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国家起源问题正持续受到我国学界的关注。以前人们曾普遍认为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国家，近些年随着考古资料的增多、研究的深入，许多学者将探索中国早期国家起源的目光投向了史前晚期。笔者近年撰文认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初期，长江下游的良渚、黄河中游的陶寺、石峁和二里头所代表的社会集团先后成为各自区域内最早出现的国家，其他如长江中上游、黄河下游和上游等地区也存在诞生早期国家的潜在可能性，只是因材料不足而尚不能确认；笔者还进一步提出了以这些“超级聚落”为代表的社会集团为“雏形国家”的概念，以区别于后来商、周那种成熟形态的早期国家。本文是这一研究的继续，拟专门探讨不同区域早期国家形成与社会演变的背景与动因。


　　国家首先是一种高度复杂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其本质特征是社会权力的高度集中，并有一套有分工和分层管理的机制或官僚体制，一般还有常备的武装力量和法律制度来给予维护和保障。自上世纪后半叶以来，早期国家形成的“原动力”一直是西方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点课题，近几十年在中国学界也有所涉猎，产生了多种观点。主要有国家起源于技术进步和社会分化，人口增长压力，社会竞争和战争，大规模水利和灌溉系统的兴修与管理，贸易竞争与垄断，宗教礼仪的作用等不同学说；再有就是多变量、系统论的观点，以及“后过程”考古学的解释等等，不一而足。


　　以上述认识为基础，本文提出，探讨史前晚期社会复杂化的发展和早期国家形成的动力机制，应该是在多变量、系统论的视角下，重点考察社会权力是如何发展、集中和提升的。
　　 
　　一、对已知早期国家的分析：黄河中游与长江下游


　　这里我们首先观察那几个已确认的早期国家，或称“雏形国家”的主要特征和形成过程，分别从生产经济、武备与军事、宗教信仰等不同角度来探索他们各自起源的动力问题。前述几个已确认出的雏形国家集中在两个地区，一是中原及北方所在的黄河中游，包括晋南的陶寺、陕北的石峁和豫西伊洛盆地的二里头；二是长江下游的环太湖地区，即良渚。这几个“超级聚落”所代表的社会集团是目前所能够识别出的史前晚期到青铜时代初期不同区域内最早的国家组织。


　　1、黄河中游


　　首先看生产经济方面。近年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以种植农业为主导性生业经济的农业社会的真正建立，可能要迟到公元前第四千纪的仰韶中期，而中原地区出现等级分化的复杂社会也恰恰始于仰韶中期以后。可见社会复杂化与农业经济的成熟和稳定往往是相伴而生的，农业生产发展导致出现剩余产品、贫富分化，可以说是制度化不平等社会得以确立的根本原因。动植物考古的成果显示，龙山到二里头时期，中原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食物品种的多样化。首先是粮食作物种类的多样化，此时仍以粟为主，其次为黍，同时水稻较前明显增多，大豆普遍出现，小麦似乎开始有少量的种植；肉食中仍以家猪为主，同时牛、羊也开始占有一定的比例。食物资源的多样化和丰富性尤其体现在高等级的大型中心聚落中。如陶寺的家猪、羊、牛都占有很高的比例；二里头出土的粟虽然仍占有一定的优势，但水稻的数量惊人地与其接近，这在中原同时期的遗址中是罕见的，而以猪、牛、羊为主体的肉食资源也相当丰富。这些特征有别于同时期的普通遗址，说明统治中心比一般的小村落能够掌控、获取更多的资源，包括基于土地、人力和贡赋体系的食物资源。正是这种农业的发展和资源的集中，为早期国家的兴起奠定了根本的经济基础。


　　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手工业生产的规模和专业化程度也随时间推移而发生了相应的改变，包括陶器和石器等的生产，从小规模的家庭作坊到规模较大的家庭作坊群，再到独立的不断扩大的专门生产场所。龙山时期陶寺、石峁等超级聚落中出土的玉器、彩绘陶器、漆木器，以及二里头时期的铜礼器等高端手工业的生产和分配，可以肯定是直接受到权贵阶层的控制和管理的。这些手工业，尤其是服务于上层权贵的高端手工业的发展，既是社会财富增长的途径，同时也直接刺激了社会复杂化的提升；或者也可以说，正是社会分化的加剧、权贵者对财富的追逐，反过来又促进了手工业特别是高端手工业生产的不断进步。两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


　　然而，另一方面，就一般民用手工业而言，观察中原地区出土的生产工具，从仰韶到龙山，甚至直到二里头时期，用于农业生产的石、骨、陶质等工具的种类并无明显的变化，看不出从耜耕（或锄耕）到犁耕这种革命性的转变，这与后面将要谈到的江南地区有很大的差别。虽然我们可以推测到龙山时代随着生产经验的积累和人口增长的需求，人们在开垦扩大耕地面积，整地、中耕、灌溉、施肥，以及四时农候的把握等方面都可能有一定的进步，但与同时期长江中下游更为发达的稻作农业相比，中原地区旱地农业的发展可能仍是有其局限性的。


　　北方黄土高原的黄河两岸地区，受地理条件限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长期滞后于中原。从仰韶时代开始，受中原的直接影响，北方地区的农业和家畜饲养也逐渐发展起来，只是渔猎采集经济一直占有较高的比重。到龙山和二里头时代，这里的粟黍种植农业和以羊、牛、猪为主的家畜饲养业并举，初步形成了农牧混合的经济模式；而手工业包括贵族奢侈品的生产、获取和使用也与中原大体相若。但受当地气候条件制约，北方地区农业发展的程度以及作物多样化的程度要弱于中原。


　　与此同时，自仰韶中晚期以来直到龙山、二里头时期，黄河中游不同区域人口的增长、中心聚落规模的扩大都先后出现了高峰，如晋南的临汾盆地、运城盆地和北方河套地区在龙山时期，伊洛流域的洛阳盆地在二里头时期，都达到了聚落总规模和人口总规模的一个峰值，并相继出现了像陶寺、周家庄、石峁、二里头这样的特大型超级聚落。在此过程中，人口的增加和向大型聚落集中的“核心化”，以及社会分化导致的上层权贵需求的增长，与有限的资源产出必然会形成紧张的矛盾，从而造成不同社会群体间竞争的不断加剧。故此，战争、掠夺、暴力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史前晚期以后中原及北方地区的一个突出特点，事实上战争与暴力的迹象在龙山时代及以后的考古遗存中确实是随处可见。


　　中原地区龙山时代出现了大量的石质箭头，磨制精致、杀伤力强，而且较前数量有明显的增长，同时骨质箭头也在大量使用。箭是一种远射武器，箭头很容易遗失，但在龙山时代的遗址中却常有很多的出土，这本身就反映了其数量之大、使用频率之高。与从前相比，龙山时代狩猎野生动物在生业经济中所占比重已呈明显的下降趋势，人们所需肉食资源主要靠家畜饲养。因此，武器的改进和数量的增长显然是战争频发的反映。


　　众多城堡的涌现是中原龙山和二里头时代一个突出的特征。已发现的龙山时代城址共有大大小小十几座，实际的数量显然还应更多，反映了“万邦林立”的局面。到龙山末期，随着不同集团间兼并、整合的加剧，在中原腹地出现了像新密新砦这样有数道壕沟环绕的面积达百万平方米的大型遗址。而龙山时代晋南地区的发展势头更为迅猛，出现了陶寺、周家庄这种面积达400余万平方米的特大型聚落，而且聚落主体也都有城或壕环护。其后被视为夏朝都城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但其内面积达10余万平方米的宫殿区也是有方正的城墙围绕的。二里头文化的城址还有郑州大师姑、东赵、新郑望京楼等，晋南的垣曲古城南关、夏县东下冯则有环壕，也都是当地规模较大、等级较高的中心聚落。至于北方地区，近年的考古工作更是发现了很多龙山时代的石头城址，大型和较大的有陕西神木石峁、山西兴县碧村、白崖沟等，其中石峁是有两道石头城圈、总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的特大型城址；而且这些城堡大多位于地势险峻的山顶或梁峁高处，显然是在战争频仍状态下出于安全防卫需要的选址。总之，龙山、二里头时代众多城址或有防御设施的大型中心聚落的涌现，毫无疑问是中原和北方地区社会关系紧张、战争冲突加剧的结果。


　　至于这个时期乱葬坑的例子，更是多得不胜枚举。乱葬坑中掩埋的死者，除了部分骨架完整、难以判断死因的以外，还有大量属于非正常死亡的。其中常见的是将人丢弃掩埋在废弃的窖穴、灰坑里，有的虽骨架较完整但有被砍杀的痕迹，有些则是身、首异处，有的肢体不全、惨遭肢解；还有许多显然是被活埋的，人骨架的姿势显示出各种挣扎状，有些还有捆绑迹象。这些乱葬坑形状不一，以口小底大的袋状坑较常见，尤其在大型遗址中更是多见。如襄汾陶寺宫殿区旁边的一条灰沟里（HG8）出有大量散乱的人骨，本人发掘多年的绛县周家庄在不同发掘区里几乎都能见到乱葬坑，而在偃师二里头乱葬的例子更是多达数十处。除了一般的杀戮乱葬，其中一些很可能也与祭祀活动有关。无论出于何种原因，绝大多数被杀戮、肢解或活埋的死者，显然不应该是与施暴者同族的人，最大可能就是来自战争冲突中被捕获的外族或外集团的俘虏。而大型高等级聚落中多见乱葬坑，表明这些大型中心聚落是战争的主要发起者和参与者。结合各地聚落演变的过程可以判断，大型中心聚落和城址的出现，正是在激烈而频发的战争冲突过程中发展、壮大起来的。


　　比较而言，正如以往人们观察到的，黄河中游出土遗存中，有关宗教信仰方面的意识形态色彩相对较淡。尽管不乏对某些观念的表达，特别是与祖先和神灵崇拜等有关的祭祀活动，如在陶寺、石峁和二里头等中心聚落中都可见到大型祭祀遗迹，以及贵族墓葬中对死者的供奉和祭奠仪式，但总体上看不到对整个社会起支配作用的成体系的宗教迹象。


　　总结起来，黄河中游龙山到二里头时代，随着生产的发展、人口的增长、聚落的“核心化”与资源的集中，以家族为主体的社会分化加剧，社会需求特别是权贵阶层对财富的贪欲日益膨胀，在总体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引发战争与冲突不断加剧，通过持续的兼并与整合，社会集团规模不断扩大，直至出现“超级聚落”并形成大型区域政体。在此过程中，社会组织结构日趋复杂，社会公权力的垄断性不断提高，最终先后促成了以陶寺、石峁和二里头为代表的早期王权国家的诞生。因此，在史前末期的黄河中游，由社会竞争而导致频繁的战争并形成军事强权，是催生早期国家的直接动因。


　　2、长江下游


　　位于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在公元前3000年之前就孕育出了东亚最早的国家社会，这一点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支持。良渚早期国家的形成又有着不同于中原和北方的另一种模式和动因。


　　长江下游社会复杂化的进程始于良渚之前的崧泽文化时期，这也是稻作农业发展成熟并开始居于主导地位的时期。崧泽和良渚文化时期石器制造工业越来越发达，尤其是开始有“石犁”和“耘田器”出现，尽管这两种器物的功用存在争议，但许多人仍倾向认定其为先进的农具，从崧泽到良渚越来越流行，一般被认为是犁耕和精耕细作的表现，反映这个时期农业技术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余杭茅山遗址大片良渚时期的水稻田，直观展现了发达农业的景观。近年在良渚核心区莫角山东坡和西南坡的发掘中出土了数量惊人的炭化稻谷，亦是良渚农业发达的直接证据。


　　以发达的农业为基础，良渚时期劳动分工细化，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程度发展到了史前社会的一个高峰。出土遗物中最突出的是大量精致的玉石器，尤其是种类繁多的玉器，不但造型精美，而且运用了多种切割、钻孔、雕刻、打磨技术，并可在方寸之间制作出繁复细密的花纹，其高超的工艺往往令人叹为观止。此外还有同样精美的刻纹陶器、漆器和纺织品等。迄今在良渚古城内已发现多处制玉作坊，显然以玉器生产为代表的高端手工业是为权贵阶层所控制的。这些高端手工业品集中出土于不同等级的贵族墓葬中，是财富与权力的集中体现。而且，这些精雕细琢的物品的制作需要消耗大量人力，供养专门的高级工匠阶层，这本身就是经济实力雄厚的表现。


　　从崧泽文化到良渚文化，墓葬随葬品皆以表现财富为突出特征。崧泽时期最显著的是江苏张家港东山村和安徽含山凌家滩两处高等级墓地，两个墓地中的权贵墓葬都随葬有大量玉石器。到良渚时期，以瑶山、反山墓地为代表的王者级别的大墓更是将财富的表达推向了顶峰，除不多的与饮食相关的陶器、漆器等，随葬最多的就是大量华美的玉石器。除了不同等级的贵族大墓，许多普通小墓也随葬有少量的陶器、石器甚至是玉石饰件，这与黄河中游仰韶中晚期到龙山和二里头时期大多数小墓几乎一无所有的贫乏现象形成鲜明对比。除了葬俗不同，也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两地社会财富和富裕程度的总体差别。


　　良渚墓葬随葬品另一个突出特征是具有强烈的宗教信仰色彩。这主要体现在贵族大墓中随葬众多的琮、璧等“宗教法器”，以及雕刻在琮、锥形器、冠状器（玉梳背）、三叉形器等器物上的“神人兽面纹”和少量的其他纹样。这些高端玉器和附着其上的神人兽面纹（多为简化样式）成“发散式”分布，即以良渚瑶山、反山等大墓为最高中心，依次向其他等级（包括其他聚落群的地方中心）递减，形成了一个几乎覆盖整个良渚文化分布区的网络；而且由于良渚人创造出的这个神人驭兽形象逐渐演变成了其最主要乃至唯一的崇拜对象，因此有学者提出良渚文化存在着类似“一神教”的信仰体系。这一宗教网络体系与社会结构相呼应，实质是各级权贵确立身份地位与权力等级的工具，反映了良渚社会“政教合一”的特点。这个特点在中国史前社会中是独一无二的。这种“一神教”对于良渚国家的形成和构建应当发挥了巨大而独特的作用。


　　比较而言，从崧泽到良渚，与战争、暴力有关的迹象却很不明显。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上、中游等核心文化区不同的是，在长江下游的崧泽-良渚文化区内，大型城壕等防御设施罕见，良渚古城是迄今发现的唯一史前城址。出土遗物中除有一些斧钺等武器，石、骨镞的出土数量相对北方和中原要少得多；玉石钺主要出于不同等级的墓葬中，而墓中少见作为射杀武器的镞。至于像黄河中游各种乱葬坑所反映的暴力、杀戮现象，在长江下游则很少见到。这或许与南方酸性土壤不利于骨骼保存有关，就像大部分墓葬都难以见到人骨一样；但结合上述其他方面的证据，我们仍然可以推断本地区的战争与冲突远不像黄河中游等地那样频繁和剧烈，至少在良渚文化中心区是如此。


　　从崧泽到良渚，与武力相关联的主要器物就是玉石钺。玉钺是权力的象征，在黄河流域的史前大墓中也普遍使用。据林沄先生考证，“王”字源于斧钺之形，王权即源于军权，到了商周时期仍以斧钺为王权的象征。从考古发现看，在黄河中游，如前所述，暴力、战争导致军事强权是催生出王权国家的主要途径，因此龙山时代陶寺等权贵大墓中的玉石钺应主要与“军权”相关联，或者说权力获取和巩固的最重要基础就是军事主导权。而长江下游的情况则稍有不同，尽管我们相信早期以钺象征权力也与武力相关。到良渚时期，大墓中随葬的玉钺一般只有一件，是从武器中升华出来的“权杖”；其他较多的石钺，除少量“风”字形钺，多数是大孔、圆弧边的“舌形”或“璧形”钺，看起来并不像实用的武器，这些多件重复随葬的器物，其含义除了逐渐淡化的作为武器的指向，与一个墓随葬多件玉璧、琮等奢侈品一样，可能更主要的是作为财富的载体被大量使用。因此，良渚大墓中玉钺所凝聚的权力，除了基本的军事保障权以外，其获取和巩固的基础，以及实际所蕴含的功能，更主要的恐怕是对经济和宗教信仰的主导权。这从上面谈到的良渚社会整体缺乏军事暴力色彩可以得到进一步证明。可以说，世俗权力与宗教神权紧密结合，即“政教合一”构成了良渚王权的突出特征。反山大墓M12玉钺上镌刻有完整的“神徽”图像，正是“君权神授”、王权富有神性的生动写照。


　　与其他地区相似，从崧泽到良渚，聚落数量也有显著的增长，并在不同地域形成了规模不等的聚落群；但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是，在整个良渚文化区、贯穿良渚文化的始终，良渚古城不但是迄今发现的唯一城址，而且也是唯一的一处特大型聚落，它所在的良渚聚落群所包含的聚落数量、整体规模也远超环太湖流域的其他聚落群。良渚的一家独大为良渚社会造就了一种超稳定结构，避免或减缓了不同地域集团为争夺资源和势力而引发的恶性竞争，这或许也是良渚社会少见战争与暴力现象、得以长期平稳存在和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可观察到的考古发现中，大型公共工程是良渚文化的另一突出特征。我们知道在其他核心文化区，所见大型公共工程主要是用于聚落防卫的城、壕及宫室等大型建筑。而在良渚文化区内，除了这些，还有大型水利设施、生前居住和死后埋葬的高台土丘等，这一点在良渚核心区表现得尤为显著：占地近300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其外围还有一圈人工堆起、类似“郭城”的环状遗址带；城内有面积近30万平方米、高达10余米的自然土丘加人工堆筑而成的台城莫角山，其上有多组大型宫殿建筑基址；紧邻莫角山的西侧是几处人工堆起的高台墓地，其中就有已知规格最高的反山墓地；古城内有纵横交错的水道，水道之间则是人为营建的居址和进行各种手工业生产活动的台地。在良渚古城外西北边，沿大遮山边缘修筑了一系列多功能的高、低水坝。据估算，整个古城系统工程的兴建大概需要上万人花费几十年的时间。由此可见，良渚社会拥有异常强大的组织、调动和管理能力，这也是其成为早期国家的主要证据之一。重要的是，这种能力不是用于战争与掠夺，而是同各种生产、生活环境的改造与营建相关，而且一定是建立在异常发达的生业经济基础之上的。可以说，正是在这些大规模建设过程中，良渚的社会组织和公权力得到了不断的完善和提高，各级权贵也强化了对各种资源的控制，这也是促成良渚国家诞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概括地说，良渚国家的形成主要是在经济发展、财富积累和社会分化的基础上，权贵阶层建立起了一套有效的控制、占有和分配资源与财富的机制，而且成功地将这种机制与统一的宗教信仰体系相结合，又进一步构建起一个覆盖整个社会的权力和等级的网络体系；同时，在强大的社会财富和生产能力的支撑下，玉器等高端手工业的发展，对生活环境的改造和大型工程的建设，不但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而且还促进了整个社会管理能力的增强和机构的复杂化，以及公权力集中与垄断性的不断提升，并最终导致王权的诞生。在这一过程中，对资源、财富的经济控制与分配权，以及环境改造、工程建设中对社会统辖与管理权的发展起到了主导作用，基于统一的宗教信仰的“神权”则发挥了强大的辅助作用，而军事强权对于维护良渚社会的稳定也许具有一定功能，但对于国家组织与王权的建立似乎没有太多实质性的贡献。故此，推动良渚国家形成的主要动因就是高度发展的政治经济和与之相关的社会与意识形态建设，以及在此基础上成功构建和运作的社会公权力的不断提升。
　　 
　　二、其他地区的简单比较


　　以上讨论了黄河中游和长江下游早期国家形成的不同模式和动力机制。其他地区因受考古发现限制，在史前末期和青铜时代初期是否已形成早期国家尚不能确定，但一些地区存在潜在的可能性。我们可依据已有资料对各地区的社会特征及其变化的驱动力做出简单的比较分析，这有助于我们对不同环境、文化传统和社会背景下社会发展模式和动力机制的认识。


　　1、黄河下游


　　黄河下游的海岱地区到大汶口文化时期农业发展成熟，并且在偏南的区域逐渐呈现出旱、稻混作的现象；到龙山时期，地域差异明显，鲁中西和北部以粟类作物为主，而鲁东南和鲁南地区的水稻种植则占有一定优势，同时海岱地区小麦的出土概率也高于黄河上中游，显示出多种作物相交汇的富庶农业特点。与此相应，本地区手工业发达，尤其是制陶业，从大汶口到龙山文化，不但陶器出土量大、种类丰富，而且制作精致、造型美观，特别是龙山时期蛋壳陶高柄杯更是代表了史前陶器制作的一个高峰。以高柄杯、觚形杯、鬶、盉等为代表的成套酒礼器，被大量随葬在贵族墓葬中，直观地表现出发达经济的特点。这些以不同形式展示出的经济较发达的特征与长江下游相似，而有别于黄河中游。但本地区既少见良渚那种大型公共工程（防御性城壕除外），亦无标示统一宗教信仰的特殊迹象，其文化与社会的世俗性特征又与中原相近，而不同于良渚。


　　从大汶口到龙山，海岱地区的聚落数量有大幅增加，亦显示出人口增长和聚落核心化的趋势。龙山时期沿泰沂山脉北侧和鲁东南到苏北沿海一带出现了许多城址，显示出各自分立的局面。但从出土遗物尤其是墓葬随葬品观察，在一般墓葬中，作为武器的斧钺类虽有些发现，但比例不是很高、数目不是很大；石、骨镞和矛等也有一定的数量，但同样也不很丰富。作为最能体现暴力杀戮的乱葬坑虽偶有发现，但并不常见。


　　总的看，海岱地区史前晚期生产经济的发达程度，与暴力、武力相关的遗存所反映的战争、冲突的激烈程度，似乎都介于中原与长江下游之间。像其他地区一样，我们可以看到本地区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分化加剧，权力与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但本地区既没有像良渚那样以一家独大将战争冲突压制到了几乎无形的地步，显然也没有像黄河中游那样频繁爆发惨烈的战争。这里财富的聚敛和权力的提升既非单纯依靠武力，也非通过大规模公共工程建设来获取对资源与权力的控制。本地区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似乎就是群体与个体间为争夺财富、地位和权力而普遍存在的社会竞争。此外，从大汶口早期开始直到龙山时期，海岱地区的高等级墓葬皆以随葬成套的饮食陶器特别是酒礼器为突出特征。通过随葬“礼器”来表现不同死者身份地位的差异，以葬仪葬制来充分展示社会礼仪制度，在本地区发源最早、发展最充分、表现最突出，而且对周围特别是中原地区产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影响。由此看来，海岱地区的大汶口和龙山社会，在基于武力强权和复杂的社会组织管理权之外，似是又建立起了一套有效协调和维护各种利益关系的社会机制，也许可以称之为最早的“礼制”。至于这种机制是最终促进了早期国家的形成，还是因缓解社会矛盾而削弱了社会“前进”的动力，尚有待于更多的考古发现和更深入的研究来进一步确认。


　　2、黄河上游


　　黄河上游的甘青文化区，像北方河套地区一样，史前社会复杂化的发展长期滞后，直到龙山及二里头时代的齐家文化才有了实质性的变化，社会分化有了较明显的迹象。然而因考古发现的不足，齐家文化究竟发展到了何种程度，是否像石峁那样已经跳跃式地形成了早期国家，目前尚难给出准确的判断。根据已有发现，齐家文化的农业既有以粟为主的种植业和猪为主的家畜饲养业，同时从西北欧亚内陆传入的羊、牛等也有较丰富的发现；而众多玉器和青铜工具、武器等显示本地区普遍存在较先进的手工业生产。但总的看，甘青地区的生业资源和经济状况不会好于中原，可能与北方黄土高原近似。若此，那么本地区不同社群之间也会存在剧烈的竞争和战争。只是目前尚无一处史前城址发现，出土的斧钺和箭镞等武器也算不上很丰富。不过多年来已陆续发现了一些出有高端玉器和建筑材料的大型遗址，在一些遗址的墓葬中有殉人或人牲现象，还有丛葬坑发现，说明肯定存在较尖锐的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对立分化和较激烈的群体之间的冲突与战争。尽管现有的资料还较贫乏，但从已知现象可以初步推断，齐家文化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机制大概与北方河套地区类似，即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并向中心聚落会集，而资源又相对贫乏，社会竞争和群体间的战争格外激烈，从而导致集团规模融合扩大和武力强权的不断提升。


　　3、长江中游


　　长江中游的稻作农业早在大溪文化时期就已发展成熟，并在其中晚期开始呈现初步的社会分化。到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聚落数量猛增，社会分化加剧，普通聚落与中心聚落规模相差悬殊。其中天门石家河古城面积达180万平方米，其周围密集分布的聚落群占地达8平方公里，与良渚“外郭城”内的面积相似，成为两湖地区鹤立鸡群般的“超级聚落”综合体。只是囿于考古发现，目前对石家河古城代表的区域集团是否已达到国家水准的社会，尚不能遽断。


　　以石家河聚落群为中心的江汉平原北部地区，在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成为长江中游经济最发达、实力最雄厚的区域，这不仅表现在聚落规模和密集程度上，也体现在墓葬的随葬品方面。该地区已发现的墓葬基本都是普通的平民墓，多数都有数量不等的随葬品，其中主要是陶容器，石器和骨器等很少见；同时贫富差异很大，少数墓葬有多达数十甚至上百件陶器，尤其刻意随葬大量高领罐。其以饮食器具来展示财富和地位的特征与前述黄河下游类似。同样地，本地区斧钺、箭镞等武器并不丰富，在墓葬中也不常见，乱葬坑更是罕见。总的看整个社会暴力、战争的迹象不显著。


　　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沿两湖平原北部和西部山前地带出现了10余处城址。这些城址皆堆筑而成，城外有宽阔的壕沟形成“护城河”，并往往与外围的河道水系相连通。因此除了防御外敌入侵的功能，很多城址实际形成了一个便于交通运输和防洪灌溉的水利系统。而且一些城内外的居住、生产和生活环境似都经过大规模的修整改造。典型者如澧县城头山、鸡叫城和天门石家河古城等。这些大型人造工程所体现出的社会组织、动员和管理能力与良渚有许多相似之处，应该也是两湖地区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驱动力。


　　石家河古城还出土了许多具有浓厚的宗教或巫术特征的遗存。在城内外邓家湾、肖家屋脊、印信台等地见有多处形状怪异的筒形器和套缸/列缸等遗迹，邓家湾还出土了大量的陶塑动物，这些遗存应与大型祭祀活动或巫术行为有关，反映石家河社会虽不一定像良渚那样具有统一的宗教体系，但也笼罩着异常强烈的基于某种观念、信仰的神巫色彩。可以想见，石家河社会公权力的构建也是非常借重于“神力”的。


　　总体观察，史前晚期两湖地区稻作农业的发展为其社会复杂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财富与权势的追求加剧了社会分化，而不同社会群体间的竞争、大型中心聚落的成长、人居环境的改造与营建促进了社会权力的集中与提升，世俗权力与神巫之力相结合成为其突出特征。两湖地区社会发展模式和主要驱动力总体上与良渚近似，只是不同社会集团间的角力显得更加突出。


　　4、长江上游


　　长江上游的新石器文化出现较晚，基本是在仰韶中晚期之后才有迹可循。到了龙山时代，四川盆地西部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跳跃式发展，聚落数量呈现爆发式增长，而且发现了近10处城址，其中有面积近300万平方米的新津宝墩和广汉三星堆。虽然目前这些城址的整体布局都还不太清楚，也缺乏可以确定其发展高度的宫室建筑和贵族大墓，不过有的遗址已发现有较大的房子甚至是礼仪性建筑，也有等级稍高的墓葬，可以肯定当时已经出现社会等级的分化。从工作较多的宝墩看，其内外两重城区都被水道和低洼地分割成了多处大小不一的居住台地，整个居住环境似乎也经过了大规模的修整和改造，显示出与长江中下游的石家河和良渚相似的情形。从多处发掘过的遗址看，钺、镞等武器类遗物同样不多，也罕见乱葬坑，说明暴力、战争亦非频繁而剧烈。本地区社会发展的动力模式应该与长江中下游类似，也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大规模兴修水利设施和改造居住环境而获得社会组织的发展和权力的集中；同时，从后来三星堆、成都金沙等商周时期古蜀国都邑遗址所发现的大型祭祀遗迹和丰富而奇特的祭祀遗物等现象推测，之前龙山时代的宝墩文化很可能也存在浓厚的宗教巫术氛围，其社会公权力的发展或许也伴有浓郁的“神权”特征。只是目前材料不足，尚难尽述其详。


　　5、燕辽地区


　　位于燕山至辽河之间的辽西、冀东北和内蒙古东南部的燕辽文化区，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兴隆洼文化时期就有了旱作农业和成熟的定居村落，此后一直呈稳定的发展态势，到红山文化后期出现大型积石冢所代表的权贵阶层，表明等级分化的复杂社会的形成。红山文化遗址数量较前有大幅增长，且多呈集群分布，应代表着不同的区域组织。但受发掘所限，目前对其中少数大型中心聚落还缺乏足够的了解。不过从已调查和发掘过的遗址可以看出，红山文化尚未有城址出现，缺少实用性的大型公共工程；斧钺、箭镞等武器也不丰富，罕见乱葬坑，暴力与战争的迹象不明显。红山文化最突出的特征是有大型宗教祭祀遗迹和集中分布的上层权贵墓葬，其中以辽西牛河梁的“女神庙”、祭坛和多个地点的积石冢规格最高，这一带应是红山社会的宗教祭祀中心和集中埋葬贵族的特殊茔域。现有资料没有显示红山社会形成了一个类似国家的政治实体，而是存在各自分立、规模和实力不等的若干“酋邦”。然而，这些社会群体似是在统一的神灵崇拜和共同的信仰体系下整合成了一个“宗教共同体”，他们共同崇拜的对象或许就是“女神庙”里供奉的祖先神。很可能，红山文化是在良渚之外又一个有着统一宗教信仰或崇拜对象的社会。由于生产经济、财富积累、社会竞争程度和动员能力等方面的差异，红山社会没有达到良渚那样的复杂程度和发展高度。但无论如何，在刺激红山社会复杂化发展的各要素中，形而上的宗教信仰和祭祀礼仪应当发挥了巨大的、甚至是主要的作用。这是红山社会与众不同的一个突出特征。
　　 
　　三、结语：早期国家起源的动力机制——一般性与特殊性


　　通过对上述各地区史前晚期社会发展和国家形成的背景与动因的梳理探讨，我们发现导致各区域社会演变的动力机制既有一般的共性，也有一些特殊性。下面做一概括总结。


　　从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早期国家起源的根本基础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竞争，这是不同地区共有的一般性。史前晚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各核心文化区社会群体中的基本组成单元，即能够较独立组织生产和生活的单位都日趋小型化，由过去那种较大规模的氏族渐变为家族，到龙山时代以后就基本是小型家族或扩大家庭了。与此相应，财富的积累和贫富分化便在家族这个层面上产生并扩展开来，而社会权力也就日益集中到少数强势家族的权贵手中。在这一过程中，伴随着人口增长和聚落的“核心化”，大型中心聚落逐渐成为各种社会活动汇聚和人群互动的中心，也是生产分工和社会管理、社会竞争、矛盾冲突的焦点。在此基础上，不同群体与个体之间的竞争导致等级与阶层分化不断加剧，而以不同统治策略加强社会的整合和控制则是各地国家起源共有的特征。早期国家皆是在多种要素和复杂机制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用任何单一的因素来解释国家的起源都是不恰当的。而我们探索国家起源的主要原动力，重点是要考察社会权力是在什么核心要素驱动下、以何种方式成长和集中的。


　　在追逐财富与权力、构建复杂的社会管理体制的过程中，因环境背景、资源条件、生产方式、意识观念和文化传统的差异，不同地区处理社群间彼此关系的方式、上层权贵的领导策略都会有所差别，从而导致国家产生途径的不同；其中起主导作用的主要有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要素。在如前所述各个地区共有的经济发展、人口增长、社会竞争与等级分化的基础上，黄河中游与长江下游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国家形成模式。在黄河中游，除了社群内部的竞争与分化，上层权贵还主要通过军事、战争来获取更多资源和财富，擢取和提升政治权力，即以军事强权为基础构建起复杂的社会组织，最终催生出像陶寺、石峁和二里头这样的王权国家；长江下游的良渚，上层权贵主要是通过对资源特别是奢侈品生产与分配的控制、组织大型公共工程建设来聚敛财富、强化管理、垄断权力，并与统一的宗教神权紧密结合，最终构建起具有“政教合一”特性的王权国家。


　　简而言之，中原和北方所在的黄河中游与长江下游的良渚形成对照，似乎可以看作是国家形成与社会发展动力模式的两极，其间则存在着多种中间形态，而非简单的二分。如果非要做出某种粗略总结的话，由于不同区域间环境的相似与差异性，总体上似乎可以将中国史前社会演变与早期国家形成的动力机制简单概括为“黄河类型”与“长江类型”两种模式。前者偏重武力与军事，后者偏重经济与宗教的结合。


　　最后再次强调，我们可以将国家起源、社会演变的动力机制分成偏政治经济型的、军事战争型的、宗教信仰型的几种，但这只不过是强调某种要素的突出作用。实际上任何国家的形成和社会的演变都是多种因素作用下的结果，都有着复杂的动力机制。如黄河中游早期国家的形成过程中，虽然军事强权、暴力战争的作用突出，但同样有社会内部的经济竞争、借助祖先崇拜等神灵信仰方面的作用；而良渚社会尽管在资源、财富、公共建设等方面的经济控制和对宗教神权的垄断发挥了主导作用，但军事强权的获取和掌控同样不可或缺。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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