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AND(兰德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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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比较长，如果大家没耐心的话可以直接翻到最后看结论
［导读］近期，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战风波，未来走向扑朔迷离。一些人认为这是美方为后续经贸谈判增加筹码的一种手法，不足以从根本上动摇两国关系；而也有一些人担忧，贸易战是否会引发中美两国在政治和军事领域的全面对抗？关于中美对抗，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曾于2016年完成一篇深度研究报告，为五角大楼全面推演了中美军事冲突的各种后果。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团队将此报告译为中文。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序言
随着美国的军事优势减弱，美国对与中国的战争是否能符合其既定的计划并不自信。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特别是其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A2AD），意味着美国难以在战争爆发时掌握控制权，摧毁中国的防御并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考虑到这一点，本报告将分析中美之间战争的可能形式，对双方可能造成的损失和影响，美国应该做好的准备，以及战争爆发后美国如何在战争目标和战争成本上取得平衡。
我们假定中美战争是常规的、区域性的，主要由水面和水下舰艇、空中战机和导弹等发动，以及空间和网络对抗。我们假设战争在东亚地区进行，包括中美之间潜在的热点地区以及所有中国部队的驻在地。而双方的远距离军队部署和不断增强的追踪打击能力会将西太平洋大部分地区都变为战场，并带来严重的经济后果。双方不大可能使用核武器，即便是发生了激烈的武装冲突，双方都不会认为其损失和前景惨烈到要冒险首先使用核武器来打击报复。考虑到中国有限的军事实力，我们假设中国不会攻击美国本土，除网络战外。相反，美国对中国的非核武器打击覆盖面会很广。我们限定以2015至2025为研究时间段。
思考与中国的战争，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到军事实力的发展。传感、制导、数字网络和其他用于锁定敌军的信息技术，已经先进到中国和美国的军队都能严重威胁到对方。这促使双方发展出能先于对手打击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战争从一开始就倾向于双方互相进行猛烈的攻击，但双方都无法完全制服对方，而且双方在军事和经济上都具有丰富的资源和持续作战的能力。
中美间的冲突不大可能会涉及大规模的陆地作战。此外，中美双方军队强大的常规反击能力，会在几个月内消耗双方的军事力量。在这之后，双方将在工业技术补给和人口动员上展开竞赛，这一结果取决于多个因素，有一点肯定的是，双方的投入会不断攀升。
尽管这份研究报告主要是提供给美国的决策机构，然而我们也希望中国的决策者能仔细思考与美国战争可能产生的结果，包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破坏和对中国内部平衡与凝聚的威胁。我们在公开信息中并没有发现中国领导层对这一问题给予足够的关注。
（一）四个案例分析
影响战争类型的因素主要来自两个变量：强度（从温和到严峻）与持续时间（从几天到一年甚至更久）。因此，我们会分析这样四个关于战争类型的案例：短期低强度型、长期低强度型、短期高强度型以及长期高强度型。关于强度的主要决定因素是：中美政治领导人在一开始就是否授权予军方为实现其计划而对敌对力量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而关于持续时间的决定因素如下：假设双方都拥有足够的物质力量来打一场持久战争，是否有一方在某一时刻丧失战斗意志或者估算继续这场战争将得不偿失。
我们将各个案例的影响分为军事、经济、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几类。军事损失包括飞机、水面舰艇、潜艇、导弹发射器和储备，以及在面对网络和反卫星战时显得日益脆弱的信息通讯指挥攻击系统（C4ISR）。经济损失包括贸易萎缩、消费以及海外投资的收入（能源通道被封锁已计入了贸易萎缩当中）。一旦网络战争从军事领域扩展到民用领域并影响关键的信息基础设施，那么经济活动将进一步被扰乱。国内政治影响的范围包括从反对战争政策和威胁国内稳定。国际上的反应包括支持、反对和摇摆不定。
近年来军事科技进步的步伐，尤其是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能力、双方的网络战与太空站水平，预示未来十年可能出现的巨大变化，使得2015年与2025年的情形截然不同。到2025年，经济领域同样会出现巨大变化：中国可能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经济体、中国海外投资持续增长以及两国经济都将比以往更加依赖计算机网络。尽管这还不足以从性质上改变战争对经济的影响。想要尝试说明十年之后战争对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影响则需要更多的深思熟虑。因此，2025年与2015年的分析仅仅在军事领域有所差别。
四个案例及其代价、影响等如下所示：
1.短期高强度型
如果中美的任一方领导人授权他们的军事指挥官为实现战略计划对敌方采取有力的军事打击，一个高强度的武装冲突将可能爆发。在2015年，美国海空军力量将会损失重大，包括受损的航母和地区内的空军基地。但中方的损失将会更大，包括内陆地区的反介入/区域拒止系统。不用多久，双方都将会清楚地意识到，随着战争的持续，在战争早期就已对美军有利的战损比将会继续扩大。
到2025年，尽管美方的损失会因为中国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能力的提升而扩大，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的损失会减小，但中国的损失最终还是会比美国大。届时，持续的战争最终是否还有赢家将不得而知。在经济方面，即使是短期高强度战争也会对中国的全球贸易带来巨大冲击，要知道中国的贸易绝大部分都要路经作为战场的西太平洋地区。而美国的经济损失将很大程度上被局限于与中国的双边贸易。国际和国内政治影响将非常有限。
2.长期高强度型
在2015年，高强度战争的时间拖得越长，对中国的影响会越糟。到2025年，战争前期的不确定结果可能会促使双方不计损失地投入战斗。虽然那时美军取胜的前景不如现在，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必然会取胜。随着战争的持续深入，从黄海到南海，西太平洋的大部分地区会给海运和空运带来危险，随之而来的贸易量和能源供应的大幅缩减，会严重损害中国的经济。战争的时间越长、强度越高，则越有可能将其他国家牵扯进来，特别是美国在这一地区的盟友——日本。
3.短期低强度型
考虑到难以迅速取得军事胜利、失去控制权的风险和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中美双方的领导人也许都不大会授权全面打击对方，因此战争将会是以最小的军事损失的形式，有限的、低强度的、零散的和没有结果的。假如双方的领导人有足够的政治智慧且都有相互妥协的倾向，那么这场冲突能在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以及国内国际政治震荡之前结束。
4.长期低强度型
如果战争是可控的且损失是可以接受的，那么双方将会持续低强度的对抗以避免需要妥协的政治代价，由于双方都无法在军事上取得上风，这种对抗会持续一段时间。与此同时，尽管双方战斗是有限的，但经济的损失会不断攀升，尤其是对于中国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压力会加剧，尽管其必然性不如长期高强度型的那么高。
这些案例表明，中美双方强大的常规反击力量将会在战争初期通过毫无约束的（尽管还是非核的）敌对行动造成主要的军事损失。一旦某一方军队得到授权可以进行军事打击，那么双方管控冲突的能力将会大打折扣。双方都会把先发制人的打击视为减少战争损失和保持优势战力的最佳方法。这凸显了双方在常规打击力量和作战概念上内在的不稳定性。
到2025年，中国强大的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能力将会大幅降低中美间的战损比。不过届时中国的损失仍将是惨重的，而美国方面，尽管会比中国少，但必将比2015年时要惨重。即使美国取得军事胜利的可能性在降低，但中国要取得胜利却仍然遥不可及。因为双方都有能力持续重创对方，任何一方都不愿意接受失败。历史经验表明，具有极大破坏性但却陷于僵局的战争不会促使任一交战方同意停战。一个高强度、漫长且望不见尾的战争会让双方都陷于衰弱，无力应对其他威胁。
（二）非军事因素的重要性
军事对峙的形势意味着战争可能最终由非军事因素决定。这些因素在当下和未来都有利于美国。虽然战争会损害双方的经济，但对中国的破坏可能是毁灭性的和持续的：在长达一年的战争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大约会下降25%至35%，相比之下，美国的GDP会下降大约5%至10%。即便是低强度的冲突，除非及时结束，否则依然会削弱中国的经济。一场长期和高强度的战争，可能会破坏中国的经济，拖慢它来之不易的发展，并引起广泛的困难和混乱。
这种经济损失可能会转而加剧中国的政治动荡并鼓励中国的分离主义分子。虽然其政权和国防力量可能可以承受住这样的挑战，但这样做可能会在一场非常艰难的战争中增加压力、加重生产负担并破坏中国政权的合法性。相反，美国国内的党派纷争可能会影响其作战能力，但只要是常规的冲突，不管多长时间和多严重，就不会危及社会稳定，更不会危及国家生存。不断升级的网络战，虽然对双方都有害，却可能恶化中国的经济并削弱政府控制群众不安的能力。
总的来说，在一场长期和高强度的战争中，国际反应也可能有利于美国。美国的东亚盟国的支持可能降低中国的军事把握，俄罗斯、印度和北约的反应可能影响较小，并且北约能抵消俄罗斯在欧洲的机会主义威胁。日本的卷入是可能的，如果它成为潜在争端的当事国；而假如其领土（美国军事基地所在地）被袭击，日本的加入就几乎是确定的。随着东京对宪法限制武力使用的解释更加宽松以及在日本军事能力上程序的改进，到2025年，日本的加入可能在战争的过程和结果中都发挥作用。中东的加剧动荡对中国和美国的利益都是有害的。
这些分析强化了一个共识，即中美间战争将是灾难性的，以至于双方都应高度重视避免这种战争。对巨额代价的预期使得有预谋的战争变得不太可能，这也要求双方政府强有力的危机管控能力和对军队的政治领导。考虑到对方先发制人带来的严重后果，在战争一开始保持相互克制可能既关键又困难。实际上，它需要双方都有合作的能力，即便是在战争开始之后。因此，领导人之间紧急和直接的对话，在可能导致敌对行为的危机时期以及战争已经开始的时期都非常重要。
由于美国可能无法在一场高强度战争中实现完全控制、获胜，或避免重大损失，它必须防止自动发起（如果不主动发起）一场激烈和迅速的冲突。这就要求最终要由总统批准实行军事计划的安全保证，而这反过来又要求军事指挥官们为总统提供一系列可行的选项。
尽管A2D2能力得到提高，中国在一场高强度战争中仍会损失更多，并且它在高技术、快速战争中军民协调的经验还很少。中国领导人认为军事现代化的未来是指向一场短暂和成功的战争，这种想法是不明智的。更可能的是一场严重的、旷日持久的、军事上没有结果的战争，而经济、政治和国际影响都可能有利于美国。中国有跟美国一样多的理由，去阻止对一场迅速而激烈的冲突的军事计划的自动执行，包括做出政治决策的明确要求。
（三）美国军事行动建议
当中美冲突爆发时，中国对美国军队的打击程度取决于中国对美国行动的预期估计。美军不应指望在中美发生冲突时，能够按计划第一时间摧毁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力量。缺乏随机应变的能力不仅会削弱危机稳定性，让中国先发制人，还增加在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自动爆发激烈战争的危险性。而且，美军不应预判或限制美国总统的选择，比如只提供一个计划来应付突发的常规战争，也不应让美国毫无准备地执行预备计划。这样做有利于增加危机稳定性，并且至少可以在大体上提醒美国军队重视对于长期高强度战争的准备，同时让中国知道美国对此的重视。如果意图在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能够对抗美国之前对其进行打击，美国就须承担更大的风险，因为可能在摧毁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之前，美国就要应对它的攻击。
美国在采取措施以免危机恶化和避免使用暴力手段的同时，应设法削弱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的影响，如投资建设生存性更强的武器平台和增强美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导弹、潜艇、无人机、无人机发射平台、信息技术 、反卫星武器。美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可以打击中国获胜的信心，同时增强危机稳定性以及冲突中关键初始阶段的稳定性。但这种能力并不能恢复美国的军事统治地位和控制力，或减少美国在激烈冲突中的大量损失和经济成本。
考虑到全面备战可能需要的高成本和与中国发生的战争的低概率，美国应谨慎做好一定的准备：
（1）提高对于高强度军事行动的维持能力和在其中的生存能力。
（2）提高同盟和邻近中国的伙伴的核心军事能力，以及与他们协作的能力。
（3）与日本和其他东亚盟友制订应急计划。
（4）和北约协商关于与中国冲突的突发事件，包括俄罗斯和伊朗的预期反应。
（5）采取措施减轻中国对关键产品的干扰。
（6）采取措施以阻止中国进口战争关键物品（如石油）。
美国军队借助于《美国法典》第十卷和共同合作，可以通过以下行动发挥作用：
（1）投资发展应对“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如，机动陆基导弹和综合防空以扩大中国海陆空三军的预期损失。
（2）估算需求武器和货物以应对长期高强度战争。
由于美国的以上行为可能会被中国理解为敌意，美国和美国军队同时也应提高中美军事理解的广度和深度，采取措施以降低误解与误算的风险。
（四）结 论
尽管精准优势增强了中国反击作战能力并削弱了美国军事领域的统治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就取得统治地位或胜利。中美战争可能爆发于双方的毁灭性打击下，且战争难以控制，将会持续多月或数年。在这场中美战争中不仅没有赢家，还会给双方的军事力量带来巨大损失。这场战争持续越久，经济影响、国内影响和国际影响就越重要。
然而这些非军事影响在严重影响中国的同时，也大幅削弱了美国经济以及应对国际挑战的能力。美国要为与中国爆发长期、高强度战争做好合理准备，但同时也应计划好控制战争的范围、强度和持续时间；强化文官对军队的控制；并且不论在和平时期、危机时期、战争时期，都要扩大与中国的交往。
▍第一章 引爆中美战争的五大火药桶
在目前所有就中美战争的爆发与美国的应战的研究和学术观点中，至少在公开的研究和观点中，都没有対战争具体情况和结果进行严谨的分析。这是一个严重的疏漏，因为目前中国在部分地区争端中与美国立场相对，这可能会导致军事冲突或暴力事件。而且两个超级大国都有足够的军事实力、工业实力和人力在陆地、海洋、天空、太空和信息空间进行一场长期、高强度的大范围战争。本研究试图通过分析中美战争其他的可能发展趋势、每一种发展趋势对两国的影响、美国应如何备战，以及如果战争爆发美国要如何平衡得失来弥补这个疏漏。
（一）理论基础
由于军事技术和相关学说的发展，美国越来越迫切地需要仔细斟酌与中国发生战争的代价。也因此，双方都想先发制人，而这一定会影响到国家的战争计划。军事技术和计划因此更倾向于在一开始就与对方激烈交锋，意图在冲突中占上风，或者至少不让对方占上风。中国的战略家们认为：“在敌军及时做出反应之前就达成作战目标是有可能的……如果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要与一个拥有高科技的强大敌人作战，就必须突袭成功。”这种自信和紧迫性的综合作用可能造成盲目和危险——不仅仅是对中国。
由于中美战争，即使对胜利者而言，也是成本极其高昂的，因此双方不太可能通过预谋袭击发动战争。但是中美仍有可能产生危机，这些危机包括一些可能引起敌意的事件和误判。中国可以尽量在美国容忍而不干预的限度内威胁其邻居，但中国会错误地估计美国的限度。当东海爆发领土争端危机时，中国可能低估美国在军事上支持日本的意愿。而且，中美两国在该海域存在矛盾，即中国对于其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主权宣示和美国坚持认为该海域是中国海岸线12海里范围以外的公海。如果双方选择强化各自的立场，双方军队可能会一触即发。
关于中美对立的立场如何引发战争的问题，在中国南海已有案例。美国在南海排兵布阵，毫无疑问，中国也会在这片竞争不断的海域中布置兵力，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双方在南海都不会退缩并主动压缩兵力。如果，或者说真的爆发危机，任何可能会在无意中导致冲突的星星之火都可以燃起燎原之势。而且，两国领导人会变得束手缚脚，因为涉及太多利益，而军事司令官也会要求使态势升级以威慑对方或准备应对冲突。目前看来美国军事上似乎更胜一筹，致使中国比美国更可能选择退让，然而中国发展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会让危机更难以和平收场。
中美局部冲突带来敌意的风险、美国逐渐衰弱的作战控制能力、中美双方军队的常规反击力量（即双方军队瞄准和摧毁对方的能力）、中美经济的脆弱性以及带来灾难性结果的持久战爆发的可能性，以上各种因素要求我们用一种创新、理性的思路思考中美战争。由此看来，中美战争并非不可能发生而且可能会非常危险，还会耗费大量资源，因此美国必须为此做好准备。中美战争的军事需求在美国的计划和作战规划中已被高度重视（中国亦然）。但是一些视战争强度和持续时间而定的更大的国家需求，还没受到足够重视。中美双方都须认识到战争的代价可能是什么。如果常规反击能力的发展使得战争变得更难以控制的话，双方领导人需要运用到政治手段，以防得不偿失。
（二）考虑的因素
在分析了众多的历史案例之后，兰德公司的一个研究得出结论：“认为一个对手将会遵守所有预设的情况，以及认为一个决定的结果完全可控的信心相当于对风险忽略不计。而当这导致没有为不良后果做准备时，结果会更糟糕。”
由于预期的军事损失和其他成本，两国避免一场长期战争的强烈倾向是再自然不过了。然而，要求一方大力和尽早（也许是先发制人）打击对方力量的军事战略，可能不利于为结束战争而做出妥协并且导致战争的持续和扩大。细想20世纪的主要战争，其中一方首先发动进攻的——德国两次、日本一次——唤起了另一方战斗、坚持并最终获胜的意志。事实上，接受“先发制人并不能确保胜利”这个简单的事实是明智的。此外，中美战争的发展可能不仅取决于军事行动，而且还取决于经济、政治和国际影响与压力。我们将看到，战争持续时间越长，非军事因素可能越重要。
任何一方将很快耗尽其作战能力的证据并不能支撑中美战争将迅速结束的假定。中国和美国都具有可观的军事、经济、工业实力和人口资源。如果说中国在与美国的战争中容易遭受严重挫折的话，那可能是前线军事系统的损失——其后备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是过时的——或是在石油供应上，其中60%左右是进口的，并且在大约十天之前才宣布了战略储备。
两国的政治毅力与物质力量同样重要。起初，中国政府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忽视国内的反对，而美国政府却不能。然而，中国国家的合法性在于其满足物质需求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能力，而一场损失惨重的战争将会威胁到这种能力。正如政治意愿会决定战争持续时间，战争的动态——军事成功或失败、伤亡情况、成本和进一步战斗可能带来的结果的预期——又可以决定意愿。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军事实力越相当，一方的意志在另一方面前崩溃的可能性就越小。
最后，对冲突的感知风险会影响蒙受损失和支持长期战争的意愿。因此，对战争的考虑会影响战争的走向，包括其强度和持续时间。
考察五个可能演变成暴力冲突的情况：
1.中日在东中国海围绕争议领土的冲突，而美国声称其与日本的防御条约也适用于此；
2.在美国和平解决争端和公海自由的极力主张面前，中国在（和对）南海竭力要求实现其领土主张的困扰——例如，针对菲律宾或越南 ；
3.中国、韩国或美国军队在朝鲜崩溃事件中不协调的军事干预；
4.中国大陆武力胁迫或夺取台湾的威胁；
5.海上事故，例如击落飞机，原因是军队执行任务的地方近在咫尺，可能是在中国宣称其享有主权的专属经济区、美国却声称是公有的水域。
这些因素表明有必要严谨地分析中美战争可能如何开展、战斗会持续多久以及攀升的费用和变化的前景会怎样影响每一方继续战斗的能力和决心。一百年前，欧洲的领导人和战略家们，已经结盟并采取了动员计划使对抗便捷地（如果不是自动地）转为战争，而他们一错再错，假定战争会很快结束，要么是因为他们这一方会很快获胜，要么就是因为战争双方都想在他们的军队和息息相关的经济被摧毁之前结束战争。然而整整四年没有一方为结束这场僵持的残杀做出妥协。一场中美战争将面临着同样的危险：先发制人的诱导和战斗将迅速结束和成本可控的信念。这种想法可能使一场危机转变为冲突，并且如果战争爆发和演变成长期战争的话，会使得美国措手不及。
（三）本报告的组织结构
这个研究是初步的和概念化的：其案例是构想的，其预测只是说明性的。带着这些条件，接下来的章节将进行下列探究：
1.中美战争的参数是什么？
2.中国和美国的规划者认为这样一场战争应该或将如何进行？
3.哪些变量会影响中美战争？
4.这些变量表明了哪些不同的道路？
5.每一条道路暗示了怎样的军事后果和需要？
6.对美国、中国的经济、中美经济关系、东亚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影响是什么？
7.战争期间会出现什么国内政治压力和制约？
8.可能出现怎样的国际反应？
9.对美国的政策、需求和准备工作的启示是什么，包括对美军的期望？
▍第二章为什么说中美不会发生核战争
我们假设中美间的战争将会是高科技条件下局部的常规战争，它将主要在水面及水下、空中（使用战机、无人机和导弹）、太空以及网络空间这四大领域展开。尽管地面战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发生（例如，因朝鲜半岛统一而爆发战争），但我们还是排除了在亚洲爆发大规模地面战争的可能性。我们假设战争在东亚地区展开，并限于东亚。
几乎所有的中国军队都会部署在东亚，潜在的交战地也在此地区。双方不断增加的区域内远程打击兵力的部署以及不断增强的跟踪和打击敌方的能力，将会使西太平洋的大部分地区沦为战场，并给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核武器应该不会被使用，即使是在高强度的常规战争中。没有一方会认为其战争代价如此之大、前景如此可怕，或者其赌注如此重要以致要冒着遭受核报复的风险来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打击。考虑到中国常规武器的现实状况，我们也认为中国不大可能攻击美国本土，除了网络攻击。相反，美国针对中国军事目标的非核攻击将是全面的。
两大变量将极大地影响战争的类型：强度（从低到高）与持续时间（从几天到一年甚至更久）。关于强度的主要决定因素是：中美政治领导人在一开始就是否授权予军方为实现其计划而对敌对力量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而关于持续时间的决定因素如下：假设双方都拥有足够的物质力量来打一场持久战争，是否有一方在某一时刻丧失战斗意志或者估算继续这场战争将得不偿失。
近年来军事科技进步的步伐，尤其是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能力、双方的网络战与太空站水平的提高，预示未来十年可能出现的巨大变化，使得2015年与2025年的情形截然不同。到2025年，经济领域同样会出现巨大变化：中国可能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经济体，中国海外投资持续增长以及两国经济都将比以往更加依赖计算机网络。尽管这还不足以在性质上改变战争对经济的影响。想要尝试说明十年之后战争对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影响则需要更多的深思熟虑。因此，对2025年，仅仅在军事领域分析其与2015年的差别。
（一）以中美的角度思考战争
关于中美双方对战争的思考，双方都预计冲突会是激烈的，中方希望冲突是短期的，而美国则认为战争持续越久，它越有信心取得胜利。公开的记录则显示，双方都没有系统地分析过一场长期的战争会产生什么影响，或是想过是否能相互之间限制暴力的程度。
中国的军事思想，自毛泽东思想的对不同意识形态国家的“人民战争”和“歼灭战”以来，已经有所演变。中国新兴的观念反映其不断增长的实力，和倾向于在不与美国开战的情况下威胁或使用武力以在周边实现有限的目标（例如阻止台湾独立和执行海洋声索）。但是，中国不能排除与美国开战的情况，一旦开战，美国可能会对中国进行直接打击，造成惊人的损失，甚至导致中国最终的失败。所以中国应当做好准备，如果无法阻止美国的干预，那么就要准备如何避免失败。
在这种情况下，便引发了中国对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的兴趣，在常规战争中，它要求中国发展并提升其定位技术。A2AD提高了美国在涉及中国的冲突中进行干预的门槛和成本。通过降低美国对中国的威胁，A2AD创造出一片能让中国更加随意使用武力的领域。美国的军事优势，使中国在考虑战争的时候转向主动作战、获取短期收益，降低美军的打击力量，随后限制冲突的地域范围、武器和目标数量以及持续时间。虽然中国认为美国的航母及其在该地区的空军基地是其首要打击目标，但中国也发现美国的信息通讯指挥攻击系统（C4ISR）是其“阿克琉斯之踵”，因而为此扩充其武器库且计划针对包括网络和卫星的攻击。
然而，中国尝试造成这样一个既成事实的风险，是美国会反击（或率先攻击），扩大并延长冲突，利用其军事优势摧毁中国，切断中国与海洋的联系并迫使中国求和。中国也该担忧，如果自己没有准备好，一场长时间的战争会引发其内部的不稳定和分裂主义。总之，中国的既定计划是前期对美军的快速打击和快速结束战争状态，且不容有失误的空间。
在思考如何与美国进行这一场战争的同时，中国的军事战略家对“战争的控制”这一理念产生了兴趣，这一理念旨在寻求如何能在不放弃使用武力且符合国家利益的情况下避免失败。中国对战争控制的思考是这样的：国家的稳定与发展是压倒一切的目标，这点在战争期间的适用程度不低于在和平时期，这要求在战争爆发的时候中国能够对其做到控制和限制。军事行动应当与战争的规模和过程相适应，并让敌人能按照中国提出的条件结束战争。不仅要防止战争的扩大、升级和延长，还要引导战争朝着以最小的代价和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因此，军队和具体行动需要由明确国家最高目标的政治领导人来掌控。在这整场战争中，中国需要评估其进展，并抓住机会结束战争，收获稳定结果，这一结果是要能保护中国的独立、领土主权完整、国家制度稳定和保护国家的经济命脉。
这确实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尤其是在与一个更为强大的国家发生冲突时。中国人明白这是一个挑战，而他们也经常谈起他们之前曾以劣势击败了比他们更强大的军事大国。中国对战争控制的重视已不新鲜，而现在他们对此的可行性更有信心，这源于中国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A2AD）的增强，以及在先前的案例中表明美军并非不可战胜且美军在冲突中并不能保证一直掌握控制权：“不管一个国家有多强大，亦不论其军事实力有多强，它都不可能始终掌控整场冲突。”美国现在仍陷于其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中国愈发相信其有能力主动管控危机和战争，而不是被动地应对或挑起争端，这点会使中国在和平和冲突中表现得更放得开，这同样会影响中美战争的走势。与对美军的前期打击概念一致的是，战争控制的概念还考虑冲突的“整体性”，包括战后的中国、亚洲乃至全球层面。它表明中国人十分注意战争发生后在战争的目的和花费上取得平衡。更具体来说，中国可能意识到控制冲突的规模、范围和持续时间对于常规冲突而言更为关键。这种可能的情形是指：中国的文人领导将尽量保持战争是有限的，并希望美国的厌战情绪能提供一个有利于中国的解决方案。而不管如何，中国领导人努力加强对军队的控制是能够做到战争控制的先决条件。
美国对战争的考量同样在变化当中。有些时候，美国非常自信地认为其无比强大的军事实力能迅速击溃中国军队。当然，即使摧毁了中国的海空军力量，美国也明白如果在中国的土地上与之展开地面战，美军将陷于苦战并付出沉重代价（由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提出的著名观点）。由于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不断提升，美国开始考虑在损失打击力量前对他们先发制人。由于这存在一定的可操作性，因而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系统主要部署在本土——将会增加事态升级和危机不稳定性的风险，因为那样会促使中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
除了反映中美军方的学说，战争的强度和持续时间还依赖于双方C2（指挥与控制）系统的规则与训练。美国的C2系统越来越强调灵活性、前线部队的主动性、对情势的反应、联合作战，以及尚在政治领导下的委任授权。尽管面对军方C2系统的分散化趋势，美国的政治领导人仍然会对中美敌对行为的细节有着浓厚兴趣，无论他们能否接管军事行动。
与美国新兴的C2哲学不同，中国的C2传统上强调层次、对领导的尊重、对中央指挥的依赖、冗杂的组织、对全权授权的拒绝以及对原计划的遵守。尽管中国意识到要为C2系统松绑以提高灵活性，来应对战争的不确定性，但对战争控制的需要却反复强调了自上而下的指挥的重要性。在双方高层都对军队拥有绝对控制权的紧张关系中，军事计划和军队都倾向于发动迅速、猛烈的军事打击，正如前文已经论述过的那样。
双方都不愿意卷入长期战争：中国方面是因为随着他们遭受来自美军越来越沉重的打击，他们的胜算将与日俱减；美国方面则是因为他们不得不愈发重视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A2AD）；最后则是双方都意识到旷日持久的战争可能带来沉重的军事和经济代价。然而历史一再表明，战争策划者和政治领导人总是倾向于宣称战争将很快结束，但最终与现实相去甚远。我们必将看到，中美战争的级别越高，持续的时间将越长。
尽管存在高强度冲突带来的军事压力，但政策制定者依然怀疑高昂战争代价所带来的后果跟恐惧能否让对方限制敌对行为。虽然中国分层化的C2系统比美国分散化的C2系统有着对军事行动更多的政治控制，但两国的领导人还是可以抵制使用核武器的诱惑。一方面克制的敌对行为可以因为领导人决心尽可能地减少损失和避免事态升级而迅速停止，另一方面它也可能因为国家能够承受其损失或难以做出让步而持续下去。
冲突的原因和结果对交战双方来说越不重要，领导人就越倾向于避免残酷的战争。但战争可以引发政治动荡，造成思维混乱，改变思维方式等。正如中美间爆发的战争难以被计划，它同样难以预测。基于此，这份研究将避免预测和细节情况，以有利于分析变量以及由这些变量支撑的其他一般案例及其结果。
（二）战争的变量
中美间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强度和持续时间来定义。尽管衡量强度的标尺的高低两端之间有无数个点，但是选取其两端就可以满足我们研究的需要。
低强度意味着对手段的严格控制，包括军队的授权，武器的使用，打击的目标、地域和节奏。低强度冲突可能以零星的战斗、偶然的损失，以及为寻求优势、试探对方或释放信号而虚张声势。由于中美两国都有能力进行激烈的战争，所以如果战争是低强度的，那也许是因为中美领导人都选择了这么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倾向于尽量减少破坏和避免事态升级，以及对敌军目标手下留情，即使这意味着失去军事优势。由于这种让己方，而不是对方，限制反击的力度可能性极小，且很不稳定，坚持这样做的意愿也许就需要在文官和军方领导之间通过语言或行动进行沟通。事实上，一个低强度的战争意味着交战双方共同控制战争，缺少任何一方都将无法实现目标。
高强度意味着每一方都可以无限制地使用各种激烈手段（核武器除外），通过摧毁对方军队来获得决定性的优势。如前所述，这样的战争必然意味着双方都有能力和动机去发动这种常规战争。高强度的冲突意味着对胜利的渴望超过了对代价的担忧。它还意味着，每一方都希望削弱对方的战斗意志，而对战争是否适度没有更多考虑。所有常规武器都将被用于攻击敌方目标，无论是机动部队、运输部队、使用中的基地、后勤力量和基础设施，还是海空军基地、计算机网络、卫星、各种传感器、军方的C4ISR系统，只要能被任何一种己方武器探测和定位的就会攻击。未来，针对军队、军民两用目标和民用系统的网络战争将会在激烈的高强度的战争中显示其重要性。
无论是否使用网络武器，对中国来说，优先打击的目标将是美军的打击平台、基地以及区域内兵力密集处。而对美国来说，优先目标将会是主要部署在中国内陆的A2AD系统。低强度与高强度冲突的关键区别是：美军会在战争后期，而不是前期，就攻击中国内地的目标。由于中国不可能在内陆受到攻击时乞求和平，因而这样的行为只会延续激烈的战争。
为了便于分析，持续时间可分为短期和长期，前者指数天或数周，后者指一年或更长。持续更长时间的战争同样有其可能性，但在这里不作考虑。存在几个变量可能延长中美间的战争：没有明显分出胜负、双方将赌注进行到底的决心、战争到了某一节点的结果、对继续战斗的预期结果，以及无力达成停战协定。在高强度冲突中不可避免的高昂的军事损失和经济代价，既能促进也能阻碍停战协议的达成。这取决于难以预测的心理和政治因素。双方都会选择通过调整和限制战争行动的方式来保存战力。但同时，让军队瞄准可以攻击的目标的动力也同样强烈。
当战争强度依赖于美军参战部队和中国A2AD能力的使用与损失情况时，战争潜力，包括增援和动员能力，也可能延长战争的持续时间。类似的，经济恢复能力、政治支持以及国际援助都会影响一方或双方继续战斗的能力。中美两国都拥有可观的（如果不是同等的）能力，去延续一场没有任何一方在军事被征服或政治上打算停止的战争。
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是否有一方能在一场对方难以让步的激烈战斗的早期就获得明显优势。美国实现这种目标能力正由于中国A2AD能力的提高而降低。与此同时，中国方面不断增长的阻止美军获得迅速和决定性胜利的能力，并不必然转化为其能迅速结束战争的能力。
因为低强度战争相比高强度战争对总体作战能力的要求要低，因而它比后者更有可能拖延下去，甚至变成一种“冻结的冲突”。相反且明显的是，长期高强度战争造成双方在军事、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损失比其他类型战争造成的都要更大。那样一个代价最高昂的长期高强度战争并不意味着它爆发的可能性最小。任何时候这种继续战斗的倾向都不仅依赖于那一刻的结果、损失和代价，还依赖于对即将出现的情况的预期。只要没有一方预期己方会失败，敌对行动就将持续。
目前来说，美国要比中国更有能力进行一场长期的高强度战争。首先，美国拥有大量部署或派遣到其他地区的军队，能在必要时来到西太平洋参加战斗，尽管那些地区的安全形势让这样的行动困难重重。（多年来，五角大楼已经悄然放弃了其传统的要求军队能同时应对两场主要战争的标准。）而且，今天的美军能够比中国的A2AD系统更快地削弱对方。当双方都有可能在一场激烈冲突的早期遭受重大损失时，目前来看美国的前景要好于中国。
未来的情况会有所不同，因为美军可能因中国的A2AD系统而损失更惨重，反过来中国面对美军时遭受的损失会减少。而且，随着美军作战力量优势的衰弱，中国进行“本土作战”的情况将不再是负累，而是优势所在。这归功于内部战线的沟通与动员。一个基于军事优势转移的推论是：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预期的战争持续时间将会延长，即使是高强度战争。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将能保留更多的军力而面临更小的屈服压力。更宽泛地说，交战双方实力越倾向均衡，强大的一方就越难以取得迅速的胜利。由于中美两军的实力、管理理念、动机和预期都指向了严重的敌对行动，意味着战争可能比预想的，或者比双方想要的，都持续得更长时间，代价更加高昂。
进一步说，中美需要考虑一场高强度的、长期的、不可控的和具有毁灭性的，但并不明朗的冲突的可能性。如果战争以某种方式爆发并且双方都面临这样的前景，那么就不一定能促使他们通过协议停止战争。历史并不支持这样一个论点，即对手间陷于惨烈而具有不确定性的战争中时，会同意尽快结束战争，即使那样才是理性选择。因此，常规力量中固有的自动性和不稳定性给予了政治领导人去检查、质疑、批准和复查一个作战计划的重担。
由于政治领导人会在由军事指挥官提供的选项中做出选择，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的战争都有可能是高强度或低强度的。领导人在决定战争强度及持续时间时面临的最麻烦的权衡是战争的代价和失败的代价。前者会促使限制冲突即使这意味着丧失优势；而后者则会促使用尽必要手段取得胜利，包括加剧、扩大和延续冲突。
冲突的代价主要是其强度和持续时间的作用的产物。最少的代价，很明显来自于短暂的、低强度的战争；而代价最高昂的无疑是长期高强度战争。代价的类型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起初，军事损失是主要的；一段时间后，经济代价会扩大，而军事损失会随着军力的损耗而减少。国内政治约束和压力也许在一开始就发挥影响了，但这些因素可能会得到加强并在军事和经济损失不断攀升时改变领导人的选择。类似的，国际反应及其不确定性——如警告、谴责、反对、政治支持、物质支持和盟友变化等——会随时间延长和强度增大而越来越严重。
用强度和持续时间作为描述战争类型的主要变量意味着会有四个案例模型：短期低强度、长期低强度、短期高强度和长期高强度。每一个案例的假设如表2.1所示。 
表2.1 四个案例模型假设
需要再次说明，决定一场战争自开始时是有限的还是高强度的主要因素，是政治领导人是否为其军队进行反击进攻开绿灯。我们可以从制度性和理性这两个角度来推测是否会保持战争是有限的。美国在原则和实践上确立了由文职官员掌控军队。虽然现在的中国领导人认为需要加强对军队的控制，但我们无法得到有效的信息来预估中国的文职领导们和将领们在战时是如何指挥命令军队的。尽管双方都有足够的制度保障，但战争的逻辑是不拖延战机才是有效的，因为犹豫会导致行动的损失和不利条件过大以至于无法完成任务，所以最安全的选择应该是迅速发动对敌方的攻击。
还需要说明的是，低冒险和非故意性的暴力相比于高风险和有意的行为不太容易会促成一场高强度的战争。此外，一场长期的冲突很可能会延续这场冲突开始时的强度。而在高强度的战争中，尽管双方投入的成本都很高，但都无法保证有一个更好的前景。同样，如果战争赌注非常重要，那么高昂的损失不仅不能促成和解与停止，反而会起反作用。即使战斗是受到限制和零星爆发的，持续这场战争的代价，至少在政治上，也会比立即做出让步要小。
（三）上限与下限
在评估这四种模式的可能的花费、损失以及其他影响之前，有必要思考一下战争严重程度的上限和下限。
人们可以比较容易地想象到中美之间的冲突在“低强度”型之下是什么样的。就像俄罗斯，在干预和分割整个乌克兰的过程中同时采取着暴力和非暴力的方式。而中国，也通过采取一系列军事和非军事的手段，以其邻国和美国的利益为代价，来推进其利益。事实上，中国正寻求一种在东海和南海强调其广泛的海洋声索的策略：在争议水域干扰其他国家的船只，装置石油钻探设备和人工填岛，并带威胁性地提示中国与其他小国的实力差异。
明显的是，中国是寻求在不触发美国干预的情况下孤立地向这些邻国施压。而同样明显的是，美国和其盟国之间会进行一些互利行动。而在中美都参与的情况下，人们可以看到一种不使用武力的冲突形式。美国的战略是遏制中国，这一点很重要但这并不与本研究有密切关系。虽然这种带有“灰色地带”的冲突的花费和损失比一场温和的武装冲突还要低，但正如先前所提到的，它对地区的经济贸易还是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而在另一端，一场长期的高强度的冲突形式并不一定是这场战争所需要的花费和损失的上限。美国和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三个最多人口国家中的两个，拥有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以及难以超越的发动战争的能力。虽然双方在和平时期拥有许多重要的共同利益，但彼此也存在相当大的“战略互疑”。如果双方爆发了战争，双方的互疑会转变为深深的敌对，而冲突的逻辑会使在和平时期的暴力水平、持续时间和投入成本出现不合理的情况。
在现代历史中，战争涉及大国或者是双方势均力敌时，会卷入许多第三方国家（不只是战前的盟国），持续一段时间，转移至其他地区，并使交战国的经济和社会转变为战争状态下的形态。国民的正常生活停止，大部分人或是已经准备好，或是被迫投入到为了国家的战斗中。不只是国家，意识形态、世界观和政治体制都会陷入到对立的状态中。不管他们的初衷是什么，战争的结果将决定哪些大国和它的集团能生存下来。战前的国际体系将会崩塌，转而建立起新的为获胜方利益服务的体系。因而，战败的成本要大大高于投入战斗的成本。
考虑下拿破仑战争是如何席卷了整个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如何颠覆了几个帝国又壮大了另外几个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是如何彻底击败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而非仅仅停止他们的侵略。在这些战例中，战争的目的和造成的破坏大大地超过了交战国早期的意图。通常，失败一方的体制都被消灭。而对损失的容忍程度会随着战斗的持续和惩罚损失的增加而上升。不过也有例外的情况，普鲁士在德国统一战争中的三次胜利和美西战争中美国的胜利便是如此。但这些都存在片面性，交战双方的国力并不匹配，并且战争迅速就结束了，没有拓展至其他大国。
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战争会像历史上大国间的战争那样具有扩张性、系统性和不顾一切的吗？在国际秩序下剩余的却是曾经给予双方帮助的共同利益，会被彼此的敌对所抹去吗？与失去这些相比，不断上升的冲突成本会是可以忍受的吗？对方是否会被妖魔化？普通民众会否成为被攻击的目标？
而这些问题的答案，老实说，没有人知道。正如我们将可能看到的，中美之间不断加剧的敌对可能会引发一场长期的、高强度的、惨烈的战争。而且，我们不能排除中美这样两个大国之间的战争，可能会发展成为全球性的战争：卷入其他国家，外溢至其他地区，将双方的政治制度和人口都牵扯到战斗中，最后以无条件投降、宣布和平、驻军占领、政权灭亡和产生新的统治结束。
与此同时，现代化战争的巨大破坏力源自其以征服为目的的凶猛的地面进攻和战略轰炸。尽管我们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但这样的战争目的和战斗方式即使是在中美这样两个大国间的战争都不大可能会出现，除非双方在朝鲜半岛的冲突中出现了错误的估算。此外，美国会尽力避免对中国的战略轰炸以防止演变成核战争。话虽如此，这里为了分析而提到的长期高强度战争案例也许并不会是中美之间的战争的上限。
在长期高强度的战争中，受到的困难和造成的伤害不断持续，这让我们又回到了一个问题上，即这样的一场战争会不会导致最终使用核武器。我们的评估是：它的可能性非常低，因此我们在分析成本和损失时并没有将核战争所造成的影响包括在内。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相互威慑的情况在中美的核战略关系中盛行。
尽管如此，研究核战争的风险还是十分有价值的。在一场长期的高强度的冲突中，可以想象，中国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会在以下情况下提出考虑使用核武器：
（1）中国的军队面临着被彻底摧毁的危险。
（2）中国的国土面对美国的常规进攻已表现出毫无抵抗力；且这种进攻已广泛到不只是对准军事目标，可能还包括政治领导人。
（3）国内的经济和政治环境已经糟糕到国家本身可能面临崩溃。
（4）美国的常规进攻包括或被认为包括那些对中国战略威慑至关重要的力量，特别是洲际弹道导弹（ICBMs）、弹道导弹潜艇（SSBNs）和战略指挥控制系统，这些中国方面解释是为了应对美国的初始打击并且让中国免受美国的核压迫。
因此，我们并不能排除中国的领导人会认为只有在使用核武器的情况下才能使国家免遭失败和毁灭的危险。不过，即便是在绝望的情况下，诉诸使用核武器也不会是中国唯一的选项，它也许会接受失败。事实上，美国的核报复会使国家的破坏和崩溃程度更加严重，因而相比于核战争升级接受失败会是个更好的选择。而且，中国一直坚守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也表明中国首先使用核武器是不可能的。
即使是这样，美国仍需要认识到在涉及中国可能认为是战略攻击的打击行动中潜在的危险性：如对中国导弹发射装置的打击，尽管这只是为了削弱中国的中程弹道导弹力量；对中国高级别指挥控制系统的打击，尽管这只是为了削弱中国常规军事行动的能力；对战略系统的网络攻击；对北京的直接攻击（不管以何理由）；以及提高美国的导弹防御力量，这可能会被视为削弱中国的战略反击能力。还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可能会察觉到美国的常规军事力量（比如全球打击、网络攻击、反卫星武器）存在旨在使中国的战略威慑能力失效的潜在可能。
至于美国发动与中国的核战争，这看起来更加牵强。与当时除非美国使用核武器否则无法阻止苏联企图击败北约统治欧洲的情况不同，中美战争的风险无法论证中国会对美国造成怎样的难以估算的伤害。更直白地说，苏联对北约的威胁是确实存在的，但中国对美国在东亚的盟友和利益的威胁却不是。鉴于此，目前美国公开的政策表明在与中国的战争中不会考虑首先使用核武器，即便战争的情况变得很糟糕。
综上，中美之间的战争不会走向全球化和核武化，在这两者的任何一种情况下，对双方乃至全球造成的损失和影响，将会超过原来对于一场发生在西太平洋地区的长期高强度战争的预估。不过，发生真正灾难的可能性是需要仔细分析战争的各种风险和可能的情况。
▍第三章权衡代价：从军事、经济、政治、国际角度
（一）权衡代价：军事损失
在高强度的中美冲突中，军队预期损失取决于双方的反击能力和作战能力。也就是说，信息技术和其他瞄准系统的发展——传感器、所有精确制导武器、全球定位以及数据网络和数据处理，使得正在搭建的武器平台，如水面舰艇、人工飞行器，位置越远就越容易成为目标。除去先发制人取得的优势和按兵不动导致的劣势，这些能力也意味着易损部队在现代战争中可能比任何时候都要更快受到更重的损伤。
估算中美损失以及双方战损比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美国在全球参战的部队在这场战争中有多少。投入越多的部队，美国军事优势就越大。但是，将越多的美国军队分布到战区就意味着越多的易损部队成为中国的目标。一般来说，越多的美国军队就意味着战争范围越大、程度越激烈、双方损失越惨重，但是美国获胜概率越高。至于在中美战争中投入多少美国军力，就要权衡战争的需求和转移美国军队的地区的安全。
这样就轮到美国的盟友，尤其是北约，用其在其它地方“顶替”美国军队的能力来保证这些地区的安全。由于我们预计中美战争不会有大型陆战，因此我们主要关注海战、空战、陆基导弹、防空和情报、监视、侦察能力方面。美国国防部曾说过，到2020年之前，美国将会布置60%的空军、海军部队在太平洋。因此我们在此假设，美国会在中美长期战争中投入它60%的全球军力，也基于此预计美国的损失。如果实际数据更高的话，损失也更大。
持续一年的高强度战事情况大约造成的军事损失如表3.1 所示。根据推测，受严格限制的战事也会造成大致相当的小量损失。
表3.1 2015年高强度战事的军事损失预计
预估损失可以通过图来表示，就像先前分别假定2015年和2025年的损失的图一样。图3.1通过以在附件A中讨论的实力分类制出，表明累积损失的总额。损失程度从上到下表示，战争开始时双方都保有全力。绿横条表示轻微损失；黄色表示较大损失；橙色表示重大损失；红色表示极为严重的损失。
图3.1 2015年高强度战事的总军事损失预计
详细来说，每一横条都可以看作是投入的有效力量的大约十分之一。这些预估是基于几位分析家的原始判断做出来的，而不是基于逼真的战争游戏或计算机模拟。曲线的宽度表明了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可能会导致战事的延长。
请注意，在T1以前中国明显损失大于美国，因为中国的武器消耗和发射平台以及基地遭到了袭击。此后，随着美国投入更多的打击兵力和中国防御能力的下降，战损比将会维持现状或是扩大。尽管战损比相差很大，中国通过布置实施“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可以减少这个差距，从而使美国考虑对这个主要分布在中国领土的力量进行打击。
现在来说，如果美国想要降低战事升级的风险并在T0进行全力打击，中国在T1阶段及之后的损失会比图3.1所示的更惨重。同样的，中国也可以先发制人地打击美国以减少T1阶段及之后的战损比差距。损失位差取决于双方哪一方先行攻击（尽管图中并没有体现出来），这凸显了反击能力和反击概念内在的不稳定性。
假设中美都意识到，T1阶段的战损比会在持续战事中越来越大（如图所示）。根据我们的估算，中国在T2阶段之前的能力（按照先前定义的）将会大幅下降，而美国尽管损失较大，相对而言还是不如中国能力损耗得多。除了对美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以外，中国最好的机会是——尽管也许并不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就是尽量快速结束高强度战争。从开始到结束的巨大战损比差距表明，短期战争只是中国一厢情愿的想法。中国有这种想法或许是因为它认为美国在遭遇重大损伤后不再愿意继续打仗（这是美国战争史所导致的误解）。
到2025年，中国很可能会有更多、更精良的、射程更远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先进的防空，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