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科”王者，学霸苏轼的考而优则仕之路 -6parkbbs.com

苏轼能够作为宋词豪放派的开山人物，或许是源于要借文学来排解才学无法施展的苦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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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苏轼，相信大家都认识，他的诗词是大家经常引用的对象，如“庐山真面目”“天涯何处无芳草”等。他本人，是妥妥的学霸一枚，从小就很聪明，二十一岁时从家乡四川眉州出发去汴京参加省试（礼部试）（这里插播一句，宋朝的考试一般分为解试，省试和殿试，过了省试，就是进士了，殿试是给这些进士们进一步排排名次，产生状元，榜眼和探花，以及后面的名次。

在北宋时，进士分为甲科和乙科，而不是后来的三甲划分）。苏轼和他的弟弟苏辙，在他们的父亲苏洵的带领下，于宋仁宗嘉佑二年参加了当年的省试，当年的主考官是欧阳修。嘉佑二年的这一科，是牛人荟萃的一科，除了苏轼兄弟外，还有欧阳修的弟子、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还有程颐和程颢兄弟（这两人后来成为理学大家），甚至还有一些未来的宰相，下面是一个本届进士简表（名称有重复）:

唐宋八大家三（四）人：苏轼、苏辙、曾巩，苏洵陪考

王安石变法干将七人：吕惠卿、王韶、章惇、曾布、邓绾、蒋之奇、张璪

宋学四派抽中三派始祖：洛学程颢、关学张载、蜀学苏轼、苏辙

未来宰相三人：吕惠卿、章惇、曾布（全部列入《宋史·奸臣传》）

这里还有一条小花絮，嘉佑二年的状元是章衡，是本次考试未来宰相章惇的同族侄子，章惇觉得考试成绩在侄子之下很没面子，于是过了几年又重考，这次考中了进士甲科，进士及第“惇豪俊，博学善文。进士登名，耻出侄衡下，委敕而出。再举甲科”，没说考第几，但应该不是榜眼就是探花（如果是状元，按惯例，传记中会直书“进士第一”）。 6park.com

在这么多的牛人中，苏轼脱颖而出，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本打算把他评为第一，但是由于当时的考卷姓名是密封的，所以欧阳修根据文风推测可能这个考生是他的门生曾巩，为了避嫌，他把苏轼评为省试第二，等试卷解封，才知道他弄错了，因此，他感叹的对同为考官的梅尧臣说：“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这就是成语“出人头地”的由来。不过，苏轼的这次殿试成绩貌似不太理想，《宋史·苏轼传》中说他殿试成绩是“乙科”『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也就是进士中的二等，不过本届其他牛人的成绩也不太好，都是乙科，本届甲科的一二三名分别是章衡，窦卞和罗恺。这个名单笔者相信大多数人都是一脸茫然，笔者也是。不过想想我们现在历届高考状元的经历，估计大家都能理解。所以奉劝广大考生，名次和学校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重要，考中就好。

再回到苏轼，这个结果对他来说有些高开低走，不过，他还没有时间来想这个，他的母亲不幸去世了，他得回去丁忧。等他守孝回来，已经过了三年，所谓人走茶凉，虽说进士包分配，但这个时候他属于往届生，和他同届的大多都升官了，他被分配为河南福昌县主簿，一个九品芝麻官，这个是当时应届生的普遍待遇。苏轼估计是不太满意这个职位，开始了自我救赎之旅。为了留京指标，为了自己的前途，在对自己的实力有迷之自信的情况下，苏轼选择挑战“特科”考试。那么，什么是“特科”呢？

在宋代，科举的“常科”是贡举。贡举无须推荐，只要在品行、职业身份、孝道、身体等方面满足条件求，就可以自由报考。贡举一般每三年一次，考试实行解试、省试、殿试三级考试，逐层选拔。北宋初，贡举科目主要有进士、明经、诸科。到了宋代中期，王安石变法开始，贡举改革，罢明经、诸科，贡举科目即为进士一科，直至南宋末。参加科举考试的士人，通称“举人”。举人登科便可授官。“宋之得才，多由进士”。

制举考试又称制科考试，又称“大科”，是科举的“特科”考试，一种特殊的科举考试制度，也是一种选拔济世治国人才的重要方式。在当时的士子心目中，制科进身高于进士科。而制举考试是不定期的，由皇帝下诏临时设置的考试科目，不比贡举每三年一次，有期可待。在两宋时期，制举考试制度，几兴几黜，时罢时行。所以，宋史称“制举无常科，所以待天下之才杰，天子每亲策之”，云云。

制举登科后，若原为布衣之身，可按贡举进士例授予官职。策入三等者视进士第一人，四等者视进士第二、第三人，四等次者视进土第四、第五人。若官吏制举登科者，可依等第升迁。一般是入第三等者多与超擢，入第四等者升官一级，入第四等次者稍与迁转。其中，时而也有破格升迁之人。

通过对“特科”制科考试的简单介绍，可以看出制科考试是一个很牛的考试，布衣之身也可应考，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目标。仁宗朝的宰相富弼，就是直接通过制科考试做官的。

不过参加制科考试，需要两位大臣推荐，经历三个规定的程序：首先向两制（即掌内制、外制的翰林学士、知制诰、中书舍人）呈送平时所作策、论五十首，两制选取词理俱优者参加阁试；接着是阁试六论；最后，合格者才能参加由皇帝亲自出考题的御试。

苏轼找的两个保人是欧阳修和杨畋，并且他的弟弟苏辙也参加了这次制科考试，时间是嘉佑六年。苏轼先试阁试六论。阁试六论，每论限五百字以上，为合格。其出题范围，以九经、兼经、正史为主，旁及武经七书、《国语》及诸子；正文之外，群经亦兼取注疏。六题之中，三经三史、三正文三注疏。又有明数暗数之分。“直引书之一二句，或稍变换句之一二字为题者为明数；颠倒书之句读、窜伏首尾而为题音为暗数。按惯例，六题明暗相参，暗数多不过半。写到这里，笔者想起了《射雕英雄传》里黄蓉教欧阳锋颠倒的九阴真经的情节，这阁试，堪比解读九阴真经啊。

欧阳修

苏轼通过阁试后，宋仁宗御试。苏轼首先上《中庸论》、《秦始皇帝论》、《汉高帝论》等二十五篇文章，接着答《策问》，即《御试制科策一道》，举条而对，洋洋洒洒作了五千余字。制科取士，特别郑重，在阁试、御试中都要弥封卷号，进行誉录。在御试中苏轼的代号为“臣”字，苏辙为“毡”字，而且在考官定等次之后，还有复考官按例复核。司马光是此次御试的复考官。他在《论制策等第状》中这样讲到：“内‘臣’、‘毡’两号所对策，辞理俱高，绝出伦辈……以‘臣’为第三等，‘毡’为第四等”。最后，苏轼“入三等”，苏辙入四等。当时的知制诰王安石也在《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守河南府福昌县主簿苏轼大理评事制》中对苏轼这样评价：“尔方尚少，已能博考群书，而深言当世之务，才能之异，志力之强，亦足以观矣”。苏轼、苏辙两兄弟一人入制举三等，一人入制举四等，实在是十分难得。欧阳修在《与焦殿丞千之》中这样称赞道：“苏氏昆仲，连名并中，自前未有，盛事！盛事！”宋仁宗在读了苏轼、苏辙两兄弟的制科进策后，“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宋仁宗的话说对了一半，苏家兄弟确实有人以后当上了宰相，不过不是苏轼而是苏辙。 6park.com

苏轼考中了制科第三等，由于一二等都是虚置，所以第三等其实就是第一等，按规定，策入三等者视进士第一人，也就是说苏轼可以享受状元的待遇。苏轼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判官。大理评事是掌管刑狱的京官，属正八品；签书判官是州府幕职，掌管文书，佐助州官。这是以京官身份充州签判，比前次所授的河南福昌县主簿来，职位显著提升了。之前很多人对欧阳修评价苏轼的“出人头地”不服气，现在也被苏轼的实力打脸。这是苏学霸的第一次考而优则仕，由正（从）九品九品上升到正八品（一般的县主簿在正九品下或从九品上浮动，根据当地的经济情况而定），升了至少两级，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只捞到一个京官身份但没有留京指标。苏轼靠着这场制科考试，完成了从人们眼中的伪学霸到学霸的华丽转身，同时还创造了一个空前的记录，他是宋朝有史以来仅有的两位制科考上三等的人，另外一位是吴育。“自宋初以来，制策入三等，惟吴育与轼而已。”

苏轼的第一次制科考试多少是自愿的，但他没想到自己还有第二次制科考试，考试的起因居然是自己的粉丝太热情。苏轼的这位粉丝可不简单，可以说是全国地位最尊贵的粉丝，他就是英宗皇帝。早在英宗还是太子的时候就很喜欢苏轼，即位后把苏轼从地方上弄回来，当登闻鼓院的长官。登闻鼓，就是电视里老百姓申冤敲的那个鼓，让苏轼管这个，说明对他相当信任，这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英宗还准备按照以前唐朝的惯例，把苏轼弄到翰林院，当知制诰，也就是帮皇帝起草政令诏书的，相当于皇帝的秘书。“治平二年，入判登闻鼓院。英宗自藩邸闻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诰。”眼看苏轼的前途一片光明，这时候一个人站出来说别忙，我还没有同意。这个人就是时任宰相的韩琦。下面是一段对话。

韩琦：“苏轼有大才，朝廷要培养他，时机成熟了就可以用了，现在骤然升他的官，我怕天下人说闲话。”

英宗：“那给他个修注的官怎么样？”

韩琦：“修注官与知制诰差不多，不能骤然授予。不如授予他一个馆阁的职位吧，但是，授予前请他参加制科考试。”

英宗：“万一他考不过怎么办？”

韩琦：“一定要考！”

苏轼的心里估计是万马奔腾：“老子明明是制科第一，还是百年难遇的那种，凭啥又要考一次！”虽然心里极度不爽，但场面话还得说，“轼闻琦语，曰：‘公可谓爱人以德矣’。”这个“爱”字，估计要打引号。随后，苏轼再次参加这场“特科”考试，又考了第三等，换句话说就是又相当于中了状元。

这次韩琦无话可说，彻底明白了啥叫学霸，只能认了。苏轼得授直史馆。这是史馆中较高的官职了，属从六品。一下子又升了三级。这时距离他第一次参加制科考试过了四年，四年中从一个正（从）九品升到了从六品，至少升了五级，这速度真是相当快了。而且苏轼获得的馆阁职位非同小可，据洪迈《容斋随笔》记载：“国朝馆阁之选，皆天下英俊，然必试而后命。一经此职，遂为名流。”苏轼在史馆有机会饱读大量珍本书籍、名人手稿和名人绘画，对其在文学道路上的发展提供了不小的帮助。苏轼在《谢制科启》中也说：“育才之地非一，而册府处其最高。”

话题回到韩琦身上，韩琦为什么阻止苏轼升官呢？笔者认为韩琦可能怕苏轼威胁到他的地位，早在苏轼第一次制科考试时，宋仁宗就说他为他的儿子（英宗）找了两位好宰相，现在英宗不仅是苏轼的粉丝，又想授予苏轼知制诰，翰林学士，这在宋朝，简直就是做宰相的必经之路，韩琦自然会有危机感，同时他也不相信苏轼有那么大的能耐，上次制科考得好说不定是运气，再来一次可未必。不过现实是无情的，韩琦不幸被苏轼的学霸光环扫到了，这次他心服口服。由于知道自己的做法欠妥，在苏轼的父亲苏洵去世时，他想送些金帛做丧仪，但被苏轼拒绝了，苏轼希望给他老爸一个赠官，这次韩琦不含糊，给了一个光禄丞的官位。“赙以金帛，辞之，求赠一官，于是赠光禄丞。”

苏轼的学霸光环，在仁宗和英宗朝很是耀眼，但是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英宗皇帝在位时间不长，即位的神宗皇帝喜欢变法，重用王安石，而苏轼又与王安石不是一个阵营，受到打压。再后来司马光当政，苏轼和司马光关系也不好，也没得到重用。总之，在反反复复的政治斗争中，苏轼长期被贬谪，甚至差点因“乌台诗案”而丧命。学霸的日子不好过，再也没有“特科”考试供他施展才华，不过，在文学这场贯穿其生命始终的“特科”考试中，他始终是学霸。苏轼能够作为宋词豪放派的开山人物，或许是源于要借文学来排解才学无法施展的苦闷。因此本文最后以苏轼的一首《江城子·密州出猎》来作为结尾，替这位千年前的学霸来排解一下苦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