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睡了，种子醒着
　　
　　云也退
　　
　　奥威尔预言“老大哥看着你”的那个年头，两个来自弗吉尼亚州的美国人通过捷克斯洛伐克官员的层层盘查，进入这个国家。他们的行箧中装着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的诗集，从那时开始，这位捷克诗人的作品英译才越来越多，换句话说，开始走向世界。
　　“老大哥在看着你”是虚构的故事，但到了那个年头，塞弗尔特的处境并不比温斯顿强出多少。他病得很重，卧床不起；他很难写作，他的作品全面遭禁。当得知诗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后，布拉格的一些书店店主按捺不住兴奋，悄悄挂起了他的肖像，旋即被勒令摘下。捷克斯洛伐克《红色权利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称：塞弗尔特作为一名诗人和一位公民，“不是没有错误的，甚至是有争议的，但是他的作品的重要性对我国的诗歌而言是无可非议的。”
　　评论措辞谨慎。这个去日无多的病人受到了充分的“照顾”，因为他的影响力太大了。就在3年前，老人在自己的80大寿时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几百封贺信，还出版了《世界美如斯》，这部回忆散文集描叙家乡，怀思故人，是典型的人到晚年的恬静散淡之作，但人们可以猜想，为促成这本书的出版，诗人强忍着吞下了多少创伤记忆。因为，塞弗尔特从来就“不是没有错误的”诗人。
　　“我不善于处理细节……我不善于故意放慢速度、在情节上来个停顿……所以我大多只写诗。我觉得写诗容易些。”这是实话，塞弗尔特的记性不算好，所以他的回忆散文文字间隙很大，文字之间有诗性的抒情蹈虚腾跃，补充记忆之不足。《世界美如斯》跟一些我们熟悉的斯拉夫人的回忆录——例如吉皮乌斯的《往事如昨》、帕乌斯托夫斯基的《一生的故事》——一样，东鳞西爪，疏朗如水，处处少不了家思乡恋、母爱亲情，少不了“寒梅著花未”式的缱绻问候。“我出生在日什科夫。布拉格这一郊区，它的如画景色，它的欢乐、贫穷和忧伤、过去和现在都始终在我心中。从前，倘若有人蒙住我的眼睛，让我从克拉洛夫斯基-维诺赫拉德走往日什科夫，我能准确无误地说出它们各自的地界。”在这个寡民小国，塞弗尔特和古往今来几乎所有的捷克诗人一样，把布拉格视为掌上明珠，五百年前领导独立运动的扬·胡斯，则是民族无可争议的第一英雄。
　　所以塞弗尔特对二战中的遭际漠齿难忘。1945年5月，布拉格的爱国者们在德军撤离之前猝然发动起义，2000人为之献身，场面无比惨烈。起义当日，塞弗尔特平生第一次近距离面对死亡，被德军的刺刀顶着，穿过战友的尸首走向刑场。读他回忆的当时的心理状况，其性格可见一斑：“唉，车站上面的这条道路啊，曾经有过多少次，多少次，我幸福地、喜滋滋地在此奔跑。从童年时代起就在此奔跑了。每到假期，我总是急匆匆地经过这里，兴高采烈地上克拉卢比去度假，回来时又经过这里投入妈妈的怀抱……”他哪里是个战士，他胆怯、内向、多愁善感；他极有自知之明地说，很是羡慕“陀思妥耶夫斯基当年绝无仅有的经历：被判处死刑，体验了必须同生命告别和接受无情现实的滋味，然后死里逃生，重新品尝到生命的甜蜜，得救了。”跟上刑场的老陀相比，“一个小国家的抒情诗人”被穷途末路的德国人押在枪下，最后侥幸逃生，实在不值得引以为傲。
　　然而，这种性格却与诗人的创作互为表里：即使在描述战争的恐怖时，塞弗尔特的笔触也离不开生活：“我看见/我所爱者的笑脸”（《克拉卢比轰炸》）他放声控诉暴力的句子听起来也带着羞怯：“再也别来了，战争！”这些词句统统流自心灵深处，因此在战争面前，他仍在挂念诗的命运：“那时，我连一行句子/都无法构思！”别说什么“国家不幸诗家幸”，在诗人心中，战争这类东西是他想都不敢想的，因为它连世间最最娇美的事物——诗歌——也要伤害！在《身为诗人》中，塞弗尔特把音乐和诗歌描述成“世上至美之物”——“当然，还有爱。”这爱也远非柏拉图式的：它总是伴以“女人的一笑和/风拂起的头发。”回忆往事的时候，塞弗尔特从不掩饰自己对可餐秀色的喜爱，不住地对邂逅的年轻女子施以一吻之邀。对他而言，诗歌、故乡和女人实是平级的三大至爱主题。
　　1945年的那个晚春，塞弗尔特惊魂甫定，发现自己因为战时出版的一批鼓舞人心的诗集，已跃升为民族第一诗人，犹如叶芝之于爱尔兰，耶胡达·阿米亥之于以色列。塞弗尔特记录了好友万楚拉惨死于纳粹之手的全部经过，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本回忆录注重的是感伤而非思考，很少表现他与社会大背景的密切接触。我们看不见另一个塞弗尔特——回忆录面市之时，那个“错误的”塞弗尔特黯然背转了身去。
　　多难的捷克民族在1968年又迎来一个血腥的春天，当年身为抵抗运动活跃报人的塞弗尔特，此时已身染重病、行走艰难。脚下土地的声声呻吟把他震醒，把他步履蹒跚地推向作协的小楼。他被选为作协主席，他面对胡萨克的沉重压力，拒不以作协的名义宣布支持苏联那所谓“兄弟式的援助”。他说，作协是民主的，不经全体成员表决，不能贸然宣称代表他人行事。在他的主持下，作协成员进行了投票，一致决定拒绝发布这样的声明，哪怕遭到当即被解散的厄运。
　　米兰·昆德拉记得塞弗尔特在国家电台的嘶声疾呼：“我们不过被奴役的生活！”他后来在《纽约时报》上赞道：“他已经行走困难，需要拄双拐。也许正是因此，他坐在椅子上仿佛一块岩石：纹丝不动、结实、坚硬。（他是）诗人，民族天才的化身，无权者惟一的光荣。”往昔历历在目，他怎么可能忘记呢？但他必须隐忍不发，默然地做一块让“老大哥”们感到棘手的岩石。靠着那些“伪装”功能极强的抒情诗，靠着民众的爱戴，靠着同S.K.诺伊曼、奈兹瓦尔、霍拉、沙尔达等他在书中深情追忆的文化人的良好关系，塞弗尔特躲过了哥特瓦尔德的屠杀，躲过了胡萨克的迫害，在肃杀的冬季出版了一本回忆春天（尽管只回忆了一个）、呼唤春天的书——《世界美如斯》。关于爱与生活，他能尽吐肺腑：“今天我已深深懂得，当一个人断然同一切荒谬行径、一切渴望和形形色色的蠢事——它们同青年时代是那样的相称——永远决裂的时候，他便开始衰老。”而就自己的国家，他只能暗暗地、含沙射影地表态：“我们这个世纪怎么说也像屠宰场屠夫手里的抹布，不时地有又浓又黑的血水在流淌。”
　　两位美国来客——诗人汤姆·奥格莱迪和语言学家保罗·雅加斯基——几经辗转终于见到了诗人。他们后来如此感慨道：“你永远不会想到对他撒谎。你能想到的只是要拥抱他，告诉他你所知道的一切。”我们不了解他们谈了什么，但我们可以感知，那些滞涩一张又一张嘴的铁钳，那些分割一个世界与另一个世界的障蔽，终有一天要土崩瓦解。眼看着他起高楼，眼看着那楼塌了，眼看着水泥墙壁里伸出枯萎僵死的钢筋，而文字依然鲜活。那些塞弗尔特没能说出来的东西，就像种子一样流散到各处；它们并未死灭，而是一直醒着，一直等到春天捱过漫长的沉睡、终于复苏的一刻。【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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