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政府要收拾“东林党”？
商贾巨头，学界泰斗，民意领袖，产业/企业领头人，对于他们的“地盘”里头的东西，自然是不想放松自己的权力或影响力。古代民间牛人们有时会瞧不上政府，认为政府做得不好不对，官僚权贵们太过自私不以“社稷”为重，那么自己就可以，也应该“替天行道”，不听政府的，或者去造政府的反。民间牛人们振臂一呼，一些带着各自小心思的民间势力就会依附上去，出钱出人出力帮着跟政府朝廷呛声，争取点权益好处，比如减税啊，办书院办报搞自己的舆论阵地什么的。朝廷也不甘心民间来挑战政府的权力影响力啊，两边就拉锯。拉不拢的话，朝廷发狠杀些人，民间就干脆搞“非暴力不合作”，罢工罢课罢市。政权跟经权，跟民权就这样干起来，社会就乱套了。明末经济社会，可能就是这个样子。比较腐败的官府朝廷，在一堆“大义凛然”的民间牛人的抗议之中，失去了民间势力的有力支持合作。民间社会的凝聚力可能还在，但军事力量执政体系还是在政府手里啊，官民协作互相支撑的关系破损了，大明的国家社稷就岌岌可危了。天灾，农民起义，外族入侵之下，官民协作关系本该务实的逐步修补，但或许民间漫天要价，朝廷也咬着牙当愣头青，所以关系一直修补不好，整个社会的组织力无法理顺，就算仍有许多人拼上身家性命，还是挽救不了大明王朝，直到彻底崩盘。
说完明朝，再来看看今朝。前30年国家统一成型，全国整齐划一，政治/组织基础打得比较扎实，政权足够强大；再经后40年经济社会政治发展，经济活力充分释放，中国社会的民间力量（经权，民权）空前强大。商产业界在市场经济资本经济国际经济的暴晒下茁壮成长，民间舆论在“西风东降”，在社会经济繁盛、个人权利得到相当保障（算得上公民社会了吧，个人政治权利可能差点意思，但经济权利算挺够格了吧）的环境下，在学界舆论界里广泛的“自由派”风潮吹领之下，中国的“民间阶层”有模有样。中国社会在经济“补课”的阶段里，政府比较烂了一阵子，民间与政府的关系一度比较紧张，幸好习政府整顿得可以，民众对政府的认同感回升了。但另一方面，民间经济在近十几年里自己凝聚产生了一系列民间精英企业和个人，他们的社会影响力（还有产业影响力，科技影响力，“金融影响力”等）都大幅攀升，经济逻辑、资本逻辑的社会影响力成长得很快，相比之下，“政治逻辑”成长得还是慢一些。这快速发展变化又不发展不平衡的社会里，社会公义、国家民族利益的定义权，有落到民间力量手里的趋势。影响力是和权力一样充满诱惑的东西，而且影响力植根于人心，所以影响力的诱惑力和重要性，超过了世俗权力。中国政府作为全国最大的地主/资本家，全社会最大的权力所有者，它在社会统筹国家战略等方面有最主要的权利和责任。民间精英是有很广泛的社会基础，但政府认为，政府本身才应该拥有最大的社会影响力，民间力量的影响力，必须只是政府影响力的一个完全兼容的子集。
坦白说，虽然我很支持中国政府，但我认为，通常情况下，政府影响力是不可能超越经济社会自身的影响力的。我说“新三权”的时候，经权总是排在第一位，而后才是民权和政权。政权虽然没有经权和民权那么“纯天然”（经权民权是先天的，政权是后天的），但政权提纲挈领，是舵手，是引路人，是裁判员，是执鞭者，逼人守规矩，催人前行。政权不发挥好作用的话，光靠“公序良俗”，靠儒释道，靠佛主真主大师神父牧师仁波切们说教感化，经权民权是很难良性发展的。
所以说，尽管政权的影响力常常不敌民间经济社会（经权+民权）的影响力，但政权绝对不该放弃对社会影响力的控制引导的努力。放纵经济逻辑（经权）的社会大概就是丛林社会。群众逻辑（或者说成社会逻辑，即民权）会促成公序良俗的形成，但“蚁族”们除了自残自虐不合作躺平不生孩之外，实在是没有多少战斗力 - 没有政权的合作，民权只能暗暗在经权压榨之下哭泣。
说这么些，主要还是说，民间社会不要想着只靠自己发展。一定要跟政府好好合作。民间力量促进经济发展、文化发展，当然都是好事，但民间力量代替不了政府功能。在全球竞争的年代，政府的重要性更加突出。政府要自律，要哄着民间力量，要接受监督；民间力量也该本着建设性的态度与政府合作，可以批评监督政府，可以建议可以痛骂，但不要企图取政府而代之，不要企图用民间经济精英、文化精英（或他们的代表）取代政府精英。让经权代行政权职能，这个社会会乱套。
以上是个人的理解，与中国政府精英民间精英概无关系。把政府与民间的关系理顺，大家都谦虚一点，不是非要争个“谁管着谁，谁大过谁”，互相不服气，从对骂搞成对打；而是互相服务，尽自己的一份力，共同促进国家社会的发展和长治久安，而自己也能从这长治久安之中获利。有这样的良性互动的话，中国就不会再有类似明末的悲剧。
中国的政界精英和民间精英都是人中龙凤，没有不懂道理的道理。但心性难平，心魔难消，就可能产生不理智的想法和言行。受害的一定不会是单一的一方，而是整个国家社会，后代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