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老三届高中毕业生，当时面临就业困难，就响应国家号召，决定到农村去，到广阔天地去接受再教育。当时我父亲还说让我再等等，因为我是高中毕业生，相对来说更容易被安置工作。
可当时上山下乡运动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街道干部天天上门做工作，弄得父母都不能正常工作。为了不让父母为难，我就和邻居家的一个小妹一起报名到山西农村下乡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邻居家的那个小妹叫周庆香，比我小两岁，她经常到我家借书看，我俩就成了好姐妹。1968年12月下旬，我和周庆兰乘坐知青专列离开了北京，为了不让父母难过，那天我俩都没让父母和亲友去车站送行。 6park.com
图片来源网络 6park.com
历时两天两夜，我们来到了山西省夏县的牛家庄大队，在我和周庆兰的强烈要求下，我俩才被分派在同一个生产队，都分在了牛家庄五队，临时借住在社员牛会耕家。
牛会耕家四口人，一个闺女一个小子。小子是老大，叫牛向晖，当年十九岁。闺女叫牛勤勤，和周庆香同岁，长得挺水灵的。牛会耕两口子当年都四十多岁，我和周庆香称呼他们为房东大叔和房东大婶。房东大婶说别叫房东大叔房东大婶了，干脆就叫大叔大婶子吧。
牛大叔家三间正房两间西厢房，大叔和大婶子住在正房的东屋，我和周庆香还有牛勤勤住正房的西间屋，中间那间房子是客屋。那两间西厢房一间是厨屋一间当卧室，牛向晖就住在西厢房里。牛大叔家的正房和厢房都是那种干打垒的泥土墙，房子很破旧，但他家院子里很干净，屋里也很整洁，我们西间屋的那张床很宽大，上面还有顶，三面有木栏，和别人家的木床不一样，我和周庆香都是第一次见到那么高贵的木床。
几天后，我俩就和牛大叔一家人熟悉了，牛大叔夫妻俩都很热情也很善良，对我俩特别照顾。牛向晖看到我俩就双臂下垂，很礼貌地喊我俩小妹，他总是给人一种很斯文的感觉。
后来在大队部开会的时候我和周庆香才知道，原来牛大叔家是地主成分，那天大队开批斗会，大叔和大婶子都站在了会台上，还有几个年轻人喊起了批斗口号。
那天散会后，大队民兵连长还告诉我和周庆香，要提高警惕，要和地主分子划清界限。当时我就要求民兵连长给我俩调换住处，民兵连长却说他没有这个权利，让我俩去找我们生产队的队长。
其实，我俩也就是这么一说，地主不地主跟我俩有什么关系呀，反正大叔大婶子对我俩挺好的。
临近春节的时候，气温骤降，还下了一场小雪。那天吃过早饭，牛向晖对他母亲说：“妈，要不让我妹妹她们到厢房里来住吧，我去堂屋住。厢房里有土炕，夜里睡觉不冷。”
大婶子征得我和周庆香的同意，就让我们仨搬到了西厢房里，牛向晖搬到了堂屋了。西厢房里的那铺土炕很宽敞，足能睡下四个人。厢房里也很干净，墙上还贴了报纸。窗台上放着一摞书，是初中和高中课本，牛勤勤说那是他哥的课本，晚饭后他有看书写字的习惯。
还别说，西厢房里确实暖和，睡在炕上一点都不冷，一直到天亮褥子下面都热乎乎的。怕我们起夜着凉，大婶子还为我们准备了一个尿盆。看着像母亲一样关爱我们的大婶子，我们心里很感动很温暖。
腊月二十八那天上午，我看牛向晖腋下夹着两张红纸回来了，就笑着问他：“向晖哥，哪来的红纸呀，你要干什么呀？”“这不要过年了吗，我去供销社买了两张红纸写春联，你们北京过年也贴春联吧。”牛向晖直溜溜地站在那里，笑着对我说。
令我没想到的是，牛向晖年纪轻轻，他写的毛笔字竟然那样浑厚有力，比我们学校的书法老师写得都好看。那天牛勤勤也写了两个福字，她还让我和周庆香写，我俩哪敢班门弄斧呀。
就是那次亲眼目睹了牛向晖写春联，我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万万想不到，一个农村青年，居然能写出这么好的字来。
春耕春播生产开始以后，我们也和社员们一起下地干农活，队长特别照顾我们北京知青，给我们安排最轻松的农活，还告诉社员要多关心帮助我们知青，不要为难我们。大叔大婶子对我们更是关爱我俩，挑粪的头一天，大婶子就给我俩缝制了棉垫肩，大叔还用秤称了一下家里所有的土筐，让我和周庆香挑重量最轻的土筐。大叔和大婶子的细心和暖心，再一次感动了我俩。 6park.com
图片来源网络 6park.com
后来的一次批斗会上，我看大叔和大婶子在会台上站了半天，就搬了一条板凳过去让他们坐下歇一会。民兵连长却狠狠批评了我一顿，说我立场不坚定，界限不分明，还说让我写检查。大叔大婶子一个劲给我使眼神，我才不情愿地把板凳搬走了。
1969年秋后，队里为我们北京知青盖了五间新房子，成立了五队知青点，我们十二名北京知青都搬到知青点生活了。搬家的时候，我俩和大婶子都流泪了，我和周庆香真舍不得搬走啊，大婶子一家人对我俩太好了。
之后的日子里，我和周庆香经常去大婶子家串门，但牛勤勤却很少到知青点来玩，牛向晖一次都没来过，他说他家成份不好，怕对我们有影响。其实我和周庆香一点都不在乎，我们就是插队知青，和农民没啥区别，能有啥影响，总不能把我俩送回北京去吧。
一晃就到了1973年夏天，牛家庄得到了两个招工名额，一个是去供销社当售货员，一个是去县副食门市部工作，因为我总到大叔大婶子家串门，民兵连长说我立场不坚定，界限不分明，我便失去了当工人的机会。周庆香会做事，给大队书记和民兵连长送了烟酒，她被招工到县里工作去了。
那年，牛向晖都二十四岁了，他还没找到对象，这下可把大叔和大婶子愁坏了。按理说，牛向晖的长相那是百里挑一，整个牛家庄大队，谁也没有他的文化程度高，他找对象应该很容易，应该扒拉着挑选。可就是因为他家是地主成份，所以才不好找对象。
实在没办法了，大叔和大婶子决定让牛勤勤给他哥换亲。
就在媒婆四处寻找换亲对象时，我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我决定做大叔大婶子的儿媳妇，我决定嫁给牛向晖做婆姨。
我的这个决定不光得到了父母的反对，同学们也都劝我，让我不要感情用事，不能自毁前程，婚姻大事怎能当儿戏。
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是铁了心要嫁给牛向晖。那年秋后，顶着父母和同学们的强烈反对，我依然决然地和牛向晖领取了结婚证，举办了简单的婚礼。因为先斩后奏，父母给我写来了绝情信，说一辈子也不会让我进家门。
婚后的生活很快乐，公婆对我还是一如既往地关爱，牛向晖对我更是恩爱有加，小姑子从不让我进厨房。旁人的疯言冷语我已抛到了九霄云外，只要自己感觉到了快乐，何必在意别人的看法。
一连三年的招工招干，再也没有了我的名额，民兵连长还冷嘲热讽地说：“李文欣（我的名字叫李文欣），你就死心塌地在牛家庄扎根一辈子当一辈子农民吧，你这叫不听别人劝自毁前程，这可怨不着旁人。”
到了1977年春天，在牛家庄插队落户的北京知青就我一个人了。当时我的心情也很失落也很惆怅，好在有一个可爱的儿子和体贴的男人陪伴在我身边，我心里还能宽慰一些。
那年冬季，中断多年的高考恢复了，我和牛向晖都到招生办报了名。当时村子里也有闲话，说牛向晖是地主成分，我也算是地主成分，国家不可能招收成分不好的大学生。
果真如此，牛向晖考了最高的分数，却没能通过政审，我差了一点点没达到录取分数线，我夫妻俩双双落榜。当时那心情，真的是难以言表，特别是那个别人的冷嘲热讽，更是令人难以承受。
1978年夏天，我和牛向晖再次参加高考，结果我俩都考上了大学，也顺利通过了政审，那年政审只是走了个形式，不像头一年那样严格了。我考的是山西大学师范系，牛向晖考上了太原工学院，我俩成了牛家庄最早的大学生。就在我和牛向晖准备去太原读书的时候，民兵连长还跑到公社里告我俩，理由就是老牛家是地主成份，地主崽子咋能去上大学。 6park.com
图片来源网络 6park.com
可惜一切都是徒劳的，我俩早就收到了高校的录取通知书。
大学毕业后，我到市内的一所高中当了语文老师，牛向晖到科研部门工作，我夫妻俩都留在了省城。
参加工作后，我带着儿子回了一趟北京，我父母看到外孙子都长成了半大小子，他俩搂着我儿子呜呜大哭。一边哭还一边说：“向晖咋没一起来呢？下次你们要一起回家来……”
1992年秋天，我儿子的户口迁回了北京，落在了我父母的户口本上。在我父母的严格要求下，我儿子高中毕业考上了清华大学，大学毕业后也从事科研工作，和他爸的工作性质差不多。
退休后，我们回到牛家庄生活了两年，公婆相继去世后，我就和牛向晖一起回到了北京，和儿子儿媳在一个小区里生活。周庆香也是退休后回到的北京，她也和我们在同一个小区居住，她居住的那套房子也是她父母的回迁房，我们又成了好邻居，他非常羡慕我的生活。
有关我的知青往事和情感生活经历就讲完了，当年虽然经历了很多坎坷和不如意，但我很知足，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得很好。正是应了那句话，彩虹总在风雨后，先苦后甜更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