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死后，载沣等人一改慈禧时代重用笼络汉大臣、与之结成联盟的方针，采取一系列的手段来排挤汉人。袁世凯去职后，张之洞受到排挤，与载沣等人屡起冲突，最终抑郁而死。张之洞之死既是满汉矛盾激化的结果，又进一步激化了满汉矛盾。汉大臣失去对清廷的信任，满贵族与汉大臣之间的联盟已宣告解体，这也成为满清在两年之后灭亡的一个原因。

光绪末年，满汉矛盾激化。排满运动的兴起和汉人势力的增长引起满贵族的极大不安。顽固派大臣刚毅曾言“汉人强，满人亡；汉人疲，满人肥。”此时，满洲贵族面临两种选择，或压制汉大臣，防止其势力的进一步增长；或重用汉大臣，进一步巩固满汉联盟，满洲贵族最终选择的是前者。“近支排宗室，宗室排满，满排汉。”。满汉联盟面临着解体。
清政权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对汉人防范极严，对军权更视为命脉，向来不轻假汉人。“粤匪之乱，始用赛尚阿，不济；继用向荣、和春亦无功。”万般无奈之下，清廷不得不“重任曾国藩，统制四省。”太平天国造就了湘淮军的崛起。在对太平天国、捻军、回民起义的镇压过程中，汉族官僚掌握了地方上的军、政、财权。清廷对地方的控制力下降，王朝出现外重内轻的局面。戊戌政变后，清政权加强了对军队的控制。政变后仅仅一周，清廷便命荣禄入值军机，管理兵部事务，兼练兵大臣，节制北洋新军。荣禄为“使各军联成一气”，集中统一指挥，收指臂相联之效，决定把北洋各军编为“武卫军”，统由荣禄节制。八国联军之役，荣禄苦心经营的武卫军各部或溃散，或削弱，惟有袁世凯所部非但没有损失，反而有较大的发展。由于武卫军受到重创，近畿一带防卫空虚，慈禧不得不调袁世凯所部到河北，以资震慑。因“京师为天下根本，畿辅为京师屏障”，又加“门户洞开，强邻逼处，兵燹甫靖，伏莽犹盛繁”，“筹饷练兵”，直隶较“他省为尤急”，袁世凯借天时、地利、人和之利，将所部扩大至六镇。袁世凯在北洋新军中广置亲信，遍布私党，整个北洋军“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朝廷”。因袁世凯手握重兵，又显露跋扈之渐，引起了满人的疑忌和不安。光绪三十二年，清廷借兵部改设陆军部之机，迫使袁世凯将北洋常备军之第一、三、五、六镇交出，第二、四两镇也仅由袁暂时调遣训练。1907年，清廷采取了一项重大措施，将汉督抚中最具影响力的袁世凯和张之洞同时调入军机处，撤销袁世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职位，并夺去其北洋常备军的二、四两镇的兵权。这是一招看似极其高明的手段，阳崇其位，阴夺其权。但满洲贵族很快发现，到了军机处的袁世凯依然能呼风唤雨，假借庆亲王奕劻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朝局。袁世凯的政治能力与实力令满洲贵族既嫉妒又害怕，欲倾之而后快，只因慈禧尚在，其重用汉大臣，与之结盟的方针未变，满洲亲贵大臣对袁世凯尚无可奈何。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先后驾崩，溥仪继统，载沣成为监国摄政王，反袁力量迅速集结。隆裕称光绪有杀袁世凯遗诏（多半子虚乌有）。肃亲王善耆和镇国公载泽则向载沣进言：“此时若不速作处置，则内外军政方面，皆是袁之党羽；从前袁所畏惧的是慈禧太后，太后一死，在袁心目中已无人可以钳制他了，异日势力养成，消除更为不易，且恐祸在不测。”载沣本想杀袁世凯，但由于奕劻和张之洞的反对，再加上怕操之过急逼反北洋军，故而仅以患足疾为名，将袁世凯开缺，令其回籍养疴。载沣将袁世凯开缺之后，宣统元年正月十八日，将邮传部尚书陈璧革职。闰二月初二日，以民政部右侍郎赵秉钧“声名平常”，谕将其原品休致。此命系三载考绩之谕出之，此次考绩免官者仅赵秉钧一人。五月二十一日，命唐绍怡开缺。七月十六日，将黑龙江民政使倪嗣冲革职。被目为袁党的严修、徐世昌等汉大臣也不能自安，先后请辞。载沣对袁派势力的严厉打击标志着慈禧时代重用、笼络的方针被抛弃，而代之以排挤汉大臣，满汉联盟关系受到严重损害。
在满贵族加紧排汉的背景下，袁世凯的去职使得张之洞陷入孤立无助的困境。此时军机处中共有五人，奕劻、世续、那桐（载沣驱逐袁世凯出军机处而代之以那桐）为满人，张之洞和鹿传霖为汉人。奕劻以亲王之尊领班军机，地位最高，权力最重。世续与那桐是同谱，私交甚密。鹿传霖年高志衰，威望又不甚高，在军机处仅伴食而已。张之洞与奕劻，一汉一满，一清一浊，多有摩擦。世续对张之洞“退有后言”，那桐表面上对张之洞虚与委蛇，背后亦多不满之词。再加上张之洞“于‘恕’字欠缺，不圆到，往往于小事上吹毛求疵，闹皮气”，以致诸人对之己“暗中密定，唯其不及觉察矣。”
更为要命的是张之洞渐渐失去了载沣的信任。载沣刚刚登上摄政王王位时，出于稳固政权的需要，不得不倚重政治经验丰富、影响力相当大而又忠诚于朝廷的张之洞（据说光绪曾经有“惟此人为始终可靠之密谕”。）。张之洞也对清廷竭尽忠诚，在慈禧死后的几日里“入宫议事，无间昼夜”。张之洞还主持制订了监国摄政王礼节，使得大清王朝有了正常运转的规范。清廷连遭大丧之后，能够保持政局的大体平稳，张之洞功不可没。故而张之洞死后，上谕祭文中说：“自两宫之淹弃，弥臣职之忧劳，匕鬯不惊，共球无恙。”所谓载沣“推心以任之洞”虽不免言过其实，其对张的倚重却是不容置疑的。《申报》曾登载说：“摄政王近见枢臣，益和颜悦色，与商各事，仍由庆邸主次，而尤重张相。”可惜好景不长，到了光绪十二月，载沣已开始怀疑张之洞了。这个月月底，张之洞因畏风头痛，两次请假三日，未曾入值。载沣“疑有他意，密露始终倚重，决无更动之意。”张之洞也明显感到了载沣对自己的怀疑，向载沣告退。载沣对张之洞好言慰留，略云国事艰难如此，全赖大家协力赞助，如身体遇有不适，可随便歇息数天，亦不必请假。虽然张之洞的告退未获载沣的允准，但二人之间已出现明显的隔阂。胡思敬认为张之洞之所以失去载沣的信任是因为保荐恽毓鼎。据他记述：张之洞晚年笃念故旧，颇以煦煦为仁，凡附之求官者，必百计经营，餍所欲而去。安徽芜湖道缺出，屡为易顺鼎言之。监国曰：“闻易某湖南诗人，能作诗固佳。芜湖缺繁，恐妨事。”卒不予，久之始放临安开广道。自是每有大事，之洞虽极力谏争，亦不见纳，盖疑其不尽出于公也。此说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载沣对张之洞的猜忌。
为了维护大清王朝的统治，张之洞向来主张平满汉畛域。早在光绪二十七年，张之洞《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中就有“筹八旗生计”一条，允许旗人自谋生计，“凡京城及驻防旗人，有愿至各省随宦游幕、投亲访友以及农、工、商各业，悉听尊便。侨寓地方，愿寄籍应小考、乡试者，亦听其便。”光绪二十九年夏，张之洞奉诏入觐，同年十月二十六日陛辞请训，面奏慈禧，力请化除满汉畛域，以遏乱萌。抱冰弟子记云：“陛辞时，面奏数百言，力请化去满汉畛域，以彰圣德而遏乱端。如将军都统等，可兼用汉人。驻防旗人犯罪，用法与汉人同，不加区别，其大端也。慈圣霁颜纳之曰‘朝廷本无畛域之见，乃无知者妄加揣测耳。’次年，遂改陆军官制，用都统、参领等名目，乃定旗民一律用刑新章。”
而载沣的政治理念却和张之洞大相径庭。光绪二十七年，载沣赴德国谢罪，有鉴于德皇族之威势，禁卫军之精强，特请教于威廉亨利。亨利教以揽握兵权，整顿武备，为第一要著。载沣遂将亨利的话牢记在心。惟慈禧在世，对皇族统驭甚严，不得稍行其志。及至成为监国摄政王，在大局粗定之后，他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实施其政治理想了。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初三日，设禁卫军，谕派贝勒载涛、毓朗，尚书铁良为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准其酌量由各旗营兵丁内，拔取精壮，尽数认真训练，不准疏懈。此项禁卫军，专归监国摄政王自为统辖调遣。”宣统元年正月二十七日，谕派肃亲王善耆、镇国公载泽、尚书铁良、提督萨镇冰等办海军，并命庆亲王奕劻总核稽查。五月二十八日谕：“著先行专设军谘处，赞佐朕躬通筹全国陆海军各军事宜。即著贝勒毓朗管理军谘处事务。”是日还以贝勒载洵、萨镇冰为筹办海军大臣。二十九日，添派贝勒载涛管理军谘处事务。五月间，载沣还发布上谕，明定皇帝为大清帝国统帅海陆军大元帅，在皇帝亲征之前，由摄政王代理一切。载沣让载洵筹办海军后授为海军大臣，添派载涛管理军谘处事务后授为军谘府大臣颇为荒唐，看上去很像是一出闹剧。载洵“压迫他（载沣），想要管海军，其理由是奕譞管理过海军，要子承父志”。载沣虽明“知这位贵介弟完全是外行，当然诸般推脱，但禁不住他声色俱厉，非要不可；结果仍不得不勉强答应，先派他出洋考察一次海军，然后再授为海军大臣。”“载涛见载洵等已握兵权，恐遂失势，争于摄政王前，几有不顾而唾之势。王大窘，次日，复加派涛管理军谘府。”张之洞对于设立军谘处、筹办海军以及设海陆军大元帅等诸事皆不赞成，对于载沣的任人唯亲更是深为忧虑。“军谘府之设，争之累日。不能入”海陆军大元帅之设，张之洞虽“极不为然而无从争起”，因为载沣等人“密而不商”，不让张之洞参与决策，令张之洞“郁狂气发”。
张之洞与载沣等人还在简派朱恩绂、开缺升允、简派唐绍仪为津浦路督办几件事上发生了冲突。载沣和庆亲王奕劻主张简派朱恩绂以三品卿督办沿江沿海制造各局。经张之洞力争，始谕命改为以三品卿衔考察。陕甘总督升允疏请展缓立宪，载沣硃批斥之。升允自奉硃批斥责后，以摄政王不辨贤奸，因上疏乞病假，疏言：“臣患外感既重，内忧复炽，以致有目不能识黑白，有耳不能分雅郑，有鼻不能辨臭芗。”张之洞以为所言虽过当，在旗员究属正派，宜留任。奕劻因升允曾在光绪三十三年弹劾自己与袁世凯，对其衔恨已久，借机主张将其开缺。载沣因厌恶升允语皆刺己，遂是奕劻言，将其开缺。

张之洞与载沣等人的最大一次冲突是因为唐绍仪。《张文襄公年谱》对此事记载甚详：五月稍，津浦铁路总办道员李顺德等以营私舞弊为给事中高润生所劾，有旨革职永不叙用，并以吕海寰失于觉察开去督办铁路大臣，而两贝勒（指载洵、载涛）荐唐绍怡可用。监国以问公，公曰：“不可，舆情不属。”曰：“中堂，直隶绅士也。绅士以为可则无不可者。”曰：“岂可以一人之见而反舆情？舆情不属，必激变乱。”曰：“有兵在！”公退而叹曰：“不意闻此亡国之言！”翼日，监国以硃书付公，命拟旨，公又持不可，以命庆邸，承指惟谨。公曰：“不可为矣！”
在因唐绍仪而起的冲突使得张之洞与载沣的关系彻底恶化，冲突中张之洞说：“若派三省决不承认。”载沣态度极强硬，诘问张之洞：“汝即是直隶人，若有旨派定，汝亦不尊旨乎？”张之洞郁闷至极，气得在内廷即咯血两口，病即有此而生。经此冲突，张之洞对载沣为首的清廷已彻底绝望，曾云“我已入膏肓，自念时局，心已先死矣。”张之洞遂于六月初四日请假五日。初九日续假五日，十四日续假十日，二十四日续假十日。七月初三日，张之洞又奏请续假二十天。折上，载沣阅后大为惊讶，说：“何以又续假廿日之多？”那桐答：“年高病久，未能即愈，不能不宽假调养，似宜优诏慰之，以安其心。”这样才有七月初四日的温谕，谕旨云：“张之洞因病续假，朝廷实深廑念。著再赏假二十日，安心调理，假满即行销假，照常入值。”可见载沣对张之洞的疑忌之深。八月十四日奏请续假，并嘱门人陈曾寿备遗折，口授大意。十七日，胃纳锐减。十八日，服药而吐，饮食亦吐。十九日稍愈，命具疏请开去差缺。二十日索阅疏稿，伏枕改数字，命速递。二十一日奏请开去各项差缺。疏入，在大学士世续请求之下，载沣才勉强至张府探望。此时的张之洞已气息奄奄，面对这位为大清国鞠躬尽瘁的老臣，并没有特别慰劳，仅轻描淡写地说：“中堂公忠体国，有名望，好好保养。”张之洞说：“公忠体国所不敢当，廉正无私不敢不勉。”意欲最后讽谏载沣要“廉正无私”，不要任人唯亲。载沣走后，陈宝琛进去问：“监国之意若何？”张之洞叹息道：“国运尽矣！盖冀一悟而未能也！”是日亥刻，张之洞撒手人寰。可叹张之洞，临死之时还告诫病榻前的后人要“勿负国恩”。
六月间，张之洞的侄孙婿李焜瀛听说他有病，前去探望。张问李：“你听外间有什么消息？”李答：“各省排满风气很盛。”张沉吟说：“据我看来，不是汉人排满，那简直是满人在排汉呀？”说到这里，张在桌上，找到一张纸给李看，是一首诗，题为《读香山新乐府》，原诗如下：
诚感人心心乃归，君臣末世自乖离；须知人感天方感，泪洒香山讽喻诗。
张之洞已经感到如此下去，大清王朝的覆亡将为时不远。直至此时，这位忠诚的老臣还希望能讽谏载沣，冀其能以诚感人，收拾人心，使王朝起死回生。
病榻之上的张之洞，枕边放着一部《张居正全集》，不时翻阅。他不断称赞张居正的相业。他不仅羡慕张居正的“相业”，实际上更羡慕张居正死后的“文忠”的谥法。他在遗折中说：“臣受孝钦显皇后特达之知，虽宋宣仁皇后之于苏轼，未能远过。”委婉表达能如苏轼，得到一个“忠”字的谥号。张之洞死后，为实现其遗愿，张曾筹讬人运动，结果失败。张曾筹在给赵凤昌的信中说：
二十二日，鄙人即谒崧公以“正”字、“忠”字讬其运动要津三处。崧欣然即行。那意极好，而庆、世不洽。想不到继左湘阴之后也！即以发越之战保护东南之事而论，亦应援刘忠诚之例得一封爵。荣文忠仅在枢廷，不过随扈而行，尚论功得爵，此竟陈说不行，无可如何矣。监国毫无主张，庆、世平日积嫌，那委蛇周旋，背后亦多不满意之词，欲张公道，戛戛乎！
据说，张之洞临死前一日，清廷已拟定特谥“文忠”或“文正”，当其遗折呈上后，因其中有“不树党援，不殖生产”二语，触及亲贵之忌，于是改谥“文襄”。 6park.com
袁世凯去职后，张之洞是最具影响力的汉大臣，重用、笼络张之洞对于维系满汉联盟至为重要。然而载沣等人昧于形势，愚蠢地对张之洞进行排挤，使得张之洞抑郁而终。如果说载沣为首的清廷驱逐袁世凯还情有可原（袁既有背叛光绪的案底，又有张扬跋扈的劣迹），那么他们对张之洞的排挤则是毫无道理的，张素有清望，对朝廷无比忠诚，又没有案底。正因为如此，张之洞被冷落排挤、抑郁而死对满汉联盟解体影响更为巨大。张之洞的结果使满人排挤汉人的居心昭然若揭，汉大臣失去对清廷的信任，满贵族与汉大臣之间的联盟已宣告解体，这也成为满清在两年之后灭亡的一个失策之处。



贴主:罗杰新于2019_04_10 7:29:38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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