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帖子是因昨天看到gonewithsmoke转发“爱因斯坦他有奶便是娘”帖子有感而发，想到哪儿说到哪。
我上大学时，孟德尔学派已经恢复名誉，米丘林学派开始式微。
米丘林学派和孟德尔学派的主要区别就是遗传。孟德尔学派主张遗传主要由基因决定，外界环境淘汰劣势基因，保留优势基因，导致生物不断进化。比如英国过去有一种白蝴蝶。工业革命后到处都是煤烟，到处都是黑糊糊的，这种白蝴蝶很显眼，很容易被天敌发现，数量迅速下降，取而代之的是同种的黑色蝴蝶。环境变化导致这种蝴蝶的白色基因被淘汰，黑色基因（大概就是一种生产黑色素的基因）在种群中泛滥。
孟德尔发现基因决定生物性状（长什么样，功能等等）是因为他在修道院没事干，可以静下心来做了八年碗豆实验，有一份闲心去比较碗豆的颜色和形状。米丘林是做园艺，果树栽培出身的。他要的是能够用于农业生产的新品种。想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也没啥转基因技术，可不就得看着那株果树结的果子大，味道甜就选那株果树的种子继续种呗，所以他基本还是坚持拉马克的老观点：长颈鹿脖子为什么长？因为它老伸着脖子去吃树上的嫩叶，下面的叶子吃光了，只好尽力伸长脖子吃上面的，这样一代又一代传下来，脖子越来越长。这就是获得性遗传。
其实，米丘林作为一个成功的育种学家还是应该受到尊敬，而且从近年一些新的证据看，获得性遗传也有一些道理。生物基因可以为了适应环境的变化而主动进化。问题出在后来的李森科。这小子在斯大林支持下，首先把政治引入科学，否定孟德尔的基因学说，把现代遗传学的开山祖师，美国的摩尔根指控为帝国主义走狗，认为＂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是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极端反动的东西，直接导致苏联的生物学研究崩盘。落后美国N多年。
学术掺合了政治就是一堆狗屎。
我在北农大的英语老师是个美国佬，给我们绘声绘色讲过这段历史。当我们感叹苏联人太蠢，太crazy时，她回答美国也有蠢的时候，也crazy过。当时美国有一农学家弄了块地，想验证一下米丘林学说是否靠谱，结果被美国佬一通臭损，丢了饭碗。不知是否确实。这位老师还说过任何新闻机构的报道都不可靠，可靠的东西要从不同新闻机构的报道中分析才能得到。
这个英语老师对我影响挺大，让我理解到看任何问题都要从两面或几面入手，可惜把她的名字忘了。
1950年苏联专家努日金，一个曾经支持基因学说，后来却“改邪归正”的米丘林派遗传学家来到到中国，在各大城市做了几十次演讲，在中国掀起了米丘林热。努日金点名要跟浙江大学教授谈家桢辩论。谈家桢在美国摩尔根实验室呆过两年，是中国遗传学的鼻祖，后来多年担任复旦大学生物系的系主任。辩论中努日金说摩尔根学说是个反动学说，不断强调生物遗传学的立场问题。谈家桢一头雾水：“我还是不明白，科学与立场有什么关系呢？”
不过在当时一边倒倒向苏联的政治氛围下，中国还是搞得比较过火。1952年，《人民日报》12月发表了《贯彻生物科学的米丘林路线，肃清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影响——北京农业大学米丘林遗传学教研组三年来的工作总结》：“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科学家，不是从属于一定的阶级，并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着的。特别是像今天摩尔根主义那样密切地依附于帝国主义，为帝国主义效劳的事实，更是任何一个摩尔根主义者所不可能否认的。”
北京农大之所以成为中国米丘林学派的大本营，主要应该归咎于原来的老校长乐天宇，一个延安来的老革命。他以前在延安搞过一些育种工作，一知半解地了解到一些米丘林的东西，就跟李森科似地以政治压人。八平方后，我感觉北农大对待游行学生比北大左一些，不知是不是这位老先生的遗风。谈家桢后来也被迫写了检讨：“摩尔根遗传学是为帝国主义及一小撮的资产阶级而服务。我过去受到了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的假科学理论的毒害极大，还夸耀自己是摩尔根的所谓‘入室弟子’自以为很了不起，直到这次的思想改造学习，才觉悟过来。”
谈家桢在访谈中曾谈到：“我放弃，我暂时不教遗传学了，不能教遗传学了，但是我当时还担任生物系主任，那我教进化论可以，达尔文主义可以谈的，因为我相信进化，我相信遗传学，但是遗传学因为李森科的关系，我不能教了，因为中国当时倒向苏联了。进化论可以教，达尔文主义他也是相信的。我还是可以做我的工作。” 
然而中国的李森科们运气不太好，因为当时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对苏联的东东有一种本能的反感。中国不光没像苏联那样把谈家桢关起来枪毙，而且在米丘林学说高烧不退时，把乐天宇撤职了，罪名是粗暴压制学术自由。1956年，全盘学苏联热开始退烧，毛泽东让中宣部撑头在青岛开会，为摩尔根学派正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楚，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学派。就是社会科学，也有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青岛会议上谈家桢第一个发言，第一个开炮。按照他后来的回忆：“我的中心发言是谈四点关于遗传学的问题。就是不同的学派可以阐述不同的观点，而不能再扣帽子，不能戴帽子，打棍子。青岛会议确定百家争鸣，不准戴帽子、扣帽子，但不久以后，苏联又反复过来又戴上去了，又找了中国的好多人去开会，有苏联专家到上海来跟我们辩论。那时候我胆子比较大，因为毛主席有“双百方针”在这里，实际上他们的做法是错误的。”会后谈家桢非常高兴，居然喝醉了。据说1957年柯庆施已经内定谈家桢为右派，又是老毛出面接见了他，为他做了解脱。虽然文革中，老谈也被整得很惨，老婆自杀，但他对毛始终有几分感情。
“我要对得起党，对得起毛主席。”老先生晚年还叽叽咕咕。
四川也曾经干过一桩从蠢事，把从美国回来的植物学家鲍文奎搞的实验田全部毁掉。周恩来听说此事后，马上把鲍调到中科院遗传所。鲍后来培育了八倍体小麦，成为育种界一霸，打压袁隆平多年。＂他是杂交水稻之父？我是杂交水稻之爷！＂
我在北农大的老先生就是当年北京米丘林学派四大金刚之一。不过我到北京时，老先生已在美国彻底洗脑，成为标准的分子遗传学家。老先生讲的分子遗传学，深入浅出，条理清楚，在我听过的讲课中数一数二。沧海桑田啊！
后来在北大听＂熊猫之父＂潘文石讲进化论，几乎每堂课都要眯呼半小时。其实我一直对生物进化很感兴趣。潘收集了很多珍贵的化石标本。我记得有在贵州某磷矿发现的，切片后居然在显微镜下可以清晰看到几亿年前细胞的内部结构，简直神了。顺便推荐一下，北大教授顾红雅的《生物演化》课，第一讲，序言部分。在bilibili上很容易找到视频。讲得真叫有水平，尤其最后两个鸭子妈妈生存竞争的故事。由米丘林-摩尔根学派之争推延下去，许许多多的政治斗争，今天的中美之争，大陆台湾统独之争，乌克兰冲突，以巴冲突，恐怖主义袭击，贸易冲突，说白了又何尝不是更高层次的生存竞争？
多说一句，在北大我还有幸到潘文石的徒弟吕植宿舍做过客。吕植人很热情，也健谈。不过当时我的格局小了点，丝毫不理解为什么有人甘愿长年在秦岭野外奔波而不出国。后来在成都熊猫基地看到吕植作为专家挂在墙上的巨幅照片，真是感慨良多。人生之至难得者就是干成一桩事业。莫等闲，白发留园帖，空悲切！
中国就这么一步步过来的。当时的人就这么个眼界，不经过他们的乱碰乱撞，未必有后来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大发展。看戏的时常比演戏的聪明，但绝大多数上不了台。
 6park.com
 6park.com

 
评分完成：已经给 mingxiaot 加上 50 银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