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雖然始於1966年中，但是真正影響到縣和鄉鎮一級的地方，其實是很晚的事情，最少在73-4年的時候，鄉鎮一級並沒有多少實際影響。
離我家不到一百米的一個半島上（U型河道形成的）有一所中學（鎮屬，我後來在這裡讀過初中），這裡有一個女老師（也是全鎮唯一的一個人）參與了66-67的毛主席接見紅衛兵活動，她見過周總理，她是這個中學最好的老師，每次說起這事，她那都是一臉的自豪和驕傲。去北京參加毛主席接見，並非很多文人作品所描寫的那樣，說什麼是一些不學無術的傢伙，實際上這些人都是基層推薦出來的代表，業務上絕對是一流的，政治上也是可靠。當時的校長（我讀初中的時候，他還是校長）也想去，他甚至把自己的名字都改成張紅賓（兵）都沒有去成。
鄉鎮一級形式真正轉差的，是74年以後，這一年我的大伯婆（老紅軍遺孀，小腳女人）去世了，這一年有天災，乾旱很厲害。74年冬天，西南一帶的紅衛兵機構（主要是『三師』和『零連』－－派別），把分支機構推進到鄉鎮一級（是不是有點像當年輪子的“輔導站”？），中學是重災區，我家附近的那所中學也參與其中，學生們分派系武鬥（其實『武鬥』也不是文學作品所說的那種非得搞它個『你死我活』，主要是互相之間扔石塊，砸泥巴，最嚴重也就是往對方撒石灰，絕大部分時候，都不會砸到人，通常一看到砸到人了，施暴的人知道惹禍了，也就『一哄而散』了），我奶奶見證過紅軍和川軍打仗，她嚴格地看守著我們，不讓我們靠太近看熱鬧。
75年春季，老師們開始下鄉支農（我們小學也停課），那個去北京參加過毛主席接見的女老師就住在我家（因為我家是紅烈，可以接待她，她是鄰縣的人，民國時期的師範生），白天跟我一起下地幹活（收糧食－豌豆），休息的時候，就教我們各種知識，我就是哪時候學會看時鐘和手錶的（別笑，真的），我當時對她那一雙又白又嫩的手印象深刻，哪裡像我們的手，又粗又黑，心想，這世上居然有這麼白嫩的手？，現在都能記得當時她幫助我們收糧食情況，那真是自願，真誠和無私的。她在我們家吃飯，會給糧票，我們可以拿著這些糧票去鎮政府領糧食（但是通常都會留著這些糧票）。
75年秋冬季，形勢開始惡化，最直接的感覺就是，我大伯婆去世以後，我奶奶陪鬥（鬥地主的時候，陪著站在旁邊）的機會多了好多，很多時候，我也會陪在旁邊（後來我才明白，我奶奶一直把我帶在身邊，那些參與鬥地主的人，看到有孩子在旁邊，就會比較節制）。
其實現在想起來，那些所謂的“鬥爭”，也不過是讓這些被沒收土地的人（地富反壞右），要認清現實，不要老是想著老蔣會打回來幫他們奪回土地，經常用的一句話是：“只准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有人亂說亂動，被人告了，真的會挨打，我還真見過，是比較嚇人！
我們家倒是沒有什麼，我們家本來就支持革命，而且為此付出重大犧牲（一紅兩抗日）；如果不支持革命，大伯公也不會參加紅軍，只是家裡田地多也是事實。後來不也都交給國家，大家分掉了，鎮上的鋪子，也都交出去了，所以一直沒有什麼大事。
我父親除開毛筆字寫得好以外，還是遠近聞名的石刻高手，特別是魏碑體石刻和高要求的紀念碑的製作。
基本上附近幾個縣市的公園，紀念碑上重要石刻，在他那個年代（60-80年代），都由他和他師傅包圓，他師傅負責起料（專業用語，方（動詞）料和檢平面），由我父親負責雕刻。
75年整年，我都沒怎麼見過我父親，快過年了，才盼到我父親回家。原來是這一年我父親和他師父一直在萬源縣施工，建造當地的一個公園，裡面有大量的石亭和石雕工作。父親回來的時候，我們盡本上不認識他，人瘦得不成人形，衣服也全都破了。那時候襄渝線已經通車到達縣（現達州），父親回來的過程中，被阻在了火車上了，他說，整條鐵路線上，全是人，火車頂棚上是人，鐵軌上躺滿了人。這些人都嚷嚷著要去北京見毛主席，鐵路運輸中斷了四天四夜，具體有多少人，誰也不知道。父親他們一共四人，所帶的乾糧，只夠一天（正常也就是一天就到渠縣了），他們有見過數次有解放軍和幹部模樣的人上車（估計是當地武裝部和軍分區的人），勸這些人回家，但是這些人不為所動。堵塞的第一天晚上，他們分到一人一包餅乾，第二天就什麼都沒有，第三天，有人在站台上推著一個大鬥車，一掀開蓋子，就聞到一陣酒香，原來這是他們從附近酒廠弄來的釀製用的酒糟（裡面有釀過酒的高粱，麥麩和穀殼等，可以用來餵豬），他看到有解放軍戰士試吃，然後就讓所有人排好隊，一人分一捧（有紙的，就用紙包著，沒有的，直接用手接著），這就是他們一天的食物，再也沒有了。第四天，完全沒有任何食物供應，那怕他們有火車票，列車員也沒有辦法提供任何食物。一直到第五天清晨，聚集在火車和鐵道四周的人，才慢慢散去。
我後來時常回憶起這段事情，想到那時候國家的確是經歷過一些令今天的人感到『匪夷所思』的事情，但在那個年代，好像也正常的很，人們對毛主席充滿了真誠的熱愛和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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