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走民主宪政的路非常艰难？
韩进
 
世界各国人民都有选举权，只有极少数几个国家没有，其中包括中国。在我的记忆里，只有一次毛泽东时代选举生产队长，我们坚决选举一个非党员当正队长，上级居然最后批准了，这可以算我平生参加过的唯一的民主选举，那是1972年或1973年。到后来，上级规定，正队长必须是共产党员，这样的事情就再也不可能发生了。1982年内蒙古有一个旗县级政府搞选举，上级内定的候选人落选，最后民主选举出来的人真当选了，但丢了颜面的上级马上把落选者任命为县委书记，于是这个民主选举出来的人结局就不用说了。
辛亥革命一百多年了，但中国始终与民主宪政无缘，并且至今看不到希望，原因在哪里呢？许多人认为根源在共产党。我认为，如果看不到更深层次的原因，恐怕即使没有共产党，中国依然会是个既独裁专制又腐败横行的国家。
理由如下。
其一，中国既是个等级社会，又是个没底线的竞争型社会。
一般来说，如果只是等级社会，高低贵贱分明，地位确立之后，社会就凝固了，稳定了，但中国不然，中国人相信人人都有帝王相，谁都可以造反或篡位，只要胜利了就是皇帝。这样，中国虽然等级分明，但人人都在努力，追求进一步提高自己的阶层，连最高位置的皇帝都在追求万寿无疆，万世一系，扩大疆土，进一步控制臣民，依照自己的需要给民众洗脑。
外国人的宗教信仰，一神论具有把社会等级限定为垂直系统的功能。神是最高等级，谁也不能越过神。中国的神，在古代是“天”，抽象得没有人模样，明代之后说玉皇大帝是最高的神，但西方佛祖显然比玉皇大帝更有能耐，到底孰大孰小谁高谁低也说不清。中国的易经思维模式、天人感应论模式，都是圆形思维，循环性的思维，所以中国社会的竞争也是没有天花板的竞争，中国社会就是磨道的驴，永远在兜圈子。毛泽东既要当皇帝，还要当教皇，要求中国人早请示晚汇报，甚至还要当仁不让地当上帝，创造崭新的共产主义天堂新人间，他的人生理想上不封顶，这与中国社会、中国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
因为人人都在追求一种上不封顶的最高理想，所以中国社会是一种永不稳固的等级社会，每个人都充满着潜在的危险。这种危险形成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精神压力，造成了永恒的激烈竞争氛围，不努力，就得死，并且是不得好死。中国人的积极上进、勤劳刻苦、极度节俭、无忍耐，都与此密切相关。
每个人都无限贪婪上不封顶，整个社会奉行实用主义而激烈竞争，这种环境又造成中国的自私、无限贪婪、一盘散沙、各自为战、没有公德意识。中国人实际上不信神，表现出信神态度的时候只是假设真有神的话就和神作以小换大的交易，拿神当傻瓜。没信仰，没有原则，不讲信用，现实主义只顾眼前，唯利是图，不择手段……这种思想观念都是基于社会竞争的最高需要形成的。每个人是浑身上下都是专制细胞，类似胡适那样的人寥若晨星，每个人脑后都有反骨，每个人都具有成为贪官污吏的倾向，每个人都像毛泽东，身上都流淌着无限贪婪的血液，却名之为富有理想或雄心壮志，大跃进也好，文革也好，精神心理方面的根源在这里。绝大多数人都是投机分子，见胜兆就趁风扬土，见败症就四散逃亡，哪边势大就往哪边倒，结果就是绝大多数人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做狗，做帮凶助纣为虐。市场规则建立不起来，社会契约订立了也不会遵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和民主宪政纵然出现了也必然只是昙花一现。
没有公德意识，不讲逻辑，形不成哲学、政治、法制方面的共识，不尊重人，不懂得人权、人道主义、法制，视宪法如尿泥，强盗世界丛林法则，只重视实力，谁的棒子大而重，谁就说了算。对弱者，鲜有真正的同情心，近些年虽然有人捐款，我总觉得他们只是内心里向自己证明自己社会地位和阶层的优越性。
中国人不信神，不管来世，所以一般不怕死。我大学期间，家乡的老年人自杀率约三分之一，但这种不怕死的精神，决不会运用到争取自由民主方面，向政府告密，举报反革命分子，这种积极性倒是始终不缺乏。
竞争型的社会没有是非观念，谁讲是非就很可能身首异处，死无葬身之地。明知道上级领导在指鹿为马，每个人还是积极附和说这是一匹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全世界绝无仅有，最适合给全世界带路指方向。全社会不以为耻，公论是谁说真话谁就是傻子。走民主宪政的路需要许多赤子之心，这是中国稀有的缺货，需要的时候往往断供。
前几天有人在留园上发出了黄帅的笔迹。一般人以为黄帅当时只是个不諳社会的小学生，她是个被黑暗政治潮流吞噬了的小人物。看笔迹，决不是这么简单，黄帅的智商、思想都在超天才级别。其实也怪不得黄帅，当时中国人百分之九十九都渴望成为雷锋、张铁生、黄帅那样的“英雄”，靠检举父母而成为英雄的人不多，只是因为父母能给子女创造出这种机会的太少，想大义灭亲的红卫兵多着呢！没有谁会放弃坐直升飞机一步登天的机会，子女能成为红人父母粉身碎骨也心甘。今天叫嚣解放台湾的人很多，我不信他们是想亲自上战场，我更相信他们只是想借他人的血铺就自己飞黄腾达之路！所以，黄帅说冤是冤，说不冤就不冤。如果现代人以为黄帅只是个普通人，那就是既不了解时代背景，也不了解黄帅其人。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想给他们写信表忠心的多得很，只是历史总会把这种痕迹消灭干净罢了，像曹操官渡之战后把私通袁绍的信都烧掉一样。
竞争型社会，实质性的丛林世界，强盗骗子贼加流氓的混血基因占绝对优势，不把别人当人看，骨子里不懂得尊重人、尊重生命，天下人只分两类，不是可以结盟的朋友就是必须宰杀的敌人，所以才把“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当作首要问题，并且时时划分，时时更新。成王败寇是最终目的也是最高标准，社会契约精神无从谈起，规则难以订立，不会讲理，也无处讲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也同时出真理，出正义，出神，出英雄。
中国人也讲道德，这只是私人之间交往打交道时的一般规则，一到重大时刻，就很可能谁都不把这种道德当回事儿，这就是有些人认为中国人只有伪道德的原因。至于忠君爱国之类，经常仅仅是作为战胜敌人的武器，所以往往先是英雄后是汉奸，变化起来外在没有依据内里却是完全一致。
专制之下再兼洗脑，没有言论自由和集会结社权利，加上汉语自身的弊病，逻辑理论缺乏，科学思想薄弱，所以中国人少交流多喝酒，开口就是吃饭，不懂幽默只擅长荤段子，不善言辞、不喜思考，既不懂得保护自身的利益，也不懂得维护民族、国家的集体利益，“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支持保护你言论自由的权利”，这样的观点在中国人看来实在是匪夷所思。被欺压时，先是步步退让再三忍耐，最后激变就血溅五步，给对方来个满门抄斩。平素中国人处世做事富有谋略，剧变时刻往往没有应变能力。矛盾激化时很少求助于法律，倾向于不是自杀就是私自执法替天行道，或者使用阴谋诡计，或者找黑社会解决。即使当代社会，老板残酷剥削拖欠工薪耍赖，政府法院即使立案也经常两头撮合后使劳动者工薪减半，甚至指工人是“恶意讨薪”，民工一般情况下总是无处诉说难以伸冤，这都说明中国的现状依然距离民主法制甚远。
其二，中国社会是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
古时候，中国社会以家族为核心，单门独户者生存艰难；新中国建立后，逐渐以家庭为核心，祖宗三代关系密切，进入21世纪后，越来越倾向于以只有夫妻子女的小家庭为核心。最近这些年不婚不育者渐近适龄人口的一半，则表明个人主义者越来越多。但是，这种个人主义者与西方的独立人格相距很远，所以思想意识方面与民主宪政还有八万六千里。
以家族或家庭为核心，使中国人对恶劣社会环境的抵抗力或曰承受力增强，忍耐力进一步提高直至在世界上独占鳌头，客观上也是中国人对民主自由不那么渴望的原因。前途和希望都寄托在亲朋好友的帮助和提携上，指望一荣俱荣，稍有竞争优势者就天然地具有排斥民主宪政的基因。人人都想请客送礼拉关系走后门，人人都想行贿受贿找捷径，谁不顺从这种规矩大家就朝他翻白眼，怒斥之曰：不通人情世故，六亲不认！全中国对这种人都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这种社会环境搞民主宪政无异于沙上建塔。
家庭为核心的社会，每个人都致力于家庭幸福富裕，很少有闲情过问社会公正。专制独裁制度下，追求民主宪政是统治者的头号大敌，与古时候的谋反大罪相同，株连九族的威慑下，勇于挺身而出者自然极少。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从信仰共产主义，崇尚大公无私品德，全国学雷锋学大寨，鼓吹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到人人向钱看，无官不贪无吏不腐，全社会变成精致利己主义者，整个社会仅仅以少数人发财致富为目的，坑绷拐骗歪招使尽使绝，整个社会、几千万党员，实现这种转变只是眨眼之间并且悄无声息的事，期间更无一人是男儿。这种现象说明，倘若中国由民主宪政状态转变为专制社会，也极有可能且非常容易，袁二、袁三乃至袁百袁万，滚滚长江东流水，前浪后浪无穷已。
表面上共产党是阻碍着中国走向民主宪政，但即使没有共产党，中国走向民主宪政仍然千难万险迷雾重重；中国像一块盐碱地，要长出民主宪政之花需要创造许多条件，正是这种情况下，我以为，将来实行人人可以拥有枪支可能是中国走向并建成民主宪政的必要前提。
2024年3月3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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