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西藏
(2) 1960-1977
      1959年拉萨暴乱后，达赖喇嘛及部分藏人流亡印度，在印度宣布西藏独立，并寻求联合国和美国支持西藏独立。对此美国又表现出一贯的“坏朋友综合症”。美国在以下档案（日期为1959年10月14日）中的言论显示，尽管此时美国大量训练和资助的西藏游击队行动，然而美国继续拒绝承认西藏独立：
       关于美国是否承认西藏独立的问题，远东事务局（FE, Far Eastern Affairs）仔细研究了此举的得失。考虑所有因素，我们的结论是，反对承认西藏独立的举张占了上风。从美国国家利益和藏人的立场考虑，我认为这一结论是正确的。我们和藏人有相同的目标：让世界持续关注藏人的事业，保持达赖喇嘛为西藏人民的有效发言人的角色。我相信美国承认达赖喇嘛政府为独立国家对这两个目标没有好处。预期几乎没有国家会跟随，我们的承认只能让达赖喇嘛做为流亡政府的领导人明显地依赖于美国获取政治支持。这显然会损伤他目前作为亚洲一个令人尊敬的领导人的声望和影响，也会妨碍他代表西藏人民的活动。
        但是，美国仍然需要看起来对达赖喇嘛的请求做出响应，保持我们的一贯立场，支持民族自决原则。
        因此，对于流亡藏人而言，指望美国全力赢得世界支持西藏独立，从一开始就成问题；到六十年代后期，当总统尼克松(Nixon)和国家安全助理基辛格(Kissinger)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美国对西藏的支持中止。此时，美国撤回对以尼泊尔为基地的西藏游击队的支持，几年内军事行动失败了。此外，从1966年开始，美国的官方立场不再谈到西藏的“民族自决”，甚至也不提赫脱在1960年提到的自治国家。
        随着美国政治焦点转向和中国搞好关系，西藏变得令美国政府困窘。西藏问题不再和美国国家利益相关——实际上，还对此有害。到七十年代，世界局势的变化使得流亡藏人的形势更加恶化了。
        如此，流亡藏人1959年之后的努力对西藏局势没有影响，也无法创造国际舆论同意其自决或者独立。中国共产党重建了西藏，将农区和牧区变为人民公社；在文化大革命（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和“破四旧”运动的旗帜之下，对传统的西藏文化和宗教带来严重的冲击。在叛乱、食品短缺和斗争“阶级敌人”之时，西藏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在此期间的具体死亡人数还不得而知，但是西藏的文化受到了实质性的伤害。
         一个留学美国大学的藏人1964年回到中国，在其自传中生动地回忆起1966年和红卫兵一起返回时对拉萨的印象：
         我还碰到一位女士……后来成为我的妻子……从任何意义上来说，桑耶拉(Sangyela)都没有被批斗的危险，因为她绝对来自无产阶级。但是她十分虔诚，憎恨政府，因为政府关闭寺庙，禁止任何宗教活动，连自己家里都不行。如果邻居或者当官的发现你信教，密告了你，你就会被在大会上被批斗；因为文化革命的目标就是要根除所有残余的旧价值观，旧习惯和旧信仰。但是我们藏人是很顽固的，来自各阶层和背景的藏人冒着被惩罚被批斗的危险，秘密在家里念经，或者转寺庙，就象在闲逛，默默地念经。桑耶拉是其中的一个。桑耶拉还继续点酥油灯，供奉菩萨。她从每月微薄的供给中挤出一点来，点燃一个小的酥油灯；她把灯放在门后面以前的祭坛的柜子间里面，而不是象通常放在祭坛顶上。当她告诉我的时候，我想，将点燃的灯放在老的木柜子里面，可能会让整个房子着火。
           简而言之，1959年叛乱之后，佛教被毁，藏人被迫放弃他们深深拥有的价值观和习俗，而这些构成他们文化身份的核心。阶级斗争和持续不断的运动宣传与他们过去理解和感觉的一切相抵触，毁灭了传统藏族生活中的社会文化机构。对于西藏的藏人而言，那是一段痛苦的时光。
文革期间被破坏的佛像
 
6。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西藏
（3）1978年以后（第一帖）
        毛泽东1976年逝世，随后“四人帮”垮台，邓小平执掌权力。这些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变化：新的文化和经济意识形态，和美国的关系正常化，并给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一大业中的两大问题——台湾和西藏问题——带来了新的机会。
         1978年，中国在西藏做出了一些单方面的姿态，例如释放一些犯人，宣布藏人可以探望国外的亲属，给一些流亡藏人签发探望西藏的签证。这些行动很快发展成为一种“对外”策略：试图劝说达赖喇嘛及其跟随者返回中国，解决西藏问题。
         1978年，中国政府的代表和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Gyalo Thondup，定居香港，能说流利中文)在香港进行了非正式谈判；双方都表达了在西藏问题上和解的兴趣。随后，1979年邓小平邀请嘉乐顿珠访问北京，告诉他，除了完全独立，其他的什么问题都可以讨论，所有的问题都可能得到解决。他还说，达赖喇嘛可以派遣参观团于1979－1980年访问西藏，实地观察当地情况。显然北京相信代表团会被西藏自1959年之后的进步，以及西藏人民和国家的团结所折服。中国同时觉得，经过了20年的流亡生涯，达赖喇嘛会更迫切地安于在中国做一个新的、更“自由”的领导。
        达赖喇嘛于是派遣了三个参观团访问中国，其中包括他的家人。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汉人任荣，向北京报告说，西藏的政治局势很好，藏人团结在党和祖国周围。但是，一个参观团，包括达赖喇嘛的另一个哥哥，访问青海省的藏区时，却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这种对达赖喇嘛的支持令北京感到局促不安，北京于是和拉萨的任荣联系，问他如果参观团按计划访问拉萨会发生什么事情。据说任回答说，比起安多的农牧民，拉萨人民在意识形态上更成熟，他们强烈支持共产党；拉萨不会发生这种事情。西藏当地官员对此深信不疑，西藏自治区的政府甚至在参观团抵达前召集居委会，告诫当地的西藏“群众”不要因为对旧社会的痛恨，而对达赖喇嘛的参观团扔石头或吐唾沫，因为代表团是中国政府的客人。
        然而当参观团到达拉萨时，拉萨群众却给了参观团比青海更盛大的欢迎。成千上万的拉萨人包围了参观团：很多人哭着喊着，其他人献上哈达，争相去触摸达赖喇嘛的哥哥，少数人喊出了西藏民族主义口号，例如，“西藏独立”和“汉人，滚回去”。任荣，以其对西藏文化、宗教和语言改革无情而著名，无法掩盖这次惨败，以及他对藏民群众情绪的一无所知。
        此外，这些访问让流亡藏人增强了信心：他们看到藏人的生活水平很低，经济发展差，宗教和经院制度几乎被全毁了。他们还发现，尽管藏人群众经历了二十年的共产党宣传，但仍然虔诚地信奉达赖，认为他是藏人的领袖。这让流亡藏人们坚信：西藏应该按照藏族的价值标准，由藏人统治。在流亡藏人的国际支持的历史低潮期，增强了他们独立的信心。
        北京的对外政策（与达赖对话）伴随着新的对内政策：北京试图通过改善西藏的经济状况，以及满足西藏人的民族感情来解决西藏问题。
        1980年5月，党总书记胡耀邦和副总理万里前所未有的亲自来到西藏进行调查，以此决定西藏工作会议的方针是否需要修改。他们的所见所闻显然令人失望，发现事实比他们预期的还要差。胡公开宣布在西藏进行宽松的六条改革，其中一些观点非常突出：
         (1)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行使民族区域自治的自治权力……在统一领导下的自主权不能被废除。有必要充分地、独立地行使这一权力。那些不符合西藏情况，以及不利国家团结、发展生产的东西要摒弃或修改。自治区应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行使自主权，可以根据西藏的特殊情况放弃某些法律法规，保护民族自治和其特殊的民族利益。
         (2)……和全国其他省自治区相比，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明显较低。这一情况显示，西藏人民的负担必须大幅减轻。接下来几年内，对西藏人民实行免税、免征购……取消各种捐税。不得征用群众做无偿劳动。农牧民的产出必须以协商价格购买或进行物物交换，满足双方需要；取消他们的征购配额……
         (3)在所有经济问题上，西藏采取特殊的、适合西藏情况的灵活政策，包括农业、畜牧业、金融业、商业、手工业和通讯业，以期加快西藏经济发展速度……
         (4)在坚持社会主义大方向的前提下，要大力地、充分地发展藏族的科教文化事业。藏族人民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绚丽的文化。藏族文化举世闻名，包括佛教，音乐、舞蹈，以及医药和戏剧；我们要认真地研究和发扬藏族文化。所有忽视或弱化藏族文化的思想都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在继承和发扬藏族文化方面做出成绩。
       西藏的教育事业进步不够。考虑到西藏的特殊情况，我们要努力在西藏设立大学，中学和小学。部分文化失传，寺庙中的佛教经典被毁，我们要尽力保护、整理和研究它们。在藏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应学会说、写藏语。这是必须的，否则他们就会脱离群众。爱护少数民族群众决不是空谈。我们要最终藏族人民的风俗习惯和历史文化。
         (5)要正确执行党的民族干部政策，要极大地加强藏汉族干部的亲密团结。……未来两到三年内，西藏自治区政府职能部门的全职藏族干部要占到三分之二以上。     
          这样的公开言论令人瞩目，据说比起秘密报告和胡耀邦对党内干部的讲演，这还算温和的；在内部讲演中，胡将中国在西藏的二十年努力比作把钱扔进了拉萨河。
          胡耀邦和中共中央的决定，放弃了文化大革命的强硬同化政策，回到毛泽东50年代的更加注重民族敏感性的策略。新政策包含两个主要部分：
(1)民族方面——鼓励复兴藏族宗教文化，包括大量使用藏语，用藏人干部代替大批汉人干部，从各方面使得西藏自治区更加藏族化；
(2)经济方面——暂时免去税收和“低于市场价”的征购，发展基础建设，以促进西藏经济发展，提高藏人的生活水平。
          但是，北京不再愿意想50年代那样，允许一个分离的，非共产党领导的拉萨政府存在。这就是胡耀邦指的“在统一领导下”。尽管藏族文化、语言和民族性要增强，工作在西藏的汉人要求学习藏语；但是藏人必须通过藏族共产党干部，在党中央的指导下，实施自治。从北京的角度看，和解意味着达赖喇嘛返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西藏。
         新政策试图矫正文革时期对藏人犯的错，赢得藏人的信任和支持。这些变化也试图回应海外的批评，同时告诉西藏的藏人，成为中国的一部分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这都不仅仅是宣传。中国政府在1980年后紧接着的这段时期实施了胡的政策的若干方面。整个西藏个人宗教活动大范围复苏，（在一些限制条件下）庙宇重新开放，新的儿童僧人涌进这些寺庙，传统得以复兴。要求在商店和官方建筑上用藏文标志，公共机构被指示和人民打交道时使用藏语，藏族干部的人数增加，制定计划以提高藏文教育水平，大批汉族干部离开。不仅欢迎流亡藏人回来访问，藏族居民也可以出国探访他们的亲戚。
6。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西藏
（3）1978年后（第二帖）
          随着对内政策的形成，北京同时继续其对外政策，和达赖喇嘛接触。1979年－1981年期间，双方的非正式会谈继续。1981年7月28日，胡耀邦在北京秘密会见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时讨论了西藏问题。在这次会见中，胡提出和达赖喇嘛和解的五点方针：
1. 中国已经走上新的时期，政治能够长期安定，经济能够不断繁荣，各民族能够更好地团结互助。达赖喇嘛应该相信这一点。
2. 达赖喇嘛和他的代表，应该开诚布公地和中央政府交往，不要捉迷藏。1959年的事件我们不要再纠缠了。
3. 中央政府真诚欢迎达赖喇嘛和跟随他的人回来定居。我们欢迎他们回来的目的，是欢迎他能为维护国家统一，增进汉藏民族和各民族的团结和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做贡献。
4. 达赖喇嘛回来定居后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照1959年以前的待遇不变。至于西藏他就不要回去了，西藏的职务就不要兼了。当然他可以经常回西藏去看看。我们对跟随他的人也会妥为安置，只会比过去更好一些。
5. 达赖喇嘛什么时候回来，他可以向报界发表简单声明，声明怎么说由他自己定。
           达赖喇嘛及其官员面临的问题是在这些会议上如何回应中国。中国的五点方针尽管提出了一些妥协，但对于达赖喇嘛和其官员来说，甚至考虑一下其可能性都非常困难。二十年来，西藏流亡政府立场强硬，坚持西藏完全独立的权力，而把中国共产党描绘成没有一丝人性或者一点诚实的野蛮的、不值得信任的暴君。如果突然显示出愿意回到西藏，生活在中国共产党政府治下，仅此一条就能轻易破坏达赖喇嘛和其流亡政府在流亡藏人中的形象，降低其支持率。
           流亡领袖同时也担心，历史是否会认为他们是叛徒，永远放弃了西藏的独立权利。这是个富含感情的话题，难以以一种成本效益分析和现实政治的方式来进行理性分析。西藏谈判团的一个成员回忆到：他发现自己很难对中国谈判对手笑一笑，握个手。突然之间，西藏问题已超越了国际竞技场上的“表述”之战——达赖喇嘛及其官员手握流亡藏人的命运，他们不得不谨慎衡量他们的决定对流亡藏人下一代的潜在影响。
           令问题更复杂化的是“民族西藏”的未来地位。流亡政府已深深地承诺重建一个“大西藏“，这是上一个西藏政府的努力目标（就在在1913－1914年的西姆拉谈判中），也对此寄予厚望；但是这对流亡政府尤其重要，因为大量流亡藏人来自那些藏区。自1959年以来，达赖喇嘛努力将不同地区的藏民团结到一个社区中，同时也将重建”大西藏“作为基本政治目标。
          然而，大西藏的目标完全无视政治现实。西藏已有一个多世纪未统治这些四川、青海、甘肃和云南的大片地区，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已有大量移民移居，包括汉人和非汉人（回族），很难想象北京会将这么大一块地方拱手让出。但是，如果达赖决定不追求”大西藏“的目标，则会失信于流亡的东藏人。和放弃独立一样，这也是一个有高度争议性的议题，一旦外界得知达赖喇嘛愿意考虑此事，无疑会永久破坏流亡藏人的团结。
         除了以上限制和解的条件之外，另外一个因素是流亡领袖们的观点。他们从某种意义上，感觉自己占了上风。他们派出的参观团的访问显示：西藏的大多数人民仍然拥护达赖喇嘛，因此他们觉得在谈判桌上有一个强有力的筹码——藏人的忠诚。因此，尽管中国有强大的力量，西方政府对西藏独立支持缺缺，他们仍感到中国不可能在没有他们的情况下解决西藏问题。这一点多少有点简单化和天真，但是对1982年的达赖喇嘛和他的高级官员而言，这已足够支持他们保持强硬态度，不进行任何妥协，甚至有压力认为不要与北京在谈判上谈判达成任何共识。他们认为时间在他们一边
         最后，达赖的代表团提出：和谈讨论不涉及达赖喇嘛回归的具体问题。对于他们的政治地位，流亡藏人代表仅给出了一个简单的说法：如果中国愿意让台湾“一国两制”，西藏期望更多。
         达赖的态度令北京感到失望。他们本希望流亡政府准备好以友好坦率的态度来讨论他们回归的细节问题，但流亡藏人并未打算接受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下的西藏。结果，这次历史性的会谈在解决西藏问题上一无所获，相反，北京严重怀疑和达赖喇嘛和解的可能性。
        1982年会谈之后，流亡领袖继续攻击中国的政策和在西藏违反人权，这样的攻击往往超越了实际情况反应的事实。例如，指控中国进行种族灭绝。
6。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西藏
（3）1978年后（第三帖）
         尽管北京严重怀疑和达赖喇嘛和解的可能性，但也不愿切断和达赖喇嘛的谈判。1984年，藏人代表和中国的第二次面对面会谈在北京举行。在这次会谈上，藏人带来了准备好的谈判方案。他们声明，达赖喇嘛拒绝中国的五点方针。他们自己的具体建议包括：“建立一个非军事化的，全面内部政治自治的大西藏。”这样的表态，显然从一开始就不会有结果。北京无意讨论西藏的真正政治自治。他们期望提高西藏的稳定与安全，而不是把西藏的政治控制让渡给流亡的“敌人”去搞乱西藏，更不用说还要控制大西藏。一方面，达赖及流亡领袖们误判了他们自己的优势和北京愿意达成协议的限度；另一方面，他们只是不想接受任何让步。中国的不妥协态度令他们既生气又失望，从感情上也无法相信他们能够生活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之下。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下，达赖喇嘛访问北京和拉萨的建议不了了之。
         中国则继续推行其对内政策，到1985年末1986年初，西藏加强了胡耀邦所说的自治状况。在这一状况下，大部分官员应该是藏人，自治区的官方语言是藏语。此外，新任的西藏党委书记伍精华不是汉族，而是少数民族（彝族），意味着下一任党委书记可能是第一位藏族党委书记。伍精华随即做出姿态，表现出他和政府尊重西藏文化，例如，在节日穿着藏装。他还创造一种气氛，支持西藏语言和文化的发展。因此，至少在藏族干部和知识分子看来，拉萨处在一种有希望的气氛中。
         然而中国仍然要承认，西方人所知道的言论和集会的政治自由，在西藏和中国其他部分都是不允许的；但是，允许西藏文化和宗教在一个藏人占绝大多数的地区发展繁荣，已经跨了很大的一步。越来越多的流亡藏人持“海外华人”签证访问西藏，大部分到国外探访亲属的藏人也回国了。
         达赖和流亡领袖于是发现自己处于尴尬境地。他们很清楚，北京无意让西藏享有另外的政治制度，更不用说独立。他们也很清楚，北京正沉浸在某种成功感之中，感觉其改革很可能会赢得，即使不是藏族人民的心，最少也是他们的胃。在拉萨和农村地区，公社被解散了，物质生活极大地改善了。同时，中国的经济能力和国际声望不断增加，美国在亚洲的主要目标是加强其与北京的战略关系。因此，流亡政府面临着真实威胁，其在西藏问题中的角色可能被边缘化。
          达赖及流亡领袖于1986～1987对此做出回应，他们发起新的政治攻势——这是他们的“国际游说运动。”一方面，他们寻求新的西方政策和经济手段，来给北京带来压力迫使北京做出让步；另一方面，给西藏的藏人以希望。85年后，达赖喇嘛越来越多获得西方支持来解决西藏问题，实质上，想把藏人的注意力从他们的胃转向他们的民族心。
          在达赖的“国际游说运动”中，美国政府是这场新的攻势的中心。美国在藏人五六十年代的困难时期给他们提供了最多支持。但是，当美国放弃围堵中国，转而采取缓和政策时，对西藏的直接援助结束了。西藏问题即使从边缘上都不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上文说过）。
         现在流亡政府的新攻势，对准了美国外交策略的软肋——国会，寻求重新获得美国的积极支持。这一策略的关键创新是，第一次由达赖喇嘛将流亡藏人的政治讯息带到美国和欧洲，特别是在政府论坛上。此前，他仅以宗教领袖的身份旅行和讲演。在西方支持者、捐赠者、美国众议院同情者和国会助理的帮助下，他们发起了一场为流亡藏人的事业赢得美国支持的运动。本质上，此运动重新定义了西藏问题的意义，从国家利益的政治转向美国的核心价值观——美国对自由和人权的意识形态的承诺。其目标是创造一种动力：引导美国去支持西藏，因为这是热爱自由的美国人的正义事业。
        1987年，运动获得了几个主要突破。9月21日，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人权小组第一次发表其政治演讲。这是一次精心准备、措词强硬的讲话，他谈到，西藏在中国入侵时是完全独立的。达赖喇嘛将这次入侵称为中国对他的国家的非法占领。特别的，他说，“虽然西藏失去了自由，不过按照国际法，今天的西藏仍然是一个被非法占领的独立国家。”这次演讲也提出严重的人权侵犯指控，两次指控中国对西藏人民进行“大屠杀”。
     
        美国众议院通过议案，谴责西藏的人权侵犯，指示总统表达对西藏的同情，敦促中国和达赖喇嘛进行建设性谈判。
       虽然国会的议案比起早已放弃的1960年克里斯蒂安?赫脱的立场要弱得多，而且仅是“国会的认识”，但是达赖仍将其看成是一个重大的胜利——以此为起点，国会将驱动建立新的美国对藏外交政策，积极寻求西藏问题以对达赖喇嘛有利的方式解决。于是，从此以后，美国再次活跃在西藏问题之中，尽管是通过国会而不是国务院或行政分支。
       达赖在国际政坛上频频露脸，活跃于各个国家演讲中国的“暴行”，得到广大西方国家的认同和支持，成功地推动了西藏问题的国际化，他自己也在这个过程中成为国际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达赖在1989年获“诺贝尔和平奖”。比起40年前那个不会说英语，也不懂得西方政治的达赖，真让人感叹如今的达赖竟如此懂得玩弄和利用西方政治为自己服务！
1989年达赖14获诺贝尔和平奖 6park.com

6。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西藏
（3）1978年后（第四帖：87-89年拉萨发生的四次骚乱及其原因）
        达赖喇嘛在美国的活动在拉萨广为人知，并获得了急切的呼应。藏人经常收听美国之音和BBC中文广播，中国政府也在当地媒体上宣传抨击达赖喇嘛的访问。1987年9月27日，也就是达赖喇嘛在华盛顿第一次演讲不到一周的时间，拉萨哲蚌寺的民族主义僧人们举行了一次政治性示威，支持西藏独立和达赖喇嘛的建议。他们开始沿着内转经道（bogor）前进，这是一条主要的转经道（环绕神圣的拉萨大昭寺）和主要的藏人自由市场。几圈后，警察还没有出现；于是他们沿着一条主要道路向西藏政府前进。他们在那儿被捕。
        第一次骚乱：
        10月1日上午，另外一队二三十个僧人在拉萨示威，表达他们对达赖喇嘛的支持，以及对先前示威者的支持，并要求释放他们。警察马上把他们监管起来，开始殴打他们。一群藏人聚集在警察总部外面，要求释放这些僧人；不久以后，示威升级为全面骚乱。最后，人们放火焚烧了警察局，一些车辆和商铺，警察（包括藏人警察）向人群开火，大概有六到二十个藏人并打死。
         事后北京表示出一些和解的姿态：1988年初，10世班禅喇嘛被派到西藏，授权做出一些让步，试图平息那些僧人，让1988年2月的藏历新年和祈祷大法会顺利进行。计划是，如果僧人们参加祈祷大法会，并在以后关心宗教而不是政治，将给僧人们切实的财政补偿，放松限制。1988年1月26日西藏政府释放了59名僧人，做出善意的姿态，而仅羁押了15名僧人。接下来，在哲蚌寺的大会上，班禅喇嘛告诉僧人们，政府将拨款拉萨三大寺（哲蚌、色拉和甘登）人民币两百万元（500,000美元）。
        第二次骚乱：
        1988年3月5日，藏历新年和祈祷大法会的最后一天，   当喇嘛们举着弥勒菩萨(Maitreya)塑像的仪式完成时，一个僧人向坐在典礼上的一排官员叫嚷，要求释放被关押的一名僧人。一个藏人干部叫他闭嘴，他和其他僧人立即反驳说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就这样，正当所有人认为法会平安无事的度过时，局势失控，潜伏的愤怒酿成了拉萨的第二次骚乱。
        第三次骚乱：1988年12月僧人在国际人权日上的示威爆发了拉萨第三次骚乱。
        第四次骚乱：1989年3月5日，拉萨的藏人继续进行民族示威，酿成第四次骚乱。
       在这个关键时刻，北京终于意识到西藏正在逐步失去控制，采取了强硬手段控制局势，在西藏宣布戒严。
       骚乱之因：
       为什么在中国采取其缓和、照顾敏感民族情绪的改良政策之时，会发生这一系列骚乱呢？思考其原因是很有启发的。
       
       1。示威部分上是被达赖及其流亡领袖鼓动的。僧人们的示威是为了对抗中国在拉萨的批判宣传，并展示对达赖喇嘛在美国提出的新建议的支持。至此，僧人们为此感到骄傲，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支持达赖喇嘛代表西藏在西方做出的努力。
       2。影响藏人态度的另外一个因素是，他们用中国政府制度的框架来理解美国发生的事情。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具有最高权力，所有的事情都通过它决定。 因此拉萨的藏人自然而然地认为，美国国会议员的支持代表了美国政府对达赖喇嘛和西藏独立的支持。因此，很多拉萨的普通藏人相信，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人权小组的发言是西藏历史的一个转折点；美国——在他们眼中是世界头号军事强权——将很快强迫中国“解放”西藏。西方的事情通过短波电台传播，在决定藏人特别是拉萨人的态度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3。文革10年对传统宗教和文化的毁灭性破坏。  
       4。参与这四次骚乱的藏人多为59年废除农奴制后出生的藏人。这一代人没有经历过农奴的悲惨生活，对中国政府的感激之情没有上一代人深刻；相反，他们却从记事时候起就经历文化大革命，亲眼所见中国政府对西藏本土文明的摧残。到80年代末期，这一代人正是30岁左右的青年，他们的经历正逢这个热血澎湃的年龄段，让他们成为了骚乱的主力军。
       5。中国政府坚持迅速发展西藏经济，这一政策制造了一些新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自1984年以来，汉族和回族大量涌入西藏。
         而这一过程的开始，并不象达赖指控的“汉族人口大迁移”那样——是一个中国精心策划的方案，想用汉族“殖民居民”来“淹没”西藏。而是政府意图迅速发展西藏经济的结果。这些发展项目支付的大笔资金导致了一个巨大的经济连锁反应，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汉族建筑工人，其存在又创造了对新的中国餐馆、商店和其他服务业的需求。官方也了解其中的弊病，实际上1984年西藏党委曾试图禁止青海的汉人和回人进入西藏。但是西藏对木工、泥瓦匠和其他技术工人有着巨大的需求，这种现实需求使得禁令无法执行。汉族商人和工匠的成功给临近省份送去了西藏有利可图的信息；这一信息每年又带来了更多的汉人和回人。今天，连汉族乞丐都到拉萨来找生意。拉萨的大部分藏人对这些情况感到不满：汉人逐渐控制了当地经济，从他们手中抢走了工作机会。藏人想要经济发展，但却不想以拉萨和西藏的民族特性和人口构成的变化为代价。
        自从1951年“解放”以来，文革的伤害让当地藏人感觉痛苦和愤怒；加速的经济发展项目更加加剧了藏人的这种感觉，也破坏了藏人对改革正面影响的态度和感情。除此之外，藏人的注意力更加集中到民族问题上——西藏有太多的汉人，他们谋取了太多利益。这种局势反过来又加强了藏人的无力感，以及对汉人主导的权力滥用的反感。
       6。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北京不愿意给藏人所要的全面的文化和宗教信仰自由。自邓小平上台后，佛教迎来了新的复兴，很多一度繁荣的寺庙，例如哲蚌寺，也恢复了其作为宗教中心的功能。但是，在这方面还是有很多限制，例如限制僧人的总数。这些限制激怒了僧俗群众：西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实践自己的宗教和文化，却需要得到异族中国价值系统的允许。而在北京看来，这些限制是有意义的，因为那些寺庙是激进民族主义和藏 独活跃分子的温床。让那些寺庙的规模和财富增长，只会增强那些致力于挑战中国在西藏地位的人的力量。
      7。在这种气氛中，藏人伟大文明的精英象征——僧人——提供了点燃怒火的催化剂。
       总之，究其骚乱爆发的原因，本质上是藏人压抑的不满和愤怒的自然而然的爆发。这不是拒绝1980年改革政策，而是对1959年以来，藏人被强权毁坏文化的意外反应。当藏人看见警察殴打手无寸铁的僧人，他们的民族热情爆发了。他们不是针对贫穷的物质条件，而是发泄对过去的不公正和对现在的不满。
      拉萨的藏人的态度和感情很矛盾。一方面是压抑已久的愤怒，不满和沮丧；另一方面，文化、语言和经济条件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用钻研的眼光看，达赖喇嘛在美国的新的成功给他们提供了除了中国统治的另外一个现实选择——他们希望，有了达赖喇嘛的工作和美国的力量，独立彷佛就在眼前。
6。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西藏
（3）1978年后（第五帖：达赖与中国政府的较量）
        来自美国国会的新的支持，以及西藏发生的示威和骚乱，令流亡藏人们下结论：他们认为积聚了需要的关键力量，可以给北京施压以达到他们政治自治的目标。
        1988年4月，中国宣布如果达赖喇嘛公开放弃独立目标，他可以居住在西藏（而不是北京）。两个月后，1988年6月15日，达赖喇嘛在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in France)对欧洲议会的讲话中对此做出回应。这标志着他对返回西藏的条件的第一次公开阐述。其主要内容包括：
        整个的西藏(包括民族藏区和政治西藏)应该变成一个自治的民主政体，这个民主政体应于西藏人民为其共同福祉和保护自己及西藏的环境而统一的法治基础上与中国共同建立。
        中国政府应负责西藏的外交。西藏政府应透过其外事单位，在宗教、商业、教育、文化、观光、科学、体育和其他非政治事务上与外界发展并维持关系。西藏应该加入与这些方面有关的国际组织。
        西藏政府应建立于基本宪法之上。这个基本宪法应该授权西藏的民主体制政府……这表示西藏政府将有权决定所有有关西藏人民和西藏的事务。
        由于个人自由是任何社会发展的真正根源和潜能，西藏政府应完全恪遵全球人权宣言以确保包括言论、机会和信仰在内的这些自由。其中宗教是西藏国家认同和深藏在每一个藏人心中的精神价值的根源之一，西藏政府应特别加以保护和发展。
        西藏政府应设立于拉萨，应该有一个经由民选选出的行政长官、一个两院制的立法机构，和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
        西藏的社会和经济体制应该取决于西藏人民的医院，并特别注重提升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准。
        我们应该召开区域性的和平会议，以确保西藏的非军事化。在和会召开、中立化和非军事化达成之前，中国得在西藏维持数目严格限制的军事设施，这些设施的存在应该完全为了防卫的目的。
         达赖喇嘛表明他已准备好和中国就此建议进行谈判，并宣布其谈判小组成员，其中包括一名荷兰籍法律顾问。
         斯特拉斯堡建议不寻求完全独立，但是它也不接受中国政治制度下的有限自治。如其说它呼吁给西藏新的地位，还不如说它支持回到清朝统治下的自治权。达赖喇嘛可以接受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但是中国应对西藏事务基本没什么权力。因为这份建议基本上早在1984年秘密会谈中就已提交给中国，所以对中国而言没什么新东西。但是，这次讲话的重要性在于：达赖喇嘛第一次公开宣布：独立是个不现实的目标；如果能够按照他的意思完全自治，他愿意接受西藏作为中国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一个勇敢的建议，这份建议在流亡藏人政治圈内掀起了波澜，很多人批评它是背叛。
           这份建议同时是个有效的政治策略。因为邓小平和其他高官多次重复说，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现在这份建议把北京放在了一个困难的位置。显然，拒绝这份建议会显得北京不讲道理，同时也提升了达赖喇嘛一个政治家的国际声望——为了达成永久性的和平愿意做出妥协。
           起初，斯特拉斯堡讲话将北京陷入混乱。从基本面上看，中国领导层并不愿意接受这个妥协方案——达赖不提独立而改为完全自治，但是这种自治比独立少多少？北京的强硬派认为这只不过是达赖耍的政治手段，玩的文字游戏。但是同时，内部也有意见认为，至少要给外部一种愿意讨论斯特拉斯堡建议的印象，因为它没有要求独立。最后，在开始表现出一些兴趣的信号之后，强硬派的观点占了上风，斯特拉斯堡建议被认为是独立的一种隐蔽方式而被拒绝。
          回顾一下历史，不说中国怎么可能允许成立一个大西藏，单说在中国当时的内部局势下，北京怎么可能让藏人享有西方民主式的自由？达兰萨拉在谈判队伍中包括了一名西方顾问，这不必要地刺激了中国，让后者认为受到了外部干涉。最终谈判没有进行。
         在此局势不断恶化形成僵局之时，西藏第二大活佛——班禅喇嘛——于1989年1月28日突然逝世，他的死给双方带来一个和解的机会。
        中国方面希望打破和达赖喇嘛的僵局，由佛教协会邀请达赖喇嘛来北京参加班禅喇嘛的葬礼，想借此机会让达赖喇嘛和中国高层领导非正式地讨论政治局势。中国方面相信达赖喇嘛比他的那些顾问们更缓和，直接与达赖会面可能会打破僵局。一个例外的机会突如其来地出现在达赖喇嘛面前，他可以访问中国，而不用理清那些复杂的政治问题。
        
        但是达赖喇嘛和其高官不愿意接受这一邀请。流亡藏人的强硬派官员们担心，在和中国高层面对面的讨论中，达赖喇嘛可能会接受比他们所想的更多的妥协。他们认为目前的一切局势显然对他们有利，流亡领袖们劝说达赖喇嘛不去冒这个险，拒绝了邀请，并告诉中国佛教协会，他们已在达兰萨拉（Dharmsāla，是印度北部喜马偕尔邦的一个城镇，为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治中心和驻地。因此，达兰萨拉时常以“小拉萨“闻名；在中文语境中，达兰萨拉往往是西藏流亡政府的代名词。）举行了适当的仪式来悼念班禅喇嘛。后来很多人回顾起来，认为这是1978年后丧失的最重要的机会 。 
        其间，1989年西藏的局势进一步恶化。拉萨的藏人继续进行小的民族主义示威，并在1989年3月5日酿成第四次拉萨骚乱。在这个关键时刻，北京终于认识到西藏正在逐步失去控制，采取强硬手段来镇压动荡局面，走出了激烈的一步，在西藏宣布戒严。
       1989年北京受到的另一个大挫折是达赖喇嘛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海内外的藏人都认为那是一个胜利——一个间接的但是强有力的声明：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合法的，这是一个信号，全世界都在身后支持达赖喇嘛和中国的斗争。最后，1989年发生了天安门事件。尽管这一事件和西藏的形势没有直接联系，藏人一般对所谓的“汉人”事务不感兴趣，但是天安门事件无疑在中国激起了更强硬的政治政策。
      
        到1989年底，北京在西藏的内外策略处于一片混乱之中。除非中国愿意放弃西藏的直接政治控制，接受斯特拉斯堡建议，否则流亡藏人将继续他们的国际游说活动，鼓励更多的西藏内部示威和新的国际谴责。达赖喇嘛重新夺回了主动权，他的国际建议成功地把局势扭转过来，北京在国际国内两个战场都处于被动防守。
达兰萨拉位置图

 
6。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西藏

（3）1978年后（第七帖：两个11世班禅）

        1989年1月28日，十世班禅喇嘛在西藏逝世，中国政府同意选择新的班禅喇嘛。因为此事和西藏有关，选择过程应按照西藏传统和规范，以确保新的转世灵童在西藏的宗教合法性。同时，考虑到政治需要，北京需要在寻访过程中明确反映中央政府在挑选转世灵童上的权威，而且下一任的班禅喇嘛必须在中国找到。为了达到这两个目标，北京的策略是，由前任班禅喇嘛主寺（扎什伦布）的喇嘛和僧官们组建一个“传统的”藏人寻访队伍，授权他们按照古老的传统习惯（梦境、预兆、形迹和寻找）来确定数个转世灵童“候选人”，把候选人的名字写在象牙签上，放入“金瓶”，再在中央政府的见证下，从“金瓶”中抽出一支签，此签就确定正式的转世灵童。这一金瓶挚签的习俗起自1792年清朝皇帝乾隆。

        北京一开始并不想有达赖参与，但是考虑到新任班禅喇嘛的合法性，后来试图和达赖喇嘛在寻访上达成某种共识。（历届新班禅和新达赖都要经过在世达赖和班禅的认可，自乾隆皇帝后也要经过中央政府的认可。）此时北京的态度是，如果达赖喇嘛愿意合作，当然最好不过了；但是如果达赖喇嘛不合作，中国也能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

        达赖喇嘛也于1991年3月送了一封信给新德里的中国大使馆，说他愿意在寻访过程中提供帮助；从1990年到1993年，他的大哥嘉乐顿珠在不同场合劝说中国政府，让达赖喇嘛参与进来，让他派遣喇嘛到西藏帮助寻访。
 
        北京默许寻访小组的负责人，扎什伦布寺的恰扎活佛和达赖喇嘛取得联系。1993年7月17日，恰扎活佛趁嘉乐顿珠访问北京之时，托他转送一封信给达赖喇嘛。这封信用了传统的西藏手卷格式，提及达赖喇嘛时使用了最尊贵的措词，信中向达赖喇嘛祈福，希望他帮助迅速选择班禅喇嘛；也就是说，请求达赖喇嘛在选择过程中的合作。

        从藏人的角度看，达赖喇嘛认可信的班禅喇嘛至关重要，因此恰扎活佛继续非正式地和达赖喇嘛通讯。到1994年底，寻访队伍汇编了“候选灵童”列表，第十一世班禅喇嘛将从中选择；恰扎活佛给达赖喇嘛一封信，信中列出了25名候选灵童的详细资料（包括照片）。他还通知达赖喇嘛，种种迹象表明，其中一名男童——根敦确吉尼玛(Gendun Choekyi Nyima)——是真的转世。；1995年初，达赖喇嘛检查了这些资料，同意恰扎活佛的结论。2月初，达赖喇嘛给恰扎活佛回信，说他的占卜结果也确认了根敦确吉尼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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