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面晋察冀的文章里，限于篇幅原因，很多东西来不及介绍，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锄奸部。

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部门。因为不比敌工部之类对外单位，锄奸部并不直接跟日伪打交道，而是担负内部监控任务，类似红军时期“政治保卫”的工作。它的工作地点也比较隐秘，通常都是政治部专门隔出来的一个角落，二十四小时有人武装站岗，还有各种刑具，用于拷打嫌犯。

既然是监控，自然要做得隐密。除了公开的员工外，这个部门最神秘的地方，是它会私下招募干部和战士，充当所谓的“特派员”，专门打探其他官兵的态度，看他们有没有不良倾向。当然了，如果被锄奸部盯上，通常都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轻则押进去一顿痛打，重则五花大绑，不声不响地埋到土里灭口。很明显，由于告密之类手段上不得台面，因此锄奸部的具体工作内容，大都没有公开，只有闹出大事后，跟他们打过交道的人，能从经历中印证出一些内容来。

晋察冀锄奸部制造的最出名、影响也最大的案子，应该是熊大缜冤案。

这个案子的具体过程，就不细说了，随便百度一下也能知道。值得注意的是，熊大缜冤案从头到尾，都没有任何人为此负责，反而在几十年之后，还连累了他的恩师叶企孙。即便到了改革开放时期，仍然有党政官员拚死不让平反，甚至开国上将吕正操亲自过问这件事，都迟迟得不到解决。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熊大缜、叶企孙的坟头寿木已拱，有关部门终于发了一纸平反文件，但是公安部某些“老干部”们，仍然死硬地把“熊大缜反革命集团案”，当成工作业绩算在自己头上。那种穷凶极恶的执着，令人想来不寒而栗。

一九四一年大扫荡时，杨成武身陷花塔山，一同陷在包围圈里的冀中供给部政委王文波，就是陷害熊大缜的主犯之一；而聂荣臻身陷沙河之际，带着电台引开鬼子的侦察科长罗文坊，则是三九年熊大缜冤案时的锄奸部部长。这两位晋察冀历史上比较有臭名的仁兄，在抗战中都是有过贡献的，不能说他们一无是处；但是面对仕途名利的诱惑，他们随时会毫不犹豫地向身边的同志或同事背后，狠狠捅上一刀。

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想杀敌建功的人固然有不少，企图陷害栽赃、踩着无辜者脑袋向上爬的小人却更多。永远不要忘了提防这种人。

罗文坊是三八年调去冀中，当锄奸部部长的。他一上任，就制造了中外闻名的熊大缜冤案，而在此之前，他的职务，是杨成武手下的一分区锄奸科科长。由于平西地区局面复杂，又是北平通往晋察冀的大门，因此罗科长虽然挂名杨成武手下，平时却借调在平西地区，直接对军区总部负责，专职审干和甄别。罗文坊办事十分卖力，硬是抓了一百多号人日夜拷打，大部分是出走沦陷区、投奔抗日队伍的学生或知识分子。

罗文坊锄奸有“功”，很快升任冀中军区锄奸部部长了，接着到一九三九年初，晋察冀正式成立挺进军，平西地区有了自己的独立机关，挺进军司令肖克自然不需要别人单位驻扎自己的地盘，锄奸科这才带着被折磨得伤痕累累的囚犯们，回到一分区地头上。很明显，杨成武对罗文坊的那套手段心知肚明，还没等人来报到，就让黄寿发提前接应，一面让医生给人治伤，一面宣布所有人立刻解除囚犯身份，全部加入一分区训练大队，大伙打鬼子去！

什么特务？不存在的！

多年以后，无论经历什么风波，杨成武身边总聚着一批死死追随的老部下，包括不少知识分子在内，死都不说他一句坏话，旁人都明白，杨成武的小山头，比别人的都硬，那是有深刻原因的。

罗文坊升官之后，一分区接手锄奸工作的人，是杨成武的死党，杨德才。

杨科长面临的问题，同罗文坊一样，那就是大家都叫八路，怎么能看出哪个是奸细来。在这个问题上，从红军到八路，用的办法都差不多，就是从队伍里选成分好、表现优的人，让他们当特派员，故意散布一些落后言论，谁要立场不坚定，或者敢提意见，立马拿下。

锄奸科的工作，本身就比较搞。如果他们抓的人多了，等于说队伍到处都是奸细，明显是打领导的脸；可要抓不到人，尤其是抓不出典型，那养着这个部门，岂不是等于吃白饭。杨成武做事宽厚，不允许在队伍里乱打乱杀，对批评意见也包容得很，杨科长折腾了半天，硬是搞得所有人都不满意，却什么战果也没折腾出来。

四零年初，杨德才终于有任务了，因为五支队司令赵玉昆，带着一个便衣大队，叛变去了鬼子那里。

赵玉昆躲在保定城，杨德才肯定拿他没有办法，但是赵玉昆的手下，还是可以好好收拾的。一分区专门开了会，研究赵司令没走的手下如何处置，首当其充的，是他的参谋长宋学飞。

说起来宋学飞实在冤枉。赵玉昆确实跟他交情极好，甚至带队出走的时候，还专门去了一趟他家，留下一叠钞票当吊礼（宋学飞当时父丧，在家料理）。但是宋参谋长抗日立场坚定，发现势头不对，硬是带着政委王道邦跑了回来，重归八路军的怀抱。结果锄奸部却认为，这厮跟赵玉昆是老铁，肯定没怀好心，该杀！

面对杀气腾腾的目光，会场上的宋学飞满头冒汗，百口莫辩，听着大家轮流发言，对自己做出各种怀疑。就在他几乎要绝望的时候，组织科干事郑旭煜（音玉）慢吞吞地，说了一句噎死人的话：“你们锄奸科，怀疑谁偏偏不跑，跑的都是你们没列入监视名单的、最信任的...”

这是一句极有内涵、极富水平的话，因为它点明了一个事实，就是锄奸科平时费劲监控的可疑对象，基本上都没有叛变，而出问题的，往往尽是他们不留意的人。如果说要追究的话，最有通敌嫌疑的，不是宋学飞，应该是锄奸部门的负责人才对。

郑干事职务不高，讲话却着实有水平，这一句出口，不少人的嗓门立刻降了三分。最后发言完毕，所有人的眼光都转向了杨成武：

杨司令，杀不杀？！

开会以前，杨成武是倾向于杀掉宋学飞的，不然杨科长不会那么积极地放风声，还让人准备好了绳子，随时把宋参谋长拉出去填坑。但到关键时刻，杨成武犹豫了。

赵玉昆重用宋学飞，是因为他是易县人，又是东北军出身；而五支队的两个团里，骨干军官大都是东北军，战士则是易县周边的子弟兵，只有宋学飞两面逢源，随时能镇住局面。现在支队司令已经跑路，如果再杀掉他们的参谋长，靠谁稳住大批人马呢，万一这几千人都跑到鬼子那边去，一分区不是没事找事吗？！

杨成武的手终于放了下来：我们要把宋学飞和赵玉昆区别开来啊！

宋学飞松了一口气，他总算从鬼门关上走回来了。

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锄奸部门跟敌工部、情报部不一样，要想出业绩，就得抓出叛徒内奸。可是内部的特务并没有那么多，更不是随时能抓得到的，锄奸部的人自己水平又不高，很多时候只能采用马列主义阶级分析法，即重点监控那些出身不好、在国民党里当过官的人，而对所谓工农战士高看一眼。

这种推理的结果，是被定性为叛徒的赵玉昆、孟阁臣，都是无产阶级出身，而八路军中的陈正湘、宋学飞，还有组织科长黄连秋，都当过国民党。所以...

很明显，这种毫无实据的内部监控效果极差。为了刷存在感，就只能捕风捉影、甚至无中生有了。锄奸部门最常用的手段，是在连队里发展秘密眼线，平时散布些负面消息，或者有意发些日伪宣传品，看对方反应如何。

锄奸部比较出名的一个笑话，是四一年大扫荡之前，一分区教导队的副队长马青山，睡觉时一抖被子，发现里面竟然掉出一张日伪军招降的“投降票”。

堂堂一分区的核心地带，竟然有人企图招降教导队副队长，马青山立场十分坚定，马上向锄奸科做出汇报，大张旗鼓地抓特务。大家忙乎了一通，结果什么也没查出来，这件事就不了了之。

看上去很正常的事情，其实很不正常。因为几个月后，马青山同好朋友、教导队政委朱利聊天时，愤愤不平地告诉他，这张投降票，多半不是特务放的，而是锄奸科那帮家伙立功心切，想把赃栽到自己头上；所以事情平息后，他直接找了锄奸科科长杨德才，面对面地跟他说：对自己人少来这套！

锄奸科怀疑马青山，自然有他们的理由。马青山先前是一团参谋长，朱利则是团政治部主任，调到教导队当副队长和政委，是因为一团工作出了些问题，领导班子搞调整，这二位都属于降职。既然是降职，肯定心里有意见；既然有意见，肯定立场不稳。所以锄奸科里，八成有人认为，从他们身上着手，多半能钻出突破口，钓出一条大鱼来。

锄奸科的玩法，只能说幼稚得令人发指。一团是晋察冀的拳头部队，团干部到了其他小军分区，可以直接担任军分区司令之职，算得上八路军的中层骨干。如此级别的骨干不是不会叛变，但肯定不会看到一张投降票就主动暴露，这种把戏除了让人看笑话外，根本不会有任何效果。

杨德才并不是坏人，但是他努力折腾了半天，除了制造疑神疑鬼的气氛外，实在没有什么成绩，再这样锄来锄去，到底谁是内奸都搞不清楚了。他和杨成武不是那种喜欢害人的类型，这种老鼠钓猫的把戏持续了好几年，终于都意识到，那么多人天天累得半死，什么变节分子也没防住，想叛变的一个都看不出来，反而抓的大都是好人，这就不叫事。

于是杨成武决定，来一个大破大立，把所有特派员、干事之类的眼线都收回来，不要再盯梢自己人了，全部派到保定敌占区，改头换面搞情报，为抗日做实实在在的贡献。在后来的岁月里，这些特派干部有的投敌当了汉奸，也有的被昔日的同志出卖，在监狱里宁死不屈，成了后世景仰的英烈。 

一分区锄奸部的工作，大概是十分憋屈的，因为，从头到尾没拿出什么象样的“战绩”。但是，几乎所有人都说，杨司令手下干活，很舒服，很自在。

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其实在任何单位或团队，打小报告都是最忌讳的事情，不光你的领导只会利用你，同事朋友也会敬而远之。除非你跟领导历史关系极铁，否则棋子当到最后，多半会成为弃子 — 比如高鹏。

作为昔日的国民抗日军副司令，高鹏虽然不算出众，但也不是无能之辈。抗日军来到晋察冀后，他同纪亭榭积极靠拢组织，架空了司令赵侗，为五支队彻底并入八路军，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这两个人在晋察冀，境遇都不算好。

纪亭榭受到排挤其实不难理解。他是铁路工人出身，作战经验和文化都有限，骤然被聂荣臻任命为三团团长，不仅要领导一个主力团，手下还都是经验丰富的红军干部，想服众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是高鹏的境遇却十分耐人寻味，杨成武给了他极高的职位，却从来没放手任何实权，听任他象个胖花瓶一样，白白供养了许多年。

高鹏在一分区的时候，有件事情是绕不过去的，就是常戟武的下落。

话说三七年北平沦陷后，，赵侗从北平拉起国民革命军，相关历史其实并不十分高大上。由于部队没有经费，赵侗不得不下令，在昌平白杨城掘古墓盗宝，主要领导十几人也不落空，每人都分到一两件。但是这些珠宝并不能马上变卖换钱，队伍却是每天要吃饭的，于是大伙决定，绑架西北望教堂的外国神甫，逼洋人掏钱赎人。

外国神甫很快绑到手了，但是洋人并没有乖乖交钱，而是马上通知了日本人—这也好理解，毕竟此时的北平，说了算的是鬼子。大队鬼子坐着卡车来抓绑票犯，这才有了震惊北平的黑山扈第一次战斗。 

同鬼子打完一场恶仗，抗日军无法立足，只得向妙峰山转移，又打了一场恶仗，再次向西转移到斋堂。此时抗日军副司令郑子丰、参谋长包旭堂中途逃跑，赵侗当即决定，开除这两个人的军籍。

人反正都走了，开不开除也就那么回事，但工作还得有人做。高鹏不愧是东北军副官的儿子，马上推荐了北平城里的东北军老军官常戟武，任抗日军新参谋长。

常戟武果然是一员有胆有识的勇将。从北平城溜出来后，他的工作十分努力，半年后在二道河战斗中，他奋勇作战，被鬼子的机枪打断了腿，由于缺药伤口感染发黑，不得不通过内线关系，送回北平城治伤。治完伤出院后，这个人就同石沉大海一般，再也没有音讯了。

在近代或现代史上，有许多诡异事件，常戟武的失踪便是其中之一。常戟武能够秘密潜入北平疗伤，绝非个人行动，而是组织动用了宪兵队内线的安排，一举一动都在地下党情报网严密监控之中。他出院后失去踪迹记录，无非有三种可能：被日本人发现后逮捕并杀掉，跑到国民党军队被逮捕并杀掉，回到晋察冀根据地被秘密逮捕并杀掉。

在当年，三种情况都可能发生，关键是推测要符合当时的历史常识。常戟武是支队参谋长一级人物，落到日本人或国民党那里，一定会有相关宣传或文字留下来，我方情报网也要有相关记录。如果没有的话，只可能是回到了晋察冀根据地，然后经历了某种不可描述的遭遇。

国共两党的内部整肃，都是极度酷烈的，晋察冀也不例外。罗文坊在冀中大掀风浪，目标绝不止一个熊大缜，连当时的冀中军区司令吕正操，也感觉到压力重重。同吕正操一样东北军出身的常戟武，如果被锄奸部门盯上，后果显然可想而知。

常戟武的失踪是谁干的，没有人知道，但他从沦陷的北平参加抗日军，高鹏是牵线人。如果高鹏卷入此事，一定曾经说过什么话；如果高鹏没有卷入此事，一定有什么话该说什么而没有说。

终高鹏一生，对常戟武的事情都讳莫如深，不肯提一个字；但是赵侗出走的时候，他站出来大力揭发赵司令思想落后，加入过反动的“国社党”，却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实。而高鹏之所以知道赵侗跟反动党派的关系，其实只是因为，他同赵侗关系极好，当年是一道加入的小伙伴。

对赵侗五支队的处置，是晋察冀进行的，杨成武不过奉命接收队伍而已。但在此后的一分区，高鹏当了副司令，却没有一点实权，众多红军干部竞相架空他，杨成武只是旁观，从来不说一句话支持。最后，高鹏只能当一个无奈的花瓶。

可能有人会问，今天高鹏能揭发赵侗，明天他会不会揭发杨成武？谁也不知道杨成武心里，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是从他到邓华，都只把高鹏当成摆设供着，绝不肯多用一分。

事实证明，高鹏还是有担当的。在躲了十几年政治风波之后，高鹏终于再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有人要他交待邓华的事情；这一回，他什么也没说，干脆利落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九泉之下的高鹏，会碰见常戟武吗？

一分区最后要说的人，叫薛世聪。

这是一个现实版的《风筝》式故事。

同其他土八路不一样，薛世聪是上海中共特科成员、留苏老干部，学的就是特工专业，货真价实的情报员。他在苏联的时候碰上大肃反，被人告密打成反党分子，押到远东的金矿下井劳改。抗战爆发后释放回国，经延安、晋察冀军区，到了一分区，任机关副指导员。很明显，他也是锄奸科里挂了号的情报员。

一九四三年，根据薛世聪的“特长”，一分区派他到敌伪阵营，搞地下工作。让人奇怪的是，解放后他一直没有归队，始终隐瞒了真实身份，从事所谓“特情”工作。直到文革结束，一分区老干部几次聚会，想办法才打听到他的消息，相约去探望他。老兄弟们登门的时候，在前三门后面一片小胡同里找到了他：只见一间破屋，薛世聪患病躺在床上，家徒四壁，无人照顾。看到昔日的老战友登门拜访，薛世聪泪流满面，却什么也没有说。

不久后，薛世聪去世，谁也不知道，他究竟在干什么，又经历了些什么。公安部倒了出了个文件，承认他是“副局级”干部，可是这一切，有什么用处呢？

这些历史十分隐密，时隔半个多世纪了，还有很多抗战档案不公开，也许永远都不会公开。我们只能从当事人的回忆文字里，隐隐看到冰山一角。

经历过浩劫一般的二战，日本早已摒弃了政治告密的做法，再也不会有特高课、宪兵队登门，对公民进行私捕和拷打。现在的日本社会，仍然有种种问题，但它的法制和文明程度，以及国民素质，却是世界一流的，这一点，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无数先行者流血牺牲，就是为了中国人也能过上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不再受侵略、扫荡和告密陷害之苦。你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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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系列根据晋察冀一分区历史专家、抗战军人杨浩之子杨言信研究所作，原始资料地址见： http://blog.sina.com.cn/xyyanxin  感谢杨老师长期不避嫌疑的辛勤工作！

并在此特别感谢一位朋友：票姚校尉。校尉是维和军人出身，在查找历史资料和军事知识方面，给过我极大的帮助。然而他只同意我介绍他是普通的“历史爱好者”，为了尊重他的隐私，我只能在这里公开他的网名，并郑重表示感谢。

热爱军队的校尉退役了，我始终认为，这是军队的一大损失。希望后来者能够读懂他奉为座右铭的那句《吴子*论将》：师出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

另外，本文中的任何评论，均出自本人之手，同校尉没有任何关系，我负全部责任。

最后，要感谢一个特别的对象，那就是日本的亚州历史网站 https://www.jacar.go.jp/index.html

在过去的日子里，亚历以专业服务的精神，将冗杂的历史资料分料打包，逐一扫描存档，然后在网上开放下载并不断更新，不收一分钱费用。虽然我们常谴责日本政府对历史罪行的态度，但是负责任地说，亚历网站的工作是十分专业的；没有因为所谓宣传导向，或者担心影响所谓国家形象，就修改或限制相关历史资料的阅览下载。

亚历的辛勤工作，对了解日本侵华战争历史、还原相关军事决策及行动过程，有着极重要的作用；而相比日本同行，中国的相关历史部门，实在值得好好反省。作为战胜一方，我国很多资料都是人云亦云，网上传抄的地摊段子满天飞，但要查找相关档案或地图，往往毫无头绪，不得不四处找人帮忙，更不用说那些可能影响形象的记录了。问题是，整个抗战八年，都是伟光正加大小胜仗的故事，字里行间到处是需要推测的哑谜，说给你听，你信吗？！

七十多年前的事情了，还这个样子，没必要。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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