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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有人以为，玻璃和塑料一样，是近现代才发明制造的一种时新材料，实则不然，玻璃是人类最早发明的人造材料之一，介于青铜器和铁器之间，现存最早的玻璃制品发现于四千余年的两河流域，而中国境内的玻璃制品出现则晚得多，距今约二千五百年。


自然界存在大量的矿石、玉石和宝石，这些都属于晶态物质，由多晶体或单晶构成，玻璃不一样，虽然其多半呈晶莹透亮且非常坚硬的状态，但玻璃却不是晶体，而是一种非晶态物质。晶体都有固定的熔点，比如金属纯铜（红铜）的熔点为1083℃，一旦达到这个温度，晶体的内部分子结构发生变化，纯铜即由固态转变成液态。玻璃与此不同，没有一个固定的熔点，只有一个使其形态发生变化的温度范围——随着温度不断上升，固态状的玻璃会变得越来越黏稠，直至成为一种液态。在整个转化过程中，玻璃内部的分子结构并没有发生明显改变，所以，玻璃是一种材料的一种状态，可以说是物质在固态、液态、气态之外的第四态。







熔融之后呈液态状的玻璃态


制造玻璃的主要原料为石英砂，单纯用石英砂就能制成石英玻璃，可石英砂的熔点为1750℃，这样高的温度在古代是无法达到的，因此古人通过在原料中添加助熔剂的方式来降低石英砂的熔制温度，通常的助熔剂为自然纯碱、草木灰或铅丹，此外还需要加进一些石灰石作为稳定剂。有了石英砂、助熔剂和稳定剂，经过一定的技术工艺，才能制造出简单的玻璃。


在现代日常生活中，玻璃是最为常见的普通材料，所以大多数人都认为玻璃向来就是廉价的普通之物，事实上，玻璃在历史上曾是最昂贵的材料之一，直到吹制法发明之后，玻璃才逐步成为制作日常用品的材料，在此前的二三千年的长久岁月里，玻璃一直是可与黄金和宝石比肩的奢侈品，只有少数上层显贵才能享用。







宝鸡弓鱼国西周墓地出土串饰，其中灰蓝、灰绿色料管即釉砂制品
   
玻璃有各种颜色，更有透明或半透明的特性，所以自古至今，人们常以玻璃来仿制各种天然宝石，两者往往难以分辨，其实古代的玻璃和天然宝石，大多可以用肉眼来区别，玻璃在熔制过程中，一些原料分解的时候会产生气体，由于玻璃液的黏稠度很大，这些气体很难排出，玻璃硬化之后，其内部也就会留有一些小气泡，这些气泡都肉眼都可以观察到，天然宝石是不含气泡的。另外，天然宝石的磨光面的光泽一般都强于玻璃，最为关键的是，在外力打击下破裂而形成的断开面上，玻璃的断开面完全光亮如新，而天然宝石或玉石的断面，几乎都粗糙无光，也只有能认识这些特性，才能真正地认识玻璃。








平顶山西周晚期应国墓地出土釉砂制品


西周墓葬和遗址中曾出土很件人造彩色珠、管 ，这些料器外表呈灰白、浅绿、浅蓝等颜色，不透明，一些表面有釉，其断口都为糙面，质地疏松，手捏即碎。有学者认为这就是中国最早的玻璃，其实这些材料只是釉砂，外文译名为“费昂斯”，也称作人造多晶石英珠，其内部几乎都是晶态状的二氧化硅，而通过熔融、经冷却后固化成形的非晶态无机物，才是真正的玻璃，根据考古资料，中国最早的玻璃制品出现在春秋末战国初的墓葬中。


1965年，湖北江陵望山1号楚墓出土的一把保存完好的青铜剑，剑长55.7厘米，宽4.6厘米，在此剑剑格的两面镶嵌了玻璃和绿松石，其中镶嵌的玻璃块仅存两块，呈浅蓝色，半透明，内含较多小气泡。两块玻璃形状不同，一块呈球冠形，另一块形状不规则，直径都不足一厘米。








越王勾践剑


剑身上有八字鸟篆错金铭文：“越王鸠浅（勾践）自乍（作）用銓（剑）”，越王勾践是春秋末越国的君王，在位之年为公元前497年至前465年，由此可知，越王勾践剑上的玻璃制造年代一定不晚于春秋末年，世人往往惊奇于这把剑的铸造技术，很少了解剑身上的两块小小蓝色玻璃，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真正玻璃。







越王勾践剑玻璃镶嵌部分


经科学测试和分析，越王勾践上的玻璃主要成分为钾钙硅酸盐，这种化学成分的玻璃是在古埃及和古巴比伦地区所没有的，而中国原始瓷在烧成时温度过高而流下来形成的透明釉滴，其成分恰是钾钙硅酸盐，这种釉滴已是玻璃态物质，可能是中国最早的古玻璃，也由此可见，中国长江流域最早的古玻璃制备技术可能从原始瓷釉技术演变而来。








剑身一面绿松石镶嵌，一面玻璃镶嵌


在青铜器上镶嵌绿松石以装饰并增加价值的“铜镶玉”工艺，在殷商时代就已发达，越王勾践剑不全用传统的绿松石而增以玻璃作为镶嵌物，可见在当时这种材料十分稀少而名贵，这样才符合勾践显赫的帝王贵族身份。

从考古资料来看，中国现存最早的玻璃器物中最多见的是一种俗称为“蜻蜓眼”的镶嵌玻璃珠，公元前5世纪前后，这种镶嵌玻璃珠首次在中原地区出现，数量虽然不多，但都出自于等级高的贵族大墓。比如著名的湖北随州曾侯乙墓。








曾侯乙墓出土春秋时期镶嵌玻璃珠


所谓的镶嵌玻璃珠，指的是单色玻璃珠母体上嵌进另外多个不同于母体颜色的玻璃，嵌入物在母体形成多个环环相套的同心圆图案，乍看类似动物的眼睛，故而俗称为“蜻蜒眼”。其母体颜色多为深浅不同的蓝色、绿色和橘黄色，有半透明也有不透明。春秋末战国初的镶嵌玻璃珠多为圆球形，但不规整，有的呈现不规则的扁方形或扁鼓形。珠子的尺寸较小，一般自径都在1—1.5厘米之间，仅有极少数直径大于2厘米，曾侯乙墓共出土173颗镶嵌珠，其中只有2颗的直径大于2厘米。这种镶嵌玻璃珠极为复杂，整个工艺流程完全靠手工制作，所以成品后的“蜻蜓眼”大小全不一致，更没有两个图案一模一样的镶嵌玻璃珠。








镶嵌玻璃珠制作流程示意图


彩色的镶嵌玻璃珠大约出现在公元前10世纪初的地中海沿岸，到公元前6世纪至前4世纪时成为中亚地区最为流行的珠饰，中国境内的这种镶嵌玻璃珠是春秋末期突然出现的，其外观和材料成分都和西亚地区类似的镶嵌玻璃珠相同，所以学者都认为，中原地区前所未有的蜻蜓眼是西方传入的贸易品。








甘肃地区出土战国时期镶嵌玻璃珠


战国时期的镶嵌玻璃珠更为常见，出土地点已遍布全国，其中湖南、河南、湖北三省出土最多。与早期珠子相比，其形状更为规整，且尺寸普遍比早期略大，例如山东曲阜鲁国故城出土的19颗镶嵌玻璃珠，其中最大者直径2.7厘米。








山东曲阜鲁国故城出土战国时期镶嵌玻璃珠


战国中晚期镶嵌玻璃珠的化学成分与春秋末战国初的珠子有很大变化，绝大部分已不是钠钙玻璃，而是以氧化铅和氧化钡做助熔剂的铅钡玻璃。河南辉县固围村5号墓出土的包金镶玉银带钩上镶嵌有3枚玉璧，在玉璧的中间孔眼之上还镶有着数件玻璃珠，发掘时只保存了其中3颗，经检验，这些玻璃珠是典型的铅钡玻璃，这种含钡的玻璃是世界其他古玻璃从未出现过的，欧洲直到19世纪，才把氧化钡添加到主料中以增强玻璃的折射率，因此学术界视其为中国古代玻璃的显著特征。








河南辉县出土包金镶玉银带钩


湖南是出土战国玻璃器数量最大，品种最多的地区之一，有将近400件，其中不单有镶嵌玻璃珠，还有各种管、剑饰、璧、玺印等，1955年长沙市陈家大山墓出土的深绿色的涡纹玻璃璧直径14.1厘米，重225克，是中迄今发现最大最重的战国玻璃璧。









直径14.1厘米，内径5.3厘米，厚0.45厘米，重225克


这种玻璃璧正面为各种纹饰，表面有明显打磨痕迹，反面则粗涩无光，应该是先利用为单范模制铸造，之后再经打磨加工成型。








长沙出土战国谷纹玻璃璧，直径8.1厘米，厚0.25厘米


战国时期玻璃璧的器形、颜色、纹饰都与同时期真正的玉璧相似，可见是一种仿制品，从新时期时代开始，华夏先民即视玉璧为重宝，湖南不产玉，而玻璃是最理想的代玉材料，战国时期的玻璃制品，不仅出土于墓主身份较高的大墓，也出土于普通中小型墓葬，大多同为铅钡玻璃，所以最晚在战国中期，中国已建立起铅钡玻璃业。







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玻璃牌饰


汉代的玻璃制造业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出现了不少独具特色的玻璃制品。广州西汉初年南越王墓出土了11对牌饰，都是鎏金铜框嵌蓝色板块玻璃。这些牌饰大多出土于第二代南越王赵眜的胸腹两侧，是最为重要的随葬品之一。牌饰上的玻璃厚薄一致，色泽晶莹，透明如镜，其中包含的气泡极少，可见其制作工艺绝非一般。经过化学检测，这些蓝玻璃是国产的铅钡玻璃。








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玻璃牌饰


在这些玻璃发现之前，世人都认为中国的平板玻璃出现较晚，在玻璃发展史上，平板玻璃技术非常重要，因为这是玻璃窗片、玻璃镜等玻璃制品的基础工艺，南越王墓出土的的玻璃板块还不能称为真正的平板玻璃，但是用铸造的方法制作透明度这样高的玻璃板是相当难的，为后世的平板玻璃奠定了可靠的发展基础。







1956年长沙沙湖桥西汉墓出土玻璃矛


湖南长沙西汉墓出土有一件半透明深绿色玻璃矛，全长18.8厘米，分刺身和柄组成，刺身长9厘米，柄长9.8厘米，矛尖稍为圆钝，两侧刃不锋利，中部有凸起的棱脊，脊侧各开一槽，两刃之间最宽处为2.6厘米；矛柄为圆柱形，近刺身处较粗，中部有一凸起形圆球，末端则渐细。这件玻璃矛为通体一次铸成，铸工精细，表面有明显打磨痕迹。以玻璃为原料製作的兵器，在我国出土文物中仅此一件，这显然不是实用之物，应为礼器玉矛的仿制品，或专为陪葬而特制的明器。








玻璃盘高3.2、口径19.7、底径9.5、壁厚0.3厘米


西汉时还出现了较大的薄壁玻璃容器，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2件玻璃耳杯，1件玻璃盘。玻璃耳杯和盘所用的玻璃质料相间，都为翠绿色呈半透明状，器物的部分表面因腐蚀而凹凸不平，但整体晶莹如玉。








中山王墓出土的玻璃耳杯高3.4、长13.5、宽10.4厘米


耳杯是典型的中国器物，器形相同的漆耳杯，是汉代墓葬中最常见的出土物，而西方则没有相似的器物，中山王墓出土的这些玻璃容器为中国特有的铅钡玻璃，其制作工艺，与战国玻璃璧一样，都是以铸造法铸造而成。








铸造玻璃容器的铸模及铸造工艺示意图


1954年在广州横枝岗西汉中期墓出土的3件深蓝紫色玻璃碗，其颜色大小都相同，半透明，广口圆腹平底，模制成形。外壁经过打磨，此碗与公元前1世纪罗马的同器形极其相似，有可能是我国出土的最早的从罗马帝国进口的玻璃容器。








广州横枝岗出土玻璃碗，口径10.6、底径4、壁厚0.3厘米


广西合浦西汉墓出土一件深蓝色玻璃圆杯，凸唇沿，微敛口，深腹圆底，腹部饰凸弦纹一周，整体呈半透明，外壁有铸造成形再经过旋转打磨的痕迹。岭南地区出土的西汉玻璃容器和中原地区同时期的玻璃容器有很大的不同，以满城汉墓出土的盘、碗为代表，中原的汉代玻璃容器是仿玉品，颜色与玉石相仿，另外几乎都是不透明的。岭南汉墓出土的玻璃容器并不是仿玉制品，其器形也极为特殊，中原找不到相类之物，再则岭南玻璃器的透明度都比较好，一般都可以达到半透明，而透明是玻璃器物最大的特点。








1988年广西合浦汉墓出土玻璃杯，高6.7、口径9.2厘米


另外，从工艺上两者也有差异，中原玻璃容器在铸造成形后外表虽经打磨抛光，但打磨的痕迹方向不一致，而岭南的汉代玻璃容器外表打磨抛光的方式，与同时期西方罗马的玻璃工艺相同，是把玻璃容器固定在车床转轮上，以绳带连动转轮旋转进行抛光，其打磨痕迹也就随之趋于一个方向，以广西合浦出土的玻璃圆杯为例，器物外表的这种同方向的加工痕迹，用肉眼就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