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牌伟纪》中写到：“72年前的那一天，也就是1943年5月30日，这里成了一片焦土，空气中充满了血腥的味道。二战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白刃战，就发生在午后的曹家畈。
“在曹家畈附近的大小高家岭战场上，曾经有3个小时听不到枪声。这是因为两军已经完全胶着在一起，根本无法开枪！只有拔刀相向，白刃肉搏！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要么杀，要么被杀！双方都没有选择，没有退路！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谁干倒对方，谁就能走出去！几千人厮杀在一起，双方都杀红了眼！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整整3个小时！这是二战史上时间最长的白刃战，也是人类战争史上最残忍的片段之一！是役，日军被击毙近2000人，1500名国军的生命也永远定格在了这里。”
很精彩，很狗血，很煽情。但我又要问了，这样的故事，出处何在？
创作文学作品，是可以任由想象发挥进行虚构的，记述历史事件不同，它要求你在文中记述的每一件事，都必须要有确凿的依据，是不能由着自己的想象无中生有的。
可这石牌保卫战中三个小时的白刃战，有吗？
鄂西会战中的石牌战斗，是日军“江南歼灭战”第三期作战的一部分。5月25日，日军第11军做出部署，向石牌—木桥溪一线追击国民党江防军，预计于宜昌西方山地捕歼之。命令：第3师团经牵牛岭西麓向抱桐树附近追击； 第13师团歼灭洲家口国民党军后，向木桥溪方向追击； 第39师团并指挥野地支队向大朱家坪附近追击。
日军这次战斗行动的真正目的，并非当时国府判断的是要夺取要塞，攻略重庆，而是：第一，以进攻石牌要塞做烟幕，掩护已经掠夺到的53艘1.6万吨的船舶下航；第二，歼灭宜昌到岳州间长江右岸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
26、27日两天，日军连续发动攻势，国民党军各师坚守阵地，双方战斗特别激烈。27日夜，战况不利，江防军总司令吴奇伟下令部队向三汊河、木桥溪、曹家畈亘石牌之线撤退，日军步步紧逼，迫近石牌一线，于是这才开始进入了石牌战斗。
狭义的石牌战斗发生在5月28日至31日。作战地点位于木桥溪——石牌一线。参战兵力中方为国民党军第11师，日方为第39师团指挥之野地支队所属步兵第231联队和68联队一部。
关于这次石牌战斗，看看国民党军《抗日战史-鄂西会战》中11师战斗详报的记载：
“五月二十八日拂晓，敌第三十九师团以第二三一及第二三二联队为基干，步、骑、炮联合兵种约二千余人，在飞机、大炮交相掩护下，分向我八斗方、南亭坡、闵家冲各附近阵地进犯。守军第三十一团凭既设工事，沉着应战，尤得我埋伏于敌后之战斗群适时奇袭射击，敌张惶失措，死伤累累，旋援敌继以山炮七、八门于岩层冲附近占领阵地，集中火力，掩护其步兵再兴攻击。守军凭阵地固守，复饬重迫击炮第二营依预定计划，施行急袭射击，除敌炮二门被毁外，其攻势亦被制压。十一时，该敌由柏木坪方面纠集步、骑兵千余，炮四门，向我八斗方、南亭坡阵地侧翼猛攻，敌机九架亦反复轰炸，工事大半均遭摧毁，人员伤亡亦重，但守军仍利用残余碉堡，与四周弹痕坚强抵抗，步、炮火力始终协调，对诸谷口要道确实封锁，致王胡子冲，六的冲各附近敌之伤亡，为数甚多。战斗相持入夜，敌以小部队分向我阵地实行钻隙攻击，守军以火力与逆袭，卒摧破敌之攻击于阵地前缘。是日，计毙伤敌八百余，我伤亡连长王庭硕以下百余人。
“五月二十九日拂晓，敌复于柏木坪抽调援兵约五百人，会合其残余部队，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分向我八斗方、石灰窑、樑木棚、新安寺、天王寺之线猛攻。另股约五百余人之敌，由我第十一师与第十八师之结合部萝葡溪河侵入，向石灰窑、八斗方阵地侧背攻击。虽樑木棚、新安寺、天王寺之敌均经守军击退，然八斗方、石灰窑阵地业已腹背受敌，且柏木坪附近敌之炮兵猛烈向该阵地侧射，并杂以毒气弹，我伤亡惨重，阵线顿呈不稳。六时，八斗方、石灰窑阵地终告不守，第十一师为顾虑第三十一团右侧背之安全，并图阻敌续进，遂令第三十三团第二营潮营长率第五连及重机关枪二挺、迫击炮两门，并指挥第三十二团第九连，以一部向四方湾、小朱家坪方向急进堵截，主力经大朱家坪、陀口东向石灰窑敌之侧背攻击。复令第九连，以一部向四方湾第一营抽调有力一部，配合潮营长部由东向石灰窑逆袭。九时，各逆袭部队在我轻、重机枪掩护下，同时实施，敌亦增援抵抗，短兵相接，战况极为惨烈。十三时，我一部突入石灰窑高地，敌施放摧泪性毒气，我官兵中毒者颇多，第三十三团第二营潮营长亦不幸忠勇殉职，逆袭陷顿挫。日暮，我仍坚持小朱家坪、樑木棚、新安寺之线，与敌相持。
“是日，综计毙伤敌一千五百余人，我伤亡官兵亦五百余人，损毁重迫击炮四门。
“五月三十日，敌连日经我打击，伤亡惨重，战志低落，行动显见迟钝。九时，一股约三百余人之敌，向我第三十二团三官岩附近阵地攻击，经守军以轻、重火器阻击，敌未得逞。同时，另股敌数百，向我凉水井方面前进，亦经过我战斗前哨猝予猛烈射击，就歼过半，余狼狈窜回。午后，战况渐趋沉寂。我第十一师为防敌乘机撤退，乃派遣小部队分向前地各处搜索，发现为数约数百之敌，仍逗留大、小朱家坪、墨砚坡、包家淌各地构筑工事，我搜索部队，即向该敌奇袭，激战半小时，始行撤回原阵地。
“五月三十一日晨，敌机数架，在我阵地上空侦察，石灰窑高地之敌炮兵，亦不时以毒气弹向我三官岩阵地射击，守军中毒数十名，但敌之步兵大部在小朱家坪、墨砚坡至北斗山之线构筑工事。第三十二团为注视当前敌情之发展，于十八时以后，不断以小部队向正面之敌威力搜索。据各方情报：此次进犯之敌，伤亡甚大，已成动摇之势……”
请注意上引文中最后这句：“据各方情报：此次进犯之敌，伤亡甚大，已成动摇之势”，这是咋回事儿？
原来，“由于歼灭了第10集团军及江防军主力，同时使在宜昌的船舶下航，军的作战目的已经实现”，早在29日，日第11军即已颁布返还作战（撤退）的命令。31日的“已成动摇之势”，实际就是日军早有计划的主动撤退。因为日军的撤退，这才有了国民党军的追击战斗，也才有了后来声势大造的“鄂西大捷”。
上引国民党军战报中的“毙伤敌八百余”，“毙伤敌一千五百余”等等，你听听就行了，对国民党军稍有了解的，谁都知道其战报是咋回事儿。
可虽然国民党军的战报水分大得出奇，其中却并没有三个小时白刃战的任何记载。
再看看日军方面关于石牌战斗的战报：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的《昭和十七、八年中国派遣军》记载：
第13师团——
“28日8点，右纵队从刘家坝出发，由于迷路，经过永昌寺于当天晚间才进入洲家口附近，击破该地附近之敌，并以一部兵力在该地附近警戒，同时准备以后的行动。
“在高昌堰地区，收缴敌人粮秣仓库五栋，由于缺乏运输手段，将其全部弃入河中。
“左纵队及中纵队于28日晚进入木桥溪及渡口附近，击破了周边之敌。
“29日11点10分，师团下达命令（13师作命甲第1305号）以樱井部队第三大队（大场大队）配属于左纵队，编成追击队，准备以此追击队深入向天岩坪（木桥溪北偏西北15公里）方面追击。”
第3师团——
“5月28日主力会同中畑部队进入牵牛岭西侧地区；继之于当天薄墓时分攻击了据守石板河北侧高地一带并拥有山炮的敌18军五千余众，同时与第39师团相配合，捕捉歼灭了该敌。然后，师团以一部进入三等坡（曹家畈西北三公里），三岔口一线； 师团主力在石板洒北侧高地周围扫荡，29日在曹家畈附近的石板河谷集结。
“师团司令部于29日14点进入曹家畈。”
请注意，《石牌伟纪》中所说的5月30日三个小时白刃战发生地曹家畈，自29日被敌第3师团占领，至31日主动弃守，一直作为敌临时的后方，不仅是三个小时听不到枪声，整整两天的时间，都不会有枪声，因为这两天曹家畈就根本没有战斗发生。
第39师团——
“27日师团继续北进，由于据守牵牛岭的敌人抵抗，部队未能进入柳林子附近。28日中午，终于将守敌击破，进入卷桥河畔。
“29日会同野地支队攻击卷桥河北方山地（北斗山山脉南麓）敌军阵地。该地区敌军阵地是混凝土构成的，十分坚固，尽管用飞机轰炸，敌人也顽强抵抗，我军攻击很不顺利。部队经过一段强攻之后，于30日基本进入大朱家坪一线。”
石牌战斗涉及到的敌两个联队，敌39师团战记《华中第一线》中，对231联队在石牌附近的战斗，就一句话的表述：”27日偏岩攻略，随后继续攻击，29日牵牛岭攻略，卷桥河谷一线进出，击破了巍峨山峦中死命抵抗的敌军，29日到达石牌正面。”
敌《第3师团乡土部队史——步兵第68联队从军随笔》中记载，为了突破守军第11师阵地，该联队同守军爆发了激烈的近战，是在付出了较大损失后，才攻占大朱家坪的。但这近战是以双方互拚手榴弹进行的，不是以刺刀对决进行的。
石牌附近有没有发生过刺刀战呢？还真有。同样是日军《第三师团乡土部队史》中，有一场刺刀战的记载。这场刺刀战，发生在夺取小朱家坪北侧高地之后，日军8个人，遭遇到国民党军数十人的反击，双方展开了白刃战，因寡不敌众，日军8人中，5人战死，3人重伤。
还有没有其他刺刀战的记载呢？抱歉，没有了。
关于鄂西会战，也包括石牌战斗，中日双方是有相当丰厚的史料已经公开了，许是我看到的资料不够，从我个人能够找到的资料看，不论大陆还是台湾，还是日本，没有任何一篇当事人的记述，也没有任何一份战报有过这样大规模白刃战的记载。所以我很想《石牌伟纪》的作者能给出这一说法的出处，也让我信一回，但恐怕我等不来。
《石牌伟纪》的作者应该是神剧的铁杆拥趸，因为他太不了解日军与国民党军的战斗作风了。我想还是有必要介绍一下双方白刃战的传统与能力。
与西方列强相比，日军特别重视白刃战的训练。在其军国主义教材《陆军读本》一书中，便坚持认为，“即在科学战时代，两军冲突的最后，还是必演一次肉搏战。这时候，籍各人的腕力以行刺刀的突刺，就是唯一的解决战斗的方法”。
在这样的战术思想指导下，拚刺训练成为日军士兵的基本训练之一。陆军的每个中队都配有拚刺训练的教官，每个联队都制订有专门针对拚刺训练与考核的计划，1932年，还有专门的《剑术教范》颁布，成为全军刺杀训练的范本。
日军士兵的刺杀训练并不仅仅贯穿于操课时间，而是只要一有空闲，吃饭之前、睡觉之前、行军的间隙等等，中队长或拚刺教官便要挤出点滴的时间组织士兵练习刺杀。通过这样不间断的训练，日本鬼子人与枪的确达成了很高的默契，在冲锋陷阵时能够得心应手，加上日本士兵营养比中国兵好，体格也普遍较中国兵强健，因而其白刃战的技能在当时绝对是一流的。结合拚刺技术，还有更主要的，是他们崇尚的武士道，锻就了刺刀见红的信心与勇敢精神，在士气上又占了优势。
国民党军是历来不重视白刃战训练的。自聘请德国军事顾问师德之技练兵后，由于德军并不注重白刃战，因而对于白刃战的训练就更是不足。国民党军精神教育的缺失，也始终没能培养出刺刀见红的勇气。与红军打仗时，就尽量避免近战、白刃战，每遇红军以近战、白刃战缠斗，如无法摆脱，则往往缴枪投降。遇到日本鬼子这样既敢打又能打的对手，差距就更大，就更不是对手。
看看指挥这次鄂西会战也吹出这次鄂西大捷的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在给统帅部的密电中是怎么说的：
“战斗技能欠精练，有的新兵补入后即参战或干部过差，训练不得法。尤其对于冲锋准备后之突击战斗（阵内战斗）及对障碍物与侧防机关之破坏并白刃战等更差。
“士兵因新兵时，即孱弱不堪，入营后又以营养关系，不能恢复壮健之体格，一般体力不够，如敌占领较高之山为据点，我士兵由山脚爬至山顶时，即已疲劳不堪，更无力与敌白刃战。”
陈长官这份只能在内部传阅的密电说得不错，但他似乎漏掉了一点，即拚刺刀除了需要体能和技术，更需要斗志，而绝大多数的国民党军恰恰就没有这个斗志。
台湾八十年代重写的抗日战史中，公布了包括石牌保卫战在内的鄂西会战敌我双方被俘的数字，其中国民党军被日军俘虏计4729人，日军被国民党军俘虏仅88人，差不多是54：1。我们细想一下，如果两支部队能打三个小时的白刃战，那双方的战斗意志与拼刺技能绝对是不分高下的，可若真是那样的话，缴械当俘虏的比例会不会有如此悬殊？
国民党第31军作战课长覃戈鸣记述，1939年底的昆仑关争夺战期间，负责阻击的第131师——也就是网上很多人心目中的狼军——曾将一股日军五六百人死死包围，但该师“只是用迫击炮、轻重机关枪和步枪射击，不敢近战，夜晚把敌人围起来还是不敢接近冲锋肉搏。”致使该敌突围逸去。
得知一个师阻击五六百敌，且已经将敌包围后因不敢拚刺刀而导致阻击失败，负责此战指挥的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恼羞成怒，曾对有关的军、师各级长官严加申斥。
当白得知第二股日军五六百人又进入到第188师——同样还是网上很多人心目中的狼军——预设之阻击阵地时，即对第16集团军副总司令兼31军军长韦云淞严令，如果再放过这股日军，“该副总司令应受严惩”。
可严令也没用，第188师在将敌人四面包围后，同样“因我军不敢近战肉搏，在暗夜中火战了几个小时”后，被该敌杀开一条血路，眼睁睁看着让其突围而去了。
十倍于敌，仍不敢与鬼子近战拚刺刀，为什么？不为什么，这是一支部队的作风与传统。敢于拚刺刀是日本鬼子的作风与传统，也是中共军队的作风与传统，但它不是国民党军的作风与传统。除西北军、马家军等少数部队外，国民党军鲜有敢于刺刀见红也鲜有能在白刃战中占到便宜的。
二战时期，白刃战一般发生在阵地突破、偷袭的瞬间。如果双方在狭路不期遭遇，不论哪一方，都会用小的兵力牵制敌人，而以主要兵力抢占有利地形，迅速摆脱纠缠。总之不管哪一种情况，白刃战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结束，基本不会形成胶着。
退一万步说，即便国军无与伦比的神勇，特别擅长也特别钟情于刺刀战，他也拚不了三个小时。要想打三个小时的白刃战，还必须得满足一个条件，即对方有枪有炮不用，愿意陪你拚刺刀。可据我所知，就是特别擅长白刃战的日本鬼子，不到万不得已，他也没那份闲心陪你玩刺刀，何况是三个小时。
拼刺刀是偷不得懒的，而且它也不像拳击或散打比赛那样有中场休息，连续三个小时的玩命，不被敌刺死累也累死了。
三个小时的白刃战，这脑袋得进多少水才能编出如此劣等的神话呀！
意淫出这个神话故事的，相信并传播这个神话故事的，劝你们还是听一听赵本山的那句话：“你去医院看过没有，你指定是有点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