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6park.com

过去三年，中国的总需求明显减弱。除了抗疫政策的持久影响外，中国还受到全球需求下降的拖累。7 月份出口同比下降 14.5% ，与 2022 年 7 月17.2%的强劲出口增长形成鲜明对比。鉴于这些下行压力，中国政府没有像许多人预期的那样实施大规模刺激计划，这让国内外的观察人士深感困惑。 6park.com
中国领导人当然意识到了经济在持续放缓，但他们可能估计到，挽救经济的风险比不采取行动的风险更高。或许，他们对国内经济抵御全球衰退的能力更有信心，并相信经济能够自行迅速复苏。
无论如何，中国似乎选择不采取进一步行动。事实上，在采取任何经济干预方面，中国都面临着重大障碍。毕竟，巨额债务，尤其是地方政府债务，让中国的回旋余地变得有限。此外，至少从2018年开始，外部环境对中国越来越不利，带来了过去40年来从未遇到过的挑战。
因此，中国对宏观经济管理采取了越来越谨慎的态度。货币政策就是一个例证。例如，2020 年 3 月疫情爆发时，美联储立即将利率降至接近于零的水平。相比之下，中国人民银行仅下调了0.2个百分点。同样，美联储为应对通胀飙升而迅速加息，2022 年 3 月以来加息了 5 个百分点；但中国央行却采取了一系列温和的降息措施，以适应 GDP 增长和需求减少。
这种做法也是过去两年中国得以避免通胀失控的主要原因。4月份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易纲访问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时发表讲话，明确提到了这一点。在讲话中，易纲强调了中国人民银行坚持的所谓的“衰减原则”。根据该原则，面对不确定的情况，央行应避免采取过激行动。这一众所周知的概念由耶鲁大学经济学家威廉·布雷纳德于 1967 年首次提出，但易纲的演讲为了解近年来中国经济政策思维的转变提供了宝贵见解。
理论上，更加保守的货币政策可以更好地协调短期措施和长期目标。为此，央行应将实际利率设定为尽可能接近产出的潜在增长率。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S·菲尔普斯关于储蓄率黄金法则的开创性研究，就说明了这种做法的好处。
易纲的讲话反映出中国高层决策者当前思维方式和政策风格的转变，有助于解释为何近年来中国经济的波动性有所减弱。随着反周期政策的缩减，中国即使在需求没有激增的情况下，也成功维持了增长。这可能与政府的发展计划相一致，该计划旨在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平衡增长导致的巨大成本，例如短期金融风险的迅速积累。
事实上，中国放弃激进的宏观经济政策，可能是因为领导层认识到几年前该国已面临达到系统性金融风险关键阈值所构成的威胁。鉴于中国政治制度的特性，此类风险被视作对社会和政治稳定构成了不可接受的威胁。
于是，中国在2016年启动了全面的“去风险”行动。政策制定者以“去风险”为指导原则，宏观经济政策由激进转向稳健。为化解风险，解决实体经济过度金融化问题，中国发起了一波去杠杆和定向金融干预浪潮，严厉打击资产管理行业，引发杠杆率较高的金融和房地产行业的调整。
外部压力也日益带来风险和不确定性。20年前，中国经济规模相对较小且实行固定汇率，国内政策基本上不受外部影响。但现在，中国经济规模庞大，与世界经济的关系发生巨大变化，促使中国在应对不确定性时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例如，中国人民银行现在必须密切关注中美利差的变化，并评估其对中国资本市场和人民币汇率的潜在影响。
话虽如此，中国放弃激进的宏观经济政策并不令人意外。事实证明，“去风险”政策可能有效预防金融或债务危机，但疫情和随后的疫情防控政策阻碍了经济再平衡和反弹的能力，导致需求进一步减少。
将总需求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对于加速中国经济复苏至关重要。鉴于“去风险”政策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中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可以更加积极主动。尽管政策制定者需要采取平衡各方权益的行动，但长期经济衰退的风险日益增加，说明需要寻找更有效解决方案，来应对中国经济面临的紧迫挑战。
但是，中国仍可以采取更多措施来实现经济再平衡。通过大力进行结构性改革，消除准入壁垒，开放目前对外国竞争不开放的行业，如教育、培训、咨询和医疗保健，中国可以为私营部门创造大量市场机会，并进一步推动私营部门的发展，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
全文翻译自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标题“Why Hasn't China Rushed to Bail Out Its Economy?”（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