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是这样评价义和团与污名化义和团的人的：
“义和团的人格，与庚子辛丑以后，一班媚外的巧宦，和卖国的奸贼比较起来，真是天渊之隔。可怪他们还笑义和团野蛮。哼！义和团若是野蛮，他们连猴子也赶不上。”——《九七国耻纪念宣言》
“其（义和团）勇锐之气，殊不可当，真是令人惊奇佩服。所以经过那次血战之后，外国人才知道中国还有民族思想，这种民族是不可消灭的。”（《孙中山选集》下集第724页）
后来，孙中山在《国民会议为解决中国内乱之法》演说中，更进一步指出：妄图瓜分中国的列强，“及遇义和团之变，中国人竟用肉体和外国相斗，外国虽用长枪大炮打败了中国，但是见得中国的民气还不可侮，以为外国就是一时用武力瓜分了中国，以后还不容易管理中国，所以现在便改变方针，想用中国人来瓜分中国”。 6park.com

平原公子：如何正确看待义和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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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其实就是全世界殖民地国家被压迫人民一个典型罢了。
在现代网络世界中，义和团是贬义词，代表的是“愚昧”、“盲目”、“易煽动”、“不会独立思考”，而红脖子是褒义词 ，意味着“武德充沛”、“民族主义”，饱受许多精神美国人的追捧。
讲实话，美国是最喜欢排外，最喜欢打砸烧洋货、抢劫外国人的国家，哪怕在20世纪下半叶，他们也打砸烧过日货，哪怕在现在，他们也抵制过中国货，歧视骚扰抢劫亚裔，天天喊着“XXX滚回去。”可是并没有人说美国人是“义和团”。
所以，评价任何历史事件，都不能双重标准，一个时代，就只能讲一个时代的精神，义和团那个时代，中国人民气衰弱，对外屈辱，从政府到民众，对外来侵略和殖民扩张都是一退再退，传教士、冒险家们在中国的国土上横行无忌，而官府一味媚外，偏袒洋人，百姓有怨不能申，有气无处吐，怎么办？就只能“武器的批判”了。
这就是如今人们常说的“开天窗不会，掀屋顶可还行？”
这个过程中，有愚昧，有盲目，有无知，有被煽动和利用，但没有办法，他们只能做到这样了，当时孙文也在组织会党搞起义，水平也差不多，前几次起义，也都有大量的帮会手工业者城市游民参与，甚至也使用了一些封建迷信和帮会教会的手段，真打起来也都是“乌合之众”。
历史发明家们从各种犄角旮旯里编出段子，讽刺清末义和团的团众们愚昧、无知、盲目排外。说他们是“愚民”、“乌合之众”、“迷信”，被“洗脑”、被利用的一群人。
确实，我们唯物主义者承认，义和团确实不高明，包括太平天国也不高明，历史上所有的农民起义，从陈胜吴广、到张角、到黄巢、再到张献忠李自成，都不高明，这叫“农民阶级的历史局限性”。
很多人攻击义和团，主要攻击他们“以落后排斥文明”，断铁路、断电线、砸洋货、攻击“文明开化”的西方传教士。
但是你要考虑到——他们为什么会诞生？义和团确实存在封建迷信、盲目排外的毛病，但万事都有个缘由，好端端的温和怕事的中国老百姓，为什么不要身家性命，也要去和洋人拼命？
我们历史教科书如此评价：“......朴素的、自发的群众爱国运动，粉碎了列强瓜分中国的迷梦，将清政府的卖国投降面目暴露于国人面前，面对八国联军的侵略，义和团进行了英勇抵抗，但最终在中外反动势力的绞杀下失败，从某种意义上是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出现的各种矛盾的一次总爆发。”
我再说得透彻一些，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刻着一句话：“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为什么说是“19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出现的各种矛盾的一次总爆发”呢？因为自1840年，清政府在列强面前一败再败，不断退让，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1860年《北京条约》后，西方传教士就开始深入中国内陆，各处设立教堂，传播基督教信仰。和佛教、道教不同，基督教传教喜欢深入基层，扎根到农村，凡有人聚居处，就要建教堂，主动传教，步步扩张。
建教堂，传教义，发展教众，那就要和地方上的百姓、农民争夺土地和各种权益。教堂的选址，大都是传教士巧取豪夺的村社土地，而地方官员不敢得罪外国人，一味护短，双重标准，使得传教士们有恃无恐，在地方上仗势欺人。而很多西方国家的冒险家、流氓、强盗、不法之徒，也借着“传教”的名义，深入中国内陆，横行无忌。
中国本土的不法之徒、恶棍流氓看到清朝地方官员在洋人传教士面前的软弱无能，妥协退让，于是纷纷加入基督教，只要入了教，就获得了特权，为虎作伥，变本加厉欺压中国百姓，使得社会矛盾不断激化。
袁世凯尽管极端仇视义和团运动，仍不得不说：
“东省民教积不相能，推究本源，实由地方州县各官，平时为传教洋人挟制……往往抑制良民……而教民转得借官吏之势力，肆其欺凌，良民上诉亦难伸理。积怨成仇，有由然也。”
当时基督教在中国吸纳的“教民”入教后，就不再受地方政府管辖，不再向地方政府纳税；传教士和当地的“教民”、土匪勾结，强占土地、干涉司法、放贷催债，在地方上形成了强大的宗教势力，并且强势插手地方经济、政治、宗族问题。地方官根本不敢管、不敢问，听之任之。你想想，大批大批的“洋垃圾”以及“二鬼子”，在中国无视司法，欺男霸女，横行无忌，还能拥有“超国民待遇”，老百姓怎么可能不愤怒？
那时候，“教案”频发，冲突不断，当地官府只听“教民”的陈述，不给普通百姓伸冤，如此才会让矛盾愈演愈烈。比如“涞水县教案”，涞水县当地的村民传统春节的时候张灯结彩庆祝过年，基督教的“教民”们冲到彩棚里辱骂当地百姓，打砸过年的彩棚。教民转头还诬告百姓，传教士给官府发文，要求官府“严肃处理”，在这样的情况下，地方官府让当地百姓道歉，还要他们“宴请教民”，甚至逼村民们跪在宴席前认错，最后还要“赔偿一万两白银”。此后，教民更加横行不法，甚至杀人越货无所不为，最后，当事人阎老福一怒之下，加入义和团，打死当事教民三十多家。
残暴吗？残暴！愚昧吗？愚昧！文明吗？不文明！以暴易暴，简直是个法盲！但是他还有什么办法？他只是一个农民，被逼到绝境里，他只能想到这种报复的方法。
义和团爆发的直接原因，就是1899年10月上旬，山东平原冠县蒋家庄，教民和当地民众发生冲突，义和团冲击当地的教堂。知县蒋楷派兵前往镇压。朱红灯率团民数百人与清军进行战斗，将其击败。至今在平原乡间还流传一句谚语“义和团起平原，不到三月遍地传”。他们本质上，就是农民，没有现代化的理论，也没有现代化的组织，每次和洋人打完，想的还是回家种地；慈禧太后曾经想要赏赐义和团领袖10万两白银，结果他们断然拒绝了，“某等自备资斧，欲图报效，不受国恩”。他们是——“自带干粮的爱国者”啊。
他们有着朴素到简单粗暴的爱国思想，他们表示：“最恨和约，误国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义和团领袖于栋成所发布过一个布告，布告写道：“若辈洋人，借通商与传教以掠夺国人之土地、粮食与衣服，不仅污蔑我们的圣教，尚以鸦片毒害我们，以淫邪污辱我们。自道光以来，夺取我们的土地，骗取我们的金钱；蚕食我们的子女如食物，筑我们的债台如高山；焚烧我们的宫殿，消灭我们的属国；占据上海，蹂躏台湾，强迫开放胶州，而如今又想来瓜分中国。”
他们不聪明，不文明，组织不先进，没有科学理论指导，也有很多不法之徒混进了他们的队伍，他们也不懂得清理队伍、分辨战友和敌人，当时，为了污蔑、丑化义和团，很多“教民”都混进了义和团。“奉教者皆扮成假义和拳会，各处寻仇杀人，北京西城尤多”“直北一带，天主教民往往效拳匪服色，四出行劫。有被获者，自称义和团，则地方官即释之。”（《庚子记事》）
由于他们失败了，而且是屈辱地惨败，所以，所有的帽子，都被扣到了他们头上，他们被残酷地屠杀在自己地国土上，英国记者辛普生记载了他目击的情况：
“ 法国步兵之前队路遇中国人一团，其内拳匪、兵联军斩杀被俘的义和团丁、平民相与搀杂，匆遽逃生。法国兵以机关枪向之，逼至一不通之小巷，机关枪即轰击于陷阱之中，约击十分钟或十五分钟，直至不留一人而后已”。
各国洋兵
“俱以捕拿义和团、搜查军械为名，三五成群，身跨洋枪，手持利刃，在各街巷挨户踹门而入。卧房密室，无处不至，翻箱倒柜，无处不搜。凡银钱钟表细软值钱之物，劫掳一空，谓之扰城。稍有拦阻，即被戕害”。


当年，庚子国难后，清政府和八国联军一起屠杀义和团，把无辜的老弱妇孺都当义和团一起杀害；如今，高高在上的“历史发明家”、“键盘政治家”们，占着道德制高点，骂他们是“乌合之众”。可怜啊可怜。
古典小说《水浒传》中有句话叫做“逼上梁山”，重点在于“逼”字，晁里正好好做着里正，鲁提辖好端端做着提辖，武都头好端端当着都头，林教头好好做着教头，基层公务员干得好好的，为什么非要上梁山呢？那你就要问一问西门大官人、蒋门神、张都监、黄通判、高太尉、梁中书这些乡贤、豪强、大佬们给不给活路了。如果不给，那有什么办法？等死吗？
日本电影《七武士》中有一段非常精彩的台词：“你们把农民当作什么，以为是菩萨吗？简直笑话！农民最狡猾，要米不给米，要麦又说没有，其实他们都有，什么都有，掀开地板看看，不在地下就在储物室，一定会发现很多东西，米、盐、豆、酒...到山谷深处去看看，有隐蔽的稻田。表面忠厚但最会说谎，不管什么他们都会说谎！一打仗就去杀残兵强武器，听着，所谓农民最吝啬，最狡猾，懦弱，坏心肠，低能，是杀人鬼。”
“但是...是谁令他们变成这样的？是你们，是你们武士，你们都去死！为打仗而烧村，蹂躏田地，恣意劳役，凌辱妇女，杀反抗者，你叫农民怎么办，他们应该怎么办？”
义和团确实没有文化，没有知识，不文明，不进步，他们搞迷信，挖铁路，断电线，喝纸灰，自以为神仙保佑、刀枪不入，他们打仗也不行，遇到洋人一触即溃，根本没有太多的贡献，在反抗侵略的斗争中，他们也曾不分好歹、滥杀无辜，无知的他们也曾被清政府利用，最后又被懦弱无能的清政府出卖。
但那又怎样？你还想要他们怎样？他们只是一群想着好好在家种地，好好在家做生意，好好养家糊口、传宗接代的普通中国农民，有些人连这点安宁都不给他们，请教，他们到底该怎么办？怎么办，才能又文明又礼貌地给自己争取利益、给自己求个公道？
如今，“历史发明家”和公知们污名化义和团，抹黑中国农民所有反侵略反压迫的努力。但是，当年义和团的敌人，八国联军的统帅瓦德西却如此评价义和团：
“我们对中国的民众，不能看成是衰弱不堪或者失去道德品质的人。实际上，他们还有无限的生气。中国人素有英勇善战的精神，并没有完全丧失”
“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
诸位，我们是21世纪的现代人，我们接受过科学、系统的现代教育，我们懂得数学、物理、化学，学过马列思想，唯物主义，我们知道什么是文明，什么是宽容，什么是人性，我们见识过先进、高效、如臂使指的社会组织，我们还有着发达的生产力，还有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保护着我们。
所以，我们可以高谈阔论，站在历史的制高点评价太平天国、义和团；其实，异地而处，我们21世纪的大多数现代人，真的比他们高明，比他们聪慧，比他们更勇敢，更善良，更有办法救中国吗？
兄弟，你拿得起斧头，挥得动镰刀吗，听得懂口号和指令吗，面对欺凌压迫，枪炮刺刀，迈得动腿吗？你有本事对强盗讲宽容、仁爱、人权、善良吗？何不食肉糜啊！
事情是要一步一步做的，伟大的革命者和先进的组织，不是一开始就能出现的，先有太平天国、义和团，后才有光复会、同盟会、国民党、CCP。万事开头难，因为第一次，谁也不知道这么做才是对的，但一定要先有人做起来。
所以，后来的伟人们，对义和团评价都不低，对他们的“排外”都很能理解。
孙中山先生说：
“然而义和团的人格，与庚子辛丑以后，一班媚外的巧宦，和卖国的奸贼比较起来，真是天渊之隔。可怪他们还笑义和团野蛮。哼！义和团若是野蛮，他们连猴子也赶不上”。
导师列宁说：
“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欧洲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不过它们在开始时不是公开瓜分的，而是像贼那样偷偷摸摸进行的。它们盗窃中国，就像盗窃死人的财物一样，一旦这个假死人试图反抗，它们就像野兽一样猛扑到他身上。它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就在这些基督徒立功的时候，他们却大叫大嚷反对野蛮的中国人，说他们胆敢触犯文明的欧洲人。”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说：
“外国人不需要中国人，中国人也不需要外国人。在这一点上，我任何时候都是和义和团站在一起的。义和团是爱国者。他们爱他们自己的国家胜过爱别的民族的国家。我祝愿他们成功。义和团主张要把我们赶出他们的国家。我也是义和团。因为我也主张把他们赶出我们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