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蜀北望烧绝栈，汉祖被欺荥阳。东国子弟泪数行，怎知垓下霸王。 6park.com
燕人思南教胡锁，石郎今有遗臭。称臣呼父未出口，自副皇天何丑。 6park.com
国朝开创之难，闽赣五围，长征亡命。八万中央红军，九成埋骨雪山草地。而延安十三年经营，外寇肆虐八载，日人战败后，共党竟已坐拥百万，反能与国军中原逐鹿。其中缘由，官书史家，市井散人，所论
“国民党腐败”，“人民的选择”,“共产党是人民的靠山”，百家纷纭，各持己解，皆不无道理。欲知国朝何以鼎立，必先阅其序章，即太祖与日人之关系。 6park.com
苏联尝暗中操控第二次中日战争。第二次中日战争，即众所周知之“抗日战争”。此战由日人一九三七年七月侵卢沟桥起，不足月则平津地方失陷。苏联不安之也，惧日人北略。满俄边界绵延千里，日军满洲驻军乃一远东巨患。史大林遂令“红色特工”张治中暗行操纵，力劝蒋介石与日人全面开战，祸水南引。蒋本踌躇，念上海乃金融及工业重镇，更近南京首府，实一险招尔。而事后八一三事变确随苏联之愿。淞沪会战，中方精锐一百八十师，丧其七十三，四十万健儿饮恨白沙。苏联外相李维诺夫(Maxim Litvinov)见法国副总理莱昂布鲁姆(Leon Blum)时，有言：“我方甚喜日人于中国之攻略，本国望中日之战永无休止。”蒋介石疑中惘然，大怒，张治中九月即辞职。 6park.com
中日全面战争，于太祖有大利。一者，蒋从许共军之要求，正式承认且保留其自治权。二者，中共成为合法政党，由此生效。三者，中共囚犯得以释放。四者，中共授许可于主要城市开放办事处。五者，中共授许可于国统区发行党派报纸。 6park.com
引祸即成，苏联遂命中共与国民政府统一战线，联合抗日。中共将帅赤诚，多愿抗日，八路军于一九三七年八月已渡黄河。太祖独持异见，视蒋，共，日为三国之争，而中日之战乃一夺权良机。何以？曰必使日人灭蒋为先。往后数年，太祖多谢日人“伸助大援手。”战后日人访中者，多愧歉侵略中国之旧事，太祖告之：“吾更应多谢日本军阀。若无尔等占领大半中国，吾等如今必仍徘徊陕北山间也。”太祖之大计，乃趁蒋日鏖战，阴养势力，扩军备战，繁建根据地，后待苏联之干涉而行事。 6park.com
日人蚕食中原，太祖以危局胁蒋。其无奈从之，所约即：红军不必投入战斗，仅充为辅佐也。太祖以此设军令，曰：先待日人击败国军，蒋方沦陷领土广袤，而日人兵源有限，戍卫必然薄弱，仅用以留守大城都市及周遭铁路，余下小城乡镇镇，则可趁势供红军夺占也。若形势有变，亦可先击败国军而占其地。凡事必以建立根据地为重中之重。故太祖所发电报，多涉催促将帅不可陷战，而专注建设及经营根据地。然众将帅仍有不从军令者，林彪乃其一也。其于一九四一年，留苏联养病时曾留报告：“中日开战之始，吾多次请示中央，谏言举师痛击日人。吾从未收复回应，便自行决断战于平型关。”此即一九三七年九月平型关战役开战之实情也。战后，太祖斥林彪之举为“助蒋”，甚忿怒此役。而后苏联督中共抗日，乃遣王明归国，持“抗日为首”之策。十二月，王明携周恩来，博古至武汉，与蒋会谈联合，太祖失人和，留守延安，暗谋封建。一九三八年二月，朱德尝致电太祖东进之计划，否之，又召其归陕北，乃不从。史大林亦猜忌太祖，清洗共产国际之联络人，其情报头目欧希普皮安尼斯基(Osip Piatnitsky) 被捕下狱，严刑审问，后被处决。首席特工鲍里斯梅立尼科夫(Boris Melnikov)亦受牵连被害。二人供词皆斥太祖为日人间谍，一曰为阴谋家“布哈林派”，一曰为“中国托派”。 6park.com
太祖尝寄望苏日于中国行波兰故事。一九三九年八月，苏联与纳粹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一九四一年四月，又与日人签苏日中立条约，双方停火。太祖出新策,即北引苏联，求援干涉中日之战，若事成，则史大林得以占领北中国，交由太祖治理。此策类苏德瓜分波兰之例。美记者斯诺曾问太祖苏日条约之见，衷情回之：“不妨碍其（苏联）支持世界解放事业之利益即可”。又问：“苏联之‘支持中国解放’，若类占波兰之况何如？”再衷情回之：“此介列宁主义之范畴。”故太祖崇波兰之模式，望苏日瓜分中国，志当划江而治。见苏德勾结，太祖御苏日斡旋，开启与日人情报合作，此鲜为人知尔。其初心有二，即破坏蒋之军事行动，而存续中共势力。此类行动，中共首席执行特工为潘汉年，日方合作者为日本上海副领事岩井英一。岩井曾欲于家中设一直达延安之无线电，后因此计甚险而不果。潘氏之任务为向岩井提供以下相关情报：蒋抗击日本的能力，蒋与中共的冲突，蒋与外国的关系，以及英美在香港特工。日方将此高度重视，且因收到潘氏情报甚为欢欣。日人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入侵香港时，岩井亲自安排中共特工疏散。故而潘氏向岩井担保，部分中共特工将持续为日人提供情报，剩下的特工将前往上海，助行日人之“和平运动”。此“和平运动”即日人之以非战争方式逼迫中国投降之运动。其中包括“大东亚共荣”之项目，日本所称为“光复亚洲，建设国家”。潘氏受东京政府资金支持，由中共特工出人力执行此项目。昔日中国特工曾忆：“康生同志屡次告诫，吾党与日人合作策略为:‘以一敌之手攻击另一敌人。’吾等同志，以日人之刀，屠杀国民党人… 吾确悉日人于江南歼灭国民党地下工作者，系吾党与日人合作之杰作。” 6park.com
潘氏更授意与日人“梅机关”合作。梅机关，日人于上海所建，坐落上海虹口区梅华堂，为一专行协助汪精卫南京国民政府，打击蒋介石重庆国民政府之特工机构。日方负责人为影佐祯昭。影佐与潘氏于一九三九年九月年会面，达成以下约定：一者，北中国日军与中共停火，和平相处，且不可阻碍中共行动。二者，东中国中共之新四军将不破坏铁道，日人则不干涉新四军于村镇之行动。 6park.com
楚汉相争，刘邦曾大败于彭城，丢妻弃子。荥阳对垒，项羽也常将其围困至绝境，连夜逃窜。五代十国，后晋石敬瑭向契丹求援，借外族军队，夺得后唐江山。石氏即使称臣呼父，也还系天子之身。汉太祖就算是天子之身，也曾被匈奴围困于白登，和亲结为兄弟。政治上的举措只有利益之分，没有对错之分。 6park.com
中国近代史之研究，多充斥民族色彩，以及被政治严重干预。而当代政治往往与民族情绪有关，与“大汉主义”及“中原史观”有关。政见不同会产生激烈的矛盾，便出现了当今中国近代史在学术圈，在民间，在网络的乱象。而对于史家而言，信毛式社会主义也好，索里安工团主义也好，家长制独裁主义也好，社会自由主义也好，民粹集权主义也好，不管拥有哪种政治思想，最重要的永远是：写出自身笃信的真实历史。史料如海，书简如林，人类的能力大抵不可能看完世间的所有的书或者史料。既然接受过历史学的训练，有史家的操守，有专业的处理，能奉献给世界这个大社会和人类文明的，便是扣动人心的写作与反复琢磨后的研究结果。除了史家外，未经过史学训练的人也有写历史的权力。现代科技可以让人类在简便的媒介中表达自我，让广泛的群体获息，加上教育的普及，人们完全可以自行阅读，经过自身思考，从而产生多样化的言论与思想。这本身就算社会与科技的进步，试想秦汉时，或者明清时的平民，有权力，有能力谈论历史吗？他们大多数可能都不识字，更别说还有政府悬在脖子上的管控。所以当今不论何人，都有谈论自身对历史见解的自由。而对于史家而言，秉笔直书的永远是自身所信任，自身所认为真实，自身所推崇的历史。当然人类的政治思想必然潜移默化地影响其写作，这几乎是无法避免的。现在史家，尤其是中国史家，最需要做的是减少政治思想，意识形态，民族观念，对修史和学术写作的影响。这是人类文化及社会的必经之路。试想被雍正改土归流所屠杀的苗民会感谢“国朝昌盛”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死的中日士卒（如若得悉），全部会感谢”梅机关”及各方政府的政策吗？倒不是说改土归流就定是恶政非法，中国就一定要投降日本。哲学在于：历史没有对错之分，它本身就是一个非二元化的多重辩证体。所以史学基础及其核心为“perspective”，即独立的角度观察。 6park.com
当人类社会的进程中，齿轮转动，不同文化及族群开始更激烈地交流与不同方式及程度上融汇，观察视角便成了作史的关键。一个苹果不一定非绿即红，它自身皮层可能一半绿一半红，三分之一绿三分之二红，还有的可能会带黑点带棕块。这个苹果有人会觉得它是坏的，有人会觉得它是好的，有人抑或根本不在意他是好的还是坏的，有人会被它砸到，其后可能会发明一些东西，有人被它砸到，可能就嗝屁死了。牛奶不一定过期或者不过期，给乳糖不耐受的人喝会有不同程度的反应。不同体质的人群对特定的药物也会有不同反应。对于太祖而言，站在政治角度，苏联日本国民党，都不是盟友。而在宣传上，国民党是盟友，在情报上，日本是盟友，军事援助上，苏联是盟友，而细节的情况会更加复杂。若站在太祖的民族角度，饮食角度，娱乐角度，等等角度，分析及论证会一处牛唇，一处马嘴，这人一段前门楼子，那人一段胯骨轴子。这般举例论述，可见历史是一种科学，是人类用大脑理解，无法于物理上看见的，世界中事物本质的学问。人无法将无限的史料装入有限的脑子中，也没办法写出世界及历史上的一切，所以需要带着自身的笃信，走出独立的路。而这种独立反而是极具个人色彩的，所以无法避免会表达出自身的思想，包括政治倾向。所谓“夹带私货”是一个与史学相斥的悖论。如果执念于完全“客观”，则未免陷入怀疑历史意义的黑洞，也不可放肆“主观”，因而每处用语，每句措辞都极具讲究。所谓“春秋笔法”，便一部分是这个道理。如果历史沦为只记载年月日，时间地点人物的无人性的“客观”机器，用毫无生机的笔触写下没有情感的文字，那作史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因为写出的史书不是给人类看的，后代对此产生不了共鸣，更理解不了前人的哲思。这也是为什么人工智能无法作史，它没有人类的欲望：喜怒哀乐，吃喝玩乐，黄赌毒，生死，性。 6park.com
多于笃信“历史主义”(historicism)的史家来说，作史是为了对付残酷的现实，有实用性目地，改变它，厌恶它，建设它，批判它，歌颂它等等。我不管是写《鹅溪艺文》，《新红朝》，《新天命》，还是《诺霜行记》，都是直接或者间接地实行历史主义，尽管部分文章不是历史。娱乐大众当然是一方面，毕竟没人喜欢看论文或者专著。“布道”也是一方面，必然会在这个自由的世界里激烈地碰撞（很感谢指出汪精卫一九四四年三月就去日本治疗，之后会把这点考虑进去）。但既然把自己写的东西发出来了，给群体布道，就不会介意“殉道”：也就是发表文章，一半要挨骂一半要挨打。在创作《新红朝》中，我获取灵感的大部分资料来自于张戎(Jung Chang)和乔哈利戴(Jon Halliday)所著之《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MAO：The Unknown Story)及其文献目录，包括《张治中回忆录》，《潘汉年的情报生涯》及《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等等。但可惜的是这本书好像还没有中文翻译，很多我转述或者对其论点的“intervention” (即史学史上的介涉，争辩及讨论)，无法太显著地呈现出来。也没必要写脚注，那样就真成论文了。张戎之作，中外争议非凡。其笔法确乎将太祖写成“一个怪物”，一个完全的王八蛋，政治流氓，生活流氓。关于抗战，她基本没写中共与日人战斗的过程，和国民党战役的合作，而着重于写太祖卖鸦片，征徭役，课重税。她基本忽略或者选择不写太祖枭雄的一面，但这也是她所笃信的真实历史。而且我们要意识到且铭记，她和她的丈夫，于二零零五年发表的这本专著，其所持之独立视角，采用文献之广，涉及细节之精，是此前同类传记史家未曾达到，或无法匹敌的。此作历经十年研究及编写，其中最重要的访谈，世界各地列表有十五页，运用的档案，报纸，书籍等等列表近六十页，涵盖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德国诸方十余国。此等功力所作学问，不可谓“无用”也，不可因其批判太祖，而斥其“不可信”也。今后写《新红朝》及《新天命》此类历史架空时我会多番斟酌，并且写清他们不是历史。至于为何我将《新红朝》这般书写，这篇文章已经论述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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