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认是个慢热的人。去年11月底在东京逗留的六天，心里觉得这个城市的繁华式冷漠中透着奇妙的归属感，在当下却总觉得所有的印象都流于散乱，寻不出这归属感来自何处。直到2019年的1月，在彻底迈入30岁的跨年酩酊大醉后闲坐家中的某一天，读到又吉直树的《火花》*里的一段话，才觉得恍然大悟：


“东京这个地方，聚集着从各个地方而来的人们。从前在乡下时，从漫画和电视剧里看见的东京，虽然灯火繁华，但人总是很冷漠。上京后我才明白了，那并不是冷漠，而是因为身为外来者的大家都心情紧张。外来者进入东京这个城市，个个都表现出不要被吃掉的紧张状态，终于成了一个集合体。”


于是在东京的一切经历都被有机地串联了起来。在歌舞伎町的街头伤春悲秋的我，在新宿二丁目的酒馆里彻夜狂饮的我，在原宿和表参道的巷子里如鱼穿行的我，在河口湖意图远眺富士山却被镇子的宁静击中的我，同时也是在上海劳作于都市犬马之中自迫紧张的我。
 
在上海的十一年来，我一边与这我眼中中国最好的城市建立了牵绊，一边同样被它的快节奏钉在“不要被吃掉的紧张状态”之中。
 
在东京时，我的眼里带着游人的好奇，身上却依然装着身处大都市害怕被进步吞噬的不安，结果阴差阳错地浸入了东京的市民氛围。那种文明的冷漠深得我心。
 
离开家一头扎进大扩张都市的人，连思乡都思得不明不白。


*《火花》，搞笑艺人又吉直树的小说处女作，却意外摘得了芥川奖，成为搞笑艺人中的独一份。据说又吉直树的偶像是太宰治，那也无怪乎他会写出“真正的地狱，不在孤独中，其实在世间。”这样的句子。他笔下的东京，他笔下的梦想，总是在现实与自我的拉锯中鲜血淋漓。《火花》后来被Netflix改编为日剧，纪录片的质感描绘出了都市的孤独、冷漠与消极，与依然温热的人性。


*这个系列“游志”可能和一般的游记不太一样。它除了我在旅行地的感受之外，更多的还包括了我对当地刨根问底的历史窥探集合。旅行在我心里不该是走马观花的“体验”，更多的信息索求与历史探寻，能够加深我们对当地风土人文的了解，让旅行的感受更加立体化。——当我看到当地呈现出的民风时，我心中总会有强烈的疑问：“为什么这里会是这样？”，而后通过各种渠道的书本、纪录片来解答我心中的疑团。这成了我的乐趣所在。




歌舞伎町篇（上）——最繁荣之地，最低俗之地




1. 歌舞伎町——被酒精与欢场浸泡的东京地标


在去东京之前，就有很多朋友嘱咐我一定要住在新宿，“东京湾太偏，银座太贵太早关门，还是新宿又方便又热闹”。
 
听信了他们的话，于是一下飞机就扎进了新宿的茫茫人海中。酒店大堂在八楼，大堂边有个巨型1:1的哥斯拉头模型，每到整点就会眼睛发亮发出咆哮对新宿的街道“发动攻击”，一股中二的日本气味。


酒店的“哥斯拉”头


著名的红灯区歌舞伎町，即位于新宿的中心。从酒店下楼一路往前，“歌舞伎町一番街”的招牌赫然眼前，新宿系歌姬椎名林檎恰好在对面的液晶屏影像中放声歌唱。
 
歌舞伎町一番街招牌与椎名林檎


白天的歌舞伎町和一般热闹的日本街道并无二致。一到晚上，便仿佛恶之花绽放。即便是工作日，临近午夜依然遍地醉汉。穿着西装制服的上班族们互相搀扶着从小酒馆里踉跄而出。此时的繁荣远比不上出租车随手拦招的泡沫时期，他们即便醉极了也鲜少坐上昂贵的出租车，而是会用尽最大的力气保留一丝清醒瘫坐在路边休息片刻，而后艰难起身，迈入地铁口搭上回家的列车。
 
被酒精浸泡的歌舞伎町是最东京的地方——没有到过这个日本最大红灯区，可以说约等于没有到过东京。
 
歌舞伎町也是最不东京的地方——在这个以高度文明与整洁享誉世界的城市里，歌舞伎町却是个藏污纳垢之所：黑帮林立，暗潮涌动，风俗业泛滥，暴力犯罪频出，肮脏杂乱，廉价的情人旅馆按摩店酒吧四处开花，走在路上，常能看到被食物残渣养得硕大的老鼠从一家店窜入另一家店里觅食。


夜晚的歌舞伎町


尽管如今歌舞伎町已成长为东京的著名“景点”，但它的历史并不长。它是一座从废墟上建立起的欢场。要溯源它的历史，便不能不提上个世纪多灾多难二经“灭城”的东京。


*2、3两部分包括大量东京历史，不感兴趣可跳过




2. “二经灭城”的东京


如今，作为全世界最繁荣都市之一的东京，在20世纪却称得上命途多舛。
 
东京原名江户，是德川家康建立的德川幕府所在地。德川家族统治的江户时代也称德川时代，是日本武家统治的封建王朝的最尾端。
 
尽管当时天皇住在京都，江户却是实际上的政治中心。1868年幕府彻底倒台后，江户改名为东京，日本也逐渐进入了大举维新的明治时代，天皇迁都，定居东京，日本彻底走过封建时代，成为了近现代国家。
 
即便如此，“江户文化”却并未消亡。江户时代，町人（即平民）思想的发展使得文化表达形式逐渐走向平民。在美术上，服务宫廷贵族的绘画衰微，描写歌舞伎、相扑、花街游廓的艳丽“浮世绘”崛起即是一例。


展现平民生活的浮世绘作品




2.1 第一次“灭城”：1923年关东大地震


对“江户文化”的毁灭性打击是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1923年9月1日，地震袭来，猛烈到日本中央气象台的地震仪都被震坏了。据东京帝国大学残存的记录，接下来的三天发生了1700多次余震。
 
但更大的毁灭性打击来自地震后的一场大火，将孕育了独特江户平民文化的下町地区（当时以木质结构建筑为主，一般位于现在的浅草、上野、谷根千一带）以火海化为灰烬。尽管下町的建筑几乎消灭殆尽，江户文化传承的茶道、歌舞伎、花街游廓等文化形式却留存了下来。


1923年关东大地震灾后


东京遭遇毁灭性打击之后的重建工作一直到1930年才完成。随着下町地带的衰败，商贾们纷纷迁移，新宿、银座等地逐渐开始繁荣。
 
大地震前的新宿，以遍地的马粪和沙暴般的扬尘闻名。大地震之后，涅槃重生的新宿成了交通要塞，林立的百货与商铺让新宿在1930年成为银座之外的第二大零售业中心。它逐渐成为了东京西部的核心，随着日本战时举国一心的繁荣而成长。
 
尽管在爱好银座的人（例如小说家大冈升平）眼里，新宿“太过于轻佻地急于追求摩登和高领的西化趣味”，不过是银座之外的二流之辈。在新宿甚至出现了未经官方许可的“私娼窟”，被商贩、贫民、流动人口和性服务者挤得水泄不通的新宿，难怪会被热爱银座的群体觉得不体面。
 
至今新宿也是如此，一边低俗，一边全天候繁荣，与晚上八点商铺就集体关门的优雅银座形成鲜明对比。




2.2 第二次“灭城”：1945年东京大轰炸


在上世纪三十、四十年代，即众所周知的侵华战争时期，日本以一种极不光彩的身份，走上了世界舞台，成为发动侵略的二战列强之一。
 
大和民族是一个无论是作为邻国的我们，还是作为西方人，都很难理解的民族。他们有种独特的善变与偏执，却依靠一种植根于民族性格内部的顽强意志，取得了成功。
 
英国学者肯尼斯·韩歇尔可能说出了大多数西方人对于日本的想法：


“在许多西方人眼中，19世纪的日本是一个充满异国风味之地：戴苦力帽的种稻农夫、洋娃娃似的艺伎、可笑的矮人对外国人的模仿。这样的形象随后转变愚蠢效忠天皇的残酷军阀与狂热的武士士兵。战后这一形象又有了变化——无情的资本家驱使奴隶似的工人以征服世界，并且成功了。”


这种“狂热的异类”特质，使其带给其余人类极大的恐惧感。肯尼斯·韩歇尔还曾写道，


“在全球所有国家中，日本曾一度接近灭亡。”
 
“日本是唯一受到过核武器攻击的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的许多敌国认为，为了全人类的安全必须消灭大和民族。甚至像美国罗斯福总统等人道主义者，似乎也认为这样的‘灭种’可能对全人类是有益的。”
 
“日本人幸存了下来。不但没被消灭，现在还是全球最大的国家之一。日本不但没有被迫混种，而且仍旧是全球最纯的单一种族国家。”


大多数人都记得长崎与广岛震惊世界的原子弹轰炸，但威力与死伤不逊于前者的“东京大轰炸”却没有那么知名。


大轰炸发生在1945年3月。日本经济学家野口悠纪雄记叙了他经历空袭时的恐惧：


“空袭引发的大火映红了天空，空中的美军B-29轰炸机编队正朝着我们飞过来。强大的敌人杀过来了！我们对此却束手无策。那种极度恐惧的感觉，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
 
和我们一同躲在防空洞里的人大部分都窒息而死。人太多，空间太小，长时间缺乏氧气，从最里面的位置开始，很多人依次因窒息死亡。我们一家只是偶然待在入口附近，还能呼吸到从门缝进来的稀薄空气，才幸免于难。
 
第二天早晨，被警防团的人们拖出防空洞时，全家人都已经失去了意识。醒来之后，我们看到烧焦的尸体在操场上堆成了小山。”


大轰炸后的东京


那次空袭，美军在东京投下了逾2千吨燃烧弹。东京约1/4被夷为平地，近10万人死亡，26.7万幢建筑付之一炬。大火之后日本政府花了二十五天的时间才将烧焦的尸体清除完毕。日本人将之称为“东京大屠杀”。
 
投降后的日本被卸除了一切军事崛起的可能。顽强的日本人民继续投入到了重建工作当中。
 
他们在废墟上建起棚屋，商贩们开始活动。被夷为平地的首都在数年间再次站了起来。


战败之后，不过三四十年间，日本人再次依靠“日本模式”惊人的纪律与忠诚信条崛起于经济强国之林，令人敬佩之余，更令曾被欺凌的亚洲邻国感到害怕。他们从前是落后的“倭”，是中华文化的乖巧学生。如今他们成了一个强大的邻国，一个经济乃至文化上的学习对象。他们总有许多光怪陆离却屡屡奏效的奇异玩法。但他们在经济上的成就多少也和他们意志力强悍到压抑生活质量的国民性格有关。
 
正如前文所说，日本这个文明仿佛不同于任何亚洲文明，也不同于任何西方文明，他们的高度文明中总让旁观者感到一种工业、机械化的复制人军团之感——当然，这多半出于偏见。但多少能看出日本在企业管理、政府管理等各方面的某种“集体精神”。
 
一般观点认为，战后德国被清算得彻底，但日本似乎被网开一面，甚至不少国民至今依然未对侵略战争感到抱歉——一个留有濒临灭族屡次重建家园记忆的韧性民族是很难真正跪伏在地的。




3.“歌舞伎町”的由来


“歌舞伎町”这个称呼在1948年才出现。它其实是个名不副实的典范——它至今也不曾拥有歌舞伎专用剧场。它总是追逐着潮流，歌舞伎町的剧场什么都能上演，只要当下时兴。
 
“歌舞伎町”来自铃木喜兵卫的构想。他是战后民间主导的重建计划“新宿第一复兴土地区画整理组合”的主要推进者。


二战后的新宿


在歌舞伎町得名前，这一片是夜陪女们聚集的“拉客一条街”。铃木喜兵卫作为新宿火车站北的町会长，目睹这一切后，意图将其打造成剧场林立的“文化中心”。在他努力协调、分配用地之后，1948年正式将这一夜陪女游荡的街区定名为“歌舞伎町”。但它并没有成为“文化中心”，倒是成为了花街与妓场的聚集地。据统计，1951年，在此“讨生活”的女性是战争结束前的十倍。


战后活动的夜陪女


1956年，新宿Koma剧场建立，风头极盛，连带新宿地区交通枢纽式的地理优势，将歌舞伎町的繁荣推向顶峰。至今它依旧是“演歌的殿堂”。但除此之外，歌舞伎町少有高质量文化剧作上演。此地还是集中在年轻人的寻欢作乐之上。
 
1958年，《卖春防止法》开始推行，原本明目张胆的妓场也逐渐披上了酒馆的伪装，一直延续至今。可以说，歌舞伎町从那以后到现在，一直是一个属于酒与性的场所。


根据新宿区成立30年后的地方志记载，歌舞伎町每天要接待近50万人，其中80%是不满30岁的年轻人。年轻人给这个地区带来了活力，使其成为东京最前卫之地、性产业最发达之地，“几乎没什么癖好是歌舞伎町找不到的”。
 
至此，歌舞伎町连同新宿地带，成为了东京最耀眼、却也是最低俗的区域。


4.新宿系歌姬椎名林檎与歌舞伎町


歌舞伎町看似是寻欢作乐之地，却有着盛者必哀的悲凉。在此地游荡的男男女女如迁徙的爬虫一般，受欲望驱使，受生活所迫，如提线木偶一般。它像个庞大的蜂巢，也像一张人欲的捕蝇网，牢牢地攥着欢场与酒精的脉搏，如磁铁般吸纳着全世界欢客的血液。


椎名林檎在她出道的第二张单曲《歌舞伎町的女王》当中即描写了这样的场面：


盛者必哀
领悟这个道理却一脚踏入这欢乐街
虽然怨恨失去踪影的女人
但我现在却光荣地顶着女王的头衔
成为女人我卖的只有自己
也许当我须要同情时就会失去一切吧
走出JR新宿东出口
那里就是我的庭园大游戏场歌舞伎町


由于大量歌唱关于新宿、歌舞伎町的声色犬马，椎名林檎也被称为新宿系歌姬。除了《歌舞伎町的女王》之外，她的第二张专辑《胜诉的新宿舞娘》也显而易见地揭示了她音乐中的新宿系血脉。


新宿系歌姬椎名林檎


她发声咬字扁平而尖锐，音乐中有大量吵吵嚷嚷的噪音摇滚元素，也有诡异的爵士融合曲风，但总归是另类的、疯魔的、现实主义的。她的音乐病态、混乱、迷幻地照出歌舞伎町的纸醉金迷，无情披露着欲望横流的残酷人世。当我们发现她这些激烈荒谬的情绪竟然统统取材于对现实的描绘时，无能为力的悲凉感油然而生。


关于“歌舞伎町女王”的梗也被中国的新锐创作人宫阁写到了歌里。宫阁到了第二张专辑，在歌曲里开始了诸多色气满满的表达，去描绘都市霓虹下的肉欲人生。和魏如萱合作、书写东京的《Tokyo》便是一例：


陪女王去逛涩谷
她住新宿三丁目
咖啡店外
带猫耳朵的女仆
バカ バカ
没人要交际援助
她想当只奴
漫步整座被欲望分割的城
街角的三色猫看谁都陌生
喧哗在十字路口
成长过程不得不虐杀软弱
想活一种血和羁绊的人生


有趣的是，宫阁在写这首歌时，角度却显然与椎名林檎不同——椎名林檎描绘自己沉溺其中难以自拔的挣扎，宫阁的描写则有着显而易见的游客视角，将东京的文化当成了游览的对象，享受欲望沉沦的堕落体验。
 
有趣的是，歌舞伎町并不总让人觉得冰冷。甚至这种“血与羁绊的人生”恰恰能揭破我们被文明束缚太久的虚伪假象。


酒店窗外的新宿


这个24小时的歌舞伎町不夜城曾让爵士音乐家菊地成孔感到无法自拔。他在一次偶然机会，于歌舞伎町的旅馆闭关创作了一段时间。其后，据他描述，那种无论凌晨四点还是晚上七点，大街上都熙熙攘攘、皮条客与醉汉穿行的感觉突然让他感受到了强烈的乡愁。后来他决定定居在此。
 
在新宿住了五晚之后，即将离开的那个晚上，我竟也多少体会到了那种奇特的“乡愁”。歌舞伎町的“脏乱差”与其“不休不眠”的特质，仿佛随时准备接纳着每一个过客。在凌晨四点时，都市的其余地方都在休息，只有歌舞伎町热闹一如既往，它像个永远不会放弃你的普通朋友，尽管言谈举止都流里流气的，但往往能陪我们十几年到人生终点的，都不是什么高级伙伴、优雅贵族，往往是那些你能够在他面前醉酒、能够彼此吵嚷的草根同伴。
 
这种“乡愁”此时就被约化成了“被接纳的安全感”。
 
这种“被接纳的安全感”其实是一种“平民文化”的滥觞。看了前面的东京及歌舞伎町发展的历史，就不难发现，其实歌舞伎町继承的是江户时代下町平民文化的衣钵。下町的平民文化发展于江户时代商贾地位的提升，在1923年的东京大火之后，下町的花街、红灯区文化四散到了银座、新宿，银座保留了其相对优雅的一面，新宿则容纳了其相对下沉的一部分。到东京战后第二次重建时，随着歌舞伎町的兴起，这里几乎成了一个“寡廉鲜耻”之地，皮条泛滥，各国底层人民也到此寻觅“生意”，在暴力与金钱的引诱下，底线一再降低。
 
在最繁华的都市里，阶级分层将大量平民与少数精英纠缠在一起彼此共生。但平穷的人们总会在城市里某个区域聚集，以人多势众的姿态，在某个特定地点形成都市的素质洼地。


歌舞伎町如今随处是来务工的中国人、东南亚人、黑人，他们一定程度上以更为廉价、更无底线的方式挤占着日本底层服务人员的生存空间，却也一定程度上让这个城市变得更加繁荣、包容。
 
但东京的文明大环境又不至于使其有什么明面上的治安大问题，不过是暴力黑社会之间的暗潮倾轧不断上演而已。
 
对于已经找到立足之地的人而言，歌舞伎町是个随时准备拥抱你的欢乐街。
 
但对于那些尚未立定脚跟的底层人民而言，歌舞伎町则是食人的野兽。
 
这里是都市的下水口，更是人性的玻璃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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