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中国革命及近代史的影响
中国文化，尤其是近现代以来的文化，深受日本的影响。中日两国的文化交融，是相互的而不是单向的，是积极主动而不是被动的。这当然不是指中国人从抗日战争题材的电影中，模仿了几句“大大的”、“统统的”、“米西米西”、“死了死了的”之类洋泾浜鬼子话。绝非那样简单可笑。中国的语言文字，政治军事，改革革命，科学教育，„„乃至风俗礼仪，无一不受日本的巨大影响。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上超过日本
1、文字
早在1915年，一位署名“将来小律师”的作者在一本《盲人瞎马之新名词》的书中说，自戊戌变法以后，日文行于中土，列举流行的新名词五十九个。有少数除了历史题材的作品中还能见到，如支那、哀啼每吞书（哀地美敦书）之类，现在已不大使用。但绝大部分我们至今还广泛的使用着，并且早已成为现代汉语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后来在中国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
近观日本，从审美情趣到风俗礼仪、服饰器具，保留了较多的汉唐之风。前面说到电影《木兰》的服装，即为一例。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发展成中国特色的禅学，而后却在日本发扬光大。围棋是中国发明的，日本却能够将它形成制度和精神。茶是中国的特产，茶道却形成于日本，并且是“道可道，非常道”
从1896年起，大量中国学生涌入日本学习，仅1906年就有大约8,600人。这样大的数字，是到当时为止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留学运动。有趣的是，大部分留日学生的目的不是学习日本文化，而是学习西洋文化。或者叫，学习日本人学习西洋文化的方法，当然也包括从日本转手得到的，已经打上浓厚的日本色彩的西方知识。这些留学生集中了中国的有志之士和少年才俊，赴日本寻找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文学救国、军事救国，乃至改良和革命的方略。他们中有章太炎、陈天华、邹容、黄兴、蔡锷、宋教仁、汪精卫、蒋介石、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李叔同、胡风、周扬、田汉、夏衍、欧阳予倩等辛亥革命的先驱，国民党的绝大部分元老，共产党创始人“南陈北李”，三分之一的中共一大代表（李达、李汉俊、周佛海、董必武），都曾东渡日本留学
3、、革命、新文化运动从日本起步
民国建立前十五年间，共有956本日文书译成汉文；同一时间内，日本从汉文译过去的书只有16本；民国成立后十五年间，日译汉的书有1，759本。日文以汉字构成，大量译书尤其是翻译教科书刊行中国，对文化和教育的影响可想而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是白话文运动，而它的前身“文言合一”运动，则源于明治时代的日本。前面说到的大量新名词，实际上也就是吸收了日本的这一文化资源，对于中国文体的演变，发挥了直接的作用。中国的新小说、新诗、新戏剧，也都受益于日本文学的启迪。郭沫若的第一本诗集《女神》在日本写成；郁达夫的《沉沦》看得出日本私小说的印痕；周作人的散文明显带有日本茶道的形式之美；鲁迅的杂文里总有一个黑黑瘦瘦的影子，那就是藤野先生
不但新文化运动从日本起步，中国的体制改革和社会改良，也以日本为楷模。日本对西方势力的压迫，及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与冲突，有着跟中国人一样深切的感受。美国炮舰以轰击港埠作威胁，强行捅开日本对外贸易的大门的经
历，令中国人想起鸦片战争的炮声。明治维新的成功，使日本“脱亚入欧”，跻身世界强国的行列，为中国树立了一个极佳的榜样。1898年戊戌变法，光绪颁布的改革诏令，大部分是从《日本变政考》中照搬过来的。
不但变法源于日本，中国的革命也从日本起步。孙中山足迹遍及各世界强国，最终选择以日本为革命的大本营。他将日本看作中国的“天然盟友”，1895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逃到横滨，便剪掉辫子，穿上日本裁制的适合亚洲人体型的西服，蓄起小胡子。他回忆道：“中日战争后，日本开始更受人尊重，因此当我留了发须后，就可以毫不费事地冒充日本人。”此后他终身都是这么一副“日本人”打扮，包括他那套著名的“中山装”，也是从日本式学生装演变而来，后成为“两朝国服”即“民国服”和“毛服”的样本。 从日本方面而言，主张“日中一体”、“共存共荣”，亦由来已久，而非中国革命家们的一厢情愿。甲午战争后，日本人多以“支那”称中国，而回避称“大清”国名，及汉文中通俗称呼的“中国”，具有含蓄的颠覆性的暗示：彼可取而代之也。“支那”一词即英文China的日本拼音读法，在中国人看来含有污辱之意，日本投降后正式作为战胜国的要求强迫其不得再行使用。
4、日本教习在清末高等教育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是清政府学习日本教育的重要途径。大量来华的日本教习，对促进中国培养新式专门人才，推动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起了积极作用。
模仿日本建立的高等学校教科书翻译、编写体系，解决了学生用书的燃眉之急，对保证高等学校教学工作的正常运转发挥了重要作用。
总之，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无论教育制度、管理规章，还是课程设置、教科书等，无不受到日本的影响。但模仿的代价往往是受制于人，明治维新后日本早于中国开始了近代化的过程，甲午海战后，日本各种近代文化侵入中国，加速启动了中国近代化过程，也开始了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控制中国的过程。甲午战争后，日本获得巨额战争赔款，攫取中国台湾和澎湖列岛，国力大大增强，侵略中国的野心进一步膨胀，目标和步骤日益明确：首先是将东北、蒙古攫为己有。日本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战胜沙皇俄国后，大力经营“南满”，视“满蒙”为日本的“利益线”、“生命线”。一次大战后，日本又取代德国，将山东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进入20年代，日本国力愈强，野心愈大。武力占领“满蒙”开始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基本国策。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直到1945年投降，日本侵华在中国历史上不可磨灭，对中国近代经济，文化，教育，制度，都有着深刻影响。
“就教育而论，在主观上日本政府就带有十分明显的政治经济企图，当时的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就直言：‘中国教育的实权断然不能委之欧美，必须由日本人把握之。’”我们也应该肯定，在客观上，日本成为现代文明进入中国的最重要的中转站，日本教习和留学日本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兴起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应该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光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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