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1月，北京出版社出版了胡耀邦之女满妹所著《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一书，书中披露了1989年4月8日胡耀邦在中南海怀仁堂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时突发心脏病的一些细节。当胡耀邦晕倒后，赵紫阳大声问在座的人：“谁带了急救盒？”坐在胡对面的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连忙往口袋里摸，回答说：“我有。来北京前医生给了我一个盒子，可是我不会用。”有人接过药盒，把一片硝酸甘油放到父亲口里，嘱咐他吞下。坐在胡后面参加汇报的国家教委秘书长朱育理对身旁的中央统战部长阎明复小声说：“这药吃下去可能要很长时间才能起效！”阎明复着急地说：“那你赶快上啊！”

胡耀邦遗像
我在1989年3月3日抵达美国西北部的海滨城市西雅图，如约到健康和医疗服务中心（Health＆Hospital Services，后改名为Peace Health）进修。
根据中华医学会与这家中心的交流协议，医学会每年派出一名从事管理的女性，到那里进行为期一年的培训，学习医院和医疗管理。我是学会派出的第二名进修人员，住在拥有这家医疗服务中心的教会的集体宿舍里，和一群大多是退休的修女们生活在一起。
这所美国天主教会的慈善机构宿舍，坐落在风光旖旎的西雅图湖畔。那在微风中荡漾的蓝宝石色湖水，碧草间缀满五彩缤纷花朵的林间小路，蹑步轻行的现代修女，余晖晚照的湖边木椅……一切一切都浸透着滤尽尘世俗念的宗教式的静谧。
然而，它这有如世纪般漫长的宁静，很快就被我打破了。
那是当地时间4月7日晚上，我忽然心绪烦乱，坐在宿舍里读不下书，跑到起居室看不进电视和报纸；走进地下室的琴房，将一首首钢琴曲弹得杂乱无章；转到湖边散步，又感觉浑身倦怠……整晚都坐卧不安，神不守舍，惶惶然似不可终日。
当我漫无目的地走进餐厅坐下喝茶时，一位嬷嬷像云朵似的轻飘过来。她好像发现了我的失态，用圣母般温柔的细声问道：“亲爱的，最近家里来信了吗？”
这再平常不过的问候和轻柔的话语，不知道是怎么搞的，竟像一道开启了的闸门，使我一下子泪如雨下，止不住地哭了起来。
坐在其他桌旁喝茶的修女们见状，纷纷走过来劝我。可我还是控制不住自己，泪雨涟涟地居然哭了一个多小时，才神情恍惚地回到自己住的房间。进屋还没坐下，电话就响了。
我爱人操着尽可能平静的语调从太平洋彼岸告诉我：“爸爸病了，现住在北京医院。”
我马上截住他的话，急切地问：“是心脏病吗？是不是需要我马上回去？”
他没有正面回答我，只是说：“现在平稳多了，妈妈说，要你相信组织上会安排好父亲的医疗，好好学习，不要急着回来。”
或许是怕我再追问下去，他匆匆挂断了电话。我手里拿着忙音鸣叫的听筒，站着发呆，直到隔壁一位嬷嬷的挂钟敲了11响，我才从木然中清醒过来，放下电话，急匆匆提笔给家里写信。
记得我在北京医学院医疗系上大学时，内科毕业考试的最后一道题是“心肌梗塞的临床表现和抢救治疗”。那是最大的一道题，留了一页卷面的近1/4供学生回答。我答得极为详细，不仅把老师留在卷面的空白写满，还用了卷子的背面一整页。后来判卷老师告诉我们班同学，这道题我考得最好。
情急的思绪，竟像潮水般把数年前那次考试的答案翻涌上来。我趴在台灯下一口气写了四五张纸，直到夜深人静。我提醒家里人要严格遵守医嘱，谢绝任何探视，并根据学过的知识以及对父亲的了解提出了五个方面的注意事项，以保证配合治疗，早日痊愈。

那晚我几乎一夜没睡，不断猜测着在父亲身上可能发生的疾病及相应的治疗措施；也特别想回家，好守护在父亲身边，尽一尽女儿的孝心。可是我刚到美国五个星期，兜里总共只有在国内兑换的几十美元和才领到的第一个月的生活费，根本买不起机票；同时，也怕因私事回国耽误了公务而无法向组织和母亲交代。我只得勉强按住回家的念头，在心里默默地为父亲早日康复祈祷。
第二天一早家信发出后，我的情绪竟突然如这幽静的修道院般平静下来，直至14日黄昏。
那是西雅图一个景色秀丽的日暮时分，为了缓解一天学习的紧张，我像往常一样，饭后沿着湖畔散步。可是走着走着，那似曾相识的烦躁不安，竟鬼使神差地又出现了。我两腿酸软，顺势坐在草地上，泪水泉涌般夺眶而出。初春的料峭寒意，使无声的泪水像冰雪似的冷却着我的心；人也像被冻住了似的呆坐在落日的黄昏里，直到夜幕降临。
好容易平静下来，刚回到宿舍，我爱人的电话又来了。他急火火地说：“妈妈要你马上赶回来！”
当时正是晚上9点多钟，后来我换算了一下西雅图与北京的时差，那会儿正是父亲的心脏猝然停止跳动的时候。
如同千万只蜂蝇同时振动起它们的翅膀，我的脑子里顿时嗡声一片。刚来美国六个星期，母亲很清楚我的经济窘况，这次如果不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以她那惯常的克己奉公的思维方式是绝不会让我回国的。可是我依然怀着一线希望，紧张地试探：“爸爸……他……还活着吗？”
电话另一端闪烁其词：“你马上和旧金山领事馆联系，想一切办法尽快赶回来。外交部可能已经通知他们帮助你了。”
我顾不上再追问什么，当即拨通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的电话，找总领事。
接电话的人嗓音倦怠，极不耐烦地说：“现在已是星期五晚上10点多钟了，你知道吗？都下班了！”
我解释说：“我是中华医学会的副秘书长，是受组织的委派赴美学习的。我家里出事儿了，希望能得到帮助，尽快回国。”
“自己想办法吧。如果每个回国的人都找我们帮忙，那领事馆就别干事了。”对方冷冷地答道。
我不知所措，忙问：“总领事什么时候回来？我能过一会儿再打电话吗？”
“不行！”
我生怕他挂断电话，赶紧又补上一句：“是国内让我与总领事联系的，你看我什么时候可以找到他？”
“你不知道周末不办公吗？星期一再说吧。”电话还是啪的一声挂断了。
似乎是昔日美丽温柔的太平洋瞬间掀起了无情的巨浪，铺天盖地地将我卷入了无底深渊。我第一次感到了时间、空间和距离带来的恐惧。愤怒和无助像一支利箭刺痛着我的心，也洞穿了我的泪腺，话筒还攥在手里就不由自主地失声痛哭起来。
这下子惊动了整个修道院，修女们窃窃私语地传递着同一个消息：“李大夫家可能出事了。”
西雅图4月风雪初霁的夜晚，白雪茫茫，寒气沉沉。已经就寝的嬷嬷们一个个从床上爬起来，穿着睡裙，趿着拖鞋，三两相伴地来到我房间安慰我。住在别的楼的嬷嬷们不知怎么也知道了，不顾楼外寒冷，也过来看我，劝我。看看劝不住，她们又把住在湖边的医疗服务中心主席莫妮卡·汉斯修女找来。
莫妮卡轻轻扶着我的肩膀，柔声细气地对我说：“亲爱的，别难过，你需要回家就跟我说。你需要钱买机票，我可以借给你……你是这么好的一个人，我相信你的父母一定也都是好人。上帝一定会保佑你们。”

我摇摇头，无助地问：“上帝在哪儿啊？中国人受了那么多苦，也没有见上帝来帮助过我们！”
她似乎受了一个不小的惊吓，但缓过神来仍轻声慢语地安慰我，并询问身边的修女们谁有电话簿，说她要查查飞机时刻表，帮我订最早一趟飞往北京的航班。可是，当时已是晚上11点多钟，所有航空公司的售票处都早已下班了。
看着在雪地里来往穿梭的修女们，我为自己的家事惊动大家感到不安。看到莫妮卡那赤裸的被冻红了的双脚和不贴身的宽大睡裙，我不忍心看着她和这些修女们再为我忙碌，转而故作轻松地说：“这次我们可以看看到底有没有上帝了。”
莫妮卡宽厚地对我笑笑，说明天一早会再来看我，她要亲自帮我买票，并开车送我去机场。我推说还没想好，把她送出门外。
所有的人都走了。我冷静下来，猛地从床上跳起，挨个儿给我在美国的朋友们打电话，看谁能借钱帮我买张机票，同时打听西雅图最早飞往北京的航班。电话打了一大圈，最后总算有位公派常驻当地的西安来的朋友，答应用他的信用卡帮我买回京的机票。谢天谢地，我总算能回北京了！等我收拾好行李躺下时，天已经蒙蒙亮了。
大约迷糊了个把小时，轻轻的敲门声叫醒了我。开门一看，是莫妮卡端着早点来看我。当她听说我的机票已经落实，行李也已收拾停当，正等着朋友开车来送我去机场时，惊讶不已地说：“喔，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我想你父亲一定也很了不起……”
正说着，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的一位官员打来了电话：“听说你需要帮忙，我们能为你做点儿什么？”他解释说，“对不起，昨天我们那位同志不了解情况，当时你也没提你的背景。”
本已平静的心，顿时像打翻了五味瓶，不知是酸甜还是苦辣。我强捺着性子，对着话筒没好气地慢慢答道：“有这个必要吗？难道我们在国外的中国人，非得有背景才能得到自己政府的帮助？”
他并未生气，问了我具体搭乘的飞机航班，接着说：“我马上给香港新华分社打电话，请他们接你转机。”这显然不是前一天晚上接电话的人。我还没来得及向他道谢，送我上机场的朋友就催我启程了。
那时还没有从西雅图直飞北京的航班，所以必须搭乘经香港或东京的航班返回北京。考虑到万一飞机晚点，不能按时换乘下一班飞机，又不懂日语，我选择了经香港转机的航线。
接下来是长达17个小时的漫漫航程，也是我人生旅途中最难熬的一段路途。
灰茫茫的大海一望无际，像是要把世间万物吞没；雾蒙蒙的天空黑云翻滚，像是要把整个飞机压烂。我呆坐在飞机上，耳边反复交替着两个声音：“父亲不会不等我回去就走，他一直是那样生动、那样年轻地活着！”“父亲肯定不在了，他负担得太多太重，已经走不动了……”我试图制止住这恼人的争吵，但这无休止的声音紧随着我，由小到大，扩展，扩展，竟然与茫茫的大海和滚滚的黑云连成了一片……
还没有到香港，飞机就晚点了。我没能赶上本应即刻飞往北京的航班，只好先飞广州，再转乘第二天广州至北京的头班飞机。
从广州白云机场到小岛宾馆的路上，我不时分别询问来接我的人：“我爸爸是不是已经不在了？”“告诉我，他还活着吗？”
但是不管问到谁，他们竟是众口一词地回答：“你别着急，到北京就知道了。”

就在这时，汽车上的收音机传来一阵哀乐，接着我听到了父亲逝世的讣告。尽管一路上已经有了思想准备，可是听到讣告时，我仍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播音员的声音使我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无声的泪水似乎洗掉了所有的一切。此刻只有一幅莫名其妙的“农夫与蛇”的画面，慢慢地，慢慢地，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地占据了我的整个脑海和视野……
回到北京，我才搞清父亲从发病到病逝的全过程。
3月下旬，父亲从南宁返京参加六届人大五次会议。许多人都知道了他在湖南生病的事，而且注意到他很消瘦。
因得知一些本已脱贫的地区近期又有吃不上饭的情况，父亲心情一直不好。他常常郁郁寡欢地几天都不说什么话，不是闷着头看书，就是默默无言地在走廊里散步；每顿饭都只是随便扒上几口，算是对人们劝他注意身体的无声回答。
4月7日晚父亲有些不舒服，中央政治局的会议通知送来时，母亲劝他不要去了，大家也都希望他在家休息。可是父亲还是拔出笔来，一声不响地在会议通知单“到会”一栏里打了个钩。
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为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讨论和通过《关于发展和改革中国教育的决定》做准备。这篇《决定》是由国家教育委员会起草的。因为前不久邓小平在接见乌干达总统时谈到“中国的最大失误在教育”，而且在此以前，他也曾多次谈到过类似的意见。
4月8日上午差15分钟9点，母亲看着父亲出门向开会地点国务院怀仁堂走去，心里隐隐有些不安。但她怎么也没有想到，父亲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父亲那间只有十几平方米的小卧室，至今还保持着他离去时的样子。他临走前换下来的那件已经洗得褪了色的中山装，随意地搭在床头上，似乎还带着他的体温；单人木板床上铺的还是那床打着补丁的褥子，摆的还是那只破背心缝成的填满旧棉絮的枕头；曾照亮了他许多个夜晚的青瓷座台灯，依旧独立在床头柜上，碰裂的灯口处还缠着很久以前缠上的胶布；临窗的写字台上，三部电话机旁那只70年代初生产的铁质台历，日期静止在他离家的日子——1989年4月8日；写字台的另一端，是那部他生前读过的最后一本书《周恩来传》，书上压着一副老花眼镜，书边搁着他常用的咖啡瓶替代的茶杯；紧贴东墙的那排书柜里，和各种工具书、传记、回忆录摆放在一起的，是他亲手逐册编号的40多本读书笔记；报纸筐最上面的那一摞报纸，是他参加政治局会议那天清晨看过的单面印刷的《人民日报》清样……
直到今天，一走进这间卧室，我仍能感受到父亲的存在，总觉得他没有离去，不过是又去参加会议，或外出视察了。
8日这天，参加会议的除了政治局委员以外，教委还来了几位领导。父亲差5分钟9点进入会场时，所有与会人员已到齐。父亲走到后排坐在副总理田纪云和国防部长秦基伟中间。
父亲坐定，会议随即开始。首先是由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主任陈进玉通读《决定》草案。
没过多久，父亲就觉得胸闷、心慌、头昏、腿软，但他坚持着。草案40分钟读完，教委主任李铁映首先发言。
这时，父亲突然感到胸痛难忍，呼吸困难。他知道自己撑不住了，一边站起来，一边向主持会议的赵紫阳举手说：“紫阳同志，我请个假……”
坐在他对面的政治局委员们都看到他面色苍白，有人问：“耀邦同志，是不是不舒服？”
父亲身子摇晃着说：“是呀！可能不行了。也许是心脏的毛病……”

坐在父亲旁边的秦基伟和闻讯赶进来的服务员刚扶住父亲，父亲就不由自主地跌坐下来。
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忙说：“耀邦同志，别动！”同时吩咐，“马上找医生来，快叫救护车！”
赵紫阳大声问在座的人：“谁带了急救盒？”
坐在父亲对面的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连忙往口袋里摸，回答说：“我有。来北京前医生给了我一个盒子，可是我不会用。”
有人接过药盒，把一片硝酸甘油放到父亲口里，嘱咐他吞下。
坐在父亲后面参加汇报的教委秘书长朱育理对身旁的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小声说：“这药吃下去可能要很长时间才能起效！”
阎明复着急地说：“那你赶快上啊！”
朱育理三步并作两步走到父亲右边，接过药盒，拿了一支亚硝酸异戊酯吸入剂捏碎，迅速捧到父亲面前，对已经不能说话、双目紧闭的父亲说：“耀邦同志，快吸气，大口吸气！”
大约过了两三分钟，父亲的脸色开始恢复，并深吸了一口气。他勉强睁开眼睛，艰难地说：“我……想吐……”
朱育理手疾眼快，转身拿起桌上的一条毛巾，往自己手上一摊，说：“来，就吐在我手上。”
他话还没有说完，父亲就再也控制不住，吐出了两大口。
这两大口呕吐物，干得出奇。朱育理捧着没有怎么湿的毛巾，愣了：耀邦同志的早饭怎么吃得这么急，这么马虎！
他随即解开父亲那天穿着的半旧咖啡色中山装和开衫毛衣、毛背心，以及洗得已经很软很薄的白衬衫。
大约十多分钟，中南海的医务人员赶来了，就地组织抢救。他们搬来一把可以放平的扶手椅，将父亲平放在上面，问清了刚刚使用过的药品，存下了使用过的药盒……
又过了十几分钟，北京医院的医护人员也赶来了，迅速加入了紧张的抢救。
随后，政治局扩大会议改到中央书记处办公的勤政殿继续进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留在怀仁堂指挥抢救。
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到当天上午11点30分。会议结束前，温家宝来到会场，向与会人员报告对父亲的抢救和诊断：心脏下壁和后壁大面积梗塞，病情危重。医生建议，待病情稍有缓解，转到医院继续治疗。
下午3点多钟，父亲病情基本平稳，即被转入北京医院，同时通知了家属。
经过全面检查，父亲的磷酸肌酸激酶为正常人的十多倍，这表示愈后不良；病人烦躁不安，膀胱充盈却无尿排出，这说明病情需要进一步控制。
北京协和医院、北京阜外医院和北京医院有关大夫会诊的意见是：
1.成立特护小组，继续抢救治疗。2.严密观察病情，继续输氧、输液、止痛，立即导尿。3.谢绝一切探视，绝对卧床休息。
会诊的医生们走后，北京医院的医护人员担负起了父亲的抢救和治疗工作。
历史的巧合竟是如此奇妙，父亲被安排在当年周恩来总理临终住院治疗的同一间病房里。不同的是，父亲住进时北京医院正在修建住院大楼，父亲住的病房就在新建大楼的旁边，挖好了的地基终日夯声不断。
第二天上午父亲苏醒过来，透过窗户又看见了暖融融的阳光。但严重的胸闷、胸痛和导尿失败，使他烦躁不安。
星期一一早，著名外科专家、北京医院名誉院长吴蔚然教授，像往常一样参加病房大交班。他习惯地问：“这个周末有什么重要病人和危重病人吗？”当他得知父亲的病房紧挨着24小时打夯的大楼地基时，果断地决定：“马上停止打地基！”并严肃地说，“不要说有这么危重的病人在抢救，就是身强力壮的正常人，也经受不了这样24小时不间断的噪音和震动！”

结束了近两天两夜施工现场的嘈杂，父亲终于有了一个安静的治疗环境。
导尿也在这天上午完成了。
当天下午，父亲的病情开始好转，烦躁减轻，并能进流食和卧床大、小便了。在医生的一再叮嘱下，父亲不再要求下床，一直老老实实地躺在病床上。
住院第三天，医生同意了病人的要求，输液管被拔出来，输液停止了。
党和国家的一些领导人纷纷到医院探视。赵紫阳、李鹏、杨尚昆、彭真、宋任穷等，分别来到病房探视，邓小平和王震派秘书到医院看望，陈云、徐向前、聂荣臻多次打电话了解父亲的病情。
父亲在病床上接到了国家主席李先念从上海打来的慰问电话，听了人大常委会委员长邓颖超写给他的慰问信。
4月15日，父亲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发病的第七天。即将度过危险期的父亲，这天清晨醒来心情特别好，笑着问秘书李汉平：“外面情况怎么样啊？”看到秘书不说话，父亲又打趣地说，“不要对我封锁消息嘛。”
父亲看到即将下夜班来查房的医护人员，又提起要下床活动的要求。医护人员认真地说：第一个七天虽然快过去了，但危险期还远没有过去，还要注意，最好不要下床。父亲有些不高兴地说：“你们怎么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呢？”
看见父亲情况不错，家里人帮他在床上洗了脸、漱了口，还喂他喝了些西瓜汁。父亲静静地斜倚在床上，等着吃早饭，等着母亲来看他。这些天他一直被困在床上，也没有吃过什么东西，又饿又乏。
几分钟后，守护在父亲身边的三哥德华，发现心电监护仪上绿莹莹的心电图波形突然急促地跳动起来，心率从每分钟60次一直往上升，70、80、90……三哥慌忙叫来值班医生。医生看了看心电监护仪，不经意地说：“没事儿，以前也有过这种现象。”
三哥不敢相信，仍然目不转睛地盯着监护仪。果然，当每分钟达到110次时，心率开始逐渐减慢，一分钟后恢复到60次。可还没等三哥和紧张得也凑过来察看的李秘书松口气，峰谷状的心电波形作了一个短暂的停顿，忽然耀眼地一闪，便冰雪消融般地坍塌下来，化作一条碧绿晶莹的水平线，向无极的空间延伸而去。与此同时，只听见躺在床上的父亲痛苦地大叫一声：“啊！——”他那只被李秘书握着的手突然松脱，头部猝然转向一侧。
等医护人员赶来急救时，一切都已经无济于事了，父亲再也没有醒来。
母亲和所有在京的家人都赶到了医院，但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挤满病房门口的机器和平静安祥的父亲……
三哥简直蒙了，他不能相信这是真的！几分钟之前他还在为父亲安然度过死亡威胁的第六天窃喜，为即将度过的最危险的第一个七天庆幸，还在想像着父亲病后的第一次下床活动，筹划着回家后的休养。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大面积心肌梗塞竟会凶险如虎地突然猛扑过来，一瞬间就扼杀了一个生气勃勃的生命！
事后，一些好心人从往事中梳理出许多前因和征兆，并设列了一连串的“倘若”和“如果”，以论证这颗充满活力的心本不该过早地停止跳动。但这一切都已毫无意义，死亡只面对眼泪和悲伤，拒绝任何假设。
极度悲痛的三哥用残余的最后一丝清醒，记下了这个黑色的时刻——1989年4月15日早上7时53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