄的右倾机会主义。10月中央局宁都会议后，三军团召开广昌会议，撤销其师政委的职务。
6、1935年2月红军再克遵义后，黄从报上知道方志敏等被俘或牺牲，中央苏区红军损失严重。黄即找一位领导谈心，认为当前保存革命力量十分重要，应尽量避免与敌人打硬仗等等。
由于我长期以来就被批判为右倾，这次我同领导同志的谈话中，可能有些问题没有讲透，表达得不够清楚，因而反映上去以后，引起了误会，领导怀疑我缺乏信心，认为我不宜继续担任领导工作了。于是，便把我调离所在部队，回到军团司令部赋闲。（黄克诚，2005：150）
7、1935年红军出草地后，中央派李富春等人到三军团工作。由于彭德怀塑造了三军团艰苦朴素的作风，所以战士们对这几位领导同志的特殊化（如经常聚在一起吃好的）就有意见。“上面派来的个别领导干部却把这类问题看得过于严重，认为这是对革命丧失信心的表现，因而提出来要在红三军团整顿纪律和审查干部，对那些被认为是问题严重的人甚至要采取处死的办法予以惩罚。”（黄克诚，2005：159）黄反对这种做法，提了意见后，领导认为他不可靠，不适宜担任领导工作，更不能带兵。俄界会议后整编，原拟任黄为第二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长的考虑也就作罢。
8、1935年9月，红军在哈达铺的休息时间太短，战士体力消耗未能恢复，行军途中一路有人掉队。政治保卫机关怀疑掉队与情绪不振作有关，怀疑掉队的人会投敌，就采取残酷的惩罚措施。
我当时担任军事裁判所所长，上级机关把那些掉队的人抓起来交给我审判处理。我实在不忍心下手处理这些同志。记得有一位姓周的管理科长，以前在战斗中被敌人打掉了一只胳膊，因为在过草地时丢掉了几名伤兵，这时也被抓起来交付审判。我去找纵队司令员彭雪枫讲情，认为这种情况情有可原，不应处死，恰巧碰到政治部门两位领导同志，他们见我替被交付审判的人讲情，就把我狠狠地训斥了一顿，说：“你还当过师政治委员呢，边这点小事情都处理不了，真不中用！”说完，就派人将那位管理科长押走处死。（黄克诚，2005：161）
黄的行为引起反感。一位领导毫不客气地说：像黄克诚、吴慨之这样的人，年龄大了，干不了什么工作了，连当个红军战士也不够格。“听到这个评语，我便不敢再讲什么话了，只得小心翼翼地跟着部队走，生怕掉队而被处死。”（黄克诚，2005：162）
9、1940年11月，新四军发起了打韩德勤的曹甸战役，黄认为无论上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不宜打，后来果然没有打好。但“华中局领导认为我右倾，作战不力，撤了我第五纵队司令员职务。”（黄克诚，1989：310）
从黄的经验看，所谓“右倾”说到底就是对困难看得多一些，谨慎一些。事实证明，只有“右”一点，成功的把握才会大一点。1928年湘南农军从井冈山下来后，队伍被打散，黄和李卜成躲在山上：
有一天，我们俩正在山下晒太阳，还没有上山，我弟弟就送饭来了。我对李卜成说：“这几天风声很紧，我们还是把饭拿到山上去吃稳当些。”李卜成还想多晒一会儿太阳，他不以为然地说：“你怕什么？难道吃顿饭的功夫，敌人就会来吗？”我没有跟他多说，端起饭就往山上走。他无法，只好跟着我走。就在我俩刚刚爬上山坡，尚未进入树木之中时，山下的村子已突然被民团包围起来。（黄克诚，2005：52─53）
1945年黄率新四军三师赴东北。行前上级说东北武器装备很多，要他们把武器和装备留下交给地方，到东北后就可拿到新武器、新装备。
我历来考虑问题，总是把不利的因素尽量想得多一点，以便有备无患。我想目前情况瞬息万变，部队到东北万一拿不到武器，将怎么打仗？而且千里行军，路上遇到情况，没有武器又怎么行？所以我坚持部队现有的武器不能留下，要全副武装上路。……尽管当时受到到一些责难。（黄克诚，2005：223—224）
这一担心不是多余的。伍修权将军当时负责与东北的苏军联系，苏方说沈阳附近有一个存有十多万支枪的武器仓库，可以就移交给我军。伍修权报告了中央，中央马上命令山东和黄克诚部队，把原有的武器留在关内，迅速徒手出关到沈阳接受这批新武器。“两周以后，奉命接受武器的部队已经陆续到达东北，我们正要苏军实践诺言，却意外地得到他们内容相反的通知，说是由于国际上的种种原因，那批日军武器要另行处理，不能按原计划给我们了。这一弄得我们非常被动。出关的部队已将原来的武器留在关内，预定得到的新武器却一件也到不了手，成了一群徒手士兵，部队上下都在埋怨。”（伍修权，1991：201—202）
曹甸战役之所以没有打好，从军事上说，一个重要原因是参战的陈毅所部新四军与黄所部八路军彼此不熟。通讯不畅，缺乏组织计划。“特别是战场纪律不严，有的部队伤亡大，就自己撤出战场。不通知兄弟部队，让兄弟部队处于孤立作战中。后刘少奇同志由盐城乘汽艇来到陶家林前线，准备对敌长期围困，但电报发出去，命令各参战部队回到战场，却没有一个部队回到曹甸来。”（黄炜华：2002：454）
1952年的“三反”意在整肃党和政府内的贪污腐化分子，中央向各地下达了数字指标，“试行几天后，我就感到有问题。”“采用限定数字的办法，会使一些单位、一些群众，为了完成任务，而硬找对象，为了完成任务，搞变相的逼、供、信，这样就会搞扩大化，搞出冤假错案。”（黄克诚，2005：268）
而所谓“左倾”，不但给革命带来极大危害，左派分子本人也往往不是坚定的革命者。比如邝振兴：
因工作中受到一些挫折，这时他却躺倒不干了躲在家里不肯出来。我就到他家里去看望他，动员他出来继续为革命工作，但他仍犹豫不决。（黄克诚，2005：40）
李一鼎更是一个逃兵。上井冈山后他任陈毅第12师36团的党代表，下山后不久就托辞到衡阳找特委而一去不回，离开了革命。
2、群众
黄克诚的一惯“右倾”，不仅因为他生性谨慎，也在于他对革命的主要方式即群众运动有自己的认识。1951年湖南镇反，开始时，有人从宽大方面考虑问题，对镇反想不通，不想杀人。在黄的督促下，湖南开了杀戒，但3月下旬，黄即下令收缩范围，停止大捕杀。
可是收缩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杀戒已开，又有点停不住了。惯性是客观规律；物质运动还能精确计算，群众运动则是很多人的运动，人又不同于物，各有各的主观能动性。所以领导者就更得认真、仔细地，注意观察及掌握运动的发展、变化；及时地给予指导和控制。否则就会出现推不动、展不开，或展开后收缩不住、控制不了、造成扩大化的情况。湖南省委决定停杀，已严令下达，还是过了个把星期才完全停了下；那还是我们下力气狠抓的结果。我们花了很大力气，才刹住了车。（黄克诚，2005：260）
群众运动有其自发性和情绪性，一旦发动就不那么容易停止，多次出现的过火、过极、扩大化等等，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一些干部对群众运动的惯性认识不清，不是推不动、展不开，就是收不住、制不了。由于总的说是左的倾向占统治地位，所以更多的情形是杀戒一开，就难以收拾、难以刹车。1966年8月26日，北京大兴县公安局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市公安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其中有“过去规定的东西，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公安机关的，不要受约束。”“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这样的观点。（王年一，1996：71）“此后，斗打、乱杀事件日益严重，由开始时斗打个别‘表现不好’的‘四类分子’，发展到斗打一般的‘四类分子’；由一个大队消灭一两个、两三个“尖子”，发展到一个大队一下子打死十来个甚至几十个；由开始时打杀‘四类分子’本人，发展到乱杀家属子女和有一般问题的人，最后发展到全家被杀绝。自8月27日至9月1日，该县的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共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38天。有22户被杀绝。又如在‘文革’中，广西许多地方流行在光天化日之下脔割肢解‘牛鬼蛇神’等活人，然后煮熟分食的最野蛮暴行。仅在广西武宣县，被吃者就达一百几十人。其中被吃肉后砍头的1人，挖心肝的56人，割生殖器的13人，全部吃光（连脚底板都被吃光）的18人，活割生剖的7人。在武宣县武宣中学，甚至出现了大批学生斗完老师、校长后，在校园内就架起简易炉灶，将他们剖腹脔割、煮熟分食的惨剧。吴树芳老师在批斗中被打死后，肝被烘烤药用。”（王毅，1998）
身为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谢富治肯定不会同意或批准像大兴、武宣这样的屠杀，他只不过开了一下口子，“不要勉强”就成了“支持鼓励”，群众中蕴藏着的狂热就喷涌而出，酿成难以收拾的惨剧。1968年10月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就连从来“不怕乱”的毛泽东也提问：文化大革命是不是该结束了？都讲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究竟什么叫到底？我估计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天就差不多了。──其实还差得多，到1976年毛辞世，文革也没有结束。原因很多，运动起来手群众不好控制是其中一条。善于发动群众运动的毛泽东也不能完全得心应手地掌握好他特别钟爱的“群众”，“文革”的错误确实不应当由毛泽东一人承担。
3、谨慎
掌握运动要谨慎，个人行为也要谨慎，稍一不慎即可能会翻身落马。
黄的新四军三师在苏北经营了好几年，经济状况比较好。1945年赴东北时换成黄金作军费，到49年离开东北时，还有剩余。黄调湖南后即要负责保管它的翁徐文用来救济军烈属，最后剩下的交给省财政部门。翁徐文非常谨慎，钱上交后仍不敢销毁帐目收据。1952年，黄上调北京，翁问黄这些帐目是否仍由他保存？“我一向都是个谨慎的人，这一次却由于问心无愧，十分自信，信口回答他说：这是你经手的帐，交给谁呢重要是你嫌它累赘，这陈年老帐就销毁了它也可以。”（黄克诚，2005：319）但陈年老帐也要根据现实需要翻个底朝天。庐山会议后，有人提出了这笔黄金问题，暗示黄有“腐败”行为。于是罗瑞卿大将亲率一批人到湖南查帐，幸好翁徐文小心，所有的一切帐目都保存着，此事才不再有人提及。
1958年，彭德怀应遵义政府部门之邀，为在遵义牺牲的三军团参谋长邓萍题写了墓碑，写完后又情不自禁地写了一首以三军团历史为主题的长诗。黄看到后，即对彭身边的人员说：“告诉彭老总，以后不要乱写，弄不好是要犯错误的。”“言多必失，言多必失！”（彭德怀传记编写组，1994：265—266）
但在某种情况下，谨慎并不总是换来平安。1959年彭之参加庐山会议本来也是出于黄的担心。彭德怀因刚从国外回来，想休息一下，要黄去参加。黄提醒说：“这次会议是毛主席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你是政治局委员，你怎么能不去呢。”（彭德怀传记编写组，1994：266）
4、三次反右
虽然黄克诚以谨慎自信、以“右倾”知名，但把问题考虑得周到、把困难看得多一些的思维惯性却并不一定就是右。事实上，他也有过三次反右的经验。
一是49年主政天津时，刘少奇在天津提出对资方不要讲斗争，以团结资方搞好生产，并要资本家放心大胆地干。黄向刘提出不同意见，“我认为当前对资方是要团结，但不能放弃斗争，应该是又团结又斗争，在斗争中求团结。”（黄克诚，2005：251）
二是主政湖南时，全国总工会主席李立三提出“工会代表工人，政府代表国家”的说法。黄认为我们的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也即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政府是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工会是共产党领导的工会，政府和工会就不会有两个立场。即使在眼前和局部利益上，工人与政府出现矛盾，也应该在党的领导下，从长远和全局的利益着眼，互相协商，取得一致意见，求得妥善解决。（黄克诚，2005：262）
三是1950年土改时，黄主张湖南要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而饶漱石反对。黄认为，如果说康生曾实行的“贫雇农”路线、“搬石头”等是过左了，那么饶漱石不动富农的观点又太右了。因为湖南的地主土地少，不够分，必须征收富农的土地。（黄克诚，2005：269）
刘、饶的地位都比黄高，李也代表中央一个部门，所以三次反右都表现了黄敢提意见、敢讲真话的个性。他的观点与不久毛对刘、李的批评有一致之处。但黄既不是事先观察风向，也没有走向极端。这说明反右并不一定走向极左，左、右之间仍有极大的伸缩余地。
事后看来，不是黄，也许是黄反对的刘、李、饶等人的观点更符合中国的实际需要：对资方过分的斗争、只强调党对工会的领导和国家利益与工人利益的一致、征收富农土地时损害中农利益等等，都是50年代初开始出现的“左”的苗头。以工会工作为例，当时“存在着以李立三、邓子恢和刘少奇为一方，同高岗、陈伯达为一方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关于在国营企业内部是否存在公私矛盾，工会与行政是否具有不同的立场。”（李思慎、刘之昆，2004：338）李立三的基本观点是工会要保护工人利益，不能取消。1951年11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李立三被解除全总副主席、党组书记的职务，受到严厉批判。这一批判严重影响了工会工作的开展。黄没有助长左的动机，但根据现实形势提出的不右不左的观点仍然与此后越来越大行其道的“左”有关。
5、“情况不同了”
黄克诚爱提意见。遵义会议后，三军团的一些将领对毛泽东的战略战术不满，其中尤以黄和彭雪枫为最，“毛主席批评说，上至中央下至支部，他都有意见。”（杨尚昆，2000）1948年，革命凯歌高奏，东北形势尤其好，但黄仍然严厉批评土改中的“左”：“‘左’得跟江西差不多，这种严重的错误，是被战争的胜利掩盖了。”（李锐，1999：428）黄的特殊性是，他虽屡屡因讲真话被整，却又不断受到重用，直至中书记处书记、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
革命者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组织，先驱们的无私无畏和自我牺牲精神是空前绝后的。黄几次落井终至擢升的关键，在于战争时期需要他这样能干的人。政治、军事、后勤、群众等等，无论在哪个岗位，黄总能迅速打开局面，取得实绩。他的部队，甚至经济上也比较好过。抗战期间，他开辟了苏北根据地，新四军三师发展到八万多人，是华中的主力部队之一；1945年他最早建议进军东北，挺进东北后，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建设了西满根据地。以创立根据地而建立自己地位的毛泽东，对他也表示欣赏。1945年12月22日，中央来电特别指出：“关于建立根据地，你是有经验的。”
黄以自己的才能在用人之际“犯忌”、说真话而能存活，这在革命时代已算是幸运的。49年以后形势大变，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场景：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一天，毛泽东约我和周小舟、周惠、李锐四人到他住地，我们边谈话边争论问题。当谈起四平保卫战的情况时，毛泽东问我：“难道四平保卫战打错了？”我说：“开始敌人向四平推进，我们打它一下子，以阻敌前进，这并不错。但后来敌人集结重兵寻我主力决战的情况之下，我们就不应该固守四平了。”毛泽东说：“固守四平当时是我决定的。”我说：“是你决定的也是错误的。”（黄克诚，2005：237）
1946年5月12日，黄给中共发电，反对固守四平，毛并未因此责怪黄。但1959年8月19日，黄只是在发言中表示了与彭德怀相同的意见，就大难临头。领导人越来越骄横的个性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情境不同，少一个黄克诚，已于大局无碍。
所以黄在庐山会议上说：我在书记处的会上说过，我黄克诚总算一个敢讲点话的人，但现在也不大好讲了。确实，情况不同了，讲真话也就有不同的后果。万炮齐轰彭德怀后，陶铸等人奉命对黄劝降：这是维护党的利益，维护毛主席的威信。维护党的利益是黄的终生职责。在战争岁月，维护党的利益就是打好仗；但在1959年，维护党的利益首先就是维护毛的威信。黄从来都是把党的利益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为了党的利益，他只能承认宁愿杀头也不愿承认的事。既然如此，为什么要附合彭德怀呢？黄没有认识到，要再以此前的方法维护党的利益，反而就可能违反党的利益。
6、不讲政治的“政训处”
湘南暴动后，黄克诚和李卜成与组织失去联系。在一年多“千里奔波找党”的历程中，得到一个小刘乙光有帮助。
1928年10月，黄、李到了南京，经人介绍去找同乡刘乙光。此时刘在南京中央军校工作，黄要他解决去上海的路费，刘不愿出，但表示去上海公干时把他们带到上海。黄、李到上海住下后，刘给他们寄过生活费。刘失业后又把他们介绍给另一个同乡以使他们获得帮助。1929年夏，黄、李先后到了武汉，又遇上此时在蒋介石的嫡系顾祝同部队任少校训练官的刘乙光，刘介绍黄到师政治训练处当了一个少尉科员。黄有一次在路上碰上一个正在搜捕他的同乡，刘帮他脱身。1930年元旦，黄要离开武汉，与刘告别，“通过这一段的相处，我感到他是一个热情助人又能同情革命的人。在临分别时，我对自己的去向没有向他隐瞒，据实以告。刘乙光听了以后对我说，他也有去当红军的想法，等将家属安顿好后，再考虑去苏区参加红军。但他以后没有去苏区，我也没有再同他联系。也可能他以后又向右转，完全投到反革命一边去了。”（黄克诚，2005：73）
一个国民党军官帮助一个共产党，这样的事在当时并不少见，革命成功有赖于革命者的奋勇，部分的也要有反革命的“帮助”和“配合”。刘乙光当时是有革命倾向的，他帮助黄是自觉的。这一行为之所以成功，在于国民党组织和军队的政治气氛不浓，组织纪律性不强，虽经在建党初期得到苏联和共产党的帮助，但始终没有建立起严格的政治审查制度和人事档案制度，没有查三代、相互揭发、思想汇报之类的政审程序，大批共产党人可以从容战斗在国民党的心脏。比如，黄所在师政训处：
既有死心塌地效忠于蒋介石的反革命骨干分子，如政训处主任康泽之类；也有像刘乙光那样的左派军人；还有坐牢刚出来的大革命时期的革命者。他们之中，有些是政局变幻中的失意者，也有共产党队伍中的脱党分子。大家对各人过去的历史大都相互了解，但都不认真对待，对经历的遭遇相互很同情。他们有时拿对方过去的历史相互开玩笑，但决不外传，更是瞒着康泽和他的亲信。（黄克诚，2005：70）
康泽后来成为国民党特务系统“三民主义力行社”的重要人物，在国民党反中共中发挥了不少作用，但讲政治显然不是他特长。政训处的内部管理却马虎得不能再马虎，没有任何内查外调、人证物证，黄只凭着刘乙光伪造的一份师范毕业、当了几年小学教员的履历，就顺利进入了康泽的政训处，在他的心脏活动了半年。国民党用这样的人来从事特务工作，焉得不败？蒋介石失败后，总结教训，说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到台湾后，蒋经国亲自负责军队的政治工作，审查干部、纯洁内部，大搞特务恐怖，强化了独裁统治。
世界上的事，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比如专案组要审查黄，“凡是我经过、到过的地方，认为能找、能查的都要处处跑到、一一调查。”（黄克诚，1994：279）一个疑点也不会放过。在原则上，完全没有问题的人经得起反复查，要真有问题，任你隐藏得再深也难逃组织的火眼金睛。
7、“组织路线”
何笃才是红一军团干部，因其在古田会议之前朱、毛之争中支持朱德，从此不受重用，被调到红三军团三师任宣传科长。
他曾对我说过，毛泽东这个人很了不起！论本事，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过毛泽东；论政治主张，毛泽东的政治主张毫无疑问是最正确的。我问他：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要站在反对毛泽东的一边呢？他说，他不反对毛泽东的政治路线，而是反对毛泽东的组织路线。我说：政治路线正确，组织路线上有点偏差关系不大吧？他说：不行，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都不应该有偏差，都是左不得、右不得的。我问他：毛泽东的组织路线究竟有什么问题？他说：毛泽东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决心大，手也狠，不及朱老总宽厚坦诚。何还举例说，像李韶九这个人，品质很坏，就是因为会顺从，骗取了信任，因而受到重用，被赋予很大的权力。结果，干坏了事情也不被追究。像这样的组织路线，何以能服人？（黄克诚，2005：113）
何是一个道德主义者，他明知只有毛泽东会成功，却依然支持“宽厚坦诚”的朱德，似乎是自觉地赋予革命斗争以一丝伦理的光辉。当然，毛泽东不会认为他的“组织路线”有什么问题，不但最终的成功证明他能有效地组织起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而且即使在当时，“打AB团”也没有直接影响反“反围剿”的胜利。情形或许如李志民上将所说：“在总结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时，还提出‘肃一次反，打仗就一定打胜仗。’实际上，因为肃反扩大化搞得人人自危，打仗时，大家怕别人讲自己不勇敢，是‘AB团’；而打仗牺牲了，总比当作‘AB团’被枪毙好。”（李志民，1993：141）
但无论如何，“打AB团”以及因此而爆发的“富田事变”都是革命史上的一幕惨剧。重要的是，其影响还波及其他根据地。1931年3月28日，中央专门作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富有富田政变的决议》肯定了“打AB团”及扑灭“富田事变”的做法。这个《决议》“除发给江西中央苏区外，并发给各苏区。”9月20日，中央又发出《关于同苏区的反革命团体作斗争的决议》，要求各苏区对“反革命团体”“做最坚决的斗争”。“中共中央上述两个决议，便成为鄂豫皖中央分局主要领导人张国焘等开展‘肃反’运动的主要依据。”1931年和1932年之交，鄂豫皖苏区肃掉了两千伍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张国焘将“肃反”的成绩和经验上报中央，声称：“这一肃反比富田事变所得经验还大，可以为全党的教训，特别是各个苏区可以利用鄂豫皖根据地的经验。”于是，夏曦领导的湘鄂西中央分局于1932年4月确定“主要原则是利用鄂豫皖经验”来肃清苏区内的一切反革命组织，从1932年夏到1934年夏，湘鄂西、共逮捕“改组派分子”一千六百多人，段德昌等大批将领被杀。于是，曾洪易以“中央代表”的身份于1932年3月开始在赣东北根据提出“以肃反胜利争取红军胜利”口号，致使一大批革命者含冤而死。（谭克绳、欧阳植梁，1987：207—220）
江西—鄂豫皖—湘鄂西—赣东北，还有其他地区。成千上万的先烈在我们前头英勇牺牲了，也有成千上万的先烈被同志杀害了。主持研究党的组织史的李锐说：“内战时期从‘富田事变’开始‘肃反’，打‘AB团’，打‘社会民主党’、‘改组派’、‘托派’、‘罗章龙派’等等，直到长征结束才停止。我接触到的材料，鄂豫皖、湘鄂西、闽赣三个地区误杀了四、五万人，加上中央苏区、湘赣、闽西、闽浙赣等，直到陕北，自己杀自己，总数估计不下十万人，从根据地创始人、省军地县干部，一直杀到士兵，湘鄂西杀得只剩下四个党员，许多地区是杀得自己站不住脚的。”（李锐：2001）革命者同室操戈，损失巨大。毛泽东应负首倡之责，而其教训，又不仅是用什么人的“组织路线”问题。
8、李韶九
李韶九与萧克同是湖南嘉禾人，父亲是当地的流氓头子，从小就是赌棍和烟鬼，南昌起义后他跟着萧克参加了起义部队。后来苏区中央局在《关于处罚李韶九同志的过去错误的决议》中指出：“李韶九同志在1928年已经入党，不久后曾在安源被国民党军队逮捕，逮捕后虽曾营救了一个同志，但自承为三民主义忠实信徒，且为敌军起草代邮快件，这表现他在艰危的环境中完全失掉一个工人党员的立场，客观上完全是政治叛变；次之，李韶九同志当江西省肃反委员会主席的时候竟与被罚款的商人女儿结婚，这种严重错误最是损害党苏维埃政府特别是肃反工作在群众中的威信；再则李韶九同志在他有钱的时候，又时常向党内滥要钱，这亦是一个非共产党的行动。”但李韶九却深得信任，委以“打AB团”的大权。1930年12月7日，他带一连红军到达富田省行委后，“命令全连士兵将省行委机关重重包围，如临大敌一般”，然后将省行委机关人员一齐禁闭。“只是问你们加入了AB团承认不承认，何时加入其中，组织情形如何负责人是谁，忠实报告出来。初来同志不知道理，始终不肯承认，致加以地雷公线香火等毒刑拷打，一面榨，一面招，如受刑时还不招，便加重刑。”五天之中，抓捕逼供120多名领导和工作人员，处决40余名。（戴向青、罗惠兰，1994：211）
李的所作所为，除直接削弱了红军队伍外，还有两个直接后果，一是影响了毛泽东的威信：“本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中，已经有了很高的威望，大家都公认他的政治、军事路线正确。然而，临时中央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后，轻而易举地夺了毛泽东的权，以错误的政治、军事路线，代替了正确的政治、军事路线。之所以会如此，苏区同志相信党中央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在组织路线上失掉了一部分人心，要想在中央苏区排斥毛泽东，当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黄克诚，2005：113）二是造成苏区群众与红军的疏离。“主力红军长征之后，留大中央苏区的红军部队无法坚持，这除了敌人的‘围剿’封锁之外，还与打‘AB团’扩大化而脱离了苏区的人民群众有关。以后陈毅同志曾与我讲起过，他说胡灿原来在兴国一带的人民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肃反中胡灿被杀，当地群众无不痛哭失声，他们对这种做法非常不满意。后来陈毅到了兴国，当地群众对他很冷淡，胡灿的母亲还当面质问陈毅：‘我儿子究竟犯了什么罪？你们为什么要把他杀掉！’问得陈毅无法回答。”（黄克诚，1989：139）
周恩来到苏区后，处理肃反“简单化”、“扩大化”的问题，但投鼠忌器，这个双手沾满红军鲜血的刽子手只受到留党察看6个月、下放基层的处分。抗战期间在华中，黄向留在苏区的陈毅问起李的结局，陈很气愤地说：“那是个坏家伙！主力红军长征走了以后，我们就把他干掉了。”陈还深有感触地说：“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二过。”（黄克诚，1989：140）此话说过不久，整风审干运动蓬勃展开，比李韶九更厉害的康生奉命横扫党内一切异已，陈毅本人不但在华中被饶漱石整得连鬼都不上门，还被叫到延安坐了几年冷板凳，此后又屈居饶漱石之下。
但无论如何，李韶九不是叛徒、特务，所以1949年后他被追认为烈士。如果不死，李很可能会有相当的地位。原闽渐赣区党委书记曾镜冰就杀过大批同志，手段残忍。1949年后任福建省委副书记，1957年因“内奸嫌疑很重”被撤职，1983年获得平反。（戴煌，2004：363、369）
9、江西籍
江西根据地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但“肃AB团”的主要对象是江西省行动委员会、赣西南特委和江西地方红军20军。1930年2月，毛泽东主持的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红五、六军前委会议认为：“赣西南党内有一严重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指导机关，党和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政策。”10月4日，毛在给中央的信中又说：近来赣西南党出现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由富农路线领导。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团分子，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分子所充塞。10月26日，总前委又在一份指示中认为“赣西南党内和团内充满着富农反革命”。（戴向青、罗惠兰，1994：268、272）在此严令下，赣西南地区干部百分之九十以上被打成“AB团”。恐怖激起“富田事变”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采取了“坚决进攻的策略”，打“AB团”的肃反运动在“阶级决战”的口号之下再起高潮。
由于“富田事变”起于赣西南特委和红20军，自然对江西藉人怀疑更大，部队中江西藉战士成了肃反打击的主要目标。三军团在江西兴国补充来的一批新兵，大部分被肃掉了，幸存下来的没有几个，实在可惜！（黄克诚，1989：141）同为三军团的李志民上将说：“因为‘AB团’出在江西的富田、东韶这一带，而红五军多数是湖南平江、浏阳一带的人，所以抓‘AB团’的重点对象大多找我们在东渡赣江以后在江西参军的新战士。”（李志民，1993：139）也是三军团的李聚奎上将回忆：“那时打“AB团”的做法，是不调查，不研究，不分析，不讲事实，完全采用诱供、逼供的办法。甚至把队伍集合起来，排成一字长队，再把经过诱供、逼供而自供是‘AB团’的人带到队伍面前，然后指着队列里的人，逐个向他提问：‘他是不是？’‘这个是不是？’只要他说声：‘是’，或者一点头，就当即把被指的人抓起来。就这样误整了许多无辜的好人。特别是在同一个地区来的人中，只要抓出一个，往往就牵连一大片。如我们团在吉安扩编了一个新兵连，大部分是吉安人，因为都是一块来的，互相认识，所以在这个连抓出来一个吉安兵后，就‘供认’出半个连的人是‘AB团’。（李聚奎，1986：90—91）虽然这是奉命行事，事后反省起来，彭德怀也负有部分责任。王平上将回忆说：“彭军团长曾说过，平江、阳新、大冶等地出来的干部、战士绝对没有“AB团”。所以，三军团的肃反主要怀疑对象是江西籍的干部战士，特别是从长沙解放过来的江西藉战士。……我们机关枪连有28个江西藉新兵被抓了起来，审讯以后杀了20多个。”（王平，1992：26）三师五团政委张平凯当时对打AB团没有底。就“去问彭军团长和滕党代表，他们说：我们不是江西省总行动委员会，我们是从湖南过来的。AB团只是江西省总行动委员会里的极个别人。”（张平凯，1984：208）当时“打AB团”的方法很简单：“把队伍集中起来，排成一列长队，首先宣布‘AB团’是反革命组织，‘AB团’特务必须自首才有出路，然后察言观色颜观色，畏缩或脸变皮的人，就命令出列带走。进行诱供、弄讯逼供。弄讯完全采取对付敌人的办法，除了吊打外，还有一种刑法，就是把被审人的双手大姆指用铁钉扎紧，然后从两姆指中间打进一个木楔，问一声：‘是不是AB团？’不承认，再往里打一下。”（李志民：1993：139）
拿江西人开刀主要政治上原因。邓小平1931年4月29日在《七军工作报告》中指出：“过去总前委与省行委向有冲突，如对军阀混战的分析，引敌深入的战术，开除刘士奇等问题，省行委常骂总前委右倾，总前委常指省行委中有AB团的作用，故有富田事变之爆发。”但富田事变的直接起因是总前委派人到省行委抓人杀人引起的，故邓又明确了责任的主次：“我对总前委反AB团的方式亦觉有超越组织的错误，这种方法事实上引起了党的恐怖现象，同志不敢说话。”（戴向青、罗惠兰，1994：108—109）政治而外，其中也有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的土客矛盾的因素。井冈山时期有个“湘赣边特委”，其领导人龙超清、王怀等都是土着派，它曾杀害了毛泽东信用的、也是特委中唯一的客籍人宛希先和毛上井冈山时有所凭依的客籍人袁文才、王佐。“从此，毛泽东不但对执行消灭袁、王任务的红五军彭德怀有看法，而且增加了对西路行委（原湘赣边特委）的不满，并认为它已被敌人操纵。（戴向青、罗惠兰，1994：171—172）“西路行委”后演变为“赣西南特委”，毛泽东有理由认为赣西南地方的党政军机关充满了AB团，当时负责“打AB团”的主要人物杨岳彬、周以粟、李韶九、古柏、郭化若均是客籍。
10、因人而异
黄克诚的“右倾”，基于血的教训。第一次打“AB团”时，他也是深信不移，“对上级的指示和部署，完全是自觉遵照执行，从而铸成终生遗憾的大错，至今回想起来，仍感沉痛不已。如果要算历史旧帐，仅此一笔，黄克诚项上这颗人头是不够抵偿的。由于这次错误的教训太惨痛了，使人刻骨铭心，毕生难忘。所以，以后凡是碰到肃反、整人之类的政治运动，我就不肯盲从了。”（黄克诚，2005：98）黄在历史上以右闻名，除了他较为实事求是外，主要原因在于他善于吸取教训。
黄并不是最高掌权者，他本人可以吸取教训，少杀人，但真要扭转局面，还需要上级直至最高领导的认可。第二次更大规模的“打ABL团”时，黄进行了抵制，让肃反委员会要抓捕的石元祥、曾彬农等人上山躲起来，打仗的时候再叫他们下山，“他们明知上面要抓捕他们，但并不逃跑，打起仗来更加勇敢地冲锋陷阵。”（黄克诚，2005：114）但两个星期过后，肃反委员会还是把他们抓住杀掉了。连带黄本人也被抓起来“审查”，只是由于彭德怀的干预才幸免于难。──这也为20多年后他们在庐山共同遇难埋下了伏笔。
1943年，华中局和新四军根据中央指示开展“抢救”运动。黄提出要接受中央苏区的教训，不要搞抢救运动，以免发生逼供信、伤害无辜的事件。他的建议当然不可能顶住延安的压力。“第七旅被‘抢救’的几个人，开始在软逼的情况下就有点表现不正常，后来被抓起来一审讯，就乱供一气了，简直不着边际。我一见这种情况，就知道不对头了，看来老毛病一下子是改变不了的。”（黄克诚，2005：204—205）包括新四军第七师政委曾希圣的妻子也被抓了起来，因为有一个女干部供出她是特务。黄就去找这女干部：
开始，我问那个女干部，是如何加入特务组织的？她滔滔不绝地讲了一通，绘声绘色；我又问她都搞了哪些特务活动？她照样又是讲了一大套，神乎其神，我一听就觉得不可信。最后我问她，讲的这些是不是真话？她说是千真万确。我耐心地做她的思想工作，打消她的疑虑，对她说，对组织要讲实话，不能有半点虚假，否则，既对革命事业不利，又害了自己的同志。这时，她突然放声大哭起来，说她以前讲的那些话全是编造的假话。我问她为什么要讲那些假话？她说，起初搞‘抢救’时，她讲的是真话，但人家不相信，对她进行‘抢救’，大会小会斗争、逼供，被整得实在没有办法，只好瞎说一气，问什么就交代什么，还得说得有鼻子有眼。这样一来，反而受到表扬，欢迎和优待。于是，她就索性胡编乱供起来。（黄克诚，2005：205—206）
这一次得到了上级的支持。“我又向饶漱石谈了我的意见，饶也觉得这样搞法有点问题。我建议对被‘抢救’的干部进行甄别平反，饶漱石表示同意。”（黄克诚，2005：206）被捕的杨帆被释放时，饶漱石还向他道了歉。所以华中局和新四军系统的恐怖气氛不太浓烈，知识分子干部较少受到整肃，李一氓、孙冶方、恽逸群、彭柏山，以及著名的顾准，都是从这里走出的。49年以后，由于解放和掌管华东的是原新四军和华东局，华东地区基本上没有发生“南下大军”、“南下干部”与“地方武装”、“地下党”摩擦的现象，只是50年代，饶漱石和潘汉年等被捕获后，牵连了一大批人。而在西南和华南，土客曾发生严重冲突，“反地方主义”中出现了不少冤假错案。
“整风”、“肃反”、“抢救”之类造成巨大悲剧，客观原因之外，领导人的政治素质和个人品格是一个重要因素。在同样的斗争形势和中央路线之下，各地的政治环境仍然差异不小。在山东，罗荣桓主持的山东分局就比较平稳，“在整个山东，这个时期基本上没有发生逼供信的现象，在审查出的特务中没有杀一个人。对坦白的人，都及时地进行了思想教育工作。”罗荣桓始终强调发扬民主，“以检查领导开始，以检查领导结束”。他曾在一个场合下说：“我们工作中不可能没有某些缺点，正像太阳也有黑子一样，不能把这些黑点看成乌云。”有一位同志当场顶撞说：“那黑点，那乌云，就正好罩在我的头上。”“在场的同志见他这样蛮不讲理，都很气愤，主张处理他。可是罗荣桓还是心平气和地对大家讲明：我们要按照毛主席讲的‘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原则，去处理他的问题。”（李维民、潘天嘉，1986：308—314）结果，这个“山东的王实味”没有遭遇“延安的王实味”的结局。在鄂豫皖，郑位三1943年11月出任新四军五师政委，在整风审干中十分谨慎，还提醒师长李先念“要接受高敬亭的教训。”（朱玉，1999：504）
需要补充的是，当年妻子差逼点被杀的曾希圣1958年成了大跃进的红人，黄仍然是极左运动的批评者。
11、朱德
朱德的宽厚，世人共称。这既是生性使然，也是在党内民主欠缺环境下无奈的表现。但朱老总也有他的清晰和严厉。
1929年红四军内部就军事与政治的关系发生争论，“朱毛”分为两派，朱派认为前委书记（毛）不应过多干涉军事（朱是军长），毛派则坚持党（即毛）的领导。毛派一度失利，相关人员都离开红四军做地方工作。陶铸夫人曾志记得：“记得在争论期间朱军长曾找过我，问我的观点如何。我当时只凭着自己入党后学到的一些理论知识和实践体会，回答说：‘党在军队中应起核心领导作用，大革命时，党在人民群众中，在国民党军队中都是如此。’这样，在红四军的‘七大’后，我被划到了毛泽东那一边去了。我看已无法再呆在红四军，也就跟着毛委员去了福建。”（曾志，1999：94）任何方针、路线都是有人来代表的，观点之争与权力之争息息相关。党领导军队的争论，说到底是朱德军长领导红四军还是毛泽东前委书记领导红四军的争论。朱毛以下各级干部都要表明自己站在哪一边，站队要旗帜鲜明，不能含糊妥协。曾志表达了与毛相同的观点，朱德理所当然判断她属于毛派。但在掌握划线标准比朱德更严的毛泽东看来，如果不明确地表明自己支持毛，那就还不是坚定的毛派，所以尽管朱德认为曾是毛派，毛却认为曾志当时的丈夫蔡协民（当然也包括曾志）是中间派，不予信任。（曾志，1999：131）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谁是我的支持者，谁是我的反对者，是斗争的首要问题。毛对此有最为清醒的认识，正因为他聚集了这么一批人，后来才能重掌红四军的最高权柄。
1938年7月，黄克诚与徐海东率344旅在太行山区的町店伏击日军，没有打好。整训期间，“朱总司令亲自到端氏检查344旅的工作，对徐海东旅长批评比较严厉。徐海东本来就身体不好，这时更支撑不住了，便请求离开部队去延安治病和学习。”（黄克诚，2004：182）徐不是等闲人物，如此紧张，可见朱德的严厉。徐走后，黄和朱德曾考虑由资格较老的团长田守尧代理旅长一职，但延安总部没有同意朱的报告。当不上旅长的田团长有点不高兴，朱就要求黄开会对他进行帮助。会议开始之后，沉默了好长时间，谁也不开口讲话。黄是政委和党委书记，只好带头发言，考虑到部队的关系和今后的工作，他的批评比较婉转，不够深刻和尖锐。
我发言之后，朱老总就发火了，站起来一个一个指着我们说：“你们这是什么鸟党委会，不敢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算什么共产党员！”接着朱总司令就对田守尧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最后又说：“戏点到谁谁就唱，没点到你就不能出台。共产党员嘛！我们都听党中央的，不能闹情绪。”（黄克诚，2005：183）
1929年古田会议后，朱总司令的权力一直受到约束，但他始终在毛的身边保持了这一荣誉极高的职务，也非常人所能为。“朱毛”并称，朱老总有他厉害的一面。不过“厉害”与否取决于权力。批评徐海东等人时，朱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有掌握部队的实权。自从1940年5月被召回延安后，朱就不再直接掌握部队；49年以后更是不负实际责任，总司令长期没有自己的司令部，以至于他的老部下林彪也不把他当回事。1966年5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当朱德讲到根据中央指示学习30本马列着作的情况时，林彪蛮横地高声叫喊：‘你就是不读毛主席的书。’康生则以侮辱性讽刺口气说：‘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这些书你能看得懂吗？’”（穆欣：1994：288）
12、一分为二
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革命胜利后总方针、总路线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在此前后，毛泽东的各种公开报告的主旨都是认为进城后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
从危险和紧张的处境中突然被召唤到权力的最高峰，毛泽东没有因为缺少经验而被广阔多样的国家事务所困惑，他自信而顽强地坚持长期以来信奉的政治路线，实际上并未以发展生产为中心。就在七届二中全会后不久的49年5月，黄克诚与毛共进晚餐。
突然间，毛泽东停下筷子，问我道：“你认为今后城市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什么？”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当然是发展生产。”毛泽东很严肃地摇了摇头说：“不对！主要任务还是阶级斗争，要解决资产阶级的问题。”……现在回想起来，毛泽东在解放以后，仍然以阶级斗争为主要矛盾的思想有一贯性，所以他总是一个接一个地搞运动。（黄克诚，2005：251）
可见，阶级斗争这根弦，虽然在公开报告中没有提，但在毛本人却一直没有放松，他从来就不认为取得政权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
1960年代初的“调整”是大跃进之后的局部后退，经济成效明显。但这个时期的政治斗争依然不断：批以彭德怀为代表的“翻案风”、批以邓子恢为代表的“黑暗风”、以习仲勋为代表“利用小说进行反党”等以及1963年初开始的“四清”运动，直接为文革作了铺垫。这个时期的特点这一是政治运动与经济工作的分离：“接受庐山会议‘反右倾’同时发动‘继续发动大跃进’的教训，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重新强调阶级斗争以后，就有意识地防止政治斗争对经济工作的冲击。这以后虽然批判‘黑暗风’是错误的，但是并没有因为这个批判停止‘八字方针’的执行。政治斗争的弦虽然越绷越紧，但经济指标不再随风涨了。”（薄一波，1997：1314─1315）毛泽东相信政治万能，要他不讲阶级斗争、不突出政治，是万万不能的。但在困难时期却只能作出让步。让步不是不讲政治和阶级斗争，而是与经济区分开来，不以政治完全统率经济，给经济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在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他把他的让步表达为：要分开一个工作问题，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决不要因为对付阶级斗争而妨碍了我们的工作。要把工作放到第一，阶级斗争和它平行，不要放在很严重的地位。他同意刘少奇的建议，会议上有关阶级斗争的精神只传达到17级以上的干部。（薄一波，1997：1138）
这不是毛的本意，从“文革”期间批判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来看，毛是不想让“工作”与“阶级斗争”“平行”的，一分为二最后还是要合二为一，60年代初的让步，在五年后以更大的势头压来，“文革”终于以“阶级斗争”统帅一切工作。
13、“强迫自己”
为了证明党内有一条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庐山会议后期的中心工作是要彭德怀等人服罪。“当时对于黄克诚出面揭发彭德怀期望甚大，有常委同志万钧压力的谈话，有人写信恳切动员，而且劝者都晓以大义：这是维护党的利益，维护领袖的威信。这不能不使黄克诚感到无比的痛苦：他从来是把党的利益看得比什么都宝贵的。现在以党的利益的名义来要求他揭发彭德怀，要求他承认宁愿杀头也不肯承认的事！既然是党的利益要求这样说，就这样说吧，这是没有什么选择余地的事情，可想而知，当时他的心情必定比杀头还要痛苦。”（李锐，1999：372）黄克诚回忆有位中央领导同志曾两次同他谈话，“他以帮助我摆脱困境的善意，劝我对彭德怀‘反戈一击’。我说：‘落井下石’得有石头，可是我一块石头也没有。我决不做诬陷别人，解脱自己的事。”（黄克诚，2005：312）与黄私交不错、在大跃进问题上极受信任的陶铸三次找到黄做工作，主要理由其实不是理由：大家都这么认为，你否定有什么用？会议已经开了很长时间了，再拖下去对工作不利。事已至此，你不承认，大家通不过，最后还得承认，何必拖下去？当时的“大局”、“党的利益”的重要的甚至核心的内容，就是“领袖毛泽东的威信”。如果不完全同意领袖的意见，对领袖多少有点批评或微词，或者领袖认为你不跟他合作，这就损害了领袖威信，这就是错误甚至罪恶，就必须检讨，而且要深刻，要毫无保留地把别人给你预备好的帽子戴到自己的头上。由于被安排来规劝黄克诚这类犯错误者的，多是与关系较好、怀着无可怀疑的善意的老战友，就更难于拒绝。黄于是不得不违心地向谬误屈膝，向错误投降：“叫我承认右倾，我可以心甘情愿，因为我心里从来没有赞成过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但要我承认反党，而且是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的反党，可太难了。被逼处此，硬着头皮违心地认帐后，心中耿耿，无日得宁。”（黄克诚，2005：315）为维护领袖威信而承认自己反党，是革命伦理的重要一条。“我们已习惯于认为：主席比我们都高明，习惯于服从主席的决定，习惯于接受主席的批评，尽管心里有不同意见，也接受了。虽然这一次实在不能接受，也不应该接受，也强迫自己接受了。”（黄克诚，2005：316）
革命者要被迫接受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所产生的痛苦，自我缓解的唯一理由是牺牲自己维护大局。这就是张闻天在8月13日的检讨中说的：“毛泽东的威信，不是他个人的威信，是全党的威信；损害毛泽东的古今，就是损害全党的威信，就是损害党和全国人民的利益。”（李锐，1999：369）于是黄像彭德怀一样，终于采取了“要什么，给什么”的态度。彭担心的是因为批右而加大左的力度，给国家造成新的灾难；黄的痛苦是维护毛的威信与维护党的利益可能并不一致：
等我冷静下来时，我认识到：违心地作检查，违心地同意“决议草案”，这才是我在庐山会议上真正的错误。使我后来一想起来就非常痛苦。（黄克诚，1989：261）
自我牺牲的价值在于“顾大局”，如果自我牺牲的结果是强化了毛的个人崇拜、混淆了是非标准，使正气无由伸张而逢迎之风日盛，这种自我牺牲实际上怂恿了政治错误，破坏了“大局”。
革命人一心为党。在庐山会议上，黄为了党的利益而承受了比杀头还痛苦的事。1979年复出后，他又为了党的利益维护毛的形象。1980年前后，党内干部中非毛的言论很多，“有些同志对毛主席说了许多愤慨的话，有人的人甚至把毛主席说得一无是处。”（黄克诚，1989：386）黄维护毛首先基于毛自井冈山以来的功绩，即使出了一些乱子，“但从他的本意来讲，还是想把人民的事情办好，把革命事业推向前进。”但更重要的理由是党的利益：“多少年来，举世公认毛主席是我们国家的领袖，是中国革命的象征。丑化、歪曲毛主席，就是丑化我们的党和国家。”（黄克诚，1989：386）庐山会议上，黄以为毛的威信与党的利益是一致的；后来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1979年以后他再度发现：维护毛就是维护党。
能够超越个人的恩怨、意气从整个党和国家的根本利害出发来评价毛泽东，确实需要非凡的理智力量，需要高度的党性。赫鲁晓夫可以大骂斯大林而无损于（至少是影响不大）苏共，是因为苏共除斯大林之外还有列宁。斯大林诚然是一个暴君，但列宁不是，苏共可以否定斯大林而诉诸列宁的神威，而斯大林之所以必须否定是因为他背离了列宁，因此也就是背离了党，所以批判斯大林理论上可以改善党的形象。中国的情况不同，除毛泽东外，没有一个列宁式的人物，毛既是中国的列宁又是中国的斯大林。黄以及整个党面临的任务是，“文革”要否定，党的形象要维护，从而清理毛的遗产是一种政治艺术，成就的作品是把毛一分为二：毛泽东思想和毛晚年的错误，前者是中国的列宁，后者是中国的斯大林。这样否定晚年毛泽东就不是否定整个毛泽东，中国的斯大林得到了清理，中国的列宁却保存了下来。
权威体制下的“一把手”有最大的自由，毛泽东确也把此一至上权力用足用好，他喜欢说“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大权独揽，小权分散”、“一元化领导”等等。毛借助党的组织来建立其个人权威，党也通过毛来树立其不可动摇的领导地位。尽管60年代之后毛与中央其他领导的矛盾越来越深，但这毕竟是党内的事，毛泽东是党的代表，如果真像“个别人”那样“丑化毛泽东同志”、“把他说得一无是处”，那么党的合理性、合法性就要受到质疑，党就不再有自己的灵魂。“我们要设想一下，如果丢掉毛泽东思想，拿什么东西来代替呢？”（黄克诚，2005：373）而且，否定了毛泽东，不就否定了这些革命家半生努力和牺牲的意义了吗？毕竟，革命者的利益与革命领袖的利益最终是统一的。
14、“紧张”
关于毛泽东晚年，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了一个权威解释，此后国内外学术思想界也有众多分析。作为党内元老，黄克诚1980年11底中纪委的一次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决议》有关毛的评价是有明显影响的。
也是在这次讲话中，黄对毛晚年的错误做了一个有点心理分析的味道的追溯：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年龄大了，又没有及时引退。同志们可能会说，他犯错误时只有60多岁，文化革命开始时也只有70多岁呀！同志们要知道，毛主席为人民的事业是紧张操心了一辈子的，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就苦心焦虑、经常昼夜不眠地考虑问题。58年我同他接触时就感到他虽然只有60多岁，但脑子已经紧张过度了，脑子紧张过度了，就要出乱子。（黄克诚，1989：385）
毛泽东独立地承担起历史使命是1927年以后，在20多年的战争生涯中，面对强大的敌人，他确实紧张得很。大获全胜后，但毛并没有马放南山，优游潇洒。“不可沽名学霸王”，他吸取了中国历史上无数功溃一篑的教训，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明确指出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49年就考虑消灭资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千秋大业。无论后人如何评价毛泽东，都得肯定，他不是满足于现状、不满足于当“皇帝”的人，而是要把自己的名字深深烙印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人。从“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的历史评点，到“秦始皇加马克思”的自承，都明确陈述了以政教合一不但改造中国历史也改造中国人的政治/文化理想。重任在肩，宏图在胸，他怎能不紧张？49年之后，毛之所以还要紧张地操心，另一个原因在于毛对巩固政权的特殊敏感。古今中外，短命的王朝不止一个，宫廷政变频仍发生。有鉴于此，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一场接一场的清洗，目的都是要让任何一个意图对其权力挑战的敌人死心断念，把任何潜在的、可能的反叛行为都扼杀在萌芽状态之中。对于毛来说，“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不但就躺在他身边，也总是压在他的心灵上。1971年12月，也许是因为林彪事件的打击，毛重病一场，周恩来闻迅即去探视。当毛的眼睛慢慢睁开时，周激动地扑到主席床边，双手紧握毛的手，满含着泪水说：“主席，主席，大权还在你的手里！”此情此景令身边的人无限感慨：党内对毛主席心思最摸底的恐怕非总理莫属。（周秉德，2001：330）“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无数的英雄都想在如画的江山上纵横驰骋，无数的豪杰都想把自己的意志刻在神州大地。创业难守业更难，夺取政权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毛怎么能不紧张、不操心？
一个处于这种精神状态下的人，种种奇思异想就会如泉涌出，当然就容易出乱子。胡乔木认为，“毛主席那个时候的思想可以说是不正常的，完全是一种冲动，说不上是一种理性的思维、逻辑的思维。”（胡乔木，1993：142）西方有人写过一本《病夫治国》，说的是许多国家的一把手都是有病的人，这不是身体方面的原因，而是精神紧张的缘故，“高处不胜寒”。普通人可以发现领袖的缺点和错误，但普通人很难体会领袖们的艰难。中外都有人不愿当皇帝的故事，看来并不是胡编。
15、省略
黄克诚以敢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