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遗传学宗师李景均何故去国 



——记50年代初强制推行“米丘林学说”在中国引起的风波之一



 



叶笃庄



 



一、前记



由原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主编的《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第一集）“生物学、农业”一栏内，共选录从1868年到1912年间降生的15位这一界别的代表
人物，研究遗传学的只列入二人，一为谈家祯，一为李景均。李景均在遗传学方面造诣极深、贡献颇大，享有世界声誉，可以说是这一学科当之无愧的带头人之一像
这样一个学术界的权威人物，为何在新中国刚刚建立不久，就于1950年3月初伤心地离开他所钟爱的祖国，离开他立志为之献身的事业，擎妇携雏别离北京，出
走国外呢？这要从50年代初在国内轰动整个学术界的生物学大倒退—强制推行“米丘林学说”，打压摩尔根遗传学谈起。



米丘林（1855～1935），是前苏联果树栽培育种家，一生育成了30。多个果树新品种。在米丘林生前，并没有所谓“米丘林学说”。“米丘林学说”是在
他死后，由李森科所“创造”的，其内容大多是根据一些哲学概念演绎出来的，很少有实验事实的根据。及至1948年7月31日，苏联召开了将近千人参加的
“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会议”，会议持续到8月7日。在这次会议上，院长李森科作了长篇报告《论生物科学现状》，事前给会议定了调子。他在报告中称孟德尔、
魏斯曼、摩尔根为“现代反动实验遗传学鼻祖”，给他们的学说扣上了“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三顶帽子。同时宣称“米丘林学说”是“辩证唯物主义
的”，是“科学的生物学的基础”，“米丘林方向是唯一的科学方向”。李森科在会议的总结报告中声称，“党中央委员会审查了和批准了我们的报告”，这就定下
了他的报告的权威性。由于斯大林的直接过问和对李森科的全面支持，会议通过了李森科的报告，并作出了决议，决议写道：“在生物学中已划出两条正面对立的路
线，一条是进步的、唯物主义的米丘林路线，另一条是反动的、唯心主义的魏斯曼（孟德尔、摩尔根）



路线”，这就否定了众所公认的科学统一性。李森科还兴高采烈地说，“这次会议”是“苏维埃生物学”对“孟德尔、摩尔根主义”取得“全面胜利的会议”，是
“最后粉碎资产阶级形式遗传学的会议”，是“生物科学的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这样，强行把农业科学和遗传学划为政治上和哲学上的两条对立的路线，就为用
行政手段强行干预科学事务、从而否定科学有它自己的发展规律—自律性，建立了合法根据。1949年，全国解放，新中国建立，实行“全面学习苏联”的政策。
既然1948年在苏联的“苏维埃生物学”对“孟德尔、摩尔根主义”取得了“全面胜利”，那么中国农业科学工作者就必须念李森科的“米丘林学说”那本经，进
行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的改造。



1952年10月至1953年2月，中央农业部在北京举办了由全国各地选派的农业科技人员一千多人参加的大规模“米丘林农业植物选种及良种繁育讲习班”，
聘请苏联专家伊万诺夫和杜伯罗维娜讲课，传授“米丘林学说”的真经，同事“对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伪科学观点在我国农业科学工作者中间遗留的影响，作了深刻
的检查和批判”。可笑而可悲的是，1953年仅25岁的沃森（J. D. Warson）和37岁的克里克（F. 
Crick）已经发现了基因的双螺旋分子结构（DNA），而我们还在学习李森科的否认基因存在的观点。“米丘陵学说”这场风波在我国一直持续到1956年
8月“青岛遗传学座谈会”。虽说从那时起，实行了“百家争鸣”的方针，但由于不正确的哲学思想和政治运动的影响，这一方针在农业科学界和遗传学界并没有真
正贯彻执行，而是经历了多次反复和曲折，给我国农业科学和遗传学造成了严重的危害，难怪1986年谈家桢教授颇有感慨地指出：“由于由于受李森科的影
响，30年来我国在遗传学研究方面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成就，很多时间被白白耽误了，没有做工作，最近一些年做了一些工作，但主要也是跟在别人后面跑，更多
的还是补课。”



在那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无数学人抵挡不住横逆之来的时候，唯有二人能够顶住政治批判的压力，敢于公开地、明确地坚持摩尔根遗传学硕，拒不接受“米丘林学
说”。那就是南谈（家桢）北李（景均）。李景均因此被迫去国，他的出走，引起了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的严重关切，而使我国的一些遗传
学家和农学家免遭苏联同行那样的厄运——丢掉饭碗，放逐西伯利亚、投入监狱，甚至像瓦维洛夫那样举世闻名的大学者也病死狱中。因此，评述这段历史，就不能
不谈李景均，即从一个人看一段历史，从微观到宏观，这就是我要写的上篇。在下篇我将写这段历史的全部过程，以及应该从其中汲取哪些教训，即从这段历史看我
国一些遗传学家和农学家的遭遇，从宏观到微观，其目的即在于“温故知新，以史为鉴”。正当我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在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中遭受批
判的时候，李景均于1951年受聘于美国匹兹堡大学之后，30年来一直活跃在遗传学领域内，作出了举世瞩目的卓越贡献。一此一彼，两相对照，能不让我们反
省和深思吗？



回首往事，我曾在这场风波中充当了一名不光彩的小卒。当时我是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前身）编译委员会主任，我们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宣传“米
丘林学说”，在这方面，我可以说尽心尽力，日夜加班。除去主持翻译了《米丘林选集》等、《生物科学现状——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会议逐字记录》、《米丘林全
集》等大部头的著作外，我还主编了《苏联农业科学丛书》数十种，此外还创办了一个翻译期刊——《苏联农业科学》，并担任主编达六年之久。令我啼笑皆非的
是，70年代我曾在安徽白湖农场（安徽省第一劳改总队）附设的“试验站”劳改，竟然在那里的一个小书柜中也看到了一套《苏联农业科学》，就连劳改单位都订
有这份期刊，其流毒之广可想而知。



1994年一个刊物的记者访问我的时候，我曾说过这样的话：“自问平生，可以说是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地，没做过一件对不起国家、人民、朋友和亲人的
事。”果真如此吗？及至最近我再读巴金老人的《真话集》和《随想录》之后，我的心灵震颤了。在那强制推行“米丘林学说”的风波中，我如此卖命地提供宣传
“米丘林学说”的炮弹，难道不应自愧、自悔、自责吗？解放之后，从检查“资产阶级思想”到交代“反革命罪行”，我写过无数次材料，可盈数尺。坦白地说，为
了自己的生存，不得不如此；为了老婆孩子，更不得不如此。挖空心思，在自己头上泼狗屎，以便“蒙混过关”，求得“宽大”。唯独这次，虽然只有上述短短的六
个字的自我批评，却是发自内心的真话。本应颐养天年，何必如此絮絮叨叨，自苦乃耳，岂非“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悲”乎？！



二、李景均一生简介



李景均在建国之初，因为坚持“反动的、唯心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摩尔根遗传学说”，反对“进步的、唯物主义的、无产阶级的米丘林学说”，而成为被批判的“反面教员”。那么李景均到底是何许人呢？



李景均1912年10月27日生于天津大沽口。他的父亲李锐经营出口贸易，以桐油为主。李锐采用了一些现代经营管理方法，颇获成功，有“桐油大王”之称。



李景均从小在家庭中受到了良好教育，勤奋、忠诚、勇敢。由于天津当时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的桥头堡，驻有大量日本侵略军，欺压人民，多次制造动乱。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实行不抵抗政策，亡国危机迫在眼前，学生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在这样的形势下培养了李景均的爱国思想。



李景均13岁时考入天津“新学书院”，这是一所教会学校，该校创立人和校长哈特博士（Dr. 
Hart）是英国剑桥大学毕业生，所以他想把“新学书院”办成一座“剑桥”那样的学校。李景均的父亲也是在这所学校毕业的，所以他父子二人都在那里接受了
“剑桥”式严格的基础教育。在高中时，李景均被选为学生自治会主席。1932年，李景均20岁时，改入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农艺系。金陵大学农学院在当时办
得最好、最驰名，早期的中国农业科学工作者多出自这所教会学校。那时中学毕业生所追逐的是理工科，那么李景均为什么要读农科呢？正如他自己说的，“是深受
晏阳初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工作的影响”，那正是当时有志之士所探索的一条救国道路，不论这条道路是否走得通。在金陵大学农学院，他主修农艺，辅修森林，并
开始读了遗传学、作物育种学和田间试验设计及其统计分析等课程。1936年获得理科学士学位。大学毕业后，在北平燕京大学试验农场工作一年，农场设施是简
陋的，还得自己起火做饭，李景均在那里不仅接触了农业生产实际，而且也接触了农村生活实际。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北平陷落于日寇之手。李景均于8月何离开农场，逃往天津，由塘沽乘海轮去上海。然后由上海乘海轮去美国，进康奈尔大学研究生
院，在作物育种系导师洛夫（H.H. 
Lvoe）教授的指导下，攻读遗传学和生物统计学。他在康奈尔第一年选读一门“高等遗传学”课程，在参考书中有一本新出版的《遗传学和物种起源》，作者为
著名遗传学家杜布赞斯基。书中所论述的“群体遗传学”、特别是赖特（Sewall 
Wright）在这方面的成就深深地打动了他，以致此后一生改变了他的研究方向。1940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他又利用暑假期间在芝加哥大学研读解析几
何和概率论，1940～1941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专修统计学，所以取得了深厚的数学基础。在美国完成学业后不久，在我国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年代，于
1941年10月携新婚妻子美籍华人Clara A. Lem返回战火纷飞的祖国。



1942～1946年，先后在广西农学院和迁至成都的金陵大学农学院任教。1946年应聘至北京大学农学院任教，并任该院农学系主任兼农业试验场场长。当时他34岁，是北京大学中最年轻的一位系主任。这时，他已显露了他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出众的才华。



1950年3月，在北京农业大学掀起的前苏联李森科“创造”的所谓“米丘林学说”的风波中，李景均愤然离去，先到香港，然后去美国，受聘于匹兹堡大学，在
此后30年中，他一直在生物统计系任教。随着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开展，李景均声誉鹊起。他担任过匹兹堡大学生物统计系主任（1969～1975），美国人类
遗传学会（ASHG）主席，华人在美国学术团体先后担任主席职务的，除李景均外，据我所知，只有赵元任担任过语言学会主席，吴健雄担任过物理学会主席。此
外，他还是美国科学发展协会委员会委员、美国控制遗传舞蹈病国会委员会委员。1962年，被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三、威不屈所志



解放后，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站起来了”，但实行的国策却是“一边倒”，即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那时，经济、政治都照搬、照抄苏联模
式，在科学技术领域内也不能例外。另一方面，对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则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因为他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首要任务是“思
想改造”，而且对于他们科学技术的本领也不完全信任，于是请来了大批苏联专家指导一切，我国的知识分子则嚓若寒蝉，只有唯命是从。那年头谁敢不听从苏联专
家的话！不听苏联专家的话，就是“反苏”，“反苏”就是“反革命”，那还了得。解放后，按照苏联模式实行教育改革，建立了许多专业性的大专院校。于是解放
区的华北联合大学农学院、北京大学农学院、清华大学农学院以及辅仁大学农学系合并成北京农业大学。北农大的第一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华北联合大学农学院
院长乐天宇担任。乐氏是我国最早传播与崇尚“米丘林学说”的人，早在1941年就在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第3期上发表了《遗传正确应用之商讨》一文，这
是在我国宣传“米丘林学说”和批判摩尔根学说的第一篇重要文章。1946年他在筹建北方大学农学院时，首先建立以研究“米丘林学说”为重点的“农业生物科
学研究室”。1948年，创办通俗刊物《农讯》，作为宣传“米丘林学说”的阵地。1949年春他发起组织“米丘林学会”，把宣传“米丘林学说”向全国扩
展，并组织和扩大队伍。



乐天宇担任北京农业大学校委会主任委员，兼党总支书记，集党政大权于一身；虽说还有两副主委（俞大绂、汤佩松），但他们都是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属于被改
造之列，说不上话，也不敢多嘴。再者，乐天宇是1924年参加共产党的“老革命”，全国解放，进入北平大城市后，对那里“留用的”旧人员，难免“骄傲和以
胜利者自居’，（钱俊瑞语），他对不顺服他的“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完全抱着敌视的态度。当时生物学界老前辈北京大学生物系主任张景锥先生曾书面要求参
加“米丘林学会”，他不批准，甚至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李景均在学术间题上，坚持独立、自由的思想，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在三校合并之前，1949
年上半年，乐天宇曾到北大农学院讲演，介绍“米丘林学说”，并把旧的遗传学和育种骂了一通。会后，李景均在农学系全体师生大会上公开批评乐的讲演“不科
学”与“错误”，自然就触怒了乐夭宇。不久华大农学院月刊《农讯》载文批判李景均的《群体遗传学》为荒谬。



后来，李景均所著《数理遗传学》在送审过程中，有关单位将书稿送华大农学院生物科学研究室审核，农研室对此书发表了批评意见，有关单位又将批评意见函转李景均本人。这样，在三校合并之前，乐、李就短兵相接了。



并校后第一个学期，学校增开了“新遗传学’，（米丘林遗传学），为各系学生的必修课，“旧遗传学”（摩尔根遗传学贬称）列为选修课。在孟德尔、摩尔根遗传
学被扣上“唯心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帽子压力之下，旧遗传学被迫停开。接着于1950年初，又决定停开生物统计学和田间设计两门课，这三门课都是由李
景均主讲的，于是他没有课可教，被晾在那里了。李景均最初对“米丘林学说”并没有持批评态度，早在1949年6月7日，他就作过一次“李森科遗传学说的介
绍”演讲，完全以科学家的态度，客观地介绍了“米丘林遗传学说”的基本观点。之后，他又翻译了李森科的《遗传及其变异》，这是根据美国著名遗传学家杜布赞
斯基的英译本再译的。他翻译这本书的动机是因为有人造谣说，“李景均根本不懂得米丘林学说”。这本书曾交北大出版社出版，乐天宇认为这是根据“反动分子”
的英译本再译的，有意歪曲，予以阻挠。最后经胡乔木审阅后，才公开出售。



李景均的日子一天一天地不好过了，有人散布谣言说，“李景均骂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当时这是置人于死地的指责。还有人说，李景均的太太是美籍华人，好几次去美国领事馆（那时还未撤走），“不知道他们搞什么鬼”。显然要给李景均扣亲美反苏的政治帽子了。



在皈依“米丘林学说”、批判“摩尔根学说”的热潮中，好心的畜牧兽医系副教授张鹤宇一天晚上来到李景均家中，善意地劝说他公开认错和批判摩尔根学说，倘不
如此，后果严重。张说，孟德尔的遗传学说显然有许多漏洞，“你怎么会如此相信孟德尔定律’？，李反问道：“你是否承认牛马和骆驼的血型呢？”李提到骆驼，
是因为张是研究骆驼的。他这样反间是因为张是一位兽医学者，当然懂得这一点。接着李说，“人类也有血型，这是常识。血型可以证明某人是不是孩子的亲生父
亲，也就是说可以证明他的妻子是否有外遇”，“这个结论就是根据孟德尔定律可以做出的。李森科的观点对此能作出决定吗？”谈到这里，张无言以对，便结束了
当晚已入深夜的谈话。这足以说明李景均不计个人的安危，对真理的执著。



李景均是一位正人君子，是坚持真理、宁折不弯的汉子，不可能口是心非，更不可能“随其流而扬其波，哺其糟而吸其酸”，又何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汉汉者
乎”？在政治上受到高压，在学术上不允许独立自由思考，在无可奈何中李景均被迫去国。李到香港后，给北农大同事陈延熙写过如下一首打油诗：



国结兮，他无意团结，



工作兮，我无法工作。



卷行李，挥泪拜别，



到家里，省身悔过。



“如斯而已，岂有他栽”



从这首诗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当时故土难离的悲愤心情！



四、一代宗师愤然去国



1950年3月初，李景均愤然离开北京农业大学，由上海转赴香港。



临行的那个晚上，他和妻子一直未睡，午夜之后，他悄悄敲开一位邻居好友林传光教授的门，惊醒了睡在床上的主人，他站在那里，神情沮丧地作最后的告别。当这
二位夫妇听到这一消息后，吓得目瞪口呆，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李景均只呆了两三分钟，就匆匆回到自己的宿舍。他走之后，这二位老友夫妇越想越觉得间题严重，
赶忙穿好衣服，来到他的宿舍，表示万一他因逃往国外不成而被捕，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劝他要三思而行。但他已下决定决心，为了坚持真理，不得不出此下策，冒
险而行。



离开家门后，他一家三口由北农大宿舍乘坐两辆三轮车直奔前门火车站。北平三月，春寒料峭，阵阵凉风，迎面扑来，更加增添了故国难离的愁绪。他在走出学校大
门时，给校委会主任乐天宇和副主任俞大绂留下一封事先写好的信，交给看门人转交，信中写道：“身体欠佳，请假数月，请勿发薪。”不料到达火车站站台后，发
现俞大绂、陈延熙、王焕如、陈道诸教授已在那里等候。但他们并不知道李景均此一去将不复返。互相道别之后，从此便人各一方，再没有晤面。



李景均由北平乘火车到达上海后，便匆匆忙忙去广州，转赴香港。到达那里不久，台湾大学就给他发来一份聘书，欢迎他去该校任教，并附有一封校长的信，言明他
到台湾后，如不合意，可以随时提供方便去美国。李景均明明知道，虽然这样可以很容易获得去美国的入境签证，但他还是婉言拒绝了台湾大学的招聘。他在香港滞
留了14个月后，通过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穆勒（Her-mann J. 
Muller）教授的推荐，受聘于美国匹兹堡大学新成立的公共卫生研究院。穆勒教授对他评价很高，在一封推荐信中写道：“李博士所著的有关群体遗传学一
书，美国遗传学家们普遍认为，在这一重要而难懂的领域内是一部最好的著作。”又说“他虽年轻，但我认为，他是中国的遗传学界的权威。”



有人说，李景均出走是因为他对共产党有仇恨，原因果真如此吗？事实上，他在北平围城以前，共产党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他可以走而不走。北平解放后，共产党
有“来者欢迎，去者欢送”的政策，他又可以大摇大摆地走而不走，为什么偏偏在以行政手段强制推行“米丘林学说”和强制而无理地乱批“摩尔根学说”的时候，
冒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而“挥泪拜别？"如果当时大家可以平起平坐，平心静气地争论遗传学的问题，而不是乱抡大棒，乱扣帽子，以势压人，何至于把一位爱国
的、正直的、优秀的遗传学家逼往国外？直到1996年9月3日他在给笔者的来信中还提到，“北平解放以前，我们在良乡住了一段时间（大约40天左右），最
大收获就是认识了钱俊瑞先生（解放后任教育部副部长）”。1996年10月21日来信，又写道，“钱先生待人诚恳，一贯谦虚，平易近人，没有架子等。如果
共产党人都能像他那样，我们就没有问题了”。这里的“我们”当然指的是知识分子。再如1946年冬，李景均在遇到徐冰（军调部中共代表叶剑英的政治顾间，
解放后曾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当时内战已经开始，国民党在大城市加紧镇压民主运动，特别是学生运动，而他竟敢当面请徐冰到北大农学院给教授们讲讲解放区的
情况和共产党的政策。后来在良乡他又和徐冰见过面。李景均在1996年3月那封信中还提到，“徐冰未能过文革”这一关，殊为可惜”。可见李景均对共产党人
并没有任何成见。



从学生时代起，李景均就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人。1935年在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南京金陵大学的学生们起来响应。正在礼堂开会时，国民党的便衣特
务潜入学校，学生们知道这一消息后，便冲出礼堂追赶那家伙，跑在最前面的一个人就是穿着中式长袍的李景均！他在北大农学院讲生物统计学时，经常以当时美国
大兵在中国各大城市开着吉普车横冲直撞，撞死中国老百姓作例子，来说明统计学中的概率，借以表达自己对这种暴行的愤怒，并增强学生们的爱国心。



李景均出走后，北农大全校师生连续几天开大会批判他的“反动”言行，有一天的题目是“李景均出走，是不是叛国”，结论当然是“叛国”。他1996年8月
12日来信中仍顾虑“这个结论是否收入我的档案，迄今一无所知”。他接着写道，“我个人觉得我应该得到平反，今年不平反，明年不平反，但终有一日要平反
的，这是无可避免的”。一位身居国外已46年而且功成名就的耄耋老人仍如此强烈地发出要祖国给他“平反”的呼声，岂不正是表达了他眷恋和信赖祖国的热情
吗？



再说李景均的家族，他们虽然是资产阶级，也看不出有什么反对共产党的迹象：他的父亲李锐在解放前本可携其巨资移住国外，但他留在上海，继续在家潜心研究各
国文字的《圣经》，希图安度晚年。李景均有两个妹妹，小妹李芳兰1937年参加了共产党。上海善终路的李家为四层楼房，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李芳兰
多次把处于危险状况下的地下党员藏匿在她的家中。他的大哥李景文在刚解放时，有人劝他把财产弄到香港，李景文毅然拒绝了。



五、冒死犯难，奔回抗战的祖国



1950年，南国三月，春光明媚。李景均挚妇携雏，跨过了罗湖桥，到达英帝国管辖的香港，回首眺望祖国大地，不禁心潮起伏，感慨万千！八年以前，他在美国
完成学业后，不顾生死，跋山涉水，奔回战火纷飞、正遭日寇蹂箱的祖国，也是经由香港。今天，日寇战败，河山光复，“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却“学无所用，逼
上梁山”（李景均到香港后致函北农大同事陈延熙语），被迫出国，还是经由香港。一腔热血，满腹经纶，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报国无门，能不痛心疾首乎！这一
来一去，经历了八个春秋，其间一幕一幕的情景又呈现在眼前。



1941年10月，李景均携新婚妻子由美国圣地亚哥乘一条荷兰商船回国。当时，德国军队正向苏联大举进攻，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全面展开。在海上几经周折，
于12月5日到达香港，住在九龙一家旅馆内。这次航程本来预定为两周，却走了51天之久！12月8日晨，日军进攻香港。12月25日，英军宣告投降，香港
遂被日军占领。



李景均困在九龙之后，终日盘算的是，如何逃出那里，奔回祖国。1942年5月李景均夫妇换上农民的服装，在向导带路之下，从九龙随着一群奔回祖国的人，步
行绕过日寇驻地，终于到达广东惠阳，这里已是自由中国的地方了。从那里，乘船、坐汽车，到达桂林，这一路整整走了38天！从离开美国圣地亚哥到达山水甲天
下的桂林，整整走了半年之久，其行程之艰难困苦可想而知。是什么力量促使他如此冒死犯难？是伟大的祖国在召唤l是抗击敌寇的祖国在召唤1到达桂林后，李景
均先后在广西农学院、成都金陵大学、北京大学农学院任教，讲授遗传学、细胞学、生物统计学、田间设计，乃至大学一年级的微积分。他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正
如他在学生时代对自己严格要求一样。北大农学院农学系1948级共有学生20人，其中有四人因高级遗传学不及格而留级。这一班学生现在多已成为农业科研或
教学的骨干，如小麦专家、原北京农业科学院院长宋秉彝，玉米专家、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曹镇北，北京农业大学的著名教授杨作民、米景九、王敏华、李巫明，
还有梅楠、王洪春等。这些年近古稀的老专家一提到“李老师”，莫不怀有感激不已的心情。宋秉彝说，“李老师为人正直诚笃，学识渊博，才华焕发，对学生要求
严格，讲课条理清楚。如果说我对农业科研事业有些贡献的话，应归功于李老师教给我们的基本功”。1948级的16名毕业生只是“李老师”在八年间所培养的
诸多农业科学专家学者们的一个缩影，他们对提高我国农业生产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无不包含李景均的劳绩和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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