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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一晋察冀大扫荡: (尾声)
送交者: 红朝笑笑生[♂首辅宰相★★★★★♂] 于 2018-08-27 12:38 已读 12142 次 24 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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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晋察冀的文章里,限于篇幅原因,很多东西来不及介绍,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锄奸部。

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部门。因为不比敌工部之类对外单位,锄奸部并不直接跟日伪打交道,而是担负内部监控任务,类似红军时期“政治保卫”的工作。它的工作地点也比较隐秘,通常都是政治部专门隔出来的一个角落,二十四小时有人武装站岗,还有各种刑具,用于拷打嫌犯。

既然是监控,自然要做得隐密。除了公开的员工外,这个部门最神秘的地方,是它会私下招募干部和战士,充当所谓的“特派员”,专门打探其他官兵的态度,看他们有没有不良倾向。当然了,如果被锄奸部盯上,通常都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轻则押进去一顿痛打,重则五花大绑,不声不响地埋到土里灭口。很明显,由于告密之类手段上不得台面,因此锄奸部的具体工作内容,大都没有公开,只有闹出大事后,跟他们打过交道的人,能从经历中印证出一些内容来。

晋察冀锄奸部制造的最出名、影响也最大的案子,应该是熊大缜冤案。

这个案子的具体过程,就不细说了,随便百度一下也能知道。值得注意的是,熊大缜冤案从头到尾,都没有任何人为此负责,反而在几十年之后,还连累了他的恩师叶企孙。即便到了改革开放时期,仍然有党政官员拚死不让平反,甚至开国上将吕正操亲自过问这件事,都迟迟得不到解决。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熊大缜、叶企孙的坟头寿木已拱,有关部门终于发了一纸平反文件,但是公安部某些“老干部”们,仍然死硬地把“熊大缜反革命集团案”,当成工作业绩算在自己头上。那种穷凶极恶的执着,令人想来不寒而栗。

一九四一年大扫荡时,杨成武身陷花塔山,一同陷在包围圈里的冀中供给部政委王文波,就是陷害熊大缜的主犯之一;而聂荣臻身陷沙河之际,带着电台引开鬼子的侦察科长罗文坊,则是三九年熊大缜冤案时的锄奸部部长。这两位晋察冀历史上比较有臭名的仁兄,在抗战中都是有过贡献的,不能说他们一无是处;但是面对仕途名利的诱惑,他们随时会毫不犹豫地向身边的同志或同事背后,狠狠捅上一刀。

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想杀敌建功的人固然有不少,企图陷害栽赃、踩着无辜者脑袋向上爬的小人却更多。永远不要忘了提防这种人。

罗文坊是三八年调去冀中,当锄奸部部长的。他一上任,就制造了中外闻名的熊大缜冤案,而在此之前,他的职务,是杨成武手下的一分区锄奸科科长。由于平西地区局面复杂,又是北平通往晋察冀的大门,因此罗科长虽然挂名杨成武手下,平时却借调在平西地区,直接对军区总部负责,专职审干和甄别。罗文坊办事十分卖力,硬是抓了一百多号人日夜拷打,大部分是出走沦陷区、投奔抗日队伍的学生或知识分子。

罗文坊锄奸有“功”,很快升任冀中军区锄奸部部长了,接着到一九三九年初,晋察冀正式成立挺进军,平西地区有了自己的独立机关,挺进军司令肖克自然不需要别人单位驻扎自己的地盘,锄奸科这才带着被折磨得伤痕累累的囚犯们,回到一分区地头上。很明显,杨成武对罗文坊的那套手段心知肚明,还没等人来报到,就让黄寿发提前接应,一面让医生给人治伤,一面宣布所有人立刻解除囚犯身份,全部加入一分区训练大队,大伙打鬼子去!

什么特务?不存在的!

多年以后,无论经历什么风波,杨成武身边总聚着一批死死追随的老部下,包括不少知识分子在内,死都不说他一句坏话,旁人都明白,杨成武的小山头,比别人的都硬,那是有深刻原因的。

罗文坊升官之后,一分区接手锄奸工作的人,是杨成武的死党,杨德才。

杨科长面临的问题,同罗文坊一样,那就是大家都叫八路,怎么能看出哪个是奸细来。在这个问题上,从红军到八路,用的办法都差不多,就是从队伍里选成分好、表现优的人,让他们当特派员,故意散布一些落后言论,谁要立场不坚定,或者敢提意见,立马拿下。

锄奸科的工作,本身就比较搞。如果他们抓的人多了,等于说队伍到处都是奸细,明显是打领导的脸;可要抓不到人,尤其是抓不出典型,那养着这个部门,岂不是等于吃白饭。杨成武做事宽厚,不允许在队伍里乱打乱杀,对批评意见也包容得很,杨科长折腾了半天,硬是搞得所有人都不满意,却什么战果也没折腾出来。

四零年初,杨德才终于有任务了,因为五支队司令赵玉昆,带着一个便衣大队,叛变去了鬼子那里。

赵玉昆躲在保定城,杨德才肯定拿他没有办法,但是赵玉昆的手下,还是可以好好收拾的。一分区专门开了会,研究赵司令没走的手下如何处置,首当其充的,是他的参谋长宋学飞。

说起来宋学飞实在冤枉。赵玉昆确实跟他交情极好,甚至带队出走的时候,还专门去了一趟他家,留下一叠钞票当吊礼(宋学飞当时父丧,在家料理)。但是宋参谋长抗日立场坚定,发现势头不对,硬是带着政委王道邦跑了回来,重归八路军的怀抱。结果锄奸部却认为,这厮跟赵玉昆是老铁,肯定没怀好心,该杀!

面对杀气腾腾的目光,会场上的宋学飞满头冒汗,百口莫辩,听着大家轮流发言,对自己做出各种怀疑。就在他几乎要绝望的时候,组织科干事郑旭煜(音玉)慢吞吞地,说了一句噎死人的话:“你们锄奸科,怀疑谁偏偏不跑,跑的都是你们没列入监视名单的、最信任的...”

这是一句极有内涵、极富水平的话,因为它点明了一个事实,就是锄奸科平时费劲监控的可疑对象,基本上都没有叛变,而出问题的,往往尽是他们不留意的人。如果说要追究的话,最有通敌嫌疑的,不是宋学飞,应该是锄奸部门的负责人才对。

郑干事职务不高,讲话却着实有水平,这一句出口,不少人的嗓门立刻降了三分。最后发言完毕,所有人的眼光都转向了杨成武:

杨司令,杀不杀?!

开会以前,杨成武是倾向于杀掉宋学飞的,不然杨科长不会那么积极地放风声,还让人准备好了绳子,随时把宋参谋长拉出去填坑。但到关键时刻,杨成武犹豫了。

赵玉昆重用宋学飞,是因为他是易县人,又是东北军出身;而五支队的两个团里,骨干军官大都是东北军,战士则是易县周边的子弟兵,只有宋学飞两面逢源,随时能镇住局面。现在支队司令已经跑路,如果再杀掉他们的参谋长,靠谁稳住大批人马呢,万一这几千人都跑到鬼子那边去,一分区不是没事找事吗?!

杨成武的手终于放了下来:我们要把宋学飞和赵玉昆区别开来啊!

宋学飞松了一口气,他总算从鬼门关上走回来了。

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锄奸部门跟敌工部、情报部不一样,要想出业绩,就得抓出叛徒内奸。可是内部的特务并没有那么多,更不是随时能抓得到的,锄奸部的人自己水平又不高,很多时候只能采用马列主义阶级分析法,即重点监控那些出身不好、在国民党里当过官的人,而对所谓工农战士高看一眼。

这种推理的结果,是被定性为叛徒的赵玉昆、孟阁臣,都是无产阶级出身,而八路军中的陈正湘、宋学飞,还有组织科长黄连秋,都当过国民党。所以...

很明显,这种毫无实据的内部监控效果极差。为了刷存在感,就只能捕风捉影、甚至无中生有了。锄奸部门最常用的手段,是在连队里发展秘密眼线,平时散布些负面消息,或者有意发些日伪宣传品,看对方反应如何。

锄奸部比较出名的一个笑话,是四一年大扫荡之前,一分区教导队的副队长马青山,睡觉时一抖被子,发现里面竟然掉出一张日伪军招降的“投降票”。

堂堂一分区的核心地带,竟然有人企图招降教导队副队长,马青山立场十分坚定,马上向锄奸科做出汇报,大张旗鼓地抓特务。大家忙乎了一通,结果什么也没查出来,这件事就不了了之。

看上去很正常的事情,其实很不正常。因为几个月后,马青山同好朋友、教导队政委朱利聊天时,愤愤不平地告诉他,这张投降票,多半不是特务放的,而是锄奸科那帮家伙立功心切,想把赃栽到自己头上;所以事情平息后,他直接找了锄奸科科长杨德才,面对面地跟他说:对自己人少来这套!

锄奸科怀疑马青山,自然有他们的理由。马青山先前是一团参谋长,朱利则是团政治部主任,调到教导队当副队长和政委,是因为一团工作出了些问题,领导班子搞调整,这二位都属于降职。既然是降职,肯定心里有意见;既然有意见,肯定立场不稳。所以锄奸科里,八成有人认为,从他们身上着手,多半能钻出突破口,钓出一条大鱼来。

锄奸科的玩法,只能说幼稚得令人发指。一团是晋察冀的拳头部队,团干部到了其他小军分区,可以直接担任军分区司令之职,算得上八路军的中层骨干。如此级别的骨干不是不会叛变,但肯定不会看到一张投降票就主动暴露,这种把戏除了让人看笑话外,根本不会有任何效果。

杨德才并不是坏人,但是他努力折腾了半天,除了制造疑神疑鬼的气氛外,实在没有什么成绩,再这样锄来锄去,到底谁是内奸都搞不清楚了。他和杨成武不是那种喜欢害人的类型,这种老鼠钓猫的把戏持续了好几年,终于都意识到,那么多人天天累得半死,什么变节分子也没防住,想叛变的一个都看不出来,反而抓的大都是好人,这就不叫事。

于是杨成武决定,来一个大破大立,把所有特派员、干事之类的眼线都收回来,不要再盯梢自己人了,全部派到保定敌占区,改头换面搞情报,为抗日做实实在在的贡献。在后来的岁月里,这些特派干部有的投敌当了汉奸,也有的被昔日的同志出卖,在监狱里宁死不屈,成了后世景仰的英烈。 

一分区锄奸部的工作,大概是十分憋屈的,因为,从头到尾没拿出什么象样的“战绩”。但是,几乎所有人都说,杨司令手下干活,很舒服,很自在。

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其实在任何单位或团队,打小报告都是最忌讳的事情,不光你的领导只会利用你,同事朋友也会敬而远之。除非你跟领导历史关系极铁,否则棋子当到最后,多半会成为弃子 — 比如高鹏。

作为昔日的国民抗日军副司令,高鹏虽然不算出众,但也不是无能之辈。抗日军来到晋察冀后,他同纪亭榭积极靠拢组织,架空了司令赵侗,为五支队彻底并入八路军,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这两个人在晋察冀,境遇都不算好。

纪亭榭受到排挤其实不难理解。他是铁路工人出身,作战经验和文化都有限,骤然被聂荣臻任命为三团团长,不仅要领导一个主力团,手下还都是经验丰富的红军干部,想服众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是高鹏的境遇却十分耐人寻味,杨成武给了他极高的职位,却从来没放手任何实权,听任他象个胖花瓶一样,白白供养了许多年。

高鹏在一分区的时候,有件事情是绕不过去的,就是常戟武的下落。

话说三七年北平沦陷后,,赵侗从北平拉起国民革命军,相关历史其实并不十分高大上。由于部队没有经费,赵侗不得不下令,在昌平白杨城掘古墓盗宝,主要领导十几人也不落空,每人都分到一两件。但是这些珠宝并不能马上变卖换钱,队伍却是每天要吃饭的,于是大伙决定,绑架西北望教堂的外国神甫,逼洋人掏钱赎人。

外国神甫很快绑到手了,但是洋人并没有乖乖交钱,而是马上通知了日本人—这也好理解,毕竟此时的北平,说了算的是鬼子。大队鬼子坐着卡车来抓绑票犯,这才有了震惊北平的黑山扈第一次战斗。 

同鬼子打完一场恶仗,抗日军无法立足,只得向妙峰山转移,又打了一场恶仗,再次向西转移到斋堂。此时抗日军副司令郑子丰、参谋长包旭堂中途逃跑,赵侗当即决定,开除这两个人的军籍。

人反正都走了,开不开除也就那么回事,但工作还得有人做。高鹏不愧是东北军副官的儿子,马上推荐了北平城里的东北军老军官常戟武,任抗日军新参谋长。

常戟武果然是一员有胆有识的勇将。从北平城溜出来后,他的工作十分努力,半年后在二道河战斗中,他奋勇作战,被鬼子的机枪打断了腿,由于缺药伤口感染发黑,不得不通过内线关系,送回北平城治伤。治完伤出院后,这个人就同石沉大海一般,再也没有音讯了。

在近代或现代史上,有许多诡异事件,常戟武的失踪便是其中之一。常戟武能够秘密潜入北平疗伤,绝非个人行动,而是组织动用了宪兵队内线的安排,一举一动都在地下党情报网严密监控之中。他出院后失去踪迹记录,无非有三种可能:被日本人发现后逮捕并杀掉,跑到国民党军队被逮捕并杀掉,回到晋察冀根据地被秘密逮捕并杀掉。

在当年,三种情况都可能发生,关键是推测要符合当时的历史常识。常戟武是支队参谋长一级人物,落到日本人或国民党那里,一定会有相关宣传或文字留下来,我方情报网也要有相关记录。如果没有的话,只可能是回到了晋察冀根据地,然后经历了某种不可描述的遭遇。

国共两党的内部整肃,都是极度酷烈的,晋察冀也不例外。罗文坊在冀中大掀风浪,目标绝不止一个熊大缜,连当时的冀中军区司令吕正操,也感觉到压力重重。同吕正操一样东北军出身的常戟武,如果被锄奸部门盯上,后果显然可想而知。

常戟武的失踪是谁干的,没有人知道,但他从沦陷的北平参加抗日军,高鹏是牵线人。如果高鹏卷入此事,一定曾经说过什么话;如果高鹏没有卷入此事,一定有什么话该说什么而没有说。

终高鹏一生,对常戟武的事情都讳莫如深,不肯提一个字;但是赵侗出走的时候,他站出来大力揭发赵司令思想落后,加入过反动的“国社党”,却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实。而高鹏之所以知道赵侗跟反动党派的关系,其实只是因为,他同赵侗关系极好,当年是一道加入的小伙伴。

对赵侗五支队的处置,是晋察冀进行的,杨成武不过奉命接收队伍而已。但在此后的一分区,高鹏当了副司令,却没有一点实权,众多红军干部竞相架空他,杨成武只是旁观,从来不说一句话支持。最后,高鹏只能当一个无奈的花瓶。

可能有人会问,今天高鹏能揭发赵侗,明天他会不会揭发杨成武?谁也不知道杨成武心里,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是从他到邓华,都只把高鹏当成摆设供着,绝不肯多用一分。

事实证明,高鹏还是有担当的。在躲了十几年政治风波之后,高鹏终于再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有人要他交待邓华的事情;这一回,他什么也没说,干脆利落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九泉之下的高鹏,会碰见常戟武吗?

一分区最后要说的人,叫薛世聪。

这是一个现实版的《风筝》式故事。

同其他土八路不一样,薛世聪是上海中共特科成员、留苏老干部,学的就是特工专业,货真价实的情报员。他在苏联的时候碰上大肃反,被人告密打成反党分子,押到远东的金矿下井劳改。抗战爆发后释放回国,经延安、晋察冀军区,到了一分区,任机关副指导员。很明显,他也是锄奸科里挂了号的情报员。

一九四三年,根据薛世聪的“特长”,一分区派他到敌伪阵营,搞地下工作。让人奇怪的是,解放后他一直没有归队,始终隐瞒了真实身份,从事所谓“特情”工作。直到文革结束,一分区老干部几次聚会,想办法才打听到他的消息,相约去探望他。老兄弟们登门的时候,在前三门后面一片小胡同里找到了他:只见一间破屋,薛世聪患病躺在床上,家徒四壁,无人照顾。看到昔日的老战友登门拜访,薛世聪泪流满面,却什么也没有说。

不久后,薛世聪去世,谁也不知道,他究竟在干什么,又经历了些什么。公安部倒了出了个文件,承认他是“副局级”干部,可是这一切,有什么用处呢?

这些历史十分隐密,时隔半个多世纪了,还有很多抗战档案不公开,也许永远都不会公开。我们只能从当事人的回忆文字里,隐隐看到冰山一角。

经历过浩劫一般的二战,日本早已摒弃了政治告密的做法,再也不会有特高课、宪兵队登门,对公民进行私捕和拷打。现在的日本社会,仍然有种种问题,但它的法制和文明程度,以及国民素质,却是世界一流的,这一点,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无数先行者流血牺牲,就是为了中国人也能过上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不再受侵略、扫荡和告密陷害之苦。你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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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系列根据晋察冀一分区历史专家、抗战军人杨浩之子杨言信研究所作,原始资料地址见: http://blog.sina.com.cn/xyyanxin  感谢杨老师长期不避嫌疑的辛勤工作!

并在此特别感谢一位朋友:票姚校尉。校尉是维和军人出身,在查找历史资料和军事知识方面,给过我极大的帮助。然而他只同意我介绍他是普通的“历史爱好者”,为了尊重他的隐私,我只能在这里公开他的网名,并郑重表示感谢。

热爱军队的校尉退役了,我始终认为,这是军队的一大损失。希望后来者能够读懂他奉为座右铭的那句《吴子*论将》:师出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

另外,本文中的任何评论,均出自本人之手,同校尉没有任何关系,我负全部责任。

最后,要感谢一个特别的对象,那就是日本的亚州历史网站 https://www.jacar.go.jp/index.html

在过去的日子里,亚历以专业服务的精神,将冗杂的历史资料分料打包,逐一扫描存档,然后在网上开放下载并不断更新,不收一分钱费用。虽然我们常谴责日本政府对历史罪行的态度,但是负责任地说,亚历网站的工作是十分专业的;没有因为所谓宣传导向,或者担心影响所谓国家形象,就修改或限制相关历史资料的阅览下载。

亚历的辛勤工作,对了解日本侵华战争历史、还原相关军事决策及行动过程,有着极重要的作用;而相比日本同行,中国的相关历史部门,实在值得好好反省。作为战胜一方,我国很多资料都是人云亦云,网上传抄的地摊段子满天飞,但要查找相关档案或地图,往往毫无头绪,不得不四处找人帮忙,更不用说那些可能影响形象的记录了。问题是,整个抗战八年,都是伟光正加大小胜仗的故事,字里行间到处是需要推测的哑谜,说给你听,你信吗?!

七十多年前的事情了,还这个样子,没必要。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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