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人一起饮酒是中国传统的一项社交娱乐活动，大概自酒诞生之日起就应运而生了。在今天看来，与三五好友聚在一起喝点小酒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可是在古代却未必“正常”。在周朝的卫国，聚众喝酒可是要被杀头的。
这不是危言耸听或杜撰历史，而是有明文规定的。当时颁布的《酒诰》就是最好的证据。
在亲率大军东征平定“三监之乱”之后，周朝的实际掌权者、“摄政当国”的周公旦将殷商故地分封给他的弟弟康叔，是为卫国，并特别在其地颁布了《康诰》《酒诰》和《梓材》三大著名的政治文诰。

周公旦
诰即公告，《酒诰》就是关于饮酒的公告，是面对百姓发布的，虽然今天的我们读起来感觉不是很好懂，但对当时的百姓来说都是大白话。
《酒诰》讲了很多道理，比如饮酒浪费粮食资源，饮酒有损君主威仪，饮酒让君臣荒于政务，等等。当然，核心的内容是规范的饮酒行为。《酒诰》的要点如下：
第一，“无彝酒”。意思是不可经常喝酒。
第二，“饮惟祀”“厥父母庆，自洗腆，致用酒”。意思是祭祀、为父母等老师祝福时，可以喝一些酒。
第三，“德将无醉”。意思是有德行的人是不会放任自己喝酒的，意思是说饮酒要有节制。
第四，“定辟，矧汝，刚制于酒”。意思是订立法规，你们必须严格遵守关于酒的法规。
第五，“厥或诰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又惟殷之迪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杀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辞，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时同于杀。”
意思是，如果有人告发：“有一些人在聚众饮酒。”你千万不要放过他们，把他们一个个都抓起来，送到京师，我来砍掉他们的脑袋。不过，从殷朝过来的那些进用于周邦的旧臣以及那些主管各种冶铸与制作的前朝技术官员沉湎于饮酒，不要轻易处死他们，要进行教育规劝，如果依然置若罔闻，不愿改邪归正，则和群饮一样，杀无赦。

众多论者以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禁酒令”或者“戒酒令”。这是不准确的。这篇《酒诰》写得很清楚，并不是要“禁酒”或“戒酒”，只是告诫人们不要“湎于酒”，喝酒要适时、适量，不要经常喝酒，在祭祀的时候可以喝酒，孝顺和赡养父母的时候，可以摆酒，喝酒要有节制。
从本质上看，《酒诰》主旨是规范人们的饮酒行为。实际上，从后世考古发掘的周朝文物中，出土的酒器种类繁多，而且数量庞大，这一物证有力地表明，在周代，饮酒是人们非常普遍的行为。
但《酒诰》中有一条规定非常触目：“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相比于“无彝酒、饮惟祀、德将无醉”的好言劝告，相比于“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杀之，姑惟教之”的网开一面，对“群饮”的规定可谓十分严苛。
周公旦明确训示他的弟弟康叔，同时也公之于众：对于“群饮”，你不能放纵，凡违反者，全部抓起来押送到我这里，我来将他们杀掉。其口吻不容置疑，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周朝的统治者对“群饮”一事格外敏感？为什么要特别加以提示并且严厉到“杀无赦”的地步？

是因为饮酒误国吗？《酒诰》的确将殷商之亡归之于酒，但倘若饮酒真的误国，则应一律禁止喝酒，不管是“群饮”还是“独饮”，岂不是更为彻底的根治之道！
是出于节约粮食的考量吗？《酒诰》也的确提到要爱惜粮食，但倘若正要节约粮食，那么也应该不管是“群饮”还是“独饮”，一律禁止饮酒，这样效果会更显著。
再细看的话，你会发现，《酒诰》的施行对象，仅仅是“妹邦”，也就是康叔的封地卫国的人们，倘若真是出于预防饮酒或者节约粮食的考虑，在周朝统治势力范围之内的其他诸侯国为什么没有类似的规定？
由是观之，上述的两个因素，不是关键的局限，可以排除。很显然，周公旦在《酒诰》中声色俱厉地严禁“群饮”，并上升至杀无赦的高度，有别的深意在。
《酒诰》的政令实施于康叔的封地卫国。卫国所在地，是黄河北岸的殷商故地，从盘庚到纣的都城都在此地。在这生活的人们，是商朝的遗民，虽然被周征服，但复国之心不死。
那证据，便是武王灭商之后，将殷商故地封给了纣的儿子武庚，并派了自己的兄弟管叔鲜、蔡叔度、霍叔处在一旁监视。武王去世成王即位，因年幼由武王的弟弟周公旦摄政，引起了管叔、蔡叔、霍叔的不满和猜忌，周室内部随即发生变乱。看到机会的武庚于是联络了管叔、蔡叔、霍叔“三监”以及东方的徐、奄等诸方国，举兵反周。周公旦亲率大军东征，平定“三监之战”。
吃一堑长一智。周公果断地改变了对殷商遗民的统治方式，将殷商故地分封给自己的弟弟康叔，建立卫国，并颁发《康诰》《酒诰》和《梓材》，确立了新的治理模式。

然则严禁“群饮”的政策，与之何干呢？其实关系很大。殷商的人们最为风行的习俗是喝酒。《诗经》上说他们是“既衍尔止。靡明靡晦。式号式呼。俾昼作夜”。意思是喝醉了酒，狂呼乱叫，把白天当作夜晚。
诗人的描述当然有夸张之嫌，但殷人好酒是公认的史实。但这样的行为习惯，尤其是聚在一起“群饮”，在满是遗民的殷商故地，对统治者而言，是相当危险的。
作为被征服者，殷商遗民有顽抗之心，这是事实，周朝的统治者是心知肚明的。殷商遗民又有爱喝酒的习俗，这也是事实，周朝的统治者也心知肚明。这两个看起来很正常的事实加在一起，对周朝的统治者却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威胁。
一群殷商遗民聚在一起“群饮”，他们是单纯的社交娱乐，还是在社交娱乐的名义下掩盖着些什么？爱喝酒是他们的风俗，表面上你不容易找出破绽；即使没有特别的阴谋，“群饮”之后故意聚众闹事，也给社会治安带来麻烦和压力。
换言之，从经济学上看，对周朝的统治者而言，允许“群饮”行为的发生，会导致其治国理政的讯息费用和监管费用大幅增加，这显然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
说的更直白点，鉴于“三监之乱”的教训，周公旦对殷商遗民的反抗深有戒心。对于那些顽固反抗的遗民，他直接将他们迁到洛阳筑城。他要求康叔对“群饮”杀无赦，是为了预防殷商遗民借“群饮”之社交娱乐之名，行密谋闹事和谋反之实，从而降低治国理政的成本，这才是严禁“群饮”的真正意图所在。

欧阳修在《醉翁亭记》中写道：“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古往今来历代酒之政令，其实也是如此。政令之意，不在酒而在酒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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