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叔叔阿姨时代”，终于也不可避免的结束了
有个话题，在星球上被读者点题很久了，那就是时下引发热议的“厌童症”问题。
最先引发此轮舆论风潮的，可能是网名苏小懒的一位作家。她在微博上吐槽自己带着孩子坐火车旅行，一路上频繁被乘务员提醒不要因为孩子哭闹惊扰到他人，苏小懒站在母亲的角度讲述带娃的不易，并对当下一部分年轻人对孩子哭闹的“零容忍”表达了不解。

然后这则微博，很快成为了家长们的诉苦大会，随之一个名词流行起来了——“厌童症”。
厌童症，也就是讨厌孩子，仇恨孩子，对公共场所别人家孩子哭闹的行为没有半分体谅、容忍，动辄选择到网络上进行曝光。在被各大未婚未育的群体骂了这么久的“熊孩子”、“熊家长”之后，家有幼儿的家长们总算抓住了一个名词，可以进行还嘴和反击了。
于是随之而起的一场骂战，迅速燎原全网。
家长们说：“你们是厌童症！”“生个孩子是我的原罪么？”“你们以后的养老金还不全靠他了？”
而被指责的青年们则反击说：“孩子熊你们还有理了是吧？”“我做个高铁（看个电影）凭什么忍受你家孩子的吵闹？”“你们就是熊家长。”
甚至我前两天还看到这么一个双方现场开撕的视频：一辆高铁上有个小孩全程哭闹，还大力拍打座椅靠背，乘务员劝说未果，周围的旅客怨气满满。一个小伙子忍不住发声，希望家长管一下小孩。
结果那个家长却没好气地说：“那你应该跟他讲啊。”
小伙子气不打一处来：“你是他的监护人你有责任管孩子，他小孩子不懂事你还不懂事吗？！”
结果那孩子的家长直接来了句：“那我把他弄死掉？我给他讲他能听得懂吗？！”

更有趣的是这个视频下面，你能看到大量“熊家长”和“厌童症”在彼此扣帽子、捉对厮杀。双方都站在自己的论点上出发，好像说的都挺有一定的道理，但都没留半点口德，力争把对方骂化了才痛快。
老实说，我其实挺不喜欢参与这种问题的讨论的，因为在这类问题上，人们总难免屁股决定脑袋。甚至观点高度被生活场景所左右的。
比如前两天我去看电影，《长安三万里》，那个电影我之前写文章讲过了，觉得拍的还不错，但当天的观影体验却并不美妙。原因就在于我后座就坐着一个三口之家，他家那儿子应该正在上小学的年纪，结果影片当中每当出现知名唐诗的时候，那孩子一定要大声的抢先把它背出来——你知到小学生“有感情朗读课文”的那种调调在成年人眼中有多尬，所以每当这片子要用唐诗烘托高潮的时候我都一定被强行出戏。观影体验真是一塌糊涂。
但我全程一直忍着没有回头提醒家长让孩子收声，因为不回头我看也知道，家长多半是用一种鼓励、欣慰的眼神看着自家儿子小小年纪就能背下这么多古诗词的，更何况整个电影院里朗诵古诗词也并不止他一家，临到影片结尾处好多孩子都在嘈杂的背诗，整个电影院宛如一个嘈杂的小学课堂。而像我这样的观众则基本已经弃疗了，只是默默决定下次看电影一定要找没孩子的场。
你看，这就是立场决定态度的问题，对像我这样的成年观影者来说，看电影当然希望环境安静，可是对很多家长而言，他们假日一家三口买这张电影票，就是希望让孩子对唐诗有个更直观的印象。这究竟谁对谁错呢？没有对错，只有立场。
孩子的成长的确是需要社会给与其更多的容忍的，这本身就是养育成本的一部分。但这个成本应该怎样分摊支付，这是一个千古难题。
曾有人类学者考察过非洲的原始部落，结果发现一个很有趣的规律。生育在原始部落中呈现非常鲜明的马太效应——族群越大、人口越多的部落，往往妇女的平均生育率也就越高。这跟现代社会人口密度越高的大城市生育率越低似乎是刚好相反的。那问题出在哪里呢？
后来学者们在考察后发现，区别其实只在一件事上——集体抚养。
原始部落的成年人们往往是依靠血缘连接的，一旦有一个女性生了孩子，这个部落当中的所有成年人，都默认对孩子负有抚养的义务。
人类学者们甚至考证发现，很多部落中“妈妈”这个词并不是专指某个特定的女性的，孩子对部落中全体成年女性族员都称呼为“妈妈”，生母只是其“主要的妈妈”而已。
是的，很多文明在远古时代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泛化父母”。这种文明史上的“趋同进化”是有好处的。那就是摊薄了人类原本过于高昂的生育成本。
众所周知，养娃的成本是随着生孩子数量递减的，即便在生产力极度发达的现代，养两个孩子的成本要小于养一个孩子的两倍。
那么，在远古时代，当一个部落的成员把她们生育的所有孩子都放在一个“大家庭”中抚养时，单个孩子的养育成本自然就被摊的低。这就是原始人部落人口越多、家族越大，反而越能生的秘诀。
而这个远古秘诀，在古代中国也一直被使用，就是以《长安三万里》为例，片中的主角高适被好友李白称作“高三十五”。

这个称呼来源就是唐代人是讲“大排行”的，一个家族只要没分家，所有兄弟、堂兄弟、远支堂兄弟之间都共享同一个排行。所以有了“高三十五”“颜十二郎”这样的称呼。
而当一个非你本家的人，用这种排行称你的时候，其实有点“套近乎”的意思，类似你在家排行老三，你走到社会上别人依然称呼“三哥”。
与非洲一些母系部落中所有女性都被孩子叫做“妈妈”一样。中国古代这种大家族中，所有同辈男性都被子辈认作是“爸爸”，于是就有了伯父、叔父、伯母、叔母这些称呼。一
中国古代的大家族制，其最终目的之一也是为了摊薄核心家庭的生育成本。
这个体系，在近现代中国甚至一度曾被社会化、泛化。
我不知你注意过没有——中国孩子与成人之间互相称呼的习惯，放在世界范围内看，其实也和“都是妈”的非洲部落一样特殊。
孩子与成年人之间认识不认识，都会管对方叫“叔叔，阿姨”，而“叔叔，阿姨”们则称呼孩子为“小朋友”。
你跟西方人说这个习惯，他们估计会像听天书——彼此没有血缘关系，你怎么能称对方为Uncle、Aunt呢？今天的西方人，甚至连自己的亲叔，亲姨都一般直呼其名。更别说陌生人了。
你还记得小说《哈利·波特》，里面的小哈利等人刚一入学，就成了校长、老师们口中的“哈利·波特先生”“何敏·格兰杰小姐”，西方陌生人之间互相称呼时，总尽量避免这种拟血亲称呼。
更有意思的，是像日本这种曾经受儒家文化影响，后来又逐渐脱亚入欧、高度现代化、城市化的国家。
日本至少在昭和前期，社会上也和我们一样，曾普遍让孩子喊陌生长辈为“叔叔、阿姨”。
但随着日本的现代化，这两个称呼的语义在日本出现了严重的异变。今天，你要是再用日语喊别人“叔叔，阿姨”已经几乎跟骂人差不多了——“奥巴桑（阿姨）”的潜台词是讽刺或自嘲女性年老色衰，而“奥吉桑（叔叔）”则有点中年油腻男的感觉、普遍应用于“援交”等不可描述的行业中。

在日本“叔叔、阿姨”千万不能乱叫。
总而言之，就是“拟血亲”称呼系统在日本解体了，而这个过程是与日本“核心家庭化”高度同步的。
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让日本人难以再维持那个传统社会的默契——把别人的孩子一定程度上当做自己孩子来容忍。每个家庭各幼其幼，而与之相伴的，就是核心家庭抚养孩子的成本急剧升高，于是少子化问题随之而来。
我觉得，当下这场“厌童症”与“熊家长”论战的实质，就是这个问题——我们的“叔叔、阿姨时代”也基本要过去了，现代的核心家庭代替了传统大家族成为养育孩子的主体。年轻的男女性们不再有当陌生孩子“叔叔、阿姨”的自觉，而与此同时，家长们骨子里其实也不承认自己的孩子是陌生人的“小朋友”。双方都正在以纯陌生人的立场重新协调彼此关系，于是一些原本可以被容忍、视为寻常的事情就变得不可被容忍了——
比如像孩子在公共场合吵闹这件事，倒回二十年以前，这在中国可能根本不是一个问题。社会默认“叔叔阿姨们”要理所当然的忍耐孩子吵闹。
但现在不行了，因为默认容忍这些行为、把陌生孩子视若己出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消失了。

行文至此，似乎应该说一些“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话，号召当代年轻人重新对孩子怀有“叔叔、阿姨”般的容忍。
但这种呼吁是没有价值的，现代化是一种潮流，它要求卷入其中的每个人打破原先的家族、血亲身份，以独立个体的身份去参与社会协作。
这个时候，还要求年轻人以“叔叔、阿姨”的胸襟，忍让陌生孩子，是一种不现实的——你要求他们以“拟血亲”的身份去容忍孩子，那请问社会上的其他人是否也要按“拟血亲”来对待他们呢？
当他们上班迟到了，部门领导能像大哥一样他们肩膀，不扣工资就算了么？
当他们交不起房租时，房东能像自家大姐一样，笑笑就给他们抹了么？
这种人间自有真情在的剧情，如果在现实社会中已经那么稀少。那么凭什么要求年轻人一方面顶住社会的毒打，另一方面向陌生的孩子播撒宽厚和温情呢？
这不现实。
一说到厌童，很多人会提到韩国厌童问题的甚嚣尘上，甚至连“无儿童餐厅”“无儿童咖啡馆”都搞出来了，但韩国作为一个曾深受儒家思想浸润的国家，如今之所以这么厌童，说到底还是因为这个国家的生存压力实在太大了。当社会以刻薄待年轻人，再多的教育也无法让年轻人对孩子报之以温厚。

所以，我们在道德上提倡“尊老爱幼”的同时，必须在法制上同时尊重每个人都有维护其私人边界的权益。你乘坐公共交通时想有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买张电影票想清清静静的把电影看完，约朋友吃个饭，不想在嘈杂喧哗中用餐。这些诉求都是正当的，需要被尊重，或者像韩国那样建立区分，让有此需求者花钱买也可以。
而家长们与其指责他人“厌童”，不如将精力放在呼吁社会建立更多对儿童更友好的空间上去。当下中国的“厌童派”与“熊家长”之间矛盾这么尖锐，说到底是我们的社会给儿童营造专属空间的投入是十分不够，不得不让有两种需求的人混杂在一起，寄希望于“叔叔、阿姨”们容忍照顾孩子。而现在，既然要鼓励生育，解决少子化危机，那么社会就应该加大相应的投入，而不是放任双方进行戾气十足的底层互斗，这种争论，除了转移矛盾、进一步推高生育成本、让人更不敢生外，毫无价值。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