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年间清朝皇帝为了隔绝台湾和大陆的联络决定迁界禁海。沿海迁界的过程是怎么进行的呢？是不是象现在的三峡移民那样，先安置好移民的落脚，给予适当的资金补偿，然后再一步步把居民迁移出去？不是的！沿海迁界的过程许其说是移民，不如说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屠杀和掠夺。
按照当时人的记载“勒期仅三日，远者未及知，近者知而未信。逾二日，逐骑即至，一时跄踉，富人尽弃其赀，贫人夫荷釜，妻襁儿，携斗米，挟束稿，望门依栖。起江浙，抵闽粤，数千里沃壤捐作蓬蒿，土著尽流移。”
翻成白话，就是限期三天迁移，距离远的人根本来不及知道消息，距离近的人就算知道了消息，也不相信。过了两天，军队骑兵就到，于是富人全部抛弃自己财富，贫穷的人拿着锅子带着妻子儿女，全部流离失所，从江浙到广东福建，沿海数千里肥沃的土壤全部变成了荒野蓬蒿。
可以想象，就算现代的人从筹划搬家到实施，具体运作准备，也绝对不是三天里就能完成。然而当时中国的沿海居民，就是在这样没有任何预兆准备的情况下，在清廷统治者的淫威逼迫下，迁离故土，凄惨悲苦的情状不问可知。


当时人的描述是“令下即日，挈妻负子载道路，处其居室，放火焚烧，片石不留。民死过半，枕藉道涂。即一二能至内地者，俱无儋石之粮，饿殍已在目前。……”
也就是迁的时候，沿海居民就死了超过一半，剩下百分之二十不到的人，就算能够到内地，离饿死也不远了。
迁的同时，就是烧。“稍后，军骑驰射，火箭焚其庐室，民皇皇鸟兽散，火累月不熄。而水军之战舰数千艘亦同时焚，曰：‘无资寇用。’”烧房子，烧战舰，也确实是做的彻底。
对于不肯迁移的居民，就是一个字“杀”。清廷统治者，和它的爪牙走狗，在这方面从来就是不手软的
“初，（广东香山县）黄梁都民奉迁时，民多恋土。都地山深谷邃，藏匿者众。”“……计诱之曰点阅，报大府即许复业。愚民信其然。际盛乃勒兵长连埔，按名令民自前营入，后营出。入即杀，无一人幸脱者。复界后，枯骨遍地，土民丛葬一阜，树碣曰木龙岁冢。木龙者，甲辰隐语也。”
不仅烧房子，杀人民，就连树木青草也不房过。

当播迁之后，大起民夫，以将官统之出界，毁屋撤墙，民有压死者。至是一望荒芜矣。又下砍树之令，致多年轮囷豫章、数千株成林果树、无数合抱松柏荡然以尽。……三月间，令巡界兵割青，使寸草不留于地上。”
至于为什么要砍树，要对果树松柏都斩尽杀绝，大约意思也是为了防止海上的反清复明力量利用吧。清廷统治者残暴的彻底性和想象力确实是可以令人叹为观止的。只可惜在明朝时访问中国的那些西方传教士记载下明朝中国广大沿海地区到处鸟鸣林幽，果树松柏成群，富裕繁盛的景象在满蜻的统治下是灭绝了。


迁界的过程当然伴随着画界，立界，守界。“先画一界，而以绳直之。其间有一宅而半弃者，有一室而中断者。浚以深沟，别为内外。稍逾跬步，死即随之。”
清廷甚至对河流也不放过，其凶悍程度确实旷古未有“
清政府为了防微杜渐，对入海的河流一律发兵把断，河中钉立木桩，防止舟船透越。如福建省，‘其入海之水曰潘渡河、曰铜镜河、曰廉村河、曰洋尾河、曰大梅河、曰赤头河、曰云霄河、日开溪河，皆断而守之’。苏北兴化县白驹场原来建造了闸口四座，按照旱涝情况调节淮扬一带的河水入海。尽管‘白驹场离海甚远，并非沿边地方’，清政府也悍然下令填塞，‘以致水无所出，淹没田亩’，使水利变成了水害。”
甚至连一个就在大海中的海南岛，满清也硬是要让岛上居民与大海隔离起来，全岛“边周环立界二千七百里，惟海口所津渡往来如故，自余鱼盐小径俱禁断不行”。
敢于出界的人都杀无赦，看看当时的记载，确实有触目惊心的感觉，“每处悬一牌，曰：敢出界者斩！”“越界数步，即行枭首。”“着附海居民搬入离城二十里内居住，二十里外筑土墙为界，寸板不许下海，界外不许闲行，出界以违旨立杀。武兵不时巡界。间有越界，一遇巡兵，登时斩首”。《南明史》上特地举了一个莆田县黄石千总张安的例子“每出界巡哨只带刀，逢人必杀。……截界十余年，杀人以千计”。同书上引用屈大均《广东新语》说广东省的情况，“东起大虎门，西迄防城，地方三千余里，以为大界。民有阑出咫尺者执而诛戮。而民之以误出墙外死者又不知几何万矣。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
“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清廷的残暴确实到了极致程度，只不解为什么为祸惨烈到如此程度的事件，却一直被有意的忽略掩盖不提？



沿海迁界实施了二十多年，大部分的时间都处于康熙的统治之下，如果开头几年，还和康熙没有关系，那么剩下的时间，康熙就是首要的罪魁。此人一面冠冕堂皇的大谈“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另一面却恰恰在他统治下开始修建所谓界墙。原先沿海迁界不过是木栅、篱笆为界，土墙为界，而正是到了康熙统治下，开始正规的大兴土木修筑界墙，真是打算把中国包在里面，彻底和海洋隔离。下面是《南明史》的记载
“（康熙七年）正月奉文，着南北洋百姓砌筑界墙，从江口至枫亭。墙阔四尺，高六尺，每户计筑二丈一尺。界口起了望楼一座，遇海另筑界堤。”
“关于沿边设兵戍守的堡塞，福建称之为寨、墩，广东称之为台、墩。大致情况是：‘界畛既截，虑出入者之无禁也，于是就沿边扼塞建寨四，墩十数，置兵守之。城外乡民按户征银，照丁往役。……一寨之成，费至三四千金，一墩半之。拷掠鞭捶，死于奔命者不知凡几矣。’‘寨周阔百六十丈，墩周阔十丈不等’。‘五里一墩，十里一台，墩置五兵，台置六兵，禁民外出’。”
当时的人卢若腾在诗中说：
“天寒日又西，男妇相扶携。去去将安适？掩面道旁啼。胡骑严驱遣，克日不容稽。务使濒海土，鞠为茂草萋。富者忽焉贫，贫者谁提撕？欲渔无深渊，欲畊无广畦。内地忧人满，妇姑应勃溪。聚众易生乱，矧为饥所挤。闻将凿长堑，置戍列鼓鼙。防海如防边，劳苦及旄倪。既丧乐生心，溃决谁能堤。”
其中这两句尤其精彩“闻将凿长堑，置戍列鼓鼙。防海如防边，劳苦及旄倪。”一个“防海如防边”，真是把清廷凶虐离奇的程度，刻画的淋漓尽致。用“防海如防边”对照一下康熙冠冕堂皇的伪善言辞“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岂不是有一种格外荒诞滑稽离奇的感觉么？岂不是应该让那些热烈颂圣，对满蜻皇帝功德眷眷无穷的无耻文人活活羞愧死么？

“福建总督姚启圣在一份奏疏中说：‘在当日原因福建海贼猖獗而议迁界，又因贼势蔓延止迁福建一省之界不足困贼，故并迁及广东、浙江、江南、山东、北直五省之界，是迁五省之界者其祸实始于福建之郑贼也。’按照这个记载，当时奉诏迁海的共有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六省（按现在的分省还包括了广西、海南二省沿海地区）。”
也就是从当时人的见闻以及清廷制定的官方政策来说从北方的辽东一直到中国最南方的广西海南都沿海迁界的范围内 。根据现在学者估计当时死亡人数至少在300万以上。





《南明史》中引用当时人的记载，广东的情况是“
民被迁者以为不久即归，尚不忍舍离骨肉。至是飘零日久，养生无计。于是父子夫妻相弃，痛哭分携。斗粟一儿，百钱一女。……其丁壮者去为兵，老弱者展转沟壑。或合家饮毒，或尽帑投河。有司视如蝼蚁，无安插之恩；亲戚视如泥沙，无周全之谊。于是八郡之民死者又以数十万计。”
康熙四年，李率泰在遗疏中也说：“臣先在粤，民尚有资生，近因迁移渐死，十不存八九。”李率泰本身是清廷的官吏奴才，他当然没有任何将情况故意夸张的动机。而且注意，这是他的遗疏，也就这些话只有在他明知自己快死的时候，才敢大着胆子写下来。所谓的“近因迁移渐死，十不存八九”，也就是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民都死掉了，这对照前面屈大均所说的“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便可以知道并非夸张虚语。按照他们的说法，蜻廷的沿海迁界是自从有广东这个地方来，生灵遭受的最大的惨祸，这话恐怕不仅适用于广东，也同样适用于整个中国。


       清朝海禁的后果是在以海禁、文字狱等一系列配套策略的配合实施下，完全摧毁了中国文化的发展道路，废弃了明末以来形成的传统主动海防观念，其残暴，已经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扼杀了中国的海洋贸易，国内工商业的发展。清政府的既定政策，对中国在整个十八十九世纪的落后屈辱历史负担有主要的责任。