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所以在人类战争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不仅在于它推动了机械化军事革命走向高潮，而且在于它促成了游击战的大发展。与历史上的游击战相比，二战期间的游击战具有许多新特点。其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被公认为是游击战发展创新的集大成者，其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达到了游击战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日本军事理论家指出，毛泽东“论述的游击战，比以往任何战略书籍都丰富。他那富有想象力的叙述，是举世罕见的。在20世纪出现的各种战略著作中，最有特色的就是毛泽东的游击战理论”。
 
  
作为一种以攻击敌军后方为主的特殊作战样式，游击战在二战中的大发展与机械化战争有着密切关系。机械化战争是一种作用范围很广的战争形态，这恰好有利于发挥游击战的特点。二战期间，仅被法西斯军队全部和部分占领的欧、亚、非国家就有30多个，占领区总面积约850万平方公里。如此巨大的战场是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占领军的兵力因此极大分散，游击战也因而拥有了避实就虚、充分发挥其机动灵活特点的广阔空间。
 
此外，机械化战争强化了后方与前方、作战与后勤的关系，使军队对后方交通线、通信保障和各种物资需求的依赖达到须臾不可或缺的程度。由于战争的机械化程度提高，军队的物资需求急剧增长。据统计，一战时每个士兵日均消耗物资6公斤，二战时达到20公斤，是一战时的3.3倍。美军在二战中消耗弹药696万吨，是一战时的7倍，苏军消耗弹药1000万吨，是一战时（沙俄军队）弹药消耗量的10倍。
 
             
            
                
机械化武器装备的大量出现，还带来了诸如油料等许多新的物资需求。战争期间，苏军1个机械化军的耗油量就相当于一战时整个沙俄陆军耗油量的总和。这些由机械化战争带来的巨大消耗和需求种类，不可能通过“现地征集”的方式来解决，必须依靠后方来提供。由此而来的交通运输等一系列后方支援保障问题，就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这也为游击战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而且大大提高了游击战的地位和作用。通过游击战攻击敌人的后方，成为机械化战争中的一种重要的战略手段，其重要性超过以往任何时代。
 
战争期间，凡是被德、日、意占领的国家和地区都爆发了游击战，苏、美、英等国也都不遗余力地组织和支援各国的游击战。据统计，二战期间的游击战覆盖了德、日、意占领的广阔空间，几十个国家的数亿人民投身于各种形式的抵抗运动，其中仅南斯拉夫、波兰、希腊、阿尔巴尼亚、捷克、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苏联，共有不下300万人直接参加游击战。而在中国，仅中共领导的游击武装就有约100万八路军、新四军，以及200万民兵。如果加上其他未统计的国家，二战期间参加游击战的人数应当在千万以上。这种普遍开展的游击战规模之大、覆盖范围之广，是世界战争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新现象。
 
游击战通常以各种小型、分散和随机性的袭击战斗为主要作战方法，但在二战中，除了大量分散实施的小型游击战斗之外，还出现了各地游击武装在统一计划下的联合作战，从而将分散孤立、各自为战的游击战斗发展为步调一致的游击战役。
 
  
1943年8月3日至9月5日，在苏联“游击运动总司令部”的统一部署下，活动于德军占领区的167支游击队约10万人，实施了代号“铁道战”的大规模游击战役。此次战役在正面1000公里、纵深从两军对峙的战线直到苏联西部边界的广阔地域内同时展开，目的是通过集中进行的大规模铁路破击，瘫痪德军的供给、后送，支援苏军的库尔斯克战役。同年9月19日至10月末，苏联又组织193支游击队计12万人，在正面约900公里、纵深400多公里的德军后方发动了大规模破坏铁路的“音乐会”战役。
 
与欧洲的游击战相比，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役不仅次数多、规模大，而且创造了游击战中的经典战役——百团大战。1940年8月20日夜，在八路军总部的周密部署下，位于日军后方华北各省的八路军和民兵游击队同时行动，对所在地区的日军守备部队和铁路、公路、煤矿发起全面袭击。此次游击战役自1940年8月20日起至1941年1月24日结束，持续时间长达5个月，参战八路军共105个团20余万人，还有大量的民兵游击队协助作战。
 
  
毛泽东认为，游击战争可以是一种辅助配合的战术手段，也可以是一种独立发挥作用的战略行为，在被占地区不大或战争时间较短的国家，游击战争通常表现为战术战役上的配合作用，但在幅员广大的国家里实施的持久而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其作用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于是，这种大规模的持久游击战争就“不能不做许多异乎寻常的事情，……就从战术范围跑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
 
在如何组织游击战争的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了一整套超越前人的思想认识。首先，他严厉批评了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轻视民众组织动员的倾向，反复强调说，游击战争是人民群众的战争，而“民众如没有组织，是不能表现其抗日力量的”。
 
其次，毛泽东批评了国民党在组织动员民众时的单纯军事观点，指出仅从狭隘的军事角度去动员和组织民众是不够的，现代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因此，组织和动员民众也必须是全方位的，尤其是“政治上动员军民的问题，实在太重要了。我们之所以不惜反反复复地说到这一点，实在是没有这一点就没有胜利”。
 
  
其三，以持续不断地组织动员来支持长期艰苦的游击战争，是毛泽东在组织游击战争问题上的又一深邃见解。毛泽东认为，在强敌入侵的时候，动员和组织民众比较容易，因为这种动员在很大程度上“是敌人给我们做的”，但是，能不能在艰难困苦的长期战争中，始终保持人民群众的昂扬斗志和广泛参与，则是更加重要的问题。
 
正是在这一极具远见的思想指导下，中国抗日游击战争的组织动员才能发挥出持久强韧的力量，中国的游击战争才能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成为反法西斯战争中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效果最显著的典范。（转自《参考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