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有人对我写的《莫言同志》，意见大得很啊！

说什么你既不懂文学也不懂莫言，凭什么批判莫言；说什么中国文坛不是莫言们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说什么炮轰莫言是一场文学白痴的狂欢；说莫言遭攻击到底是谁的耻辱......最有趣的是，有人说你不能称“莫言同志”，说称“莫言同志”是对莫言老师的极不尊重！
 
不称同志，称什么呢？我想了整整一晚上，差点儿失眠，做恶梦。
 
我觉得称莫言们：大哥、大佬、大神、大师、大老板......这些都太不贴切，更不太尊重，只好改称“莫言先生们”，是先生小姐这种“先生”，反正不能是教书先生的“先生”。我觉得，如果莫言先生们当了教唆先生，我们的孩子们可要遭罪了，上课不仅要戴“口罩”，还要带“眼罩”“耳罩”才行！
 
因为，在莫言先生们的眼里、嘴里、作品里，全都是成人用品，都是乳罩、精油、避孕套！比毒教材插图，还直白，还诱人，还引人入胜！


莫言先生们，你们不是说好的，文学从来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从来只能是批判吗？难道莫言先生就批不得？诺贝尔文学奖就批不得？你们这不还是换汤不换药的“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吗？如果批判只对别人，不对自己，那不叫文学批评，而是封建专制，是历史倒车！
 
莫言先生们，我的确不太懂文学。在我儿时的文学梦里，文学是蓝天，是白云，是高天流水，是夜晚繁星，是风雨雷电，是音乐，是舞蹈，是诗，是远方！是爱的语言，美的代言。
 
然而，军旅三十载戎马之余，我也写过不少散文、诗歌和小说，也有一些作品发表过，获过奖。还有不少文学竞赛主办方、出版社、文学期刊、文学协会、丛书编委会，通过电话信函盛情邀请我参大赛、评大奖、发大作、出大书、进作协，我统统拒绝了。因为我，没钱。
 
从这个意义上说，路遥是幸运的，他们这一代人虽然没钱，虽然连进京领取茅盾文学奖的车票都买不起，但只要有好的作品，他们就一准能发表出来，就一定能脱颖而出，获得党和人民的赞许与欢迎。
 
不像我们八十年代前后的文学青年，要拿钱买版面、买书号、买资格、买大奖。文学，成了买卖！更不像前些年，国内不行就国外弄，赞歌不行就来丧歌，写人不行就写鬼，好好说话不行就骂天骂地骂爹骂娘骂祖宗，好好写文不行就好好做“人”，拉帮结派，搞人身依附，文学的小码头小山头小圈子到处都是...... 一时间，文学圣殿充斥着各种妖魔鬼怪、魑魅魍魉。
 
文学，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曾一度让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人，无比迷茫，无比惆怅。
 
文学，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这和人的“你是谁，从哪里来，要去哪里”，这三个基本问题一样，既是哲学问题，也是现实问题。这个问题，毛主席当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早就说清楚了。我的理解就是——
 
文学，首先是人学，绝不是某些莫言先生们笔下的兽学，鬼学，魔学，玄学，厚黑学！

 
然而在莫言先生的小说里，充斥着诸如把小孩当作乳猪烤来吃的荒诞离奇恐怖的人吃人的细节描写，充斥着对原始的近乎兽欲的人性的张扬和讴歌：《红高粱家族》里余占鳌以男性的“脱裸的胸膛”、“强劲慓悍的血液在他黝黑的皮肤下”、“粗鲁地撕开我奶奶的胸衣”；《酒国》那个乳房挺立的岳母娇媚地勾引了自己的女婿，女司机“叉开双腿，能打开的门户全部打开了”“剥掉他的裤权”“纵身骑在了他的肚子上”；《食草家族》描写女学生“两颗乳头像两只乌黑的枪口瞄着教授的眼睛”；《丰乳肥臀》女特务“把电台藏在乳房里，乳头就是电极”，马瑞莲“沉甸甸的乳房宛若两座坟墓”，而女干部龙青萍的“双乳仿佛两个铁秤砣”，上官金童摸遍了一百二十个女人各式各样的乳房，有的 “像刚出笼的小馒头”，有的像...... 更有不堪入目的细节，为减少污染传播，不一一列出。总之，偷情、乱伦等情欲性欲的扭曲，被莫言们描写成了身体解放、思想解放。这，对社会尤其是青少年一代人的思想影响和精神引领，其功效丝毫不亚于毒教材！
这些年，不是莫言这样的作家太少了，而是像莫言那样的作家太多了！东北、西北、江浙的不少所谓“寻根”文学大家们，他们有的只忆苦不思甜，有的津津乐道和孜孜不倦追寻的，不是寻我们民族的魂，民族的魄，民族的根，而仅仅在男性生殖器这“根”上大作文章，大肆渲染原始性爱，把巍巍华夏描写成了炼狱和淫仓。
 
那么多美好和坚贞的爱情他们不去状写，那么多超乎原始人性的平凡与崇高，他们不去讴歌，而是一意孤行，鼓荡着兽学、鬼学、魔学、玄学的大旗，混淆视听，颠倒黑白，蛊惑人心，欺世盗名。这样的作品，不是莫言，是魔言；不是文学，是魔学；这样的作家，不是创作，是下作！
 
为了吸引眼球，哄抬身家，一些作家也确实是拼了，甚至可以称得上寡廉鲜耻，厚颜无耻！人还活的好好的，某些所谓的大神级作家，就急不可耐地四处砌雕像，立牌坊，建故居，搞作品博物馆，连自己的妻子女儿都上阵，顺带吆喝一帮七大姑八大姨充当吹鼓手，抬的抬轿子，吹的吹喇叭，好不热闹！贾浅浅，莫笑笑..... 这些年中国文坛的天王巨星，究竟是生理基因遗传好，还是权力的近亲繁殖？
 
莫言先生们，你们不是说文学从来不是唱赞歌的工具吗？你们说话不算数！你们搞双标！你们自己带头给自己先唱起赞歌来了，说你们这是搞你们曾经十分反对的“造神运动”“个人崇拜”，一点也不为过。


作家作品，都有其历史背景和时代意义。鲁迅的文学的政治意义是揭露当权者的黑暗，是为劳动人民服务，为推翻旧中国，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吹响了号角。
莫言先生们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意义，是什么呢？难道和鲁迅一样？你们究竟要推翻什么，建立什么，批判什么，揭露什么呢？莫言先生们，别成天有事没事把自己搞的和鲁迅一样，你们的阴阳怪气，含沙射影，指桑骂槐，苦大仇深，只是邯郸学步，画虎成蛇。
莫言先生们，时代不同了，社会不同了，社会主义文学的使命任务，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从宣扬暴力推翻，到努力完善，从打烂砸碎，到塑造打造和精神引领，这种转变是我们的性质宗旨所决定的，也是人民地位所决定的，是社会主义优越性所决定的。
 
莫言先生们，有恨就有爱，作家笔下的爱恨交加，本无可厚非。关键你们爱谁恨谁，你们必须选择，必须定位，必须设定目的地，才能准确导航，找到回家的路，否则，误入歧途、跌入悬崖，粉身碎骨。

 
莫言先生们，你们的文字可以风花雪月，可以不政治、不传承，但绝不能与西方反华势力一拍即合，用嘲笑和讽刺的辛辣笔触，攻击祖国，诋毁英雄，虚无历史。
 
莫言先生的时代背景，主要是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的若干年。听到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中“他有技巧地揭露了人类历史最阴暗的一面”，莫言先生们还有勇气走上颁奖台理直气壮地领奖，大言不惭地发表获奖感言，真的令人汗颜和唾骂。

 
文学与政治确实也不能完全等同，但要绝缘分开也是不可能的。作家自己可以宣称自己作品没有政治立场、不唱赞歌只批判现实，可莫言不歌颂，但其笔下为什么常常情不自禁流露出对贪官腐吏的吹捧、对乱伦偷情等原始人性的讴歌和鼓励呢？
 
莫言先生们，你们成天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好，这样累不累？假如累了，不妨到你们所向往的西方天堂去写作，尽情地去泄！去作！看看那些资本家们有没有我们前些年一样好蒙好骗，好混好捞？
 
莫言先生们，你们真没必要打着“人民作协”“作协主席”这个幌子，无比委屈地混在同志队伍里浑水摸鱼。觉醒过来的这片土地，不会永远这么仁慈，这么宽容；觉悟过来的人民，不会永远这么憨厚，任你骂，任你作，还帮着你们大把大把数钞票、流眼泪，把你们捧上神坛。
 
一切文化汉奸、文化流氓，必将跌下他们别有用心建筑起来的高高神坛，最终走向文化祭坛，像前苏联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垂暮时分一样，低下曾经特别高贵的头颅，说出那句带着血泪的忏悔：“是我害了俄罗斯祖国，我有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