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山黑水间的红黑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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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兆麟迫害赵尚志将军同志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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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2008年冬至，晚饭吃的是粉蒸羊肉和羊肉汤，很暖和，不由得想起杨靖宇、赵尚志他们当年的这个时候说不定正在东北山林里忍饥挨冻，儿时看了时间旅行类的科幻小说常想给他们送保暖内衣和巧克力，现在时空穿越是所谓的自由主义者的专利，我能做的只有为捍卫他们的名誉做点事情。谨以此文纪念在东北十四年抗战中牺牲的英雄们，杨靖宇、赵尚志、魏拯民、陈翰章、汪雅臣、李红光、赵一曼、常隆基···　　
 
如果有人说李兆麟也是抗日战士，不能这样说。那在中国就没人敢评足球了，因为国内踢球最好的都在场上，全国人民骂国足臭都错了？本文是我的原创，我承担全部责任。　　
 
抗联名将中最重要的人物是“南杨北赵”，杨靖宇和赵尚志分别领导南满和北满的抗联。赵尚志曾任东北抗联第三军军长、第三路军总指挥。十年间，赵尚志率部屡挫强敌，其战绩使日军惊叹“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苏联将他誉为中国的“夏伯阳”。　　
 
赵尚志牺牲于1942年，其实他完全可以活到抗战结束，是什么让他在抗联大部都避入苏联的情况下还要率小部队再入东北呢？曾坚定地跟随他抗日的谢文东、李华堂最后又怎么会投向日本人并在抗战结束后与中国共产党作对到底呢？东北的老百姓为什么说打江山的不能坐江山？为什么包括杨靖宇的警卫战士、跟随赵尚志出生入死多年的老部下在内的一些抗联老战士在抗战结束后没有回到部队上宁愿终老民间呢？抗联的失败只是因为敌人太强大、东北的人民未被完全动员起来？　　
 
赵尚志生前的最后一张照片于2003年被发现，照片中的他俨然是个孩子，坐在张甲洲、张文藻、于天放等东北大汉中间显得是那样的稚气，根本不是电视剧《赵尚志》中高强扮演的那样，照片在这里，[url]http://bbs.cqzg.cn/forum-76-1.html[/url]。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我开始查阅历史资料，了解他的生平，结果意外地发现了间接导致赵尚志牺牲的一个人，他就是后来的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他也是导致以上现象出现的罪魁祸首，其主要帮凶是周保中。　　
 
巴彦抗日游击队指挥部领导同志在攻占巴彦县城胜利后的合影。前排左起，陈维新（一大队副大队长），高志鹏（三大队大队长），侯振邦（排长），赵尚志（参谋长，后任政治部主任），于天放（于九公，特派员，情报处长），张文藻（秘书长），米秀峰（二大队副大队长），后排左起，夏尚志（二大队大队长），陈勋（政治部主任），张甲洲（总指挥），郑炳文（后勤部长），张清林（一大队大队长）。　　　 　
 
赵尚志1908年出生于辽宁省辽阳县喇嘛沟的一个农民家庭，青少年时期就参加革命，是哈尔滨市最早的学生会组织“许公中学学生自治会”倡议发起人。1925年经中共哈尔滨特别支部成员彭守朴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初，经中共哈尔滨特支书记吴丽石的介绍，赵尚志进入黄埔军校，属黄埔四期政治大队，李运昌称与其同期同队同寝室。赵尚志自己曾说：“我是黄埔四期学生，与林彪同期。”一直以来，黄埔生中“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冲突不断，在社会各界参加的誓师大会上也打群架，时人评之：“黄埔军不但能打仗,而且也能打架”。赵尚志当时以观点激进，敢打敢闹出名。“中山舰事件”后，赵尚志自然呆不住。从黄埔军校回到东北后，他到哈尔滨领导妇女运动，曾参与组建国民党吉林省党部，任常委兼青年部长，足见其地下工作的成效。　　
 
1932年夏，赵尚志被派往在巴彦活动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江北独立师工作，他化名李育才，该师由在北京念书的东北籍大学生党员张甲洲、张文藻等创建，赵尚志负责整顿队伍，任师参谋长。赵尚志工作出色，与张甲洲关系频好，在当地很有名，江北一带的老百姓都知道李先生。8月底，独立师一举攻占巴彦县城，声名大振，那张照片就是在拿下巴彦县城后拍的，服装是刚缴获的战利品。　　
 
赵尚志写过一首《满江红•调寄黑水白山》，词中充满了爱国热情：
 
黑水白山，被凶残日寇强占。我中华无辜男儿，倍受摧残，血染山河尸遍野，贫困流离怨载天。想故国庄园无复见，泪潸然。
 
争自由，誓死战。效马援，裹尸还。看拼斗疆场，军威赫显。冰天雪地矢壮志，霜夜凄雨勇倍添，待光复东北凯旋日，慰轩辕。　　
 
就在队伍日益扩大之际，省委巡视员吴福海(绰号“蒋介石”)来游击队视察，他很不满意张甲洲实行的“反日大同盟政策”，说队伍“成份复杂”，“走地主富农路线”，而且还收编土匪，背离省委的指示。冯仲云回忆说：“吴福海回省委告了游击队一状、省委批评了游击队。”（《访问冯仲云同志记录》(　1960年12月14日　)，存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　　
 
张甲洲身材高大，人称“张大坦克”。他文理双修，先入北大物理系，后奉党组织命令考入清华政治系，堪称“考霸”。也亏得他出身地主家庭，家里有钱，由得他折腾。张甲洲在学校期间十分活跃，清华学生中流传着“清华俩秀才：张甲洲能说，胡乔木能写”的说法。他坚信自己没错，根本不理吴福海那一套。　　
 
1932年6月，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简称北方会议）。在北方会议上，满洲省委代表提出了东北地区与关内相比具有一些不同的特点，东北的中日民族矛盾大于中国人之间的阶级矛盾，在党的政策上也应有所调整，结果被斥之为“满洲特殊论”和“满洲落后论”加以批判。要求东北和南方一样，必须开展苏维埃运动和发展红军。8月，满洲省委根据北方会议精神发出指示整个国民党“统统都是汉奸”，其他各色武装的目的也是“为的消灭抗日”，“只有苏维埃与红军才是反帝国主义唯一的力量”，实际就是关门主义，这种“唯我独革”的做法严重影响了东北义勇军各路武装与中共的关系。　　
 
为贯彻北方会议精神，吴福海第二次来队，将巴彦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6军”，张甲洲为军长，赵尚志为参谋长，吴福海自为政委，开始执行土地革命政策。至此，游击队打土豪、分浮财，建立农会，将地主、富农推向对立面，他们称巴彦游击队为“红胡子”、“大学胡子”，并组织地方武装围剿，给游击队造成重大伤亡。张甲洲与赵尚志在惨痛的教训面前决定停止执行错误的路线，吴福海坚决反对，并通过红军之友社发动反张甲洲的斗争，说“他是绝对不能走上革命的道路上来，因为他的心早为不正确的观念所占有；他所企图的不是革命，而是他个人。”（《满洲###同志关于巴彦游击队事变的经过报告》，存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张甲洲与赵尚志与之展开了针锋相对的争论，二人都能言善辩，张甲洲不用说了，赵尚志外号“小机关枪”，吴福海根本不是对手。游击队的领导层除夏尚志和张文藻支持吴福海外，其他人都支持他们俩人的意见。赵尚志还当面顶撞吴福海，“要吴福海回省委去”，吴福海忿怒地说：“对于小赵非给他一个严重的打击不可，不然在他的强辩下，又毫无错误了。”　　
 
1933年2月，夏尚志在写给省委的信中说：“到安达一带，沿中东铁路线平行时，没有发动群众斗争，仅是小赵和张甲洲两个人的意见”， “每一次开会，都睡眼朦胧，振不起精神来。当讨论省委的指示信时，他们一点意见也不发表。”（《满洲###同志关于巴彦游击队事变的经过报告》，存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虽经张甲洲、赵尚志等人的力争，错误路线没有得到完全执行，但部队已因此元气大伤。 　　
 
这位###同志我估计是吴福海，吴福海是与李剑如、余笃三等齐名的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者，因支持瞿秋白反对王明，被王明称作“工人反对派”，受到了迫害，他活到了解放后。也可能是夏尚志或张文藻，但有资格向省委汇报汇报整个游击队的争斗内幕的，吴福海可能性更大。　　
 
1933年初，部队进至铁力时，先后受到地主武装和鄂伦春族武装索力营的袭击，大部溃散。张甲洲前往富锦，赵尚志身负重伤，带着十几个同志返回哈尔滨，向省委汇报情况。1933 年3月，赵尚志到达哈尔滨市，借住在他许公学校时的同学家，同学的母亲第一眼看见他时，他身穿破棉袄，头上缠着药布，还以为他是叫花子。　　
 
在向省委汇报工作时，他与省委发生了尖锐分歧。省委从北方会议精神出发，认为失败的原因完全是由于赵尚志执行右倾路线的结果，责令其“深刻检查”。赵尚志不服，提出申辩，被省委认定拒不检查错误，将其开除出党。意外地遭受这一严重打击，性格坚毅的赵尚志也感觉心情沉重。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不禁感叹：“风打麦波千层浪，雁送征人一段愁，披靡无数，被屏逐于千里之外。”（《中共产党史人物传》，第十卷）。这是赵尚志第一次被开除出党，原因是他反对关门主义，主张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共同开展斗争，他被定性为右倾。　　
 
1932年8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召开十二次全会，要求中国共产党“在群众的反帝斗争中，广泛而彻底的运用下层统一战线策略，在革命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口号下把群众组织起来”（《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4辑，185页），根据这一决议精神，王明领导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中共中央起草了《给满洲各级党部和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并在　1933年1月26日　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简称一.二六指示信）。这一指示信在分析东北情况的基础上提出建立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方针，改变了以往对中间派的敌视，认为一部分有产阶级也对侵略者报敌视态度，是可以争取的对象。对于东北地区存在的各路抗日武装，更多的强调团结而非分化打击。纠正了“北方会议”强调要普遍组织工人罢工，农民没收地主土地，军队实行兵变组织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等左的做法，指出目前的任务是没收帝国主义和民族叛徒的财产，在伪军中组织兵变，建立普选的民众政权和反日组织。　　
 
一.二六指示信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中共过去在东北抗日活动中的一些“左”的错误，对于东北抗联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根据一.二六指示信的精神，中共满洲省委通过了《关于执行反帝统一战线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决议》，提出要积极主动的团结和争取各种抗日力量，上述信件和决议的贯彻传达使抗联武装获得了很大发展。事实证明赵尚志当初的观点是正确的，但他仍未被平反，他仍是一个从事革命工作的党外人士。　　
 
1933年10月，赵尚志与李启东等六人成立珠河反日游击队，队伍迅速壮大。不久，满洲省委军委负责人李兆麟（化名张寿籛）作为省委巡视员来到珠河传达一.二六指示信精神，李兆麟此时的登场预示着赵尚志人生的悲剧进入了一个新高潮。1934年6月，队伍已成规模，扩编为哈东支队，赵尚志、李兆麟分任司令、政委。赵尚志打仗没话说，队伍战果辉煌，成长迅速。　　
 
赵尚志在当时的抗日军民眼中是什么样的呢？　　
 
抗联老战士回忆说，赵尚志性格活泼，爱唱歌，个子小，声音大，很能讲，也爱讲，有些娃娃脸，与从苏联回来后的相貌不一样。赵尚志平常穿的衣服很随便，像个“伙夫”，到老乡家里没人能认出他是司令员。每次打仗缴获的战利品、衣物等，他都先分给战士们。赵尚志发誓，不赶走日本侵略者就不成家。他睡觉不上炕，腰上插手枪，怀里抱步枪，靠在墙角睡。　　
 
冯仲云回忆：“在东北抗战中应该说赵尚志是最英勇顽强最出名的英雄，他领导游击队作战最多，获得胜利最多。他的威名最使敌人胆战心惊。”　　
 
据17岁参加创建初期的汤原游击队，23岁任赵尚志部队副书记的朝鲜族女干部李在德回忆， “1937年7月，北满省委扩大会议在六军被服厂召开，我才第一次见到赵尚志同志。他个子矮小，脸黑瘦，穿一件缴获日本的旧军装，好像枪也没有带，和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这些穿戴整齐的首长们在一起，显得非常随便，不像个领导干部。他性格活泼，说起来比比划划，没有一点架子，我们战士都觉得他容易接近，好说话。如果不是从近处细看，一般觉察不出他有一只眼睛是假的。” 李在德是著名抗日女烈士金成刚之女，丈夫是抗日英雄于保合，她与于保合的婚姻是赵尚志促成的。因赵尚志的关系，他们也曾一度被开除党籍。　　
 
电视连续剧《赵尚志》中画外音的述说者如非要说有原型，最可能是吕凤兰。吕凤兰1923年生，9岁参加儿童团。她的母亲梁树林，是被誉为“中国革命八大妈妈”之一的 “东北抗联吕老妈妈”，与抗联老交通员，曾被毛主席誉为“革命之父”的李升齐名，梁树林于1928年入党。梁树林的父亲是梁启栋，他是梁启超的堂弟。梁启栋1923年参加革命，是辽宁省早期的地下党领导者之一。1926年，梁树林同丈夫吕庭元随父亲在珠河县（现尚志市）候林乡(今亮珠乡)安家。　　
 
赵尚志与吕家的人第一次见面时被当成了胡子。那时的珠河兵慌马乱，一天要过好几伙说不出名的兵，到处祸害百姓。有次一股人马到吕家拿东西，吕庭元和他们吵几句，就被绑在了大树上。这时候又来了一伙，领头的是个小个子，黑森森的，说：“把人给放下来。”他们叫梁树林给做点吃的，吃完放下钱走了。她心想，这伙胡子还讲点良心。过了一阵子，这伙人又来了，喂马，吃饭。小个子边吃饭边说：“大妈，不要怕，我不是胡子，是抗日的，我叫赵尚志，我要在这里组织队伍打鬼子。”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组织武装也要入乡随俗，张甲洲拉队伍就报号“平洋”。赵尚志那个时候先在孙朝阳的队伍上任参谋长，后拉出六个人自己干，在土匪队伍中很有威望。他是共产党，不讲土匪那些规矩，惹着他了，说翻脸就翻脸，谁都敢打，土匪都怕他。　　
 
梁树林后任了游击根据地珠河、苇河、延寿、方正、宾县五区的区长、反日救国会会长，全家参加了抗联，两个儿子和大儿媳牺牲。梁树林一家与北满抗联的领导关系都很好，赵一曼还认梁树林为干妈，吕凤兰也喜欢与他们接触。　　
 
吕凤兰回忆，“1933年，赵尚志创建珠河反日游击队后，在我们这一带活动了三年，大伙儿都叫他赵司令。那时，他常带着抗联战士到我家吃饭，管我妈妈叫吕老妈妈，每次战斗回来，他都要到我家看看。那时我十岁，在我眼里，赵尚志根本不像一个大官，他个子不高，瘦瘦的，穿件破棉袄，腰上扎着麻绳，左脸上有道被枪弹擦伤的疤，身上的伤疤就更多了。那时抗联很苦，但赵尚志很乐观，经常跟战士们凑在一起开玩笑、讲故事，一点架子也没有……”　　
 
“赵尚志很愿意向群众宣讲革命道理，有一次他给儿童团讲话，所有的孩子都笑话他穿得破破烂烂，连猪倌儿都不如。他不但不生气，反而耐心地说，我们穿得破、活得艰苦，就是为了有一天让你们过上好日子。大伙儿说，你不是当大官的吗？怎么还享受不上好日子？他指着自己脸上的伤疤说，一个枪子就没命了。大伙儿说，那你还敢跟鬼子斗？他说，宁死也不能当亡国奴啊！”　　
 
吕凤兰还说，赵尚志看起来不像个军长，吃饭时像个“跳马猴子”似的，一会跳这边一会跳那边，逗战士们开心。赵尚志那“官”当得苦，穿得像个猪倌似的。身上穿个破大衣，腰上系一根麻绳，还吊个麻绳头儿。吕凤兰问妈妈，他这是给谁带孝呢？过去的风俗，给死去的人带孝腰扎麻绳。吕妈妈说，你别瞎说，他不是没有皮带吗？赵尚志的破靰鞡头总是露着草，到吕家后吕亭元就给他掌鞋。　　
 
《赵尚志》的主题歌《嫂子颂》中的嫂子如也非要说有原型，那就应是宾县三宝乡的姜德丽老人，2005年她已103岁了。姜德丽的丈夫丁永奎是农会干部，丁家是赵尚志歇马休整的地方，赵尚志称丁永奎为大哥，姜德丽自然成了嫂子。姜德丽眼中的赵尚志是个中等个子的男人，挺结实，脸上有些疙瘩，经常骑一匹大白马，腰上插着两把匣子枪。赵尚志最爱吃她捞的小米饭，她打的辣椒酱。姜德丽曾舍命救治了赵尚志的大白马，是一位女中豪杰。　　
 
1935年1月，不断发展壮大的哈东支队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赵尚志任三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第三军暂编一个师），冯仲云任政治部主任。与此同时，中共满洲省委也做出了“恢复赵尚志党籍的决议”，认为开除赵尚志党籍，是当时省委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结果。　　
 
按一些历史资料的说法，是因当初主张开除赵尚导党籍的省委领导被调走，赵尚志才得以恢复党籍。原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于1932年6月被中央调去上海工作，由华岗接任满洲省委书记工作，李实任组织部长，华岗没到前由李实负责省委工作，华岗在赴东北途中被捕，由李实任满洲省委代理书记，赵尚志被开除党籍就是发生在这以后。而当时的主要领导只有李实于1933年7月调回中央，我估计主张开除赵尚志党籍的就是李实。吴福海可能起了一定作用，但吴福海自己也受了个留党查看三月的处分。李实活到了解放，后历任湖北省教育厅厅长、高教部教育司副司长、司长等职。　　
 
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缘于政治工作，经历的挫折也是缘于政治工作，但后者乃错误的政治工作，其代表人物便是那些忽左忽右，名左实右的政治工作人员，赵尚志等头脑清醒的党员一向按党的既定方针办事，从不动摇，如非要说他们动摇过也是随既定方针一起动摇。下面开始讲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斗争了，很复杂，但必须看明白，否则无法了解赵尚志牺牲的真相。　　
 
东北的斗争与全国其他地方相比更复杂。1935年前，东北的斗争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主要受王明极左路线影响。1935年2月上海中央局被国民党特工机关完全破坏后东北党组织与中共中央断绝了联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开始接手东北党的指导工作。因王明对上海中央局任命的满洲省委书记杨光华（子才）不信任，在这一年春以学习为名将杨光华和满洲省委主要负责人全部调去苏联审查，并命令将满洲省委文件一律销毁，杨光华走前发出令各地党组织独立工作的通知，并令共青团满洲省委书记作为满洲省委代表留守，满洲省委已名存实亡。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还通过吉东特委（该特委是吴平亲自整顿过的，最得王明信任）转告其他满洲党组织，“满洲省委有奸细”，不得再与之发生联系。　　
 
1936年3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宣布撤销满洲省委，改以四大游击区为中心成立南满，东满，吉东，松江四个省委。不久成立了中共南满，东满，吉东三个省委，松江省委未成立，赵尚志任北满临时省委省执委主席，冯仲云任书记。　　
 
1936年夏满洲省委发表正式取消声明。满洲省委撤销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全面指导整个党组织和抗联的工作，1937年１１月２９日王明、康生回国。抗联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联系也中断了，各部只能独立开展斗争，直至大部撤去苏联，东北抗战的不利局面与此有极大关系。抗联到苏联后，又直接在苏联领导下开展斗争。　　
 
无论是沙皇俄国还是苏联都对东北虎视眈眈，列宁逝世后，苏联的民族自私主义日盛，对中国共产党下达的指示有相当部分是从维护苏联的利益出发的，不利于中国革命的成功，中国共产党内的反对声音一直没有停过。苏联人支持王明是因他们需要一个听话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可以贯彻苏联的指示。只是王明长年在苏联安安全全地领导国内的同志提着脑袋干革命，实在难以服众，最终没能成正果，但他给中国革命造成的损失却是巨大的。苏联不愿东北的党组织受中共中央的影响过大，满洲省委被撤销很可能与此有关，如此一来整个东北的中国共产党可以直接受王明的领导，实际是受苏联的领导。赵尚志就是因对王明的错误路线有质疑而被王明疑似的支持者李兆麟错整，导致其在胜利即将来临之时牺牲。当然，也可能是李兆麟自己想抢班夺权，借了支持王明的名号罢了。　　
 
1935年6月3日　，王明，康生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给中共吉东特委负责人发出 “六三指示信”，就在东北如何开展游击战争等问题做出一系列指示，在此前代表团还派吴平（杨松）到东北指导工作，以贯彻代表团的指示精神。“六三指示信”强调打破关门主义，“吸收一切愿意参加武装反日的分子，来扩大游击队的组织”，实行全民统一战线。这封信进一步突破了原来的一些左倾观点，但同时也有一些如“反满抗日不并提”、“不公开反对归大屯”的不切实际的错误提法。之后又发了三个补充文件“吉特补充信”（《吉东特委给珠河中心县委及三军负责同志的信》），“中代信”（《中共驻东北代表给珠河中心县委及三军负责同志的信》），“新政策路线信”。　　
 
由于以上来信的精神与原来的中央指示有较大改变，吉东和北满的党组织和抗联武装为该信发生争论。赵尚志所在的北满方面认为信的主要精神是右倾的，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所在的吉东方面则支持六三指示信。双方分别给对方扣上反党反中央，执行机会主义路线的帽子。北满认为吉东是右倾投降主义，吉东认为北满是左倾关门主义。双方所争论的其实主要是东北抗日斗争中的一些具体策略问题（如对待山林队、伪军的态度），但在当时的历史状况下，这些分歧被上纲为路线之争。北满方面由于对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持批评态度，在共产国际七大文件传达后处于不利地位，其内部也发生了分裂。赵尚志的反对意见在当时被一些人说成是“反对王明，就是反对党中央”。不知这些人活到解放后没有，是哪些人？他们可能没脸没胆承认，都把责任推到王明身上去了。北满省执委委员，六军政治部主任李兆麟就表示不同意北满临时省委对“六三指示信”和补充文件的批评，他是因为工作分歧还是因为有私心而反对赵尚志的观点，看了他在这以后的表现就知道了。不要以为当时斗争形势严峻就没人争权夺利，资源的多少与争不争权没有多大关系。　　
 
1937年3月初，李兆麟写信给北满临时省委，认为“珠汤联席会议关于组织问题决议否认中央驻东北代表来信是错误的……总的国际路线是毫无错误的，”要求省委应“发出文件来纠正这一错误”（《东北抗联路发展史略》，362页）。7月，他和吉东省委代表周保中一起过江出席北满临时省委执委扩大会。会上就“中代信”问题再度发生争论，赵尚志坚持珠汤联席会议决议，不承认“中代信”是中央文件，李兆麟在周保中支持下认为应该承认，会议未取得结果，支持王明来信的周保中、李兆麟一派稍占优势，支持赵尚志的原省委书记冯仲云被指责犯“调和错误”遭撤职，支持李兆麟的张兰生接任书记。　　
 
赵尚志长期在一线指导斗争，直接对军事斗争负责，他对实际情况是了解的，不敢盲从，更不敢以所谓成熟的工作方法和稀泥，指导方针一旦出现问题，受损失的首先是他们这些在一线战斗的人。赵尚志第一次被开除党籍就是因为反对关门主义，实际斗争过程中他坚决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谢文东、李华堂等大批地方武装投到其麾下。他不会反对“六三指示信”中打破关门主义部份，他反对的是“反满抗日不并提”、“不公开反对归大屯”的不切实际的错误提法，还有就是“积蓄力量等待大的事变到来”以及与伪军、伪警察和平相处的方针。　　
 
归大屯就是美军在越南搞过的战略村，就是将散居的老百姓集中到一起居住，居住地周围有围墙、壕沟、吊桥、碉堡，驻有日伪军，进出都有严格的管理。游击队胜利之本在于人民的支持，日伪“归屯并村”的目的就是割断抗日军民的联系。有人认为抗联没有如八路军在华北那样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而是在深山建密营，致使部队脱离群众，认为提出建密营的杨靖宇要为此负责。当初杨靖宇只是提出建密营，并没有提出主要依靠密营。密营确实有利于对日斗争，但主要依靠密营就可能脱离群众，虽然密营里的物资也是群众筹集的。抗联中早就有人提出要阻止日军的“归屯并村”计划，但王明、康生等人发来的指示要求“不公开反对归大屯”。当赵尚志为此与李兆麟、周保中等人争论时，又被斗争。等到李兆麟、周保中明白过来，日军的计划已基本实现，抗联大势已去，就算是赵尚志亲自回去也不能重振旗鼓了。抗联在野外生个火都有危险，到老百姓家借宿就更困难了。形势危急到了这种地步，抗联大量建立密营也是迫不得已，杨靖宇对此没有任何责任。而且，要不是王明、康生、李兆麟、周保中阻挠赵尚志发动群众反对日军并屯计划，日军也不会得逞，据战后的原日军回忆，他们也没想到会如此顺利地完成该计划。　　
 
关内日本军队也搞过集团部落，但一开始就被抗日军民顶住了。1943年，江淮日伪进行“清乡”，完整统计各占领区的户口，并花九牛二虎之力从江南运来500多万毛竹准备建造篱笆将村子都围起来，模仿东北的集团部落。7月，新四军果断出击，乘日伪之隙将所有篱笆收缴来付之一炬；日伪前脚登记了户口，新四军后脚就赶来把账册烧的精光，令日伪劳而无功，欲哭无泪（《铁血N　4A　——重新崛起的新四军》，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165页）。八路军在华北也曾发动群众成功粉碎日军的并屯计划，在冀热辽地区的反集团部落斗争最艰苦。　　　
 
至于“积蓄力量等待大的事变到来”更是笑话，其思维方式与蒋介石如出一辙。蒋介石便以中国实力不及日本为由认为中国不能过早抗日，要顺应国际时势，借大国之间的争斗，以最小代价谋最大的胜利。国际斗争是讲实力的，起的作用小，国家又弱，要想在利益分配方面全如已意几乎不可能。往往是前门刚赶狼，后门又进虎，北宋王朝联金灭辽的教训历历在目。再说日本侵略者会允许中国积蓄力量慢慢等待吗？要是不抵抗，大事变还没来，中国就亡了。　　
 
王明、康生的来信还要抗联与伪军、伪警察和平相处，这完全是汉奸言论了。日本侵略者派伪军警执行奴役沦陷区人民的计划，抗联也要与伪军和平共处？不打得伪军警服气，他们能与抗联和平相处吗？日本侵略者苦心经营东北，想的就是以战养战，使被侵占的中国领土成为日军下一步侵略的人力物力来源，如让日本侵略者得逞，日本只会越战越强，即使国际上有大事件发生，日本也不会完全失败，到时候美苏等国为了自身利益，很可能牺牲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幕尼黑阴谋就会重演，中国的东北、华北将不保。要破坏日本侵略者的以战养战计划，就必须从一开始就与日军缠斗在一起，坚决打击汉奸，使日军不能建立稳固的统治。其间的过程必然是惨烈的，也会出现反复。可是，如不坚持，就会如同日后东北那样出现大量汉奸，邪气压住了正气，本来愿意支持抗联的老百姓也不敢站出来了。　　
 
日军在东北催生了大量汉奸，使东北人民深受其害，其影响一直待续到今日。２００８年９月１７日，南京某军校的软件工程硕士生广州青年李展腾在哈尔滨跟路边的老人打听当年抗联的事儿，“大娘，你今年有八十了吧？你还记得当年抗日的事吗？”大娘被这问题问愣住了，转而急忙回答：“我年纪大了，过去的事不记得了。”随后就快步走开了。李展腾又问了一两个老人，他们的回答如出一辙，老人们接二连三地“失忆”令李展腾非常惊讶。９月１８日，李展腾到儿童公园询问晨练的老人，接连问了２０个人，都拒绝向他讲述那段历史。“老人解释说不想给儿孙添麻烦，害怕今天他们说了，日后日本人会回来找他们报复。从他们躲闪恐惧的眼神中可见那段历史给他们留下多大的伤害，这让我相当震撼” （《研究生重走日军侵华路线 寻找抗战见证者》）。怕日本人回来！对我们的党也太没信心了吧！东北不是出爷们儿吗？这是咋整的？日军的在东北的统治真是值得研究，太让人震撼了。　　
 
既然内部起了争执，需要上级的仲裁，而上级又失去了联系，北满临时省委就先后派团长刘海涛和省委委员朱新阳过境赴苏联，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汇报工作，那里正是王明、康生当权。1937年6月，王明开会听取朱新阳汇报时，批评北满临时省委“左”倾、“冒险主义”、“无组织无纪律”等。朱新阳回忆：“王明在发言中虽然一方面说‘吉特补充指示信’中称伪军为同盟军是文字提法上不妥，但结论又说伪军是难得的同盟军，把我搞得很糊涂。数月后，康生来找我，说准备要我回东北解决三军、六军提出的这些问题，问我能不能说服赵尚志……我表示说服不了赵尚志，康生再也没动员我回东北，他夹着皮包就走了。”没多久，王明决定开除朱新阳的党籍，不准其返回东北。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赵尚志见派出的人始终没音信，又给苏联远东军区司令布留赫尔元帅写了一封信，派交通队长、抗联第６军第２师的代理师长陈绍滨送往苏联。赵尚志在黄埔军校时就与布留赫尔元帅有一面之缘。当时布留赫尔元帅化名加伦，是国民政府的顾问。在信中，赵尚志向苏方提出了帮助打通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及给予帮助的要求。1937年１２月，陈绍滨从苏联带回消息，称他到苏联远东军区见到一个海洛将军，就把信交了上去，并把请求苏联援助的事说了。海洛将军听了以后说：你回去就转告你们的负责人，这样的重要事务要你们的主要领导来才行。特别申明，王明原名陈绍禹。　　
 
1937年12月19日　，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在依兰县杨家沟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赴苏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及求援之事，当时正在汤原指挥对敌斗争的赵尚志连夜赶来赴会。据曾经参加讨论研究的抗联第六军三师代师长王明贵回忆说，“根据北满临时省委领导人慎重研究，根据苏方要求推选了赵尚志去苏联交涉求援事宜”。赵尚志到苏联去的具体目的为：一是要求苏联援助武器、弹药和医药；二是要求苏联提供训练干部的条件——政治、军事教材和训练基地；三是帮助接通与中共中央的关系，传递来往信件。赵尚志认为陈绍滨带来的消息与他不久前给布柳赫尔发出的信有关，因此赵尚志对苏方的信息丝毫未加怀疑。在商谈派谁当代表时，赵尚志提议擅长外交的李兆麟去。“我不合适。”李兆麟说：“苏方指定的人选是东北联军的主要负责人，你是总司令，你不亲自去，恐怕会让人怀疑我们的诚意。”他这时挺谦虚的，“我是第三军军长、北满总司令，现在正值日军讨伐期间，不能长期脱离指挥岗位。”赵尚志有顾虑。“估计用不了很多时间，如果其他的人去，当不了家，需要来回请示汇报，浪费的时间可能更多。”李兆麟又说道。北满省委最终形成决议，决定委派赵尚志前往苏联。后来又有资料说是赵尚志以自己认识布留赫尔为由，力主自己当代表去苏联。真相如何，为何有这么多版本，留待有备件的人考证。　　
 
省委委员们认为，赵尚志此去一定会马到成功。因为他们相信“我们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是全国抗日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保卫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前哨，战争的胜负直接关系着苏联社会主义的和平建设。从邻邦的意义上讲，日本帝国主义是中苏两国人民共同的敌人”，所以苏联人肯定会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的。临别前，他们商定，一个月后还在赵尚志此次过境的萝北县集结部队，迎接赵尚志和他将从苏联带回来的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　　
 
现在一些人说赵尚志在日军进攻前，跑到苏联开会、求援，意思是赵尚志临阵脱逃，完全是胡说八道。之前北满临时省委派到苏联联络的人被扣了，他们当然怀疑是因为去的人职务不够高，所以要派一个担任较高职务的人再去，加之陈绍滨也带信说苏军有此要求。如果李兆麟以北满的军事斗争需要为由，阻止赵尚志赴苏是有可能办到的，从之前李兆麟与周保中联合反对赵尚志来看，李兆麟在北满还是有一定力量，连支持赵尚志的冯仲云都被免职了。在二人激烈斗争的情形下，谁先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就可能对谁有利。李兆麟没有争取自己去，是什么原因，有心的人看完全文后自己分析。　　
 
《读者》上刊载过一篇名为《时常会想念那些抗日名将》的文章，文中对赵尚志这次去苏联的目的用了加引号的求援，我不知作者什么意思。但可以肯定的是赵尚志那次去苏联不仅是求援，主要是奉组织的命令去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如果不是李兆麟在赵尚志走后搞小动作，那也不会是“日伪军加紧布置对北满联军的最后一次讨伐”。赵尚志不是贪生怕死的人，否则他就不会在抗联大部已撤往苏联，李兆麟、周保中等人坐在苏联指挥一批抗联战士空投回国进行侦察、破袭时，亲自带领小部队回国执行任务。　　
 
1938年1月，满怀希望的赵尚志踏上了苏联的国土，出乎意料的是，苏方矢口否认邀请北满省委代表一事，并将其关押起来进行审查，尽管赵尚志多次向苏方交涉，苏方依然将其扣押了一年多。而在东北，一场主要矛头指向赵尚志的党内反倾向斗争开始了。配合得多默契！是谁指使陈绍滨这样做的？后来陈绍滨被查出是汉奸，他当时就是汉奸了还是后来成为汉奸的？没人知道，反正此事实在是太巧了。　　
 
如果李兆麟在赵尚志走后才发动对他的斗争，是因赵尚志在三路军的威望高，他在时李兆麟没把握斗倒他，那李兆麟也只有1个月时间，他不担心赵尚志回来后找他算账？除非他知道赵尚志此去很难再回来。我不是说李兆麟耍了花招，只是这事让人生疑，联想到反对王明的何孟雄与林彪的堂兄林育南也是神秘地被人告发，全体被捕牺牲一事，使人不由得不怀疑此事。　　
 
此事后来又有了新说法。1937年秋，日本军官植田谦吉密派特务粟三茂二以金钱为诱饵，收买了苏联远东军一位名叫安德烈耶夫的少将军官。当抗联第6军陈绍滨从苏联返回中国前夕，安德烈耶夫特意设宴款待陈绍滨，故作郑重地佯称代表苏联远东军司令部向中方传达一个信息，即苏方有意与中国抗联联手向盘踞在中国北满地区的关东军开火，如抗联方面有意，可尽快派人过江与苏军进行密商。安德烈耶夫又故意向陈绍滨暗示，抗联最好派重要指挥官来，而赵尚志则为苏军最为欢迎的人选。让人生疑的是就算苏军会将没联系好就入境的中国人扣留，但此事应是很快就可以说清的，他们怎么知道苏军会扣留赵尚志这么久？日军费了这么大劲就是为了让赵尚志空跑一趟？如少将安德烈耶夫真的投向他们，他们完全可以让他以日本间谍的罪名将赵尚志杀害，反正赵尚志过江也没有与苏军联系好。何必这么麻烦？　　
 
其他还有哪一方可能陷害赵尚志？苏联一直不愿在西线形势缓和前又在东线另开战场，他们有拿下坚持要与日军大打的赵尚志的动机。但他们完全可以共产国际的名义直接将赵尚志免职，不用绕那么多弯。李兆麟没得到共产国际的明确指示都能耍弄手段将赵尚志斗倒，何况当时中国共产党只是共产国际下面的一个分部。王明、康生也有除掉赵尚志的动机，因为赵尚志不服从他们的指挥，二人对不听他们话的人从来不手软，看看他们制造的几大冤案就知道了。二人于　1937年11月29日　乘飞机回到延安，陈绍滨是同年12月回东北的，且有资料说是陈绍滨是在当年秋季见到他说的那位海洛，他们有计划并执行的时间。考虑到王明、康生的背景，苏联人也可能参与。当然了，也可能是李兆麟假借赵尚志反对王明指示自己单干的，目的是夺权。事实真相到底如何，留待有良心的人探寻。　　
 
赵尚志走后不久，李兆麟向北满临时省委提交了“二月意见书”，作为与赵尚志相处多年的战友，李对赵的优缺点了解颇深。赵尚志成天琢磨日本侵略者，李兆麟就成天琢磨赵尚志。意见书中指出了赵尚志在工作作风上的不少缺点和错误，如工作方式简单，缺乏民主作风等，赵尚志有没有这些缺点呢？我不知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列宁说过，有缺点的战士仍是战士。毛主席也有缺点，特别是有时缺乏民主作风，这是党内公认了的。该意见书的核心在于清算赵尚志的路线错误。意见书中以激烈的言词指责赵尚志犯有“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甚至认为“赵尚志已经是反共产党的阴谋家了。”接着，张兰生和李兆麟又联名给北满各军、师党委和军政负责同志写信，批评珠汤联席会议决议不承认“中代信”是完全错误的，号召同“左”倾关门主义作不调和的斗争。　　
 
4月下旬，北满临时省委召开第七次常委会，李兆麟列席会议，会议通过决议，认为“六三指示信”是“伟大，正确的”，承认珠汤联席会议执行了“反党”“左倾关门主义”路线，认为其实质是“反列宁主义、反党、反组织、反中央”，“尚志同志是”左“倾关门主义路线之主要负责者”（同上，364页）。6月，在通河召开北满临时省委第八次常委会，对所谓“左”倾关门主义路线人员作了组织处理，赵尚志被撤销抗联三军军长等一系列职务，九军政治部主任李熙山被认定为“左”倾关门主义路线积极拥护者，也被免职。其他一些同志，也受到处分。反倾向斗争波及北满党、政、军的许多干部，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下，伤害了不少同志，支持赵尚志的人大批被处理。　　
 
1938年夏，日军开始大举进攻北满抗联。李兆麟是搞政治工作出身的，除了紧跟上面，整自己人，耍笔杆子，军事不在行。夺了权以后赵尚志的人都被清算，再没有可供他错整来证明自己革命坚决的同志，这时能证明他坚决的只有杀敌了，可惜他不是杨成武，杨成武军政双优，抗战时期一分区被视为军事区，反而是杨成武这样的政治工作者不会靠整人夺权。　　
 
情势紧急，李兆麟实在没法了，就让因支持赵尚志被免职的李熙山等人指挥部队。但部队在内部斗争中已元气大伤，赵尚志是三路军的核心，各路人马团结在他的周围，谢文东、李华堂等人一向认为他们投的是赵尚志不是共产党，赵尚志走后被错误斗争，谢文东、李华堂等地方抗日武装的领导人纷纷拉开了与李兆麟的距离，战士们对此也很茫然，整个三路军的人心已经散了。抗联部队的领导力量和战斗力大大地被削弱，成为后来北满抗联崩溃的根源。日军的并屯计划也已经开始发挥作用，抗联要取得当地老百姓的支持越来越难。三路军在这次作战中大败，第八军军长谢文东，三军二师师长兰志渊、第九军军长李华堂投降日军，根据地全部丢失。李兆麟不是说赵尚志左倾关门主义吗？为何谢文东，李华堂要跟随赵尚志？对赵尚志有那么深的感情？怎么李兆麟当了三路军总指挥后，这两人便先后投向日本侵略者了？到底谁是关门主义，事实胜于雄辩！北满抗联的失败又导致整个抗联在东北战略力量的失衡，使日本人有机会逐个地剿灭南满，东满的抗日武装，李兆麟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对于开展这么猛烈的主要针对赵尚志的反倾向斗争，且是趁赵尚志奉组织命令外出执行命令时，当时的北满不少干部难以理解，也不是没有反对的声音。据有关资料，下江特委书记黄成植提出意见书，认为“联席会议多数同志并没有故意有计划的反国际中央路线”，李兆麟也同样犯有“左”倾错误。金策在1938年6月提出意见书，不赞成这种乘赵尚志不在“背靠背”的批判方式。并认为赵尚志的错误其他同志也有责任。一直同赵尚志有争论的周保中，在给李兆麟的信中指出“纠正错误不能限于个别同志对待个别同志，要追究省委本身的责任”。1939年初召开了北满临时省委第九次常委会，在批评“左”倾关门主义路线，肯定“二月意见书”转变北满党的路线重要作用的同时，也批评李兆麟在赵尚志走后才提出意见书是“机会主义斗争方式”。赵尚志一派被整倒后，李兆麟一派独大，后李兆麟、张兰生因三路军作战失利大失人心，当时活动在东北的朝鲜干部金策得到大部分党员支持，给予李兆麟和张兰生处分，张兰生被免去北满省委书记一职。同年5月举行省委执委二次全会，选出金策为书记的新北满省委，通过《“左”倾关门主义路线的政治责任与严整党内铁的纪律》，这场延续一年多的反倾向斗争才告一段落。　　
 
反倾向斗争虽然已结束，但队伍损失过大，北满抗联的形势依然日益严峻。三路军活动地域战略位置在抗联部队中最有利，离苏联最近，过了江就是，特别是冬季，到苏联十分方便，本可借此大发展，经李兆麟、周保中这一闹，居然丢了。赵尚志与李兆麟同在三路军，到底谁对三路军来说更重要，需以因素分析法对二人的作用进行替代，逐一分析。赵尚志在时，从七个人发展到浩浩荡荡的三路军，让日伪军胆寒，建立起抗日根据地。赵尚志走后，李兆麟大权独揽，三路军一败涂地，最后于1941年月11月退到了苏联，赵尚志在时仅三路军就有六千之众，到了苏联整个抗联才大约一千五百人。若是当初赵尚志的正确建议被采纳，日军的归大屯计划很可能不会成功，如果赵尚志能很快从苏联回到中国，北满抗联也不会败得那样惨。　　
 
李兆麟不愧是跟王明的，失利了只知往苏联跑，要不就是坐镇苏联，叫手下的战士出击东北，成功了算他指挥英明，失败了是战士英勇牺牲。他敢像赵尚志那样再入虎穴吗？当然，这种后果不是李兆麟事后所能预料的，他只想整倒赵尚志，不想搞垮抗联。但事实恰恰是他整垮了第三路军，并连累到了整个抗联。他要是把琢磨赵尚志的功夫放一部分在琢磨日本侵略者身上，也不至于败得这么惨。　　
 
抗联为什么失败？以前总说是因为日本侵略者力量过于强大，东北的群众工作基础薄弱，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自己人整自己人整垮的，日军对抗联的进攻从来就没停过，抗联以前的力量还要弱小些，为什么以前面的围剿都可以被粉碎，这一次不行？可以说，抗联是被李兆麟搞垮的，日本侵略者如果得知此事实，必定认为李兆麟是被他们的天照大神附体了。李兆麟的后人如想告我，先读历史，再学廉耻。　　
 
仔细想想，谢文东、李华堂等人不投降日军才怪呢，他们本就不是有坚定信仰的共产主义战士，跟赵尚志走是为了打击日本侵略者，现在赵尚志被李兆麟使用卑鄙手段赶走，支持赵尚志的连冯仲云这样的老党员都被处理了，他们作为赵尚志的亲信必然被打击，他们本就是被联合的对象，哪里敢跟李兆麟到苏联去。他们又没有赵尚志那样伟大的人格，赵尚志的人格与邓小平类似，再怎么受错误打击也要忠于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　　
 
李华堂也算对得起共产党了，他本与赵尚志派去的李熙山合作得挺好，李兆麟直接将其免职，后派去的魏长魁在未征求其意见就将他手下的主力带走了，令他大为不满，加之他反对斗争赵尚志，愤而转到二路军周保中手下。1938年7月，周保中擅自将李华堂仅有的不足百人的九军余部遣散，他悲观失望到了极点，终于带领残部三十余人出山投敌。谢文东、李华堂的投敌李兆麟、周保中要负责任。谢文东、李华堂投向日本人后并没有与日本人一起进攻抗联，特别是李华堂，直接当了寓公，他说不定正等赵尚志东山再起后来招安他。　　
 
东北靠近苏联，一些不了解历史的人认为抗联是在苏联支持下搞起来的。其实抗联基本是靠中国人自己组织起来的，苏联给的援助很少，特别是武器和粮食。对抗联支持最大的是东北的人民，抗日义勇军，东北军，山林队，森林警察等各种抗日武装也是抗联的重要组成部分，山林队，森林警察其实就是原土匪队伍。东北的群众工作本就薄弱，相比起内地又富庶得多，要开展斗争必须先依靠原有的地方力量。山林队长期从事武装斗争，能活下来的都是百战成钢的优秀武装人员，战斗力之强悍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谢文东、李华堂就是东北地方抗日力量的代表人物，谢文东原为平民，李华堂出身东北军营长。为了抗日谢文东家死了八口人，起事时他已是大地主、大财主。袁文才、王佐的关系好比九纹龙史进与神机军师朱武，连他们毛泽东都可以联合，何况是谢文东、李华堂！东北抗日联军，抗日是核心，联军是形式。没有了地方实力派的配合，东北党的公开武装斗争很难取得成功。谢文东、李华堂二人的能量从后来在解放战争中给共产党造成的麻烦就可以看出。李兆麟如此自毁长城，令人扼腕。　　
 
赵尚志与李兆麟的矛盾有人说是枪与党的矛盾，整赵尚志是因为他违反了党指挥枪的原则。要知道，是党指挥枪，不是政委指挥枪，李兆麟不代表党，当时东北的党既包括李兆麟，也包括赵尚志与其他党员，赵尚志应服从的是整个党组织的指挥，而不是李兆麟的指挥。当党员对组织决定产生疑问时，有权利提出质疑，这是党内民主的基本原则。　　
 
政委一职的设立始于苏联红军，十月革命初期，苏联布尔什维克中的尉级校级军官不到百人，将级没有。为组建自己的正规军，连图哈切夫斯基这样的贵族都被允许担任红军集团军司令。为防止部队被白军拉走，苏联布尔什维克又设置了政委一职，以掌握部队，并规定政委拥有最终决定权。实际就是不完全相信图哈切夫斯基等原白军军官，派个政委去监控他们。中国共产党自建军之初就有自己的军事专业人才，很多指挥员本身就是信仰坚定的老党员。为保证党指挥枪，加之建军初期一切都学苏联红军，故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中也设立了政委一职。只是有些政委的资历、声望、信仰坚定性还不如军事主官，政委叛变动摇，军事主官浴血坚持的不在少数。　　
 
从全局来看，中国共产党军中也确实有必要设置政委，这样分工更细致，军事指挥员可以一心专注军事问题，但党指挥枪，政委拥有最终决定权常被一些政工干部滥用，处处要求凌驾于军事主官之上，偏偏一些政工干部的军事水平又低，给革命造成不少损失。陈昌浩在西路军就经常无理干预徐向前指挥，导致西路军最后失败，一些不明真相者往往将矛头对准徐向前。徐向前真正该负的责任是没有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坚持自己的主张，但考虑到党的组织纪律性与红四方面军的传统，这是不可能的。常有人说不好给林彪当政委，仿佛林彪性格怪僻，很专横。如果彭德怀没被平反的话，可能也会有针对彭德怀的这种说法。因为在实际工作中，政委容易错误干扰军事指挥员，而能让彭德怀和林彪对此类行为不介意的政委人选，当时不过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任弼时，还有一个腾代远，不过他只能与彭德怀搭档。所以，罗荣桓只能辅助林彪，习仲勋在彭德怀面前就是小孩子，王震继续接受彭德怀的领导。　　
 
李兆麟从党内资历、功绩、对敌斗争能力方面来看都远不如赵尚志，性格火爆的赵尚志不可能如同徐向前服从陈昌浩那样服从他，将李兆麟这样性格阴暗的人与赵尚志这样性格刚烈的人放在一起，还让李兆麟有最终决定权，本身就是错误的。　　
 
现在也有人说，赵尚志的悲剧是因为他性格的原因。现在大家安安静静地坐下慢慢查阅史料，心平气和地分析，谁要在学术会议上与人讨论言辞激烈些，就被认为是缺乏风度，甚至是少教养。可在赵尚志那个时代，中国不能平静地安放一张书桌，前途一片暗淡，谁也不可能知道中国共产党的斗争一定会胜利，列强一定会被赶出去。在这种情况下，能坚持斗争的知识分子在性格上大都有异于常人之处。的学识和能力，不革命就能过人上人的生活，为什么要放弃优裕的生活与大好的前程参加革命？ 真实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性格都很刚烈，周恩来一手创建了中共的情报系统，能将心狠手辣的戴笠、徐恩曾及日军特务头目整治得服气的人会是平常人？朱德发起火来，没人不怕。毛泽东就更不用说了。赵尚志如性格不强悍，三路军不会听他的指挥。装老好人、和稀泥很简单，不要脸就行了，孔子骂老好人是“德之贼也”。中国的事坏就坏在不讲是非与原则的关系上。关系这个词欧美人没法译，不能译为relationship,他们干脆直接音译为guanxi。欧美人做事认真，讲究实事求是，中国却还要关系上说得通才行。所以，现在一些好人、能人被错整后，有人便以他们不能处理好与其他人的关系为由来解释，仿佛这也是罪状。岂不知，中国的落后的重要根由就在于此了。就算是赵尚志让李兆麟有大权旁落之感，李兆麟也应以大局为重。何况李兆麟在北满的实力并不弱于赵尚志，连冯仲云因为支持赵尚志都被免了职。如果赵尚志真是因为性格的原因没处理好与李兆麟等人的关系导致他被错整，李兆麟等人更显卑劣，完全不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员的作风，沦落到国民党官僚的档次上了。这哪是中共的政委！完全是国民党的政战军官。　　
 
与此类似的事情豫北也有过，那个李兆麟叫信西华，抗日战争时期任豫北地委书记，此人对“肃托”很重视，“肃托”也是王明的一大工作重点，他从苏联人那儿学来的。李兆麟、信西华这类人本事一般不大，资本就是自称革命坚决，怎么表现自己坚决呢？杀敌人，他们没那本事，就杀自己人，然后说他们是叛徒、内奸。　　
 
据相关资料，信西华一向以狠出名，甚至部下没及时汇报工作也会被他下令处决。动不动活埋、杀头的，搞得大家都很怕他。吴蓝田是当地的老党员，有能力，正做当地抗日武装领导人王泰恭的统战工作，吴蓝田在私生活上有点不检点，信西华就说他想叛变，要杀掉他，吴蓝田的地下工作经验比靠整自己人上台的信西华强过不知多少，结果没杀掉他，反而迫反了他，吴蓝田成为当地反共最积极、罪行累累的一股力量的头目。　　
 
信西华还整陈曙辉。陈曙辉当时担任冀鲁豫卫河支队司令员，原为康泽的特务武装别动队的少将队长。信西华对这个国民党少将很是怀疑，决定杀掉他。后经特委书记王从吾劝阻，才答应把陈曙辉送去学习，但始终不同意他入党、也不承认他是高级干部。百团大战中，时任文化教员的陈曙辉抱着机枪冲锋，壮烈牺牲。战友们检查烈士的日记（日记后来出版了）才知道他曾经是个支队司令员，新八旅把事情捅上去，引来了中央调查组，信西华这才被撤消职务、开除党籍。最倒霉的为王泰恭，自吴蓝田被整后，再没中国共产党党员敢做他的统战工作，他逐渐滑向国民党一方，最终被八路军消灭，其子王三祝继续与共产党作对，给当地党组织造成极大损失，最后也被消灭。其实这一切很可能避免的，当地的国民党县长贾心斋就被统战过来，后来成为河南省副省长。王三祝再混蛋，他爸爸的话要听吧？不说投向共产党，至少不会走上与人民为敌的路。谢文东，李华堂，王泰恭都是打过日本侵略者的好男儿，要不是中国共产党内有了李兆麟、信西华一类的人，他们起码可以当个文史馆员，党和人民也不会有那么大的损失。　　
 





 
党内这类人不少，而且往往极左的人最容易极右，诚所谓物极必反也。王明在抗战前走极左路线，抗战后开始走右倾路线，甚至要求中国共产党全面听从蒋介石的指挥，放弃独立自主地活动，被毛主席批为机会主义。陕北的杜衡开始极左，说刘志丹右倾，结果在革命暂时失败时他叛变了。张国焘搞肃反十分狠，仿佛人人都是反革命，就他革命，结果成为国民党特务。陈昌浩一向左得很，在西路军中为了向党中央证明自己听话，一再干预徐向前指挥，结果西路军失败后他居然以养病为由，不敢回陕北面对组织的审查。徐向前当时也有病，打了这么些年仗，谁身上没点病？徐向前照样回陕北。这些人当初的表现不能说不坚决，结果却如此。李兆麟最后没与他们一样，也可能是因他一直随大部队活动，没机会被俘，否则不定会怎样呢？不要以为他写了“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诗就说明他信仰坚定，汪精卫还写过“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最后不也成了汉奸？　　
 
仔细想想，党的第一代核心、第二代核心均被多次错整，看来做事的真不如整人的，但革命事业最终得靠做事的推动。　　
 
在苏联，与赵尚志一起坐牢的还有抗联将领戴鸿滨、祁致中，他们也是过境后被苏联军队扣押的，带去的部队也被送到了新疆。苏联方面不准抗联回到东北，实际上另有隐情，就是害怕引起日苏冲突，苏联的注意力主要在欧洲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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