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发现第一位病毒感染者到今天已经过去2个多月了。谁也没料到一个小小的病毒就把“战无不胜的厉害国”打的满地找牙。4亿人被限制出行，死亡人数超千人。回顾这次灾难的形成过程，有过SARS经验和教训，且国力已是今非昔比的今天，怎么想都觉着不可思议，因为笔者相信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今天这个结果，却偏偏出现了。那么究竟问题出在了哪里。 6park.com
有人猜测其中一个原因是早期对病毒认识不足，没想到病毒有如此超强的传播力。这种可能性真的有吗，笔者直觉还真的不能排除。比如在1月2８日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的一篇名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中国武汉的早期传播》的论文中，包括国家疾控中心主任在内的国内顶级专家们参考了425名患者症状，算出的病毒传播力为（RO）2.2左右。这是个专家之间交流用的数值，估计他们能从中看出病毒有多恐怖。但对外行来说，这就是个不痛不痒的数字。而对疾控决策者来说比起这个数字,”在春运这个举国人口大迁移的季节，多长时间，会带来多大灾难“的描述应该更加直观和重要。 6park.com
不知道这个传播力（RO）2.2的描述，考虑了多少传播载体，传播路径，传播场景，气温，出行频率以及病毒的潜伏期等对病毒传播具有影响的因素。从现在的情况能看，近距离交谈和共处狭小空间基本都被传染了。那么聚会，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甚至乘电梯都有可能被传染。这个不痛不痒的数字不知道专家们是在什么时候推算出来的。如果是在1月10号以后的话，那也是马后炮了。另外也不知道疾控部门是怎么向决策层描述病毒传播力的，是否利用这个传播力数值加上了季节因素，给高层描绘出了一个恐怖的传播过程，让他们清楚地认识到不立即采取措施就会带来灾难性后果的趋势。如果只是简单的把这个数字汇报给高层的话，听者那也应该是丈二和尚莫不着头脑，无法察觉出这个病毒有多可怕，它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失控而带来巨大灾难。 6park.com
从目前已知的传播载体，传播路径，传播场景以及潜伏期等传播条件来看，一个病毒携带者可能的传播人数，在不同的传播条件下应该差异很大。有人不出门可能只传给家人，有人满世界跑可能传给百人都不止。参考上面的传播条件我们在这儿做个假设，如果一个病毒感染者小Ａ早上出门乘电梯下楼，步行到地铁站乘地铁，到公司后出席会议，与同事一起交谈，中午在员工食堂就餐，下午拜访客户，晚上下班朋友聚会后再乘地铁回家，乘电梯上楼。笔者估计这一天小A少则传给１０人，多则２０以上。如果连续３天如此的话，少侧３０人多侧７，８０人，再加上春运季节，可能百人都不止。香港人吃一次火锅，一桌10人全部感染。还有那个乘飞机到日本，又从日本乘钻石公主号邮轮，经过几天海上漂泊在香港下船的80多岁老先生。他自己在香港下船后直接进了医院，1月29日被确诊。但已返回日本横滨港的钻石公主号邮轮，到目前为止已确认超过130人被感染，实际恐怕不止这些人。虽然是外行无法理解传播力2.2这个数值，但就是凭直觉，这次病毒的传播力应该远大于2.2。 6park.com
再回到文章开头的问题，拥有这么多顶级专家，又有过SARS的经验和教训，且国力已是今非昔比的今天，依然没有控制好疫情，究竟问题出在了哪里。好多人大骂体制，大骂独裁。但笔者认为体制再烂，再独裁他也要权衡“利弊”吧。估计问题就出在权衡利弊上了。这里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失控之前始终认为没必要兴师动众，静观事态发展不到万不得已不出手。说白了就是怕乱，怕影响既定工作而冒险。缺乏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拿百姓的生命和国家命运做赌注。有这种可能性吗，不能100%排除，若真是那样的话，那也太昏了。 6park.com
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没人能及时告诉决策层“什么时候，可能会发生何种程度的弊（灾难）”。使得高层权衡失误。说白了就是由于判断材料不够耸人听闻，对病毒的传播力等认识不足，而导致了不知不觉中犯了大错。而对病毒的认识不足又极有可能源于疾控部门的懒政，马马虎虎，缺乏责任心和职业素养。或者只是由于本末倒置的过度关注病毒本身是个什么东东，而疏忽了自己的本职工作“把握疫情和控制疫情”。为什么能这么说那，因为在去年年底武汉疾控部门在接到疫情通报后，并没有马上去调查疫情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从而导致疾控部门丧失了及时把握病毒的传播力，传播现状和未来传播趋势等重要信息的机会。笔者相信决策高层不可能指导疾控部门什么时候，去收集什么信息。一定是你汇报给我什么，我就认可什么。所以在没有把握真实的疫情，而无法察觉病毒的蔓延趋势，以及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的情况下，最高决策层在权衡利弊上出问题也就在所难免了。如果真是这种情况的话，可以想象一群官老爷，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儿那，稀里糊涂的病毒就失控了。 6park.com
如上所述导致权衡利弊出问题的这2种可能性中，到底是哪一种，局外人也许永远无法知晓。但不管是哪一种都TM是百姓倒霉。就像李文亮的3岁女儿这么小就没了爹。至于隐瞒疫情，压制言论的体制问题那也是决策失误的副产物。笔者认为建立防止决策失误，减少误判机会的先进国家管理机制应该比痛骂独裁，否定体制更重要。因为这种事儿，什么神体制，什么神民主它也不能保证100%的不出错。所以说像省市级疾控一把手不能只去党校学怎么听党话，至少也要做3个月的疾控专业培训，因为这个工作责任重大，远胜船长和机长。它需要高度敏感的职业素养，不是病毒专家能上任的。这么惨痛的教训希望今后不要像SARS的教训一样被白白浪费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